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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四人身逢中西交撞、新旧过渡的大变革时代，他们或接受先进思想意图变法强国而被杀，或大志未酬郁郁而终。

谭嗣同 谭嗣同，清末四公子之一，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维新派志士，“”之一。

谭嗣同早年曾在家乡湖南倡办时务学堂、南学会等，主办《湘报》，又倡导开矿山、修铁路，宣传变法维新，其父谭继洵时任湖北巡抚。

1884年(十年)，谭嗣同离家游历直隶(今河北)、甘肃、新疆、陕西、河南、湖北、江西、江苏等省，观察风土，结交名士。

《马关条约》签订后，满怀忧愤的谭嗣同在家乡努力提倡新学，呼号变法图强。

之后更与康有为等联合各地举人发起。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6月11日，光绪颁布《定国是诏》，决定变法。

下诏授给谭嗣同和林旭、刘光弟、杨锐四品卿衔军机章京，参与变法。

但这次变法在为首的守旧派的破坏下仅历时百日就宣告失败，被囚禁于中南海瀛台。

谭嗣同在浏阳会馆被捕，之后在北京宣武门外的菜市口刑场英勇就义，年仅33岁。

同时被害的维新人士还有林旭、杨深秀、刘光第、杨锐、康广仁，六人并称“戊戌六君子”。

丁惠康，清末四公子之一，字叔雅，号惺庵，广东丰顺人，清末藏书家，福建巡抚丁日昌之子。

其父丁日昌历任江苏布政使，江苏巡抚，福州船政大臣，福建巡抚，总督衔会办海防、节制沿海水师兼理各国事务大臣。

是中国近代的风云人物和中国近代四大藏书家之一，雅好藏书，为官之余，搜罗古刻善本，不遗余力。

丁惠康20岁赴京读书，结交名流谭嗣同等人，忧国伤时，研讨方略。

其父“持静斋”所藏之书10余万卷，他尽发而读之，悉数被其继承。

曾仿莫友芝、江标所辑《持静斋书目》之体列，撰《清经籍志》，惜未成而卒于1909年。

陈三立 陈三立，字伯严，号散原，江西义宁人，清末四公子之一，湖南巡抚陈宝箴之子，近代同光体诗派重要代表人物。

陈三立出身名门世家，为晚清维新派名臣陈宝箴长子，国学大师、历史学家陈寅恪、著名画家陈衡恪之父，有“中国最后一位传统诗人”之誉。

他于1892年壬午乡试中举，历任吏部行走、主事。

1898年戊戌政变后，与父亲陈宝箴因支持变法一起被革职。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北平、天津相继沦陷，日军欲招陈三立担任伪职，陈三立为表明立场绝食五日，不幸忧愤而死，享年85岁。

吴保初，清末四公子之一，字彦复，号君遂，晚号瘿公，安徽庐江人，是淮军将领、广东水师提督吴长庆之子。

光绪十年四月，吴长庆病逝于朝鲜军中，清廷以其次子吴保初袭职主事。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补授山东司主事，旋派充贵州司主稿、秋审处帮办，任职期间不畏权势，力平董裕氏冤狱。

甲午战败后因上书提倡变法而去职，前后，他著文痛论阻挠新法之害。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东渡日本，赋诗寄慨，忧伤国事。

宣统三年春南归上海，于二年(1913年)春病逝，葬上海静安寺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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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着容易做起难，不然，为何历代都难以跳出外戚或宦官专权这一怪圈呢? 去世之后，太子即位，是为。

成帝时代，被逐出朝廷，宦官势力急剧弱化。

但汉成帝荒淫奢侈，个人品德远不及元帝，而优柔寡断却过之而无不及。

有史家说：“汉治陵夷，始于元帝，而其大坏则自成帝。

”究其原因，就是成帝过于倚重外戚，权柄被外戚掌控。

王政君的八位兄弟(除王曼早逝外)无不位高权重，其中五人居然同日被封侯;子弟分别为卿、大夫、侍中、诸曹，占据要职，遍布朝廷。

外戚得势，专横跋扈，骄奢淫逸，政治日益腐败。

西汉政权最终，以致外戚取而代之。

后来，经过重新洗牌，政权又落入皇裔手中，王朝得以建立。

不过，东汉免不了重复西汉的故事，几位有为君主开创“中兴”局面之后，继任君主又开始重用外戚与宦官，到了桓、灵两帝时期，宦官与外戚两股势力已将国家折腾得，不可避免地，从而进入战乱频仍的时代。

直观上看，西汉的衰败始于汉元帝，因为他在位时宦官专权。

若要深入思考，就会发现病灶其实源于，或者说是汉武帝埋下宦官专权的祸根。

汉武帝后期，为了强化皇权专制，同时，兼顾个人享乐，特地建立中书尚书制度，任用宦官担任中书令，朝位在丞相之上。

从而降低了丞相的地位，削弱了丞相的职权，进而形成“内廷”与“外朝”，重大事项由“内廷”决策，外朝只是奉旨行事。

这样的制度安排显然不合理，但汉武帝是颇有雄才大略的强人，可以收放自如，宦官职权再大，只能牵制丞相，而不能动摇他的权威，如同孙悟空跳不出如来佛的手心。

后来汉昭帝即位，有强势的执政，也不会出问题;聪慧睿智，刚柔相济，也能掌握大局。

然而，汉元帝优柔寡断，过于宽厚，重用宦官的问题就不免暴露出来。

石显之所以“议论常持故事”，就是秉承武帝时故事或先例，为自己擅权寻找法理依据。

同理，汉武帝重用外戚不出问题，宣帝重用外戚也不出问题，而成帝重用外戚就出问题，关键在于汉成帝只是汉元帝式的常人，而不是武帝式的强人，宣帝式的英主。

综观历史，也不能过于责怪汉武帝做出那样的制度安排。

毕竟被宦官祸害的王朝不只是西汉、东汉。

除了宋朝，汉人所建立的大一统王朝，几乎都葬送于宦官手里。

秦朝急剧灭亡，宦官赵高无疑是罪魁祸首。

大唐分崩离析，病根在于宦官与藩镇两股势力。

走向衰败，也与宦官专权分不开。

有意思的是，太祖明确立下“宦官不得干政”的禁令，告诫子孙必须遵循。

而有明一代，宦官干政最为猖獗，为害最为剧烈。

所以，从更深层次反思，宦官干政问题，并不在于宦官本身，而应从根本制度(帝制)找原因。

毕竟宦官是依附皇帝而存在的，是倚仗皇帝而发挥作用的。

对于古代皇帝而言，稳固自身皇位是其核心利益，为此会有诸多顾忌。

重用皇族宗室，担忧他们觊觎皇位;重用，害怕出现权臣;而宦官是自己身边人，他们没有家室，似乎值得信任。

殊不知，宦官这种受过宫刑的特殊群体，人格与心理已然变态，重用他们势必带来更大危害。

遗憾的是，这样的故事在帝制时代不断发生，明知前朝因此衰亡，后世君主却仍旧效仿，重蹈覆辙。

回头再看汉元帝，既然在他前后都出现过宦官为害问题，那么就不完全是他个人原因。

如若国家兴亡仅维系于某一个人，说明这个制度安排有问题。

好的制度安排，即便是常人，也能进行有效治理。

而古代帝制，似乎只有明君或强人才能“治”，否则就会“乱”，这充分证明帝制本身有问题，毕竟明君或强人可遇而不可求，更多的是常人。

所以，要使国家处于长治久安状态，关键在于根本制度的安排。

只有构建科学合理的治理体系，并确保该体系有效运行，才能走出兴衰交替、治乱循环的怪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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