蛟龙号，号称我国最先进海洋探测潜水器

自幼跟从祖母读书，11岁随祖母、父亲赴吉林探望祖父，寄留北国5年。

16岁由吉林到南京，未几随家人奔陕西，经两湖达广东。

18岁回家，第二年再到南京，至此寓居下来。

25岁时嫁于宣城秀才詹枚，婚后夫妻感情融和。

然而当他们风华正茂之际，这位我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女科学家突患重病，死时只有30岁，世人无不为之动情而惋惜。

聪明好学、博学多才的王贞仪，对天文、数学、气象、地理、医学、文学等颇有研究，著作有50多卷。

她在病重期间，嘱丈夫詹枚把自己所写的文稿托付好友钱九英筹资刊印。

钱九英也是当时的才女，她不负所托，将王贞仪的大部分著作印制出来。

现存有《岁差日至辨疑》、《地圆论》、《日月五星随天左旋论一、二、三》、《月蚀解》及《德风亭初集》等。

王贞仪一生“于书无所不窥”，“于学无所不闻”，“夜坐观天星”，经过“无日夕焉、无寒暑焉、无寝食焉”地刻苦自学，她不但通晓我国古代的《》，而且能解读明末清初由西方传入国内的自然科学书籍，尤其爱读天文数学家梅文鼎的历算著作，是传承中唯一的女畴人。

我国古代将天文、历法和数学合称“历算”，而把从事历算的人称作“畴人”。

据《畴人传》记载，自古至清(代)共列畴人400人，其中清代占了近一半。

此时历算之所以复兴，除外来文化的影响和清政府改历的需要，还有就是梅文鼎作为一代历算宗师，所起的“开山之祖”的作用。

梅文鼎与王贞仪相距半个多世纪，她虽未能得宗师的授业解惑，但在继承梅文鼎“学贯中西"的学术思想上，王贞仪以自己的历算成就表现得相当出色，因此学术界定她为女天文学家。

在《岁差日至辨疑》中，她阐述爱国古代发现“岁差"(即常说的回归年比恒星年每年约短少许)比西方早，但为什么发生“岁差”?古代历算家没有统一认识。

王贞仪在接受西方天体力学知识后，分析认为是春分点沿黄道向西缓慢移动而引起的。

正如她自己所说“中西固有所异，也有所合”，应当兼用并取。

王贞仪在自己的文集中陈述着：人出生之后是男是女，只是性别不同，不存在聪明与愚笨的差异，男人能做到的事，女子同样能做到。

女子不如男人，那是因为没有接受同等教育的后果。

男女“务学同一理”都有学有所成的可能。

她直面批评 “妇人女子不当以吟咏诵读为事”、“唯作食缝纫为务”的世俗偏见。

“尝以雄心胜丈夫”，“谁言女儿不英雄”，少年时代的王贞仪就学会骑马射箭，遇到技术之事，就亲自动手做实验。

哈佛大学图书馆藏《德风亭集》 据说，宣城文人世家詹枚在南京求学时，就特别欣赏王贞仪的诗词，俩人有着共识，随后有情人终成眷属。

王贞仪常常痛斥搞封建迷信的人。

她认为“看风水”完全是骗人的鬼话。

她问道如果看地葬坟，得风水好的，使子孙得高官厚禄，那么这些风水先生死后的葬地如何，自己的子孙又过得怎样呢!她坚信个人努力对个人成长的作用，不信风水的好坏这神鬼的保佑。

她的这些崇尚科学反对迷信的言论，直至今天仍然有着现实的意义。

据宣城县志记载，末期这里连年水旱灾害，人民深受饥饿之苦，已在宣城生活三年多的王贞仪，对此深表同情。

时为观察史的陈三辰，不仅，却与夫人方觉如把大量金银用于寺庙，王贞仪对此大为愤慨。

方夫人写了一本颂佛的《心经》请她作序，俩人虽为好友，但她拒绝此事，并当面指责说，你们夫妇长期过着奢侈无度的生活，而今荒年在急，人困于饥饿，富厚财物，理应多支公赈，然贵夫妇却把从民间剥夺来的钱俩，用于修寺庙、奉香火、这怎能说是作《心经》行善事哩!真正做好事，是要资助那些嗷嗷待救的乡亲啊! 热心传播科学知识，是王贞仪一生活动中最具社会价值的一面。

她在《地圆说》中，提出6条理由证明地球是圆形。

就是说：①人们依罗盘指示向东行走，或泛舟大海，或舍舟登陆，只要坚持方向不变，必有一天回到原出发点。

②向北方行走，看见北极星渐高，至北极，北极星正在天顶。

③登高望远，登得越高，望得越远。

④望船驶出港口，近处见船身，远处见船桅，渐渐地船进入大海。

⑤月蚀之时，地球在月球上呈现圆影。

⑥在东方看见日出比西方早，“东方日中”，“西方夜半”。

王贞仪还回答人们又一个提问：大地既然象个大圆球，为什么在地球下面和两侧的人能直立行走，而不掉下或侧卧在地面上?她说那是因为地面上的人和物都受着地球庞大的引力所支配，人们所说的上和下，是以朝地心的方向为下，与之相反的方向为上。

懂得这个道理，就自然理解住在地球上的人们，头皆为上，脚皆为下，顶天立地，悠然自得。

在二百多年前的封建社会里，一个女子有如此的真知灼见，实为难能可贵，这对批判当时还残留的“天圆地方”错误认识，提供了有力的科学依据。

她为了证明月蚀的原因，就在自家的屋梁上悬一盏灯做太阳，以小圆桌面为地球，镜子为月亮，一次又一次地移动悬灯的高低，镜子和小圆桌面的距离，以视二者之间的变化。

她的演示使围观的亲友和邻居，都能懂得发生月蚀的道理。

王贞仪在宣城时，有一年她对农家说，今年将有涝灾，应该种高杆作物。

隔了一年她又对农家说，今年将会有旱灾，应该种早熟作物。

后来她的话果真应验了。

农家不解，她就解释：她看见蚂蚁群从洼地纷纷移往高阜，推测这一年有涝灾;观察到天空中的云常常呈现鱼鳞状，没有出现圆锥形的雨云，就推测将会有旱灾。

此后，她的邻居外出，或者要做什么事，常常问她天气情况，她回答是晴是雨大致没有差错。

“谁言女儿不英雄”，清代女科学家王贞仪，生当中国封建社会末期，女子无疑会受到更多的压迫和岐视，然而她却，大胆提倡男女平等，热心传播科学知识，她那才华横溢又英年早逝的传奇人生，常常为后人赞颂不绝，清代著名学者钱大昕称她是“之后，一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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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数千年的时间，并没有为我国带来巨大的社会进步。

尤其是15世纪以来，西方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大航海运动，进而掀起了资本主义政治浪潮以及工业革命等一系列改变人类历史的巨大进步后，我国仍然在专制皇权的制度下蹒跚前行，一直到1840年英国殖民者用坚船利炮打开我国国门。

那么问题来了，历史上极其辉煌灿烂的我国，为何在建立至灭亡的2000多年时间里，没有实现更大的社会进步呢?小编认为有以下原因: 1、改朝换代打破了历史传承 频繁的改朝换代，是我国古代社会难以获得长足进步的重要原因。

虽然导致改朝换代的频繁战争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技术的革新，但在农业社会，这种技术进步不仅幅度很小，而且也无法大面积推广应用。

而相比于可怜的技术进步，改朝换代对历史传承的负面影响却是极其深远的。

因为几乎每一个新王朝，都需要经历休养生息、励精图治、走向盛世，然后盛极而衰的王朝兴衰过程，留给一个王朝更进一步的时间实在很短很短。

即使是享国将近300年的，其也不过50年左右时间。

所以德意志哲学家尔才说:”东方大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

黑格尔的话虽然不中听，但确实反映了我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些典型特征。

而且从我国古代频繁改朝换代的历史事件可以看出: 推动改朝换代的，不是先进文明对落后文明的碾压。

恰恰相反，更多时候点燃改朝换代星星之火的，是那些代表落后的底层农民阶级，在历步中被淘汰的落第者，一向被中原王朝鄙视的边疆落后蛮夷等等。

尤其是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他们还要经历更多的时间完成封建化进程才能达到前朝的技术水平，而这时基本已经过了该王朝的兴盛期了。

所以频繁的改朝换代，使我国社会保持了数千年时间的原生态。

2、特殊环境限制了技术发展 从秦始皇统一六国开始，中原王朝发展的核心区就基本固定。

这一区域北有大漠阻挡，西有青藏高原、横断山脉阻隔，唯有西北方向狭窄的与外界相通，而这条走廊随时可能被北方的游牧民族或青藏高原势力切断。

在海洋文明没有崛起之前，我国是真正的文明孤岛。

一般而言，没有频繁的对外交流带来的文明碰撞，社会进步不可能真正产生。

虽然自以来，我国陆续开辟了陆上和海上，但这种侧重于商贸交易和朝贡往来的交流，并没有为中原王朝带来真正的文明飞跃。

因为在古代大部分时期，中华文明要远远超越其他地区，我国的文明输出比文明输入更占主流。

这还不是最要命的，在这片相对封闭的核心区域，诞生了封闭的小农经济，这种生产力形式虽然生产力水平低，但能够自给自足，完全符合统治者的需要。

而且除自然环境外，它的发展要求还超乎寻常的低，只要统治者不过分剥削，这种生产力形式就能够和野草一样在任何适应农业发展的土地上茁壮成长。

而我们知道，农业文明带来的科技，只能是经验型科技，即先实践后有科技成果，例如我国的。

不过农业实践水平的感人，直接决定了我国文明整体程度低下和进步缓慢，而且像数学等与农业文明不直接相关的学科，更被视为异端。

相比之下，西方自大航海时代诞生的商业文明，诞生了促进社会飞跃发展的技术型科技，近代数学、化学、物理、生物等科学的发展，为近代科技革命打下坚实基础，推动了工业革命的产生。

而这些在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我国，是根本不可能出现的。

所谓明朝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能够进入资本主义的意淫，想想就好了。

3、阶级固化阻碍了社会进步 虽然早在2000多年前就喊出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豪迈宣言，向固化的社会阶层发出了强势挑战。

但数千年的古代历史发展过程中，我国不但没有实现社会阶层的流动，反而更加固化。

从秦始皇建立秦朝到设立军机处，我国用数千年的时间完成了专制皇权的空前加强以及中央集权的登峰造极。

统治者将越来越多的权力握在自己手里，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底层出现更多的陈胜吴广。

而且随着改朝换代的不断进行，即使历史上那些成功的陈胜吴广们，也会成为新的地主阶级，再次走上加强皇权和中央集权的老路。

自战国时期形成的地主和农民阶级对立的社会结构，是我国自建立以来，经过数千年文明演进过程后总结出来的社会结构形式。

这种形式最大限度地保证了社会的稳定，实现了地主和农民阶级的双赢。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只要地主阶级做的不是太过分，自觉劳动且逆来顺受的农民阶级，不会选择铤而走险推翻地主阶级的统治。

4、治国策略绑架了思想繁荣 地主阶级为巩固自身统治，会大量重用介于地主和农民阶级之间的士绅阶层，士绅阶层是知识分子等拥有一技之长的人，他们可能来源于农民但地位高于农民，他们协助地主阶级管理农民阶级，是地主阶级的代言人。

而地主阶级为提高士绅阶层的积极性，以孝廉制、及科举制等选拔方式吸纳士绅阶层成为新的地主阶级。

而为了巩固对士绅阶层的控制，地主阶级摒弃，提倡儒家思想，推行思想大一统，使士绅阶层成为没有思想的忠实走狗。

而没有思想的彻底解放，想要实现社会的巨大进步简直是天方夜谭。

而且，在人治思想的古代，任何一个古代统治者都不希望百姓变得更聪明。

以大一统思想控制并笼络士绅阶层，本质是为了更好的推行愚民政策。

当所有的社会精英都被地主制定的选拔机制纳入统治核心。

那么被剩下的百姓，只能在愚昧的社会环境中打转。

他们见过的最高行政长官不过而已，他们平时的活动范围，就是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当社会无法出现思想繁荣，进而带来底层民众的觉醒，想要实现真正的社会进步，不是不可能，而是根本不可能。

所以我国古代历史的极度繁荣，和近代以来面对的挨打屈辱，实在不是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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