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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场政变，他被迫下台，当了太上皇。

但是，不得不说，李渊又对这场政变负有极大的责任。

正是因为他没有控制好局面，才造成这一场惨剧的发生。

那么，李渊有那些没做好的地方呢? 一、没有巩固东宫太子的地位。

东宫太子是国家的根本，是国家的未来。

太子稳定，则朝廷稳定。

太子不确定，则朝中大臣必然为了将来自身的利益，在的诸皇子中选择依附，从而造成朝廷的动荡不安。

李渊其实已经确定了太子人选，就是。

但是，虽然确定了太子人选，却并没有巩固太子的地位。

从史料上我们可以看出，李渊至少三次对李世民说，想要传位给他。

因为这些史料都是经过后来李世民篡改的，所以我们并不确定这些史料的真实性有多大。

不过，无风不起浪，肯定李渊表达过对李建成的不满，表达过想把皇位传位李世民的意思。

否则的话，李建成也不会那样着急上火，一定要把李世民搞掉。

李渊如果不喜欢李建成，想改立李世民为太子，那就应该趁早决定。

绝对不能一边选定李建成为太子，一边对李世民说，想把太子之位传给他。

这样做，不是人为地制造儿子们的矛盾吗? 二、没有限制秦王李世民的权力。

如果李渊想清楚了，太子之位就由李建成来担当，不替换成别人。

那么，他就必须赶紧限制李世民的权力。

皇权社会，是一个皇帝权力独大的社会。

凡是皇帝权力独大的，凡是皇帝实行独裁统治的，社会反而显得很安定。

若是权力分散了，必然引起动荡不安。

所以，一般皇帝在选定东宫太子后，都会限制其他皇子的权力，让其他皇子无论如何要效忠太子。

但是，李渊在确定李建成为太子的时候，却并没有限制李世民的权力。

李世民的权力无比大。

一方面，他手握兵权。

军队基本上都在他手里，由他掌控调度。

另一方面，他手握人权。

天下的有能力的人才，也基本上都在他手里。

连李建成和李元吉都发现了这一点，无论如何，要把等文官以及等武官从李世民身边调开，李渊竟然没有发现这一点。

如果李渊觉得李世民的权力无法撼动，那么他就应该尽快换太子，把太子之位让李世民来当。

否则的话，越往后拖，危险越大。

三、没有处理临场事变的能力。

以上说的，是“玄武门之变”发生之前的一些预防事情。

当李世民准备制造事变，向李渊告状，说李建成、李元吉和李渊的妃子们有荒唐事情的时候。

李渊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其实是李世民设的一个局，目的是要引来李建成和李元吉，并杀掉他们。

这是他不敏感的表现。

当然了，不敏感不能完全怪罪李渊。

但是李渊对李世民告状的处理，就显得很不成熟，很荒唐。

他当时是准备在第二天，把一帮老臣叫到身边，同时把他的三个儿子也叫到身边，让他们当面对质。

李建成兄弟和李渊妃子有不正当事情，怎么能在老臣面前对质呢?这不是显得很可笑吗?也许，李渊本来的意思不是对质，而是想调解三个儿子的关系。

但是，明知道三个儿子已经势若水火，还怎么调解呢? 李渊完全没有把自己的角色转变过来，还是以一个父亲的角色来处理家庭琐事，不是以一个政治家的角色来处理国家大事。

这样做，怎么会不出问题呢? 总之，李渊因为政治水平低，事前没预案，事后没应对措施，最终“玄武门之变”发生后，他完全失控，完全落入了李世民的节奏中，造成了他和李建成、李元吉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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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奭生于元平元年(公元前74年)，是的长子，西汉第十一位，她母亲是恭哀皇后。

刘奭出生后数月，其父刘询即位。

是为汉宣帝。

两年后，许平君被妻子毒死。

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四月，八岁的刘奭被立为太子。

黄龙元年(公元前49年)十月，汉宣帝驾崩，刘奭即位，是为汉元帝。

汉元帝多材艺，善史书，通音律，少好儒术，为人柔懦。

在位期间，因为宠信宦官，导致皇权式微，朝政混乱不堪，大汉王朝由此走向衰落。

史书上说，汉元帝刘奭“柔仁好儒”，当他还是皇太子时，眼看着父皇重用法家人物，动不动就用刑罚惩治下属，大臣杨恽、盖宽饶等仅仅因为“刺讥辞语”就被杀害，很不以为然。

一天，乘着陪父亲用餐时，委婉地说：“陛下使用刑罚略有点过分了，应该多多重用儒生。

”汉宣帝顿时变了脸色，厉声说：“自有汉朝的制度，本来就是‘王道’、‘霸道’兼而用之，怎能像周代那样单纯地使用所谓的‘德政’呢?更何况那班俗儒不能洞察世事变化，最喜好厚古薄今，连‘名’与‘实’之间的区别都分不清，怎能交给他们以治理国家的重任!”说完了这番话，汉宣帝又长叹一声道：“乱我家者，太子也!”只是鉴于对已故许皇后的感恩与报答，他最终没有更换太子，这是刘奭的一大幸运。

汉元帝继位后的第二年(公元前48年)，改年号为“初元”。

汉元帝在位期间，因为有宣帝朝的基础，汉朝仍然强盛，但此时也成为衰落的起点。

豪强地主兼并之风盛行，中央集权逐渐削弱，社会危机日益加深。

汉宣帝临终前，已为汉元帝安排“三驾马车”辅政，由乐陵侯史高领衔，太子太傅萧望之、少傅周堪为副。

汉元帝的信任与支持，让萧望之等儒臣看到改弦更张，推行仁政的希望，但这只是。

元帝对两位师傅特别信任，儒臣的影响力与日俱增，致使被冷落的史高心理失衡，与萧望之产生嫌隙，权力斗争的阴影随即笼罩着朝廷。

史高与宦官里外呼应，反对萧望之的改革主张。

萧望之忧虑外戚放纵、宦官擅权，于是，向汉元帝建议：中书是国家政事之本，应由贤明公正之士掌管，武帝优游饮宴于后庭，任用宦官掌管中书，不合乎国家旧制，且违反“古不近刑人之义”，必须予以纠正。

元帝初即位，由于性情柔弱，缺乏主见，不敢做出调整，议论久而不决。

萧望之提出此动议，却招致宦官中书令弘恭、仆射等人嫉恨，于是他们与史、许两姓外戚联手，共同对付萧望之，只用两个回合，就将萧望之逼死。

萧望之饮鸩自杀，元帝非常震惊，为之，责怪弘恭、石显等人害死自己的师傅。

但他却没有惩治逼死师傅的幕后推手，只是口头责问弘恭、石显等人，使其“免冠谢罪”而已，事后，对他们宠信如故。

从萧望之死，便能看出汉元帝政治上短视与低能，空怀匡正理想，而缺乏战略眼光与政治谋略。

毫无疑问，汉元帝若要推行新政有所作为，必须将儒臣作为主要依靠力量。

而汉元帝放纵宦官，逼死萧望之，放逐其他儒臣，无异于自废武功，自断臂膀。

外戚、儒臣、宦官三种势力角逐，宦官成为大赢家。

萧望之死后不久，中书令弘恭也病死，石显继任中书令。

此后，中枢权力急剧失衡，向石显一方倾斜。

出于对石显的信任及汉元帝自身健康原因，元帝将朝政全部委托他处理，，都由他汇报决断。

由是石显威权日盛，贵幸倾朝，公卿以下无不畏惧他。

石显俨然，“”。

汉元帝虽为天子，但权柄却握在石显手中，一切听任石显说了算。

汉元帝特别宠信宦官，主要基于一种天真的想法，认为宦官没有家室，不会缔结“外党”。

但这是一种错觉，石显之流其实颇擅长“结党”，他不仅与宫廷结为“内党”;而且，勾结史丹、等外戚并拉拢见风使舵的、、五鹿充宗等儒臣，结为“外党”;内外呼应，兴风作浪，党同伐异。

易学大师京房曾提醒汉元帝，不要宠信佞臣，元帝却执迷不悟，依然听任石显专权;京房触怒石显，很快被逐出朝廷，随后，又因“非谤政治”而被处死。

石显擅权期间，纲纪紊乱，吏治腐败。

在后宫，因为不愿出钱行贿，画师便将她丑化，不得不出塞远嫁匈奴。

昭君出塞让汉元帝惊悟国政混乱，然而，对于宦官危害国家，他始终未能悟察。

司马光评述：“甚矣，孝元之为君，易欺而难悟也。

”说白了，就是汉元帝太好糊弄，居然让石显玩弄于股掌之间。

宦官石显的专权，实际上正是汉元帝纵容的结果。

在帝制时代，大权旁落乃为君之大忌，尤其是想要有所作为的君主，必须善用最高权力施展抱负。

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五月，汉元帝在长安未央宫去世，终年四十二岁。

葬于渭陵(今陕西咸阳东北)。

死后庙号高宗，孝元皇帝。

太子登基，是为。

司马光这样评论汉元帝：“甚矣孝元之为君，易欺而难寤也!夫恭、显之谮诉望之，其邪说诡计，诚有所不能辨也。

至于始疑望之不肯就狱，恭、显以为必无忧。

已而果自杀，则恭、显之欺亦明矣。

在中智之君，孰不感动奋发以厎邪臣之罚!孝元则不然。

虽涕泣不食以伤望之，而终不能诛恭、显，才得其免冠谢而已。

如此，则奸臣安所惩乎!是使恭、显得肆其邪心而无复忌惮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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