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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幕府末期日本政府就提出了“征韩论”。

以后，明治政府继承了幕末“征韩论”。

概况 简介 征韩论(日本语：せいかんろん 朝鲜语：정한론)是日本明治时期，当时的日本政府高官西乡隆盛等人提出的出征朝鲜，用武力打开朝鲜大门的政治主张。

并为在军事现代化改革中失去特权的旧武士牟取生计，解决国内不断严重的失业问题。

1868年刚刚经过明治维新而走上道路的日本政府内部，发生了一场有名的关于对朝鲜政策的争论。

以急进派军人板桓退助、江藤新平、西乡隆盛等人为首的军国主义分子或主张立即出兵侵略朝鲜。

或，向朝鲜派驻大使，如朝鲜无礼则举兵席卷朝鲜全国。

此议遭到主张先整顿内政、暂缓对外兴兵的缓进派岩仓具视、大久保利通等人的反对和压制。

背景 在日本国内，丰臣秀吉两次侵朝的失败一直被作为“民族的耻辱”，日本武士阶层时刻以“征韩”、“复仇”为己任。

1857年，美国人佩里率舰队打开了日本的门户。

此后，日本国内一批革新势力开始致力于推翻幕府统治，在日本建立新秩序，使日本富强。

维新先驱吉田松荫曾这样勾画成为强国后日本的国际战略：“现在要加紧军备，一旦军舰大炮稍微充实，便可开拓虾夷，封立诸侯……责难朝鲜，使之纳币进贡，一如古时强盛之时。

北则割据中国东北的领土，南则掠取中国台湾及菲律宾群岛。

” 明治政权建立之初，在几项内外政策上发生失误，国内暴动不断。

同时，由于日本国内资源匮乏、市场狭小、社会购买力有限等诸种客观条件的限制，使得日本经济的发展受到制约。

因此，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日本政府大力整伤军备，准备对外侵略扩张。

希望借发动对朝鲜的战争转嫁国内危机。

代表人物 首倡者：木户孝允 西乡隆盛、板垣退助、江藤新平、后藤象二郎、副岛种臣、木户孝允、、井上馨和等。

历史诱因 对危机是征韩论提出的历史诱因。

对马岛是东亚海上的要冲，位于朝鲜半岛和日本之间，扼朝鲜海峡门户，倍受欧洲列强的注目，特别是沙俄。

后，俄国在东北亚的扩张活动更引起了英国警惕。

因此，英国对日本的对马岛产生了兴趣。

1859年12月，英国军舰“阿克特恩”号闯入对马海岸测量水情，英国驻日本箱馆领事霍奇森建议英国海军在对马岛建军事基地。

沙俄得知此消息后，于1861年3月13日，派军舰“波萨得尼克”号，开入对马岛的芋崎浦，俄舰舰长彼里列夫更以修理军舰为借口，要求允许其在此停泊。

不久，俄舰又驶进日本内海古里浦，并不顾对马藩吏的制止，强行测量水情，伐木建造营房、粮库、医院，实际上已将该地占领。

同年5月，彼里列夫一面向对马藩厅大肆渲染英国对于对马的野心，一面要求租界土地和谒见藩主。

对马藩当局急忙报告幕府，日本幕府立即派外交长官小栗前往交涉，要求该舰撤走。

然而，俄舰拒绝撤出对马。

幕府求援于英国舰队。

英国政府认为对马岛被俄国占领不能容忍，要求“波萨得尼克”号撤走。

1861年8月，英国驻日公使阿礼国公开表示:英国政府对俄国军舰开进对马不能袖手旁观。

随后，英国东印度舰队司令官霍普海军中将率两艘军舰驶入对马。

迫于英国的军事压力和国际舆论及对马岛民的英勇奋斗，9月2日，俄舰被迫撤出对马。

对马危机使日本充分认识到了对马海峡和朝鲜半岛在近代东北亚国际事务中的战略地位，随着日本幕府对朝鲜事务的重视，一部分人便开始策划“征韩论”。

从而导致了日本政府“征韩论”的出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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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日本对外侵略史，西乡隆盛都会成为“”重要人物。

按一般说法，西乡隆盛不惜以自身性命为赌注挑起战端，“征”伐不愿开国的朝鲜，然而却遭到大久保利通反对，认为应先重视内部事务。

双方争执之下，西乡隆盛在明治六年(1873)带着支持者下野。

日本绘制的征韩论论证的明信片 “征韩论论争”在明治初年极富盛名。

有认为西乡隆盛代表旧士族利益，反对新体制废除武士特权;有联系到岩仓使节团(1871-1873)出海旅行，恰好西乡隆盛与下野者都是“留守组”，大久保利通等胜利者是“外游组”，便认为“留守组”趁着“外游组”不在的时候违反规则、擅自开展改革，引起双方矛盾。

各家说法虽有道理，但通过近年日本史学界解读，以上说法多少都存在问题。

征韩论作为一种侵略思想确实存在，但西乡隆盛也确实不是征韩论的主导者，“征韩论论争”引发的“明治六年政变”充斥着吊诡色彩。

西乡隆盛书信真意 还要从文本入手：西乡隆盛写文首那段话，究竟是为什么。

明治五年(1872)9月，明治政府接收对马藩管辖的釜山“草梁倭馆”，改名“大日本公馆”，改派外务省官员负责对朝贸易。

然而朝鲜与日本江户幕府200多年来仅维持“通信”关系，加之草梁倭馆所有权属于朝鲜政府，只是借用给日本商人，日本这一举动也被认为极为无礼，日朝关系陷入紧张。

明治六年(1873)5月21日与31日，“大日本公馆”驻勤的外务省官员发电东京，提到由于三井组商人冒充对马商人遭到检举，朝鲜政府极力管制公馆的贸易活动，朝鲜还张贴告示，要求日朝贸易恢复为经由对马商人的“通信”制度，顺手揶揄是“崇洋媚外”。

紧张背景下，日本正院(相当于内阁)举行数次审议。

参议(相当于内阁成员)板垣退助提出派遣一个大队(营)士兵前往朝鲜保护日本侨民与公馆，太政大臣(相当于首相)三条实美更提出派遣两个大队，西乡隆盛反对，提出派遣使节谈判。

，西乡隆盛就在7月29日先给板垣退助写了封信。

文首语就在下面这段话的后面。

“一旦派兵进入，对方必会要求退兵，那时如果不宣布退兵就等于开战端。

窃以为这就与初心有所不符，无异于酿成战祸，应立即先派使节前往为宜。

若如此，对方还有暴行之事，那我们也就有了征讨之名”。

由于西乡隆盛“使节论”提到未来可能“出兵”，长期被认为是“征韩论”打个伏笔，期待朝鲜将自己杀掉以后能有大义名分。

然而问题在于，朝鲜即便愤恨日本无礼之举，也并没有威胁到草梁倭馆的日本官商人身安全，“朝鲜会杀掉日本使者”并不存在必然性。

从信件上下文来看，西乡隆盛明显是反对出兵，只是为了劝服板垣退助而不得不有所迎合，提出若“”可以有理有节，若真有“暴行”、“暴杀”也可再兴兵进攻。

西乡隆盛 按照西乡隆盛在正院审议发言，自己会身着“乌帽子”、“直垂”等日本传统礼服前往朝鲜谈判，这时候“如派遣陆海军前往朝鲜国”会让朝鲜官民产生“疑惧之心”，与“吾朝廷最初对朝鲜国的德意相违”。

由于西乡隆盛思路最为理性，8月17日，正院审议决定，派遣西乡隆盛作为使节前往朝鲜商议贸易事务。

纵观西乡人生经历，多少可以发现一些规律。

幕末第一次长州征伐(1864)时，西乡隆盛两度主动作为使者进入敌阵，用自身诚意劝服长州藩投降;(1868)期间，西乡隆盛更出面与幕府方面的胜海舟达成协议、促成江户无血开城，后来又促成庄内藩和平归附。

综合既往表现，西乡隆盛即便在拥有军事优势情况下也倾向于和平解决，更何况日本军事力量也没有显著强于朝鲜，内政改革仍是一团糟，很难想象一向谨慎的西乡隆盛会成为“征韩论”追捧者。

那这么一个明显没有“征讨”意味的决策，又为何会酿成“明治六年政变”呢? 还要从岩仓使节团回国说起。

诡异的对立 虽然当代常以“开眼看世界”、“日本欧化第一步”来评价岩仓使节团，但在时人眼中，这次使节团出访是一次不折不扣的外交失败。

明治4年(1871)7月出发的岩仓使节团并不仅是一次游历，其出使主要目的是寻求与欧美列强修改不平等条约。

结果刚到美国，使节团就发现“条约改正”只是日本一厢情愿，美国无意取消对日本的不平等政策，甚至无意与日本使节团进行礼仪之外的交涉，使节团副使木户孝允在日记中感叹：“今日之事总之有失轻率，不可不为将来所慎。

” 岩仓使节团 首站美国告负，岩仓使节团陷入尴尬，只得将主要任务从“条约改正”修改为考察各国国情，最终使节团的出访时间累积为20个月，超出原计划近乎一倍。

出于对使节团失去信心，除正使岩仓具视(右大臣)一直带队之外，副使大久保利通直接在明治6年(1873)5月底回到日本。

历来认为，“外游组”大久保利通归来以后发现“留守组”在国内激进改革，造成大量政治事件，便认为“留守组”违反了“大事要等外游组归来再办”的约定，进而在朝鲜出使问题上与西乡隆盛对立。

然而事实上，这段时间大久保利通不但没有过问政治，反而在8月16日前往关西旅游散心——第二天恰逢正院下令，允许西乡隆盛出使朝鲜。

不仅大久保利通，事实上7月回国的副使木户孝允也没有理会朝鲜问题，而是把精力投在解决长州阀内部事务上;9月13日岩仓使节团大部队归来以后，岩仓具视本人更与三条实美一起忙着重组政府。

一直到10月初，主要政界人士并不认为西乡隆盛出使朝鲜是个大事，也就谈不上什么对立。

事实上，当时新政府最主要矛盾集中在佐贺阀与长州阀之间。

岩仓使节团外游期间，佐贺阀的司法卿江藤新平先后查处长州阀的陆军大辅(陆军大臣)、大藏大辅(财务大臣)井上馨所涉丑闻，长州阀连失重镇，藩阀整体有消亡之虞。

岩仓使节团归国后，长州阀就希望立即启用大久保利通，进而将江藤新平等人逐出参议行列。

只是大久保利通沉浸在使节团失败阴影里，一直不愿重归政界，局势僵持下来。

这时候，西乡隆盛与朝鲜问题便成为这对矛盾的破解良方。

按照最早计划，西乡隆盛预计在9月20日启程出使朝鲜。

但岩仓使节团归来以后忙着处理“未决百事”，一直到9月底都无人过问，西乡隆盛便前往诘责三条实美。

具体指责内容不甚明了，但9月28日三条实美给岩仓具视的信件提到“朝鲜事件，西乡非常急迫，昨天说的话很让人痛心”;岩仓具视立刻在9月30日拜访西乡隆盛，也遭到一通痛斥。

由于三条实美性格犹豫不决，岩仓具视又对朝鲜问题不了解，西乡隆盛这么一诘问反而让两人产生压力，不知应该如何处理，只得与长州阀商议。

为了提升大久保利通回归政界的重要性，长州阀开始向三条实美、岩仓具视夸大“出使朝鲜”的危险性，让这两位公卿意识到现今政府内部无人能够阻止西乡隆盛，必须请回大久保利通，辞退支持西乡隆盛的参议(主体为江藤新平)。

事实上如今将“遣韩”等同于“征韩”的既定思维，最早也来自于长州阀这番宣传。

10月8日，岩仓具视与三条实美亲自邀请大久保利通回归政界;10月10日，大久保利通提出“请书”，表明自己“尊奉(三条、岩仓)御旨趣而只得从命”，尽力将出使朝鲜一事延期处理。

从这一时点开始，本为制衡佐贺阀而复归的大久保利通，却阴差阳错负责起处理西乡隆盛出使事件。

10月12日，大久保利通进入正院就任参议，“征韩论”之争也迎来高潮。

“背锅侠”西乡隆盛 10月14日正院审议开始。

西乡隆盛针对出使朝鲜的方案加以说明，大久保利通则提出著名的“征韩论反对七条”来反驳，以“遣韩”=“征韩”逻辑出发，认为目前还没有做好战争准备，要求使节延期出行。

但由于西乡隆盛反复说明出使只为“增进友谊”，大久保利通的论辩有些站不住脚。

随即江藤新平发言：如果相信“朝鲜有可能野蛮杀害西乡”，那么战争必然无法避免，那么从根本上就不应该提出“遣使延期”，而是“不再顾及西乡的反对，停止遣使，并决定讨伐朝鲜，若能如此倒也是另一条道理”。

换言之，如果相信日朝关系已经到了必然“暴行杀害”的地步，那么大久保利通提出的建议应该是全面准备战争，而不是延期;既然提出“延期”一说，那就证明大久保利通本身也并不认为朝鲜一定会杀害日本使节。

日本画家绘制的正院审议锦绘 这番论辩本身虽然精妙，但也将“征韩论论争”上升到派系层面：毕竟江藤新平才是大久保利通与长州阀的真正目标，现在他跳出来支持西乡隆盛，那就更不能让出使朝鲜成功——然而现在已经找不到能驳倒西乡隆盛的理由。

10月15日审议中，西乡隆盛认为已经说完想说的话，便没有出席，而是改为提出了一封“始末书”，详细阐述自己对出使朝鲜的看法： “之前审议曾有人提议派遣护卫兵一个大队前往(朝鲜)，但我提出派兵绝不是好事，很有可能引发战争，这与我们最初想法相违背，因而只是提出公开遣使……即便对方有可能断交而派兵组织，若不能确实了解其意，那么仍然说不上是尽人事”。

话说到这个份上，全场便无法提出异议，大久保利通也沉默下来，当日正院审议正式批准西乡隆盛出使朝鲜。

有别于西乡隆盛坦荡取胜，大久保利通却颜面尽失，一怒之下递上辞呈。

为留下大久保利通，岩仓具视旋即将全部责任推给三条实美，宣布要辞去右大臣职位。

三条实美看到局势突变，自身难以承受而暴病，不久后去世，太政大臣一职便交给岩仓具视代理。

这场争论表面上是“征韩论”，内在基础却是清除佐贺阀，一旦“征韩论”没有压下去，政治结果便是佐贺阀继续坐大。

岩仓具视便借“代理”之机公然违反议事规则，将正院决议(出使朝鲜)与“自己意见”(出使延期)各修书一封呈给，仰赖“圣断”;同时修书大久保利通，要他防范西乡隆盛向明治天皇“直诉”。

明治维新虽然号称“”，追求“天皇亲政”，但实际运作中并未有任何议案实际由天皇决策，而是由明治元勋议论完成，天皇予以形式追认，这也为日后君主立宪制打下基础。

把这件事上交天皇，岩仓具视是摆明要尽全力阻止西乡隆盛，以挽救大久保利通的政治生命。

10月23日，西乡隆盛并没有“直诉”，而是要求辞去一切职务。

在胜负未分的这个时点，西乡隆盛并不是因败而退，反而更像是以退为进，以辞职来给天皇传息。

不过天皇还是无法忽视公卿岩仓具视的意见，只得在10月24日要求出使延期。

既然天皇公开推翻正院决议，就等同于对全部参议发出不信任信号。

按惯例，全部参议均提出辞职，手握选择权的岩仓具视便批准西乡隆盛、江藤新平等5名参议辞职，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等人则保留下来。

不惜以赶走老友西乡隆盛为代价，大久保利通歼灭了佐贺阀核心江藤新平，长州阀得以保留实力，这为日后山县有朋、两位大佬统治日本打下了坚实基础。

身披明治元勋霞光，西乡隆盛的都难逃政治捭阖，他本身也容易成为“背锅侠”。

这次出使问题被扭曲成政治路线冲突，他背起“征韩论”之锅;后来他回到鹿儿岛开设“私学校”，也被反对新政府改革的旧士族看中，背起“西南战争”之锅，最终在城山走完了自己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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