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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为了给福格艺术博物馆征集藏品，他曾两次率队前往中国，为福格艺术博物馆开展猎获和征集藏品之旅。

他脚蹬标志性的靴子，头戴斯泰森毡帽，蓄着时髦的胡须，一副的做派。

据说，他是电影《夺宝奇兵》的人物原型之一。

然而，从血统和教养上讲，华尔纳可不是放牛娃出身，他来自以血统为傲的波士顿家族。

他母亲的家族源于约翰·达德利爵士，他曾担任马萨诸塞湾的皇家总督。

父亲的家族源于罗杰·——签署过《美国》《美国联邦条例》《美国宪法》《美国权利法案》等美国法规的开国者。

华尔纳的叔父是乔治·霍尔议员(马萨诸塞州共和党)。

年轻的华尔纳进入哈佛大学后，玩赛船，担任文学杂志《哈佛大学鼓动报》编辑，加入了“速成布丁俱乐部”和“印章与编年史学会”，还获得过班级诗人的称号。

毕业后，他在纽约牡蛎湾家的院子迎娶了洛伦·德雷米科斯·罗斯福，她是美国总统堂兄的女儿。

19世纪90年代末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和中亚的大部分地区，成了相互竞争的国家开展艺术探险的决斗场。

欧洲和日本的探险队携带最先进的探测和照相器材，开始在中国西部细细梳理，尤其是沿着广为人知的古商贸线路——向前推进。

有关那些探险队收获的出版物，促使福格艺术博物馆跃跃欲试。

1923年至1924年，该馆首次开展了前往中国西部甘肃省敦煌的“侦查之旅”。

起初，他们乘火车前往河南，一路顺利。

在那里，俩人拜会了当地军阀吴佩孚及其30位幕僚。

吴佩孚等人与华尔纳、杰恩共进晚餐，旁边还有一支乐队演奏军乐。

吴司令以“不与北京顶嘴”而闻名，他为俩人的下一段行程提供了10人武装护送。

在翻译王进仁和被称为“小男孩”的厨师的陪同下，华尔纳和杰恩探险队以一面代用美国国旗，来宣示自己的国籍。

那面美国国旗，由河南当地的4名裁缝加工而成，上面还装饰着探险队使用的“马扒”图案，那是一种无弹簧两轮运货马车。

随后，探险队向西安进发。

9月份，华尔纳和杰恩在西安停留了4天。

他们享受了那里的乡村式温泉，在古董店里翻来找去，购买了一系列拓片，上面盖有刚掉了脑袋的直隶总督端方的朱红印章。

同时，他们被引见给当地官员，获悉后面路程的情况。

离开古都西安及其周边古代遗址时，他们仍然高举美国星条旗，但放弃了武装护送。

即便当时，西安也以文物资源丰富(以及造假)而闻名遐迩。

“用不了多少年，这里要么会有盗墓者以笨拙方式再次开挖那些封土堆，把先辈遗留的东西提供给外国市场，要么会有经过特别批准的科学家携带测量尺和照相机前来，充满敬意地打开渭河边上那些帝墓。

”1926年，在那次探险的报告《中国漫长古老的道路》中，华尔纳做出了如此哀叹：“那些封土堆，，有大有小，有远有近。

对盗墓者来说，穿行其间，真是一种锻炼自我控制力的经历。

”(正是在那里，1974年打井时，出土了两千年前的军阵。

) “经历了大约24公里的诱惑后”，华尔纳和杰恩继续前行，来到泾河交汇处的泾州，在那里盗走了约为公元6世纪的石雕像，绝大多数是头像和躯干雕像。

他们发现那些雕像“已从大雄宝殿原有位置上敲掉了”。

遇险 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十分混乱。

那时的中国西部，土匪和军阀四处横行。

从河南到西安，需要行进7天。

动身之前，华尔纳写道：“那里发生了6起谋杀，30起绑架，以及无数起持枪抢劫案。

”当时，该省已经挤满了政府军队，准备随时反击。

前途充满危险，促使杰恩在腰间绑了把自动左轮手枪。

华尔纳和杰恩还目睹了3名的囚犯被处决，他们的“3颗脑袋从3具不幸的躯干上滚落，士兵们则在旁边走来走去，等着有人前来收尸”。

此时，华尔纳等美国人跋山涉水，穿越黑乎乎的泥地，抵达了甘肃省首府兰州。

他们刚刚进入小旅馆门口，政府军士兵就攻击了他们的小型大篷车队。

他们“接管了马车、车夫和骡子”，声称华尔纳一行“有军事目的”。

华尔纳要求拜会当地负责官员或治安官，他嚷嚷道：“请你们记住，我以前是一头红发，我见过一些真正的大场面，知道没有任何事情会有好结果……我在省衙门口时，曾声嘶力竭高喊过，还送进去过我的名片。

阁下在睡觉。

好吧，请告诉阁下，该起床了。

阁下在睡觉!好吧，告诉阁下，再过一分钟，一个外国鬼子会进去帮他穿衣戴帽。

”过了5分钟，当地负责官员现身了。

华尔纳一会儿威胁，一会儿，还递过去吴佩孚元帅的一封信。

“提到那个大名，那位官员的胳膊几乎立马短了一截。

”结果是华尔纳如愿以偿，要回了自己的东西。

敦煌是华尔纳一行最后的目的地。

路上，他们绕道去了趟位于戈壁滩中的黑水城遗址，“党项的黑城”。

奥莱尔·爵士确认，那里就是·波罗所说的额济齐纳。

1908年，俄国探险家彼得·科兹洛夫曾发现了那座城池遗址，比斯坦因早了6年。

根据斯坦因的描述，黑水城曾是佛教艺术中心，它的城墙仍屹立“在碎石戈壁滩上荒蛮之地，保存得相当完好。

它的四周，环绕生长着柽柳灌木丛以及两条干枯的河道”。

1226年，党项人臣服于蒙古人。

然而仅一个世纪以后，军队通过筑坝使河流改道，把黑水城夷为一片废墟，废弃了这座城。

在福格艺术博物馆探险队抵达此地的十几年前，科兹洛夫和斯坦因发现，那里是一座佛教雕塑、手稿和彩绘文书的宝库。

干燥的沙子有利于遗址的保护(目前那些文物保存在圣彼得堡、伦敦的博物馆和图书馆)。

华尔纳抵达黑水城。

他凝神观望，四周一片荒凉，令人悲伤。

被遗弃的黑水城遗址属于“超出我所有想象的美丽”。

虽然黑水城遗址偏僻遥远，但华尔纳发现，斯坦因和科兹洛夫已“理清了每面城墙，掏空了每个尘封的小佛塔”。

华尔纳的随行中，只有4名挖掘民工、1位向导和几匹骆驼。

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在那里发掘了10天，发现了一些佛教壁画碎片，一些黏土制成的小还愿佛塔，一个(华尔纳确信)时代为10世纪的精美铜镜，一些小泥塑和日用陶器。

直到一场暴风雪不期而至，迫使他们停止了挖掘。

离开黑水城时，华尔纳和杰恩的向导迷了路，使他们的失望变成了灾难。

感恩节夜里，杰恩的两脚冻伤。

他从骆驼背上下来时摔倒在地，再也难以站立。

华尔纳和王翻译花了3个小时，不停地用雪和油脂搓揉杰恩的双脚。

然而杰恩还是昏厥了过去，他的双脚遍布水泡，两条腿肿到了膝盖，出现了发烧和感染。

华尔纳害怕那是血液中毒，可能要截肢。

探险队无法继续前行，他们派王翻译到前边找了一辆马车，把在睡袋里靠麻醉剂支撑的杰恩放到车上。

经过长达10天的绕行，他们顶着寒风，穿越沿河地区冰雪覆盖的土地，终于抵达了甘州。

在那里，他们向一位中国传教士医生咨询，给杰恩用了些消毒剂。

休息了16天后，华尔纳一行开始奔往肃州。

在那里停留4天后，他们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

尽管杰恩意志坚定，但他还是连100米也走不了。

因此，杰恩将返回北京，随行带着他们一路收集、储存的满满几马车战利品。

华尔纳则继续向敦煌开拔，他的陪同有兼任秘书的王翻译、车夫和4匹小马。

华尔纳和杰恩在安西的分手。

华尔纳继续顺路南下，敦煌就在大约110公里外的沙漠深处。

盗取 1924年1月21日，华尔纳抵达敦煌。

他发现那些佛教石窟，“比我所见过的任何绘画更加令人印象深刻”。

但是，面对千佛洞中数以百计的绘画人物，华尔纳变得满心狐疑：“我不是化学家，也不是训练有素的绘画修复师，只是一名普通人。

我要做的事情，似乎既会亵渎神灵，又不可能完成。

”不管怎样，华尔纳当着王圆箓道士(卖给斯坦因和佩里奥特手稿的那位敦煌看护人)的面，把在胶水桶中浸泡过的布料覆盖到壁画墙上，等其干燥后实施揭取。

他用那种方法，从敦煌6个洞窟中揭取了多块壁画。

华尔纳想到了德国人的。

在给福格艺术博物馆的初步报告中，他宣称，那些壁画“是首批未遭锯痕严重破坏而揭取的壁画。

毫无疑问，与迄今为止来到美国的任何中国绘画一样，它们具有同等审美价值和历史价值”。

他描述了自己与王道士的心理战，结果都是他“放弃顾左右而言其他，单刀直入提出揭取壁画”。

，从洞窟墙上揭取壁画相当不易。

华尔纳写道：“胶水总是在墙上冻结，而不是渗入壁画里面，即便我事先用热水把胶水摊薄了。

未及把胶布摆放到适当位置，它已彻底冷却。

总而言之，我的希望渺茫。

”最后，华尔纳用毛毡和纸，将粘下壁画的胶布层层包裹，外面再用绳子捆绑。

华尔纳在敦煌所有活动的费用，是向王道士捐赠150美元。

“那只是一笔巨额小费，其中还包括了我们的食物、牲口草料，以及王道士对我进行的心灵引导服务。

我考虑让福格艺术博物馆支付那笔心灵引导费，在我未去哈佛学院礼拜堂期间尤为如此。

” 但是，华尔纳从敦煌带回的真正精华之作，是一尊一米高的彩绘观音像。

为了得到它，只得使用锤子，将其从基座上敲打下来。

华尔纳回忆道，他们用了“5天时间，从早干到晚。

而那5个夜晚，则是对自己所作所为绝望和悔恨交加之夜”。

把那尊观音像装车前，华尔纳充满深情，用自己的内衣包裹塑像，以应对返回北京的18天旅程。

“虽然我在返程时缺少内衣和袜子，”他在报告中写道，“但一想到那些东西在发挥作用，在使那尊塑像的肌肤鲜活光滑，以及颜料残片免遭损坏，我的内心就倍感温暖。

”在质问了王道士及其助手，并“洗劫”了藏经洞后，华尔纳和他的翻译确认，那里再没有留下什么卷轴画或手稿了。

于是，他们拔起营寨，打道回府。

对于自己转移艺术品的行为，华尔纳反复辩解：敦煌石窟难以到达，并且已经遭受破坏。

19世纪，在民间起义中，敦煌石窟已经遭受破坏。

斯坦因和佩里奥特两人都认为，敦煌的可移动文物，在伦敦和巴黎会更安全。

他们预料，未来美国收藏家和博物馆研究员，也会以同样理由为自己辩护。

在给妻子的一封信中，华尔纳哀叹道：“壁画上的人物或是眼睛被挖掉，或是脸上有深刻的划痕。

一排排侍女从你身边走过，她们穿戴着华丽头饰，然而你却难以看到一个完整头像。

在的众神中间，王位之上端坐着观音。

在观音面前的地毯上，有一位可爱的跳舞女孩。

整个画面布局精巧，却没有一个人物形象完整保存……在那些可爱面庞上面，胡乱涂画着(白)俄军队的番号。

佛陀端坐，从他宣扬莲华经的口中，刻画出的一些污言秽语。

” 对于那些斯拉夫语涂鸦，华尔纳将其归罪于中国人对敦煌的漠不关心。

他对一位朋友写道：“想到那些故意破坏行为的德行，我会毫不犹豫地把那里的所有壁画揭取得精光。

有谁知道，何时中国军队会如白俄军队一样在那里驻扎?更糟糕的是，那里的动乱还会持续多久?再过二十年，敦煌将变得不值一看。

” 尽管如此，在给哈佛大学校长和董事们的正式报告中，华尔纳对自己揭取壁画的事只字未提。

在福格艺术博物馆，那些壁画被转移到丹尼尔·瓦尼·汤普森手里。

他是福布斯的学生，也是一位文物保护专家。

汤普森曾建议华尔纳使用一种“剥离技术”，即只从墙壁上剥离壁画表层。

他本人曾在欧洲壁画上使用过那种方法。

1974年，在接受一次访谈时，汤普森承认，他对敦煌壁画的修复尝试不算多么成功：“华尔纳没有使用又薄又弱的胶水。

他使用的胶水很厚，几乎不可能处理。

洞窟里面的墙壁很冷，胶水在上面很快结成了果冻状。

”后来，文物保护专家桑奇塔·巴拉仓德兰引用了汤普森的报告。

他提到了壁画《崇拜者半身像》等例子：“胶布变得异常松弛，没有粘下来任何色彩。

只能说上面的色彩，要比预期的更少。

”事实上，壁画中人物的面部已完全消失。

一位舞者形象应是“最无希望修复”，它损坏得过于严重，难以进入福格艺术博物馆收藏。

巴拉仓德兰曾两次尝试修复画面，试图将壁画色彩与胶布分离，无果而终。

因为，壁画的“图像特征已被彻底破坏”。

在中国，华尔纳一直被视为盗贼。

2004年，在敦煌举办的一个研讨会上，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要求归还从敦煌遗址拿走的所有文物。

那似乎不大可能，因为它们已散落于世界各地的十几处收藏地。

福格艺术博物馆坚持认为，他们曾为华尔纳的那些文物全额付款，并有发票作为证据。

华尔纳开展活动的时代与今天完全不同。

在那个时代，外国人经历带走文物，并且对自身的行为有约定俗成的辩解理由：中国人不重视，并肆意破坏那些文物。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由于那些文物出现在西方收藏中，才推动了当今文物保护者们的倡议。

这段有争议的历史最后有一个积极的结尾，1994年，国际敦煌项目动了敦煌文物的数字化工作。

目前，人们可通过在线网络接触内容广泛的资料，可搜寻数据库中的数千张照片。

在6家博物馆和图书馆的参与合作下，该项目所记录的文物不仅包括敦煌千佛洞，还包括丝绸之路沿线的其他遗址。

伦敦大英图书馆的文物保护修复专家，在温控设施内对敦煌手稿进行修复，将先辈遗留的背衬、糨糊和框架予以清除。

福格艺术博物馆的那些敦煌文物目前保存在哈佛大学的亚瑟·赛克勒博物馆。

至于敦煌石窟，我们1995年参观时，羞愧的导游还是会对外国游客指出那些被揭取的壁画，在揭取壁画的地方，还保留着白色方形切块和发黑的胶水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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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巳年十月二十七日(1905年11月23日)，考政大臣请训陛辞：据端方致张之洞函透露，慈禧当日“殷殷以考察各国宪政为属，冀归来后施行。

是此事尚有成立之望”。

端方、戴鸿慈离京当天，慈禧即向奕励询问立宪宗旨，奕励称中国“宜用君主立宪政体，由君主操权。

而商民凡有一切公约，参酌行之，当可有益无弊”，慈禧对此颇为认同。

五大臣考察团在国外考察期间，慈禧对于立宪一事更加关注，有报道称：“日前两宫面谕，现以时局艰难，力图变法，虽经拣派大臣出洋考求政治，究恐缓不济急。

尔大臣等务当细心讨论，可先定其大略，侯出洋大臣回国后再行参酌，择善而从。

”显然，慈禧对立宪的态度变得十分热心，倾向于认可宪政改革。

立宪派 由于上海的地理位置，两路考察团皆由上海放洋，考察完毕后亦取道上海返京。

上海作为立宪派活动的中心之一，两路考察团无论放洋还是归国之途，皆与上海立宪派人士密切接洽。

总体来看，上海立宪派对考察团持欢迎态度，积极为考察团建言，表现出强烈的参政意识，然而这并不表明对政府的真实动机毫无怀疑。

在考察团出国之前，上海立宪派的怀疑情绪即表现得较为明显。

如在之际策动端方等地方大吏的主角之一赵凤昌曾对端方言道：“欲预闻日俄和议未成，而改派考查，朝廷于立宪，仍为敷衍延宕之计，革命终不能免，可以早回，得南洋一席。

”在考察团出洋不久，张謇亦曾于日记中写道：“宪政之果行与否，非我所敢知;而为中国计，则稍有人心者不可一日忘。

此事将于明年秋冬之际卜之。

‘ 革命派 由于立宪问题在立宪派和统治集团部分官员之间形成了共鸣，革命派则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不小的担忧，如果清政府真的能够推行宪政改革，必将得到国民尤其是立宪派的大力拥护，其统治合法性将会得到稳固。

由此，革命派以暴力推翻清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的理想将很难实现，于是革命派一面加紧组织起义，自同盟会成立到武昌革命爆发，为革命运动发展的“茁壮时期“;一面通过发表各类论说，以批判的武器揭露清政府推行立宪改革的虚伪性，考察则成为革命派批判清政府假立宪的焦点事件。

就后一方面而言，革命派以《民报》为舆论阵地，揭露考察团出洋考察期间的种种“丑态”，对考察团在国外的考察所得进行批判，并从理论上全面否定清政府推行宪政的可能性，形成反对清廷立宪的第一个舆论高潮。

总的来看，在五大臣出洋考察期间，反对立宪的声音虽然此起彼伏，然而在愈来愈浓厚的立宪氛围包围下，无疑处于下风。

意义 五大臣出洋收获丰硕，效果显著，推动了预备立宪的决策。

1906年(三十二年)回国后，载泽等编辑了书籍67种146册，并将其中30种分别撰写了提要，进呈光绪和慈禧御览。

另将购回的400余种外交书籍送交考察政治馆备考。

戴鸿慈、端方也带回许多书籍、资料，并赶写出介绍欧美各国政体制度的《欧美政治要义》供朝廷采择。

以后又编写了介绍各国政治的源流和概况的《列国政要》133卷。

这些书对和预备立宪的各项改革和制度建设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五大臣出洋所起的最重要作用是推动了清政府预备立宪基本国策的确定。

他们一回到北京就直奔复命，和光绪立即召见他们。

前后计召见载泽、戴鸿慈各2次，召见端方3次，尚其亨1次。

他们在召见时力陈“中国不立宪之害及立宪之利”，并一连上了好几份奏折，详加阐述。

其中最重要的是载泽的《奏请宣布立宪密折》，为解除慈禧太后对立宪的思想顾虑，着重指出君主立宪有三大利，即“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mǐ，平息)”，为维护清王朝的统治开了一副包医百病的药方，令慈禧读后颇为动容。

端方也上了《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洋洋万言，阐述考察欧美各国政治的结论：“东西洋各国之所以日趋强盛者，实以采用立宪政体之故。

”因此，“中国欲国富兵强，除采取立宪政体而外，盖无他术矣!”1906年8月25日，清廷命醇亲王载沣和各、政务处大臣及北洋大臣袁世凯等共同阅看考察大臣的条陈各折并会议讨论。

这实际上是决定国策的重臣会议。

会上多数人赞同立宪，少数人尚有保留。

8月29日，慈禧太后与召见诸大臣，决定预备立宪。

三天之后，即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9月1日，清廷正式颁布“仿行立宪”的上谕。

评价 对于五大臣出洋事件，英国《新达泰晤士报》、《摩宁普司报》、《纽加司络报》等纷纷发表文章评述，德国的著名汉学鼻祖福郎克在《科隆日报》上写道：“他们此次出洋是为了学习日本、美国和重要的欧洲国家的宪法、政治制度和经济体系，特别是有着极大的可能，将西方的宪法、政治制度和经济体系结合中国的情况移植到中国去。

”《泰晤士报》评价说：“人民正奔走呼号要求改革，而改革是一定会到来的……今天的北京已经不是仅几年前你所知道的北京了。

中国能够不激起任何骚动便废除了建立那么久的制度，中国就能实现无论多么激烈的变革。

” 辽宁教育出版社顾问赵秉忠较早对五大臣出洋考察进行了宏观评价：“出洋考察宪政对五大臣来说，在国外或许多少嗅到了一些资产阶级民主的新鲜空气，但这决不会改变他们原有的阶级立场;即便说，他们当中的个别人，思想上发生了较大变化，有了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政体的认识，但在当时也只能是幻想。

他们实际上不过充当了清政府预备立宪骗局中的工具而已。

” 原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社长朱金元评价五大臣出洋考察说：“五大臣虽为清政府万世一系的封建国体寻求良方而出洋的，但在他国异乡里，沐浴了，耳闻目睹了资产阶级的物质进步后，引起了深思，这在他们的奏折中不时有反映。

出洋的结果，不但增强了他们向西方学习的意向;而且使统治阶级内部开明思想扩大，一些亲贵大臣们也因此感到，强国之道‘已不在，而实以修政立教为本源’，萌发了‘更新庶政’的观念，从而有利于统治阶级上层中形成一个普遍的立宪要求。

”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藩从法制文明进程的角度积极评价了了五大臣出洋考察：“五大臣考察欧美诸国政治，不单纯是走马观花，他们也下马看花，进行了实际考察，并从考察中看清了世界发展的大趋势，以及在激烈的国际斗争环境，中国所处的劣势。

”“他们在奏折中提出的结论性意见，可以说拟定了晚清预备立宪的基本原则、框架和实施步骤，他们是晚清立宪的促进派，起着直接的积极的影响。

可以说晚清的预备立宪，是从五大臣考察宪政正式拉开序幕的，使得中国这个古老的帝国，靠近了世界近代法制文明的历史轨道。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在五大臣出洋考察的随员中，有一些是既年青又思想开放的学人，他们经过西方民主政治的洗礼之后，不仅是晚清预备立宪的支持者、鼓吹者，而且成为时期法制的创建人。

”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王晓秋认为五大臣出洋是标志着晚清中国官员在走向世界的进程中又迈出了一大步，也是没落的清王朝企图自救的最后一次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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