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故宫见证青铜器

司母戊鼎马踏飞燕铜马杜廼松（右）在鉴定青铜器。

杜廼松（右）接受本报采访。

北京故宫西北角楼处，藏有一方小院，是故宫博物院研究室，一扇木门之后，坐西朝东的一间房，绿荫遮日，是我工作多年的地方。

来往之人都是相熟同事，也有不少年轻人，院子里还养了几只慵懒的故宫御猫。

在故宫的大半辈子里，我的一生与青铜器和古文字有着道不尽的不解之缘。

历商至周，钟鸣鼎食，我曾拍板马踏飞燕铜马确为国之宝藏，我还奔赴全国鉴定流落各方的稀世珍宝，也曾穷尽史实落笔回应司母戊鼎之名争论，晚年集思挥笔将毕生所学撰写成书，出版40余种著作，发表200余篇文献。

今年4月1日，我收到了中央文史研究馆为我颁发的资深馆员证书。

耄耋之年，当我回望与钟鼎相伴的一生，我总觉得人生苦短，未竟之事太多。

对于文物的研究，其价值非凡，需要一代一代人的保护，一代一代人的传承。

花甲之年，受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1998年，恰逢花甲之年，在受聘仪式上，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前来现场为新任文史馆馆员颁发聘书。

我坐在台下，听到主持人叫到我的名字，登台，从总理手中接过聘书，合影留念，台下鼓掌声一片。

我的一辈子是与青铜器血肉相连的。

这种缘分还得从幼时说起，父母都是上世纪20年代的大学生。

少年之时，母亲常给家里七兄妹哼起苏武牧羊歌谣，从《满江红·怒发冲冠》讲到《红楼梦》。

《四书五经》《史记》《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和近代、现代人著作，置于书架之上，懵懂孩童的我时时取来翻阅。

启蒙于家庭，50年代中期我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

1959年随老师到河南洛阳王湾考古实习，在现场，我负责一方墓葬，刚掘开8米，曾受刖刑的缺腿人骨架逐渐清晰，周围放置玉圭，暗示墓主是当时有身份之人。

探方（挖掘区域被分成的若干正方格）、墓葬编号、骨架都需一一记录在案，现场未来得及完成，我就将骨架装在篮筐里，搬到自己睡觉的床板之下，晚上也没想到过害怕，因为要测量、分析骨架，唯一的担心是不能弄丢一块古人的骨头。

毕业入职故宫博物院，彼时故宫文物研究工作尚处于修护与保护阶段。

新中国成立不久，故宫万事百废待兴。

从事文物工作的员工加起来不过数百人，进行一系列文物延续性保护与学习工作，还未形成学科研究体系。

我白天做展览和陈列事宜，晚上努力阅读文史考古资料。

闲来时，去故宫记宫殿名称也是颇有意思的一件事儿。

往东路，是专馆，青铜器馆、陶瓷馆；往西路，是宫殿，皇帝、妃嫔居所；到古雕塑组，看馆员们把陶鸭、陶鸡、陶猪一一编目；在宫廷历史组，也获得了不少见识。

时任副院长唐兰先生叫我去办公室，说：经过领导决定，让你做古文字青铜器的研究，但要有耐心，不要着急，打好基础。

我还记得自己当时很高兴，并回答：好，一定服从领导的安排。

从那以后，我与青铜器和古文字的缘分牵扯了60余年，也让我日后有机会受聘为中央文史馆馆员。

三十载后，为司母戊鼎再正名司母戊鼎，国之重器。

成为馆员之后，我也一直对它保持关注。

前些年，我读报看到有家长给报社写信，说孩子课本上写的是司母戊鼎，怎么到了博物馆参观，牌子上又是后母戊鼎。

那时学术界就司与后字之争，众说纷纭。

我想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了。

这是一个学术问题，必须要严肃对待，必须要严肃认真。

我在相关刊物上，也提到了这个问题。

司母戊鼎，1939年河南安阳殷墟大墓里出土，重832.84千克，高1.33米，是迄今世界上出土最大、最重的青铜礼器，享有镇国之宝美誉。

在郭沫若《中国史稿》、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等著作中都曾写到司母戊鼎四个字。

司即祀，是正确的。

我耗费很多时间，把相关历史文献资料查到通透，才把这个问题理顺，2016年8月论文发表，引起了文博考古界的关注。

如果按照古文字学考虑这个问题，司与后，形跟音、义，都是两回事的，两者不能转注，不能假借，说俗话叫不能通用。

我根据文献研究发现，其一，在古代的商周时期，无论是早期甲骨文还是金文（即铜器铭文），都没有后字，而是将后写成毓，如有件铜器也称毓祖丁卣。

毓祖丁就是后祖丁。

其二，铜器上铭文在春秋后才出现后字，但数量较少。

所以真正在甲骨文、金文出现的后字离商代的司母戊鼎却已有1000年了。

所以，说司字就是后字，那是错误的，那个时期古文字没有后字。

司与后之争的问题，不仅影响学者搞研究，还影响下一代，影响中学生、小学生的学习。

科学研究决不能信口开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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