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口味虫子宴？慎入

那么，为什么人类不考虑吃虫子呢?　　今天早些时候，我们(原文笔者)查看了美国人过去吃的几种有限的肉食(基本上是猪、牛、鸡)，美国人基本上不吃兔子和山羊。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还有一些肉类也是我们不会吃的——在小卖部的货架上爬来爬去的昆虫。

　　DWGRS:　　未来几十年时间里，占用相同资源产出的肉类产量将比现在更高，但是随之而来的是碳排放、空间占用和周转时间的问题，所以食虫在未来是非常有可能的。

　　西方国家对于食虫最大的文化障碍还是最大的问题，而且现在还不具备能够满足目前和未来对食物/能源需求的大规模生产食用昆虫的设施。

　　CircuitFreq:　　私以为，在美国，要想消除昆虫的恶心感官和吃虫子的不良名声，人们只有把昆虫搅成泥再放进模子里压成型再吃，或者是放到油里炸得脆脆的。

未来几十年里我们可能会看到美国全食超市公司里推销“新一次的健康食物大轰动”——辣辣的昆虫，这些虫类食物可能会成为人们的主流食物。

　　最近来自FAO的一份报告指出，全球已经有20亿人选择昆虫作为每天饮食的一种搭配，如果进行大规模饲养，昆虫完全可以满足人类日益增长的对肉类的需求。

饲养昆虫不需要消耗那么多的资源喂食、处理废物，也不用像养牛、猪、鸡那样需要建造屋棚。

不过难点还是在于怎么向不吃昆虫的人们推荐这种蛋白质来源。

报告同样指出，作为折中的方案，可以用昆虫喂养牲畜。

殷商时期，人们已开始用酸酸的青梅来去除异味;秦汉时期，人工调味品特别是酱和醋已广泛使用;唐宋时期，外来的“辣味”成为餐桌新宠，官至宰相的大贪官元载被抄家时，竟然抄出了胡椒八百石…… 先秦时期流行“酸味” 从《》所记来看，早在初期，人们对食物的味道已很讲究。

《史记·殷本纪》中有这样的记载：“负鼎俎，以滋味说汤，致于王道”。

伊尹是商初大臣，为了说服用王道治理天下，他背着一口大锅(鼎)来见商汤，用烹饪时要调制出好滋味的道理，来说服商汤。

可见，把饭菜做得有滋有味，已是当年掌勺者必须会的。

伊尹是一位善于烹饪的美食家，因此被奉为厨师鼻祖，至今餐饮界都将他当神供着。

在伊尹生活的年代几乎没什么调味品，当时做菜用什么来调味? 古代做菜 盐，大概是人类最早发现的调味品。

是菜离不开盐，盐因此有“百味之王”的美称。

但盐作为基础通用调味品并不是万能的，如遇到腥膻味食材，盐便起不了多大作用。

从史料记载来看，除盐之外，中国人最早使用的一种调味品是梅子。

《尚书·商书·说命下》有这样的说法：“若作和羹，尔惟盐梅。

”这是商王对贤臣所说的话，意思是，如果我做汤羹，你就是少不了的盐和梅。

《尚书》所记已为现代发掘证实，多座商墓出土物中都发现了梅核。

如据杨宝成、杨锡璋执笔的《1969-1977年殷墟西区墓葬发掘报告》，在编号为M284商墓中出土的一只铜鼎内，便发现了当年用于调味的梅核。

在商墓考古中，还发现随葬有大量狗、羊、猪、鸡等很多动物，以及鱼形、鸟形、动物形器物，可见当时人类的食材已很丰富。

但这些带有腥、膻气的肉类，烹饪时除掉异味才好吃，这便少不了调味品。

梅子性酸，做出的菜品自然“酸味十足”。

从先秦时普遍使用梅子这种调味品来看，“酸味”应该是其时的流行味道，人们喜欢喝酸味汤羹便是证明，不然武丁也不会拿“若作和羹，尔惟盐梅”来说事。

梅子作为调味品使用时，一般用青梅，除了做汤羹调味品外，做鱼、肉时也需用梅来去除异味。

《春秋·重而异者》所谓“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说的就是先秦人用梅子当调味品烹饪鱼肉制品的事实。

秦汉饮食突出“咸味” 从文献记载来看，现代烹饪中使用的大多数山东诸城前凉台出土画像石《庖厨图》局部，先秦时均已使用，如花椒、桂皮、姜、葱、芥、薤、韭等都上了中国人的餐桌。

《礼记·内则》即称：“脍，春用葱，秋用芥。

豚，春用韭，秋用蓼。

脂用葱，膏用薤，三牲用藙，和用醯，兽用梅。

”可见，先秦时，对以辛香为主的各种天然调味品的开发和使用，掀起了中国美食史上的第一波“滋味”革命。

然而，在今天看来再寻常不过的调味品并不是当年先秦普通人可以享用的。

直到秦汉时期人工调味品特别是酱、醋的发明和广泛使用，寻常百姓才真正吃得有滋有味了。

秦汉时发明的人工调味品主要有用大豆、面为原料制造出来的酱、清酱(酱油)及豆豉一类，一经发明，便带来又一波“滋味”革命：以前不好吃、无法吃的食物，因有酱而能吃，好吃;而且，经酱调制后菜肴还“好看”，美食因此有了“色、香、味俱全”的烹饪要求——中国人的饮食中从此离不开酱系列。

西时，黄门令史游所作儿童蒙读物《急就篇》中，记述了当时饮食中常用的调味品：“葵韭葱薤蓼苏姜，芜荑盐豉醯酢酱。

芸蒜荠芥茱萸香，老菁蘘荷冬日藏。

” 酱并非秦汉时才有，与醋一样早就使用，但先秦时酱称“醢”，醋叫“醯”。

醢用肉为原料，即“肉酱”，所以《说文解字》在解“酱”字时称：“从肉，从酉。

酒以和酱也。

”醢为何后来改写成“酱”?学者颜师古在注《急就篇》中的“酱”字时认为：“酱之为言将也，食之有酱，如军之须将，取其率领进导之也。

”意思是吃饭时少不了酱这种调味品，就如军队打仗少不了指挥将领一样。

古人认为酱和醋的调味功能相当重要，宋人陶谷《清异录》中称：“酱，八珍主人也;醋，食总管也。

”酱咸醋酸，秦汉人饮食风尚因酱而发生了“重口味”的巨变，秦汉及以后“咸味”开始突出。

随着原料的丰富，酱的品种和口味也在进一步发展。

如以后，辣椒进入中国，“辣椒酱”又成为一道流行美味。

古人认为五味中“甜味”最美 先秦时，中国传统饮食中的“五味”概念已深入人心，味道对人体健康的影响也已被充分认识。

《周礼·天官》中“疡医”条有这样的说法：“凡药，以酸养骨，以辛养筋，以咸养脉，以苦养气，以甘养肉。

”在五味中，古人认为“甜味”最美，故有“甜美”一词。

古人用什么调味品让菜肴变得甜美?早期主要有饴、蜜、蔗浆等，到时，现在常用的红糖、白糖已能生产，而且质量上乘。

在甜味调料中，“饴”使用最早。

饴，即麦芽糖，现在仍有制作。

饴的生产，应该在殷商时已出现，到西周时已是常见调味品和食品。

《·大雅》里的《緜》篇中，便提到了“饴”：“周原膴膴，堇荼如饴。

”意思是，周原土地肥沃，长出来的苦菜像麦芽糖一样甜。

到春秋时，比饴甜度更高更好的蜂蜜使用增多。

与此同时，一切有甜味的果实均可用于烹饪。

《礼记·内则》称：“枣、栗、饴、蜜以甘之。

”这种烹饪方法一直沿用至今。

甜味调料还具有除臭解腥的功能，能缓和辛辣味所引起的刺激，增加咸味的鲜醇，行话称之为“提鲜”。

另外，烹制时糖还可以加深菜肴的色泽，如烤肉时涂上糖，可使外表变成诱人的焦黄色。

《·招魂》就曾提到用甜味调料制作美食的方法。

在煮甲鱼和烤羊羔时，用甘蔗浆调味、着色，即所谓“胹鳖炮羔，有柘浆些”;而“粔籹蜜饵，有餦餭些”和“瑶浆蜜勺，实羽觞些”，则显示当时制作甜面饼时是用蜜蜂和麦芽糖;饮酒时掺蜂蜜喝，冲淡了苦味，让美酒更美。

江浙、四川等南方人做食品时最喜欢放糖，《与朝臣诏》中即有“蜀人作食，喜着饴蜜”的说法。

这一饮食偏好，至今未改，如江南苏州、无锡、常州一带，菜肴以甜味为主，与齐鲁偏咸、淮扬偏淡、湖湘偏辣明显不一样。

唐宋时期“辣味”受宠 在五味中，含有挥发性成分的辛香调味品，对人的口、鼻刺激最直接，可极大地诱发食欲。

这方面的材料主要有椒、桂、姜、葱、蓼、芥等，这些都是中国原产的本土调味品。

其中，花椒和生姜最有特色，古人很喜欢，用得也多。

先秦人最离不了的辛辣调味品应该是生姜，时人吃饭时多少都要来点，即《论语·乡党》中所谓“不撤姜食，不多食”。

在烹制牛肉等菜肴时，也总少不了生姜，且常与椒、桂一起使用。

据张衡《七辨》，汉代人制作肉类食物便是“芳以姜椒，拂以桂兰”。

但引发新一波“滋味”革命的并不仅有上述这些本土调味品，还有“胡味”。

西汉时，从西域带回了蒜、芫荽(香菜)等，这些“胡味”让中国人最早品尝到了外来风味。

再后进来的“胡椒”，则一直是古人眼里的高档调味品，尤以唐宋人最为崇尚。

胡椒原产印度西海岸，大概在时引种中国，之前一直靠从中亚、南亚一带进口。

胡椒的价值赛黄金，宋人陶谷《清异录·药谱》中便称胡椒为“金丸使者”。

而黄金常见，胡椒难买。

唐宋时，家里有胡椒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

有一件事可以说明胡椒的特殊地位。

据《新唐书·元载传》，曾官至宰相的唐朝大贪官元载被朝廷抄家时，竟然抄出了“胡椒至八百石”。

明代爱国名臣曾为此大发议论，他在《无题》诗中称：“胡椒八百斛，千载遗腥臊。

” 在“外来风味”中，明清以后能对中国饮食产生革命性影响的是“辣味”——辣椒的味道。

辣椒原产美洲，在被西班牙香料商发现后移种欧亚，明代后期，辣椒被当作观赏花卉引种中国。

讲究口味的中国人很快发现了辣椒的食用价值，尤其是一向嗜辛辣的四川、湖南等地，一改对花椒、生姜的依赖，恋上了辣椒，“无姜不食”变成了“无辣椒不食”。

从此，“辣味”成川菜、湘菜等菜系的主打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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