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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沉木化为龙作人言问“我的儿子何在”?九子惊走，独幼子不去，背龙而坐，因而取名九隆。

九隆长大后，雄出众被推为王。

当时有一妇人，名叫奴波息，也生有十个女儿，九隆兄弟皆娶以为妻，子孙繁衍，散居溪谷。

九隆死后，世世相继，分置小王。

据说，遗留在哀牢群山中的傣族(绰号：花腰傣)就是九隆兄弟中的一支 。

哀牢归汉 柳貌，古九隆王传人。

公元1世纪中叶在位，为保山历史上一位关键时期的关键人物。

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柳貌率众人77邑王、5万余户、55万多人举国“内附”—主动加入中华民族行列，从而使古代保山由奴隶社会一步跨入了封建制的门槛。

汉王朝则因势利导，借此机会将郡县治推行到“东西三千里，南北四千六百里”的整个哀牢地，并设永昌郡统一管辖。

为彰柳貌内属之功，汉明帝给他颁赐了性质、字体类同于所赐“滇王之印”的“哀牢王章”，并举行盛大宫廷庆典。

“哀牢”是什么? “哀牢人”的后裔傣族把气味读作“哀”，把酒读作“牢”。

如此，“哀牢”就是酒的气味或酒气。

“哀牢人”的后裔傣族也有把“哀”作为“老大”的意思，傣族男性的老大一般都叫“哀XX”，那么“哀牢”就应该是一个人名。

史籍记载的哀牢国国王世系中也有一个国王叫“哀牢”。

《·哀牢传》说“建武二十七年(公元51年)，贤栗等遂率种人二千七百七十，口万七千六百五十九，诣越西太守郑鸿降，求内属，光武封贤栗等为君长，自是岁岁来朝贡。

”“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哀牢王柳貌遣子率种人内属，其称王者七十七人，户五万一千八百九十，口五十五七百一十一;西南去洛阳七千里，显宗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县。

”可见，哀牢是“种人”，即是一个族种。

《》里的哀牢国 在《史记》里，没有“哀牢国”，也没有“哀牢”字样。

但《史记》确有记载：“……滇王尝羌乃留为求道，四岁余皆闭昆明(今云南大理)，终莫能通。

然闻其西可千余里，有乘象国，名曰滇越，而蜀贾奸出物者或至焉。

”滇国已经确认是在滇池一带，从滇池往西千余里，刚好就是今天的保山，即哀牢国。

以此推论，“乘象国”即是“哀牢国”。

《史记》里连“夜郎国”也提到了，为什么会没有“哀牢国”或“哀牢”字样呢?按常理，“哀牢”只要是客观存在，他不可能不知道，所以只有一种可能，把哀牢国当成“乘象国”了。

《续汉书》中的哀牢王国 《续汉书》为西晋司马彪所编撰，其中《郡国志·永昌郡》说：“永昌郡，八城，户二十三万一千八百九十七，口百八十九万七千三百四十四。

不韦出铁，嶲唐、比苏、楪榆、邪龙、云南、哀牢(永平中置，故哀牢王国)、博南(永平中置)，南界出金。

” “哀牢王国”出现于释义中，且仅为哀牢一城的释义，因此，仅可认定置哀牢县前，哀牢王住处在彼，即首邑，为部落联盟首领所在。

《华阳国志》乃东晋人常璩所编撰，其中对“哀牢”和“哀牢国”所说甚多。

《南中志·永昌郡》中记述了“九隆”传说、南击“鹿茤”、贤栗归汉、柳貌归汉等，较为系统。

《南中志·永昌郡》说：“永昌郡，古哀牢国。

”另说：“哀牢，山名也。

”使今之“哀牢山”与古之“哀牢国”关系弄得有些复杂化，今之研究者往往只能强圆其说，却难于服人。

《南中志·永昌郡》明确地说“哀牢”人是“种人”，即一个族种;其国家体系不健全，“分置小王”，如部落长，因此，先归汉的贤栗是“王”，后归汉的柳貌也是“王”，但贤栗所率人口仅一万多人，是小王，柳貌之下有“称王者七十七人”，人口“五十五万三千七百一十一”，显然是个“大王”(部落联盟首领)。

《南中志·永昌郡》说，孝武时，度兰沧水(澜沧江)以取哀牢地，置嶲唐、不韦二县，哀牢转衰，加上柳貌归汉后置了哀牢、博南二县，“哀牢国”就有了一个全貌：“哀牢”地面上一共设了四个县，约为《史记》中的“同师”和“嶲”两个地方。

《南中志·永昌郡》中有一个说法：“其地东西三千里，南北四千六百里。

”《南中志·永昌郡》只说哀牢归汉，不说哀牢反汉，故此说法还需论证。

《后汉书》亦有哀牢国 《后汉书》为时宋人所编撰。

书中，《哀牢传》亦有“九隆”传说、南击“鹿茤”、贤栗归汉、柳貌归汉等，并有柳貌归汉后七年，哀牢王类牢即反的记载，显得更为全面和客观真实。

《后汉书·哀牢传》使“哀牢”有了一个完整的形貌：哀牢人住在今保山、昌宁、施甸、永平、云龙等地，没有建立完善国家体系，各部落长均称王，部落联盟首领亦称为王。

汉武帝时，(公元前109年)取了保山、昌宁、施甸等地，设了嶲唐、不韦两个县，哀牢的元气受伤，因此转衰;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哀牢王柳貌归汉，显宗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县;建初元年(公元76年)，哀牢王类牢反汉;二年(公元77年)，平判。

《楚宝·哀牢国考》： 哀牢，夷者。

其先有妇人名沙壹，居于牢山，尝捕鱼水中，触沈木若有感，因怀孕十月，产子男十人。

后沈木化为龙出水上，沙壹忽闻龙语曰：若为我生子，今悉何在?九子见龙惊走，独小子不能去，背龙而坐。

龙因舔之其母，鸟语谓背为九，谓坐为隆因名子曰：九隆。

及后长大诸兄，以九隆能为父，所舐而黠，遂共推以为王后，牢山下有一夫一妇，复生十女子，九隆兄弟皆娶以为妻。

后渐相滋长，种人皆刻画其身象龙文，衣着尾，九隆死，世世相继，乃分置小王，土地沃美，宐五榖虫桑知染采文绣蜑，毲帛疉兰干，细布织成文章，如绫锦，有梧桐木华，绩以为布，幅广五尺，洁白不受垢，污先以覆亡，人然后服之，其竹节相去，一丈名曰濮。

竹出铜铁铅锡，金银光珠，虎魄、水精、瑠璃、轲?、蚌珠、孔雀、翡翠、犀象、猩猩、貘兽。

圣楷按：貘音陌白，豹也，状颇似熊苍，白色白乐，天有貘屏，赞序云貘者，象鼻，犀目，牛尾，虎足，生南方山谷中，寝其皮，辟瘟，图其形辟邪，予旧病头风，每寝息常以小屏卫其首，适遇画工，偶令写之云，此兽食铁与铜，不食他物。

又按，哀牢卽今云南永昌府姚州卽今姚安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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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将鲜虞分离出去，再来认识中山国的源流关系。

“鲜虞”一名最早出现于《国语·郑语》。

《国语·郑语》幽王八年(前774年)云：“当成周者，南有荆蛮、申、吕、应、邓、陈、蔡、隋、唐;北有卫、燕、狄、鲜虞、潞、洛、泉、徐、蒲……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则皆蛮、夷、戎、狄之人也”。

此处的“狄”当指白狄，而“鲜虞”明显以一个单独族群并列其中，由此看来，“鲜虞”并不是“狄”。

《左传·昭公十二年》杜注：“鲜虞，白狄别种。

”也认为“鲜虞”不是“白狄”，归入“别种”。

那么，“鲜虞”究竟何人? 约在公元前2700年以前，山西的推翻了尧帝的陶，建立虞朝，当时可能称“夏虞”。

约在公元前2300年前后，大禹推翻了“夏虞”，建立了“夏后”朝。

在社会动荡变革中，以有为主体的夏虞朝的遗民向外迁徙。

河南的虞城、浙江的上虞大概是这次向东迁徙的印迹。

向北迁徙的走的过远的，目前还未找到踪迹，而大部分停留在农耕与游牧结合部发展。

在河东的称“鲜虞”，在河西的称“猃狁”。

“鲜虞”和“猃狁”实际就是“夏虞”的记音。

“猃狁”在陕西北部、泾水一带活动，西周中后期，发展最盛，曾发展到甘青一带，秦人在西汉水的老巢就是被他们给端掉了，才有了非子这一支的发展。

后来集结于泾水中游一带，形成国家，这就是“义渠”。

“义渠”是“有虞”的记音。

义渠处于农耕与游牧的交界地带，抵挡了北部游牧族群的向南深入，对秦国的发展起到了屏障作用，也是为秦最后统一中华农耕区具有重大贡献的。

“鲜虞”这一支从晋南北迁，大致生活在太行山中北部西侧一带。

《·北山经》云：“石山，鲜虞之水出焉，而南注于虖沱”。

据谭其骧《山经河水下游及其支流考》(载《中华文史论丛》第七辑)考证，今源出五台山西南流注于滹沱河的清水河即是鲜虞之水。

说明他们在这一带生活很久。

历经夏后、夏、商、西周，他们已发展成为一个很大的族群。

从太行山北端及中部的陉井向东部扩散。

到春秋时期，已遍布今保定、石家庄一带了。

“鲜虞”是夏虞朝遗民，主体应是山西舜帝之后裔，不属于姬姓部落。

所有将鲜虞归入姬姓，并没有多少根据。

公元前530年，晋灭肥国，“以肥子绵皋归(《左传·昭公十二年》)”。

而山西舜帝时，在陕西户县建有，商祖曾报杀父之仇，杀了有扈氏的首领绵臣。

两者都是“绵”字系列，疑其与有扈氏同为山西舜帝一支后裔。

河北新市(今河北正定市东北四十五公里的新城浦)古时有鲜虞城，更是增添了另一层混乱。

《汉书· 地理志》注引应劭云：“新市，本鲜于子国，今鲜虞亭是也。

” 司马彪《续汉书·郡国志》中山国新市条：“有鲜虞亭，故国，子姓”。

《路史》载：“鲜虞：续志云：子，鲜虞子，中山新市也。

有鲜虞故城，白狄别居，种最大，晋伐之。

(昭十五定四哀六。

)今定之新乐。

(《通典》)汉卢奴故鲜虞县，后周鲜虞郡，唐镇州。

(地理记：左人城西北四十左人亭鲜虞故邑。

左人即今定之唐县)”。

从此又引出鲜虞子姓一说。

1977年天津武清出土的《鲜于璜碑》亦说鲜虞璜为殷“箕子之苗裔”。

更证实了子姓一说。

不仅为子姓，而且为箕子的后裔。

《》卷41《第五伦传》注引东汉应劭《风俗通义·姓氏篇》称“武王封箕子于朝鲜，其子食采于朝鲜，因氏焉”。

后来注家或认为“朝鲜”为“鲜于”的误文，或认为是武王封箕子朝鲜，其子食采于，因合称鲜于。

关于“箕子封朝鲜”的记载，目前所见始于《逸周书》。

云：“王曰：‘咨尔商王父师。

……朕殚厥邦土，靡所私。

乃朝鲜于周，底于遐狄，其以属父师。

”显然，封箕子于朝鲜的目的是阻止狄人对中原的侵扰。

而正定一带正是狄人入侵的必经之地，所以，封箕子于正定的鲜虞城一带是可能的。

今之“朝鲜”似乎过远，并不在西周的疆域范围，也起不到防狄的目的。

《山海经》所说的“朝鲜”在潼关风陵渡以西，并非边地。

因此，“朝鲜”为“鲜虞”之误文是有可能的。

箕子被封之正定一带顺则防狄，叛则可卫燕南北夹击，实为双“防”之举。

如果正定的新市一带确为周初箕子封地，那么，在箕子受封之前，这一带应是鲜虞人的地盘，筑有鲜虞城。

而箕子受封以后，占据了“鲜虞城”，箕子后裔便以“鲜虞城”的地名为姓，实为子裔。

而舜帝后裔的“鲜虞”并不姓“鲜虞”，所以，从自周初始，以“鲜虞”为姓的并非鲜虞族群，实为“子”之后裔。

而鲜虞族或鲜与“鲜虞”姓无关，也与“子”姓无关。

以上史料记载，还能说明另一问题，至少到末期，鲜虞这一族群已扩散到正定一带，可能组成了方国。

后因箕子被封于此，或挤走他乡或融于其中了。

进入春秋以后，扩散在河西、河东的山西虞朝的后裔先后完成了国家体系的建立，河西为义渠、河东为鲜虞。

公元前677年，晋献公继位，一方面诛杀同族巩固君权，一方面在晋中南大力扩张，先后灭掉霍、魏、耿等十数小国，使晋国快速成为强国大国，但也造成晋中南地区的剧烈动荡。

导致晋南一部分戎族迁入伊洛山区，到公元前649年，之弟叔带觊觎王位，联合杨泉、泉皋、伊洛诸戎攻打王城，这部分戎族已参与周王室的纷争，已是一股不小的势力。

这一动荡向北、向东传递，打破了太行山东北部的平静。

山西中北部的鲜虞人再次向太行以东涌入。

在太行山东面，鲜虞人形成一股不可小视的势力。

鲜虞这一族突然进入了人们的视野是公元前662年对邢国的攻击，一出场亮相就是一副强势形象。

《春秋·简选篇》：“中山亡邢，狄人灭卫”，这里所谓的“中山”是指鲜虞。

天平、王晋的《狄灭邢、卫实为中山灭邢、卫考辨》已经讨论了这一点，但他们所说的中山，实际也是指鲜虞。

自公元前662年以后，活动在太行山以东，黄河以北的这支鲜虞人，史料多称为“狄”。

因都于“中人城”，原中山之地，所以，自从“中人”一役为晋所败之后，史料也有称其为“中山”，以其地名代替鲜虞。

根据《左传》庄公三十二年至僖公二年(公元前662—658年)的记载：鲜虞人公元前662年冬十月，首先对邢国发起攻击，庆幸这时执政，正盛，极时出兵相救，邢国得以保全。

公元前659年，再次对邢发起进攻，齐桓公又组织齐、宋、曹联军救邢，联军只开进到聂北(聂北：在山东茌平西。

公元前635年邢亡入齐)，便与溃逃的邢人相遇。

二次救邢后，“邢迁夷仪，诸侯城之”。

邢国所迁的夷仪，尚有两说。

一说在今邢台的西边(今浆水附近)，一说在今山东聊城的西南。

这可能第一次攻邢已攻破邢都，安置于浆水。

第二次攻邢后，邢迁都于聊城西南一带。

卫文公虽有光复卫国之志，尚不能收复原卫国疆土，有何力灭亡北边的邢国。

由此看来，邢国最后落脚地应在聊城一带。

在第一次破邢之后，公元前660年，鲜虞一路南下，对卫国发起攻击，攻破卫都朝歌后，“遂従之，又败诸河”。

卫在齐国等的帮助下，“诸侯城楚丘(河南滑县东)而封卫”，从此，沦为一个小国。

鲜虞占据了邢、卫大部分地盘，此后与齐、邢、卫多有接触。

据《左传》记载：公元前642年，“邢人，狄人伐卫，围菟圃”。

公元前640年，“齐、狄盟于邢，为邢谋卫难也。

于是卫方病邢”。

公元前639年，“狄侵卫”。

公元前630年，“狄侵齐”。

公元前628年，狄有内乱，卫乘机攻狄，狄乞和，二国会盟。

公元前629年，“狄围卫。

卫迁于帝丘(河南濮阳)”。

公元前628年，“夏，狄有乱。

卫人侵狄，狄请平焉。

秋，卫人及狄盟”。

公元前627年，“狄侵齐，因晋丧也”。

以上所谓的“狄”，大致就是鲜虞人这一时期的活动。

在虞鲜人攻邢败卫的强势出场后，再一次引起注意，已经到了公元前530年前后。

公元前635年，时，周天子赐给的樊、温、原、攒四邑，晋的疆域到达了太行山南部和黄河北岸地，渐向东、北发展。

邯郸是赵穿的封地，早已是的地盘了。

公元前587年，栾书为中军元帅时，食封于栾邑(今赵县境内，栾城县由此得名)。

公元前546年，弥兵大会后，晋国得以专力向北、向东发展。

公元前541年，晋国首先向北山戎无及群狄发起攻势，“晋中行穆子(荀吴)败无终及群狄于大原，……大败之(《左传·昭公元年》)”，迫使其北徙代地(山西浑源到河北蔚县一带)。

为了控制太行井陉通道向太行山以东扩展，清除散布于山西盂县、昔阳一带的戎狄障碍便是下一个目标。

公元前530年，“晋荀吴伪会齐师者，假道于鲜虞，遂入昔阳。

秋八月壬午，灭肥，以肥子绵皋归(《左传·昭公十二年》)”。

晋国一出手，首先灭掉了鲜虞的一支肥国。

第二年，“鲜虞人闻晋师之悉起也，而不警边，且不修备。

晋荀吴自著雍以上军侵鲜虞，及中人，驱冲竞，大获而归(《左传·昭公十三年》)”鲜虞的国都可能就在中人，这一次直奔鲜虞的主体，使其遭遇重创。

公元前527年，伐鼓(河北晋县)。

“晋荀吴帅师伐鲜虞，……围鼓三月，……鼓人告食竭力尽，而后取之。

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鸢鞮归(《左传·昭公十二年》)”。

公元前521年，“鼓叛晋”，第二年，“六月，荀吴略东阳，使师伪籴负甲以息于昔阳之门外，遂袭鼓，灭之。

以鼓子鸢鞮归，使涉佗守之(《左传·昭公十二年》)”。

晋国这一次打击行动，至少并没有完全灭掉鲜虞和鼓，而是使其臣附与晋。

鼓国的叛变，使鼓国彻底灭亡了。

《国语·晋语九》载：“与鼓子田于河阴，使夙沙厘相之”。

鼓子鸢鞮还是给划了一块吃饭的地方。

从此，肥、鼓淡出，不著于史。

此后晋与鲜虞长达近20年，没有大的冲突。

公元前507年，晋与齐、宋、卫等国在召陵会盟，图谋伐楚，鲜虞趁机举兵反晋，“秋九月，鲜虞人败晋师于平中，获晋观虎，恃其勇也(《左传·定公三年》)”。

随后，遭到晋国报复。

公元前506—505年 “晋士鞅、卫孔圉帅师伐鲜虞”;“晋士鞅围鲜虞，报观虎之败也(《左传·定公五、六年》)”。

公元前497年，由赵氏内讧演变为晋卿内争。

晋定公和智、韩、赵、魏挫败晋国的范氏、势力，晋卿中行寅、范吉射逃往朝歌(河南淇县)和邯郸氏赵稷联合对抗，并在的斡旋下，齐、鲁、卫、郑等国支持这支反晋势力。

公元前 494 年，赵鞅率军围朝歌，齐、卫、鲁、鲜虞联军攻晋五鹿(河北大名东)以救范氏。

随后，齐、卫、鲁、鲜虞联军攻占晋棘蒲(河北赵县境)。

鲜虞介入了晋卿内争，加入到齐、鲁、卫联盟。

公元前491年，赵鞅包围攻克邯郸，荀寅奔鲜虞，赵稷奔临。

齐国将国夏伐晋，取邢、任、栾、鄗、逆畤、阴人、盂、壶口，会鲜虞，纳荀寅于柏人(隆尧县西)。

公元前490年赵鞅攻陷柏人城，荀寅、范吉射奔逃齐国，晋八年内战结束。

公元前489年，晋赵鞅率师伐鲜虞。

《·权勋》曰：“中山之国有仇繇者，智伯欲伐之而无道也。

为铸大钟、方车二轨以遗之。

仇繇之君将斩岸堙溪以迎钟。

……赤章蔓枝断毂而行，至卫七日而仇繇亡”。

程恩泽《国策地名考》第十八卷《由》：“方以智曰：‘春秋仇由国，今之太原府盂县也，智伯欲伐仇由，即此。

’盂县今属山西平定州，东北半里有仇犹城”。

仇由可能是散布在山西中部的鲜虞的一支，但不一定与立国中山地的鲜虞国有主从关系。

又《古本》载：“十八年(公元前457年)荀瑶伐中山，取穷鱼之邱”。

《》卷十二《巨马水》引《竹书纪年》称：“荀瑶伐中山，取穷鱼之丘”。

穷鱼之丘，《水经注》以为涞水所经之射鱼城即穷鱼之丘，在今涞水县西。

杨守敬《水经注疏》据《太平寰宇记》称易县有鱼山，较之射鱼城距离中山为近，有待考证。

又《国语》卷十五《晋语九·赵襄子使新稚穆子伐狄》云：“赵襄子使新稚穆子伐狄，胜左人，中人”。

赵襄子为赵鞅之子，据《·六国年表》，赵襄子在位时间自公元前457年至425年，《国语》将此条置于赵襄子即位之后至三家灭智之前，即公元前457年到453年之间。

赵襄子伐狄应在这一时期。

《水经·滱水注》记载，滱水自倒马关南流，东过唐县南，“水出中山城之西如北。

城内有小山，在城西，侧而锐上，若委粟焉”，“俗以山在邑中，故亦谓之中山城，”“言城中有山，故曰中山也”。

《史记正义》引《括地志》称中人城“在定州唐县东北四十一里，春秋时鲜虞国之中人邑也。

”西晋张曜《中山记》说中人城“城中有山，故曰中山”。

“中山”之名可能因中人城而得名。

进入战国后的这三次战争，皆言中山，而不提鲜虞，以“中山代鲜虞”，这是因为鲜虞都于“中人城”的缘故。

有学者认为《国语》记赵襄子伐狄言“胜左人、中人”而未言灭，可能是有道理的。

但自赵控制了左人、中人后，鲜虞已经失国，由此，便衰落下去了，消然淡出，绝于史籍。

通过以上所述，可以明确鲜虞既非白狄，姬姓，也非箕子后裔，子姓。

鲜虞实为山西舜帝后裔，鲜虞人立鲜虞国于中山之地，而非“中山国”，也未见自称“中山”，因此，鲜虞与中山国无关。

战国后史料多以“中山”代替“鲜虞”，或以“狄”这一笼统概念代替“鲜虞”，以致造成许多错乱。

剥离了“鲜虞”之后，再来讨论“中山国”，就少一个纠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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