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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攻打宁远不下后突袭觉华岛的战役。

宁远之战时努尔哈赤攻击防守的宁远城不下，转而攻打觉华岛并取得胜利。

战役背景 宁远失败 努尔哈赤乘辽东明军易帅和匆忙撤军之机，亲统军约六万人(号称十三万)于1626年(明天启六年、后金天命十一年)直逼宁远。

此时孤城宁远守军不满两万，前有劲敌，后无援兵，形势险恶。

袁崇焕临危不惧，召集诸将议战守，决定采取坚壁清野之策，组织全城军民共同守城。

他在众将士面前刺血为书，誓与宁远共存亡，兵民为之感奋。

正月二十三日，后金军进抵宁远，袁崇焕命罗立等向城北后金军大营燃放西洋大炮，后金军伤亡甚重，被迫将大营西移。

正月二十六日，后金军继续围城，精于骑射的八旗将士，却被阻于深沟高垒之前，矢石炮火之下，难以发挥骑战特长，伤亡甚重，被迫撤军。

战场介绍 觉华岛有很好的地理优势与战略价值。

第一，位置冲要。

觉华岛悬于辽西海湾中，距岸18里，离宁远30里，居东西海陆中逵，扼辽西水陆两津。

觉华岛早在，已为开发，港口著名，其北边海港，称为靺鞨口，已为岛上要港，出入海岛咽喉。

明朝军用粮料，储之海岛，觉华岛成为明军的一个囤积粮料的基地。

既经营宁远城之筑城与戍守，又经营觉华岛之囤粮与舟师。

第二，囤积粮料。

芝麻湾(止锚湾)、笔架山、觉华岛为明军辽西海上囤积粮料的重要基地。

明广宁失陷后，御守重在宁远城，粮储则重在觉华岛。

觉华岛有一主岛和三小岛——今称磨盘岛、张山岛、阎山岛，共13.5平方公里，其中主岛12.5平方公里。

主岛“呈两头宽，中间狭，不规则的葫芦状，孤悬海中”。

这座囤粮城，依据踏勘，简述如下：“觉华岛明囤粮城，今存遗址，清晰可见。

城呈矩形，南北长约500米，东西宽约250米，墙高约10米、底宽约6米。

北墙设一门，通城外港口，是为粮料、器械运输之通道;南墙设二门，与‘龙脖’相通，便于岛上往来;东、西墙无门，利于防守。

城中有粮囤、料堆及守城官兵营房遗迹，还有一条纵贯南北的排水沟。

” 第三，设置水师。

明朝于觉华岛，在广宁失陷前，“独金冠之水兵运艘在”。

孙承宗出关前，即令龙、武两营，分哨觉华岛的防卫。

不久以国宁督发水兵，在觉华岛守卫。

明觉华岛的水师，仍由游击金冠统领。

其作用：一是守卫岛上的粮料、器械;二是配合陆师进图恢复辽东失地;三是策应宁远之城守——正如文献记载：“以筑八里者筑宁远之要害，更以守八里之四万当宁远之冲，与觉华岛相犄角。

而寇窥城，则岛上之兵，旁出三岔，烧其浮桥，而绕其后，以横击之。

” 由上，觉华岛成为明辽军与后金军的必据必争之地。

觉华岛激战的爆发，是在努尔哈赤兵败宁远之后，而衍化成的一场残酷的征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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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年间普遍实行。

其主要内容为废除人头税，客观上是对最底层农民人身控制的放松，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赋役制度的一次重要改革，将中国实行两千多年的人头税(丁税)废除，而并入土地税。

背景 历史背景 清朝入关之初， 战火仍在燃烧，百姓死伤流亡甚多。

明末天三年(1623年)，全国在籍人口尚有五千多万人，而到清八年(1651年)，却只剩下三千余万人。

明年间，在册耕地为八十多万顷，而到清顺治八年(1651年)，则只剩下五十多万顷了。

山河残破，经济凋蔽。

且阶级矛盾十分严重，国内大小起义暴动数十起。

清朝统治者为了招抚流亡，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缓和阶级矛盾，稳定社会秩序，巩固政权，毅然抛弃了关外的赋役制度，看中了前朝曾经小试过的“摊丁入亩”制度。

清初， 明代原有的户部税役册簿大量地毁于兵火， 清政府便以仅存的《万历条鞭册》为依据，进行赋役的征发。

在其征发的过程中，清朝统治者逐渐体会到了《万历条鞭册》中某些“摊丁入亩”措施的合理性，加之在康熙后期，国内土地兼并严重，“一邑之中，有田者十一，无田者十九”。

土地兼并又造成大量的人口流动，不少人丁聚而复逃，“丁额缺，丁银失，财政徭役以丁，稽查为难，定税以亩，检核为易”。

他们主张 “丈地计赋，丁随田定”，即实行“摊丁入亩”，以期通过采用赋役合一的办法来消除前弊。

土地确实是完整的、稳定的， 而人口却是变动的， 因此，按田定役或摊丁入亩的制度就比按人丁定役的里甲制度要稳妥和适用。

清朝也是顺应晚明的这种趋势， 即本着役法改革的精神，更为广泛地推行“摊丁入亩”，以用田编役之法逐渐代替了里甲编审制度。

清康熙年间，“丁随粮派”或以田摊役的地区，在全国全面颁行了摊丁入亩之制，饬令各省奉行。

这样，将丁役银负担从人口方面全面转向土地方面，以减轻贫民疾苦，稳定社会秩序、稳定财政收入的役法改革就势在必行了。

现实背景 自康熙二十年(1681年)平定“”后， 清王朝在中原的军事威胁已不存在， 但是其入主中原的政治合法性仍屡遭怀疑，这就是来自那些意图复辟明王朝的“遗老”们的非议与讥诋。

要彻底孤立他们，就需要政治、经济双管齐下，政治上高压震慑;经济上迂回徐进，先是频繁蠲免钱粮，继则“永不加赋”，借助宽松优容的赋税政策来固结中下层民众，瓦解“遗老”们的社会基础。

时至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的清圣祖玄烨已是武功文治集于一身， 自然也要彰显政绩，光大恩德。

玄烨本人就曾多次向臣下标榜自己的亲民爱民、体察民情。

如康熙四十二年(1716年)，他说：“朕四次经历山东，于民间生计无不深知。

东省与他省不同， 田野小民俱系与有身家之人耕种。

丰年则有身家之人所得者多， 而穷民所得之分甚少;一遇凶年，自身并无田地产业，强壮者流离四方，老弱者即死于沟壑。

”次年，他又说:“为民牧者若能爱善而少取之，则民亦渐臻丰裕。

今乃苛索无艺，将终年之力作而竭取之，彼小民何以为生?” 后来全面行摊丁入亩的雍正帝也常禀承先皇遗训，曾多次面谕群臣要勤政爱民，说他自己“勤求民瘼，，必延访体察，务期利民。

而于征收钱粮尤为留意，惟恐闾阎滋扰，此念时切于怀”。

雍正在其继位之初就曾向各省督、抚、司、道及府州县各官分别发布谕令，要他们把钱粮征收放在所负之责的首位，不得任意苛索。

且对直接征收钱粮的州县官谕令尤严，指出：“州牧县令，乃亲民之官，吏治之始基也。

至于钱粮，关系尤重，丝毫颗粒皆百姓之脂膏。

增一分则民受一分之累，减一分则民沾一分之泽。

前有请暂加火耗抵补亏空帑项者， 皇考示谕在廷，不允其请，尔诸臣共闻之矣。

今州县火耗任意增加，视为成例，民何以堪乎? 嗣后断宜禁止，或被上司察劾，或被科道纠参，必从重治罪，决不宽贷。

”这就是说，除了确保国家财政足额，亦强调其社会公正的维护和社会心理的引导，也就是通过宽免赋税的的政策来营造人心思定、人心思安的社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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