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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渲染女性是如何的富有主见与智谋，还将这些助夫、助子成名的女性描写成才女，这表明在作者心中才女配儒生符合大众审美，有文才的女性也能很好的理解并支持儒生参加科举考试，于是很多小说中的女性都才华横溢。

才女形象并不是小说家的文学想象，明代社会确实有一批才女。

根据《列朝诗集小传》与《名媛诗纬初编》，可以获知被记录下生平的部分明代才女。

如杨文俪，幼年时期聪颖好学，喜好古诗，将几个儿子培养成宦林高官。

如王娙，丈夫去世后，她独自养育孩子，同时教导两个儿子读书，闲暇时还写诗娱情。

如娴，丈夫死后，将儿子张汝开培养成举人，在她的教育下，两个女儿也精通翰藻，母女间经常诗歌唱和，颇有雅士风采。

又如项兰贞，常与叔公唱和，有诗集《裁云草》、《月露吟》。

还有为人乐道的沈宜修母女，她们除了在家中吟诗自娱外，还在汾湖之滨举行诗会，沈宜修著有《鹏吹集》，母女四人的诗文被编为《午梦堂十集》。

其实，除了以上提及与被著作记录的女性，明代才女不乏其人。

由于古代传播技术有限，加上有些女性不希望自己的才华被世人所知，限制了女性才名的传播。

而且，明代女性并无受正规教育的权利，和男性相比，能识字读书的女性多集中在宦门或皇室，才女数量肯定不多。

虽然明代记载的才女数量有限，但这些关于女性才名的记载，体现了明代社会部分人对于女性才智的认可。

从科举考试角度来说，女性有一定文学修养并不会对她的德行造成损害，前提是女性仍以家庭生活为中心，不露才、显才，还会对应举的丈夫产生有益影响。

若丈夫是应举之人，妻子精通文墨，可能会比一般女性更加支持丈夫读书科举。

封建社会女性受到的教育越多，封建伦理道德观念对她的影响就越重，才女可能会更加无怨无悔的帮助丈夫应举，而不会因累举不第埋怨丈夫。

另外，有才的妻子对于儒生来说总不是一件坏事，妻子利用文才对举业也能有所帮助。

虽然在明代大多数女性与科举相关的小说中，女性文才的描写不会占很大篇幅，但却在这类小说中不约而同的出现，除了作者的想象因素，明代社会一些才女才华的显露也会对小说创作产生影响。

除了文学方面的才华，明代很多女性还具有出色的治生才能。

明代大部分忙于准备科举考试的儒生们都没有时间忙于其他生活琐事，在考取功名之前，儒生们不得不花大量时间、精力去研习与八股制艺，能够在应付繁重学业的同时兼顾谋生的儒生确实有限。

由于自幼以来长时间接触举业，这也造成了很多儒生不具备谋生技能，除去少数不为生计担忧的官家少爷与富家之子，绝大多数的儒生是需要考虑家庭经济状况的，儒生们缺少维持生计的精力，那么对于他们来说，治生这项重任就自然地落在他们的妻妾或母亲肩上。

明代商品经济发展迅速，以当时经济较为发达的吴地为例，育蚕、缫丝、纺织这类工作为妇女提供了施展自身才智的机会，从事纺织的女性完全能够维持家庭开销，如果家中有准备科考的男性，那么他们的读书费用很有可能是依靠家中女性纺织所得。

一些家庭中，在男性考取科名成为官员之前的这段时间，家中的开销都由女性维持。

女性依靠纺织供养书生读书应举的现象并不是明代小说独有，在明代社会中，这样的事实确实存在，明清妇女从事纺织业的所得较过去提高许多，对家庭的生计来说是很重要的经济来源。

明代女性从事纺织业的报酬较为可观，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生产方式、消费结构也发生变化，明代女性在纺织中创造的经济价值完全可能超过男性。

有学者研究，基于明末《农书》推算，一名妇女织绢的收入相当于两位男劳力的收入。

明代松江女性常年以纺织为业，妇女得到了发挥潜能的机会，创造了为全社会所承认的价值。

许多女性依靠纺织改善家庭处境，家中若有不便劳作的儒生，女性就要承担起谋生的任务，多数女性主要依靠纺织来赚取生活所需，还要资助儒生读书赶考，抚养子女成人，还要掌管家中一切，女性的功劳显而易见。

明代小说中有不少女性依靠纺织养家、供男性读书的例子。

如《型世言》中的，每日晚必纺纱绩麻，监督儿子读书至二三更。

小说中虽然只明确描写陈氏依靠纺织供正妻儿子读书，但书中对其他寡妇的守节教子行为也给予了称赞。

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妇女没有外出工作的机会，家中青壮年男性又接连去世，家中只剩下女性与幼子，虽然纺织可以带来一定收入，但要支撑一个五口之家仅凭陈氏一人之力不太现实。

所以，除了陈氏以外，萧家的其他寡妇也必定要参与到纺织的队伍中，只有三位寡妇联合起来，采用纺织的方式才能支撑家庭开销，还会有一定结余投入到儿子们的教育中。

《石点头》中的青姐也同样依靠纺织将儿子抚养成人，郭梓对多年未见的父亲交代：“读书从师之费，皆赖母亲日夜纺绩以供。

”足可证明，青姐多年是靠一个人辛苦纺织所得将儿子培养成进士，纺织所得虽然可以满足家庭开销，但背后所付出的辛劳却难以想象。

《警世通言》中《赵春儿重旺曹家庄》的赵春儿为了帮助丈夫进入仕途、重振家业，在自己己预先藏好大笔积蓄的前提下，还坐在家中辛苦纺织十五年。

虽然自己有不菲钱财，但她毅然选择纺织作为自食其力的生活方式，作者特意将赵春儿辛勤从事女红多年的事迹加以重点描写，也是对女性通过纺织这一技能提升自身经济地位、社会地位，并且帮助丈夫取得入仕资格而由衷钦佩。

《二刻拍案惊奇》中《张福娘一心贞守 朱天锡万里符名》的张福娘同样是通过辛勤纺织独自将儿子养大，朱天锡自小便读书，日后又成为“显官”，而这一切都依靠张福娘日夜纺织而来。

对于一般家庭来说，如果男子常年为科举而研读诗书的话，就意味着家中的开销比一般家庭有所增加，如进学、从师、社交、赶考所需的费用，购入书籍、纸笔等物的费用更是不计其数。

发展到明代己经十分成熟，明代的乡试、会试、殿试这种三级考试制度确立后，客观上也使得考生最后成为官员的时间拉长，很少有人能够顺利联捷，这通常需要经历很长的时间跨度，科举考试的花费带给一个平民家庭的压力可想而知。

若家中缺少能干的女性予以经济上源源不断的支持，儒生几乎难以走过如此漫长的科举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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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朝廷和正经人家看来，他就是盗贼，他自己也有一种做贼的感觉，所以直到做了，朱元璋依然疑神疑鬼，总担心人家看不起自己，尤其担心的是读书人。

朱元璋压根儿不喜欢读书人，但是他又离不开读书人，因此每每看见读书人舞文弄墨，就未免疑窦暗生：他们会不会在文章中骂我?后来朱元璋识字了，也就能读奏章了。

喜欢读，就得有人上表。

可地方官都是一干武夫，自己玩不来这个，就抓住个当地的教授(官职，属于当地县学的官办教师)、训导什么的上折子拍马屁。

这些人稍不留神，就拍在了马腿上。

那段时间，有不少州县的读书人因为替人写折子丢了脑袋。

凡是奏折里有“作则”“生”“法坤”字样的，就会遭到杀身之祸。

因为“作则”近乎“做贼”，“生”近乎“僧”，而“发坤”近乎“发髡”(古之剃发之刑)。

想多了的朱元璋觉得人家是暗中讽刺他做过贼，做过和尚，剃过光头。

那年月又没有互联网，一个掉到坑里，也没有人通报，于是前赴后继，不少人莫名其妙丢了吃饭的家伙。

小文人倒霉，大文人也没能幸免。

朱元璋请状元张信为诸皇子当老师，按说朱元璋对皇子的老师理应客气一点，可是他并没有。

只因张信教皇子们写字用了的诗句“舍下笋穿壁”，朱元璋怒了，张信竟敢讥诮本朝，腰斩了!这样的厄运，也会落到能文的和尚头上。

明初一个叫来复的和尚被朱元璋看上，招进宫里，两人谈得高兴，朱元璋便赏了来复一顿饭。

来复一高兴，写诗答谢，却谢出毛病了。

因为诗里用了一个“殊”字，朱元璋觉得来复是骂他“歹朱”。

于是，来复的小命也没了。

朱元璋当家若干年来，只有一个人因为文字得罪却没死。

这个人原是翰林，后来因事得罪了权贵，被下放到山西蒲州做学正。

皇帝生日时，各地照例上贺表，这位前翰林也上了一个，表中有“天下有道”和“”两句套话。

朱元璋看了很生气，说“疆”就是“强”，“道”就是“盗”，分明在骂自己是强盗，遂命人把前翰林抓来。

有司问罪，这位前翰林说：“皇上有旨，令表章不许杜撰，务必出自经典。

我这两句话，一则出自论语，为先圣之格言，一则出自，为群臣祝君之真情。

”朱元璋听了，嘴上说这厮还嘴硬，暗中却把人放了。

大家叹了一口气，说这么些年了，只见朱元璋放过这一个人。

多少年来，朱元璋一直以正面的形象被记录在历史上，其实，这个人如果不是受迫害妄想狂的精神病患者，就是个贼气不改的暴君。

也许两者。

读书人碰上这样坐在金銮殿上的贼人，也真是倒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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