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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其为苏州人，是指地域所在，称其为吴县人，是行政辖区所在。

但薛生白又在《医经原旨》、《周易粹义》等书中署“河东”。

据《总目》解释，“河东”指郡望。

郡望亦称望出，是该姓的发祥地，也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姓氏堂号。

河东郡系世居之郡，其地为现在的山西省夏县一带，为当地所仰望的显贵家族。

根据《姓氏考略》记载，的裔孙奚仲居于薛，历夏、商、周三朝，共64代为诸侯，末年被灭亡，子孙便以国名为姓。

在姓氏下面加称郡望，是古人崇尚本家族、数典不忘祖的一种习惯称法。

薛氏子薛中正(字不倚)，孙薛寿鱼，曾孙薛东来，族孙薛承基，均传医业。

湿热病是外感热病中的—大类型，是由于既感受湿邪，又感受暑热之邪，则成湿温。

也有由于湿邪久留伏而化热，成为湿热之邪交织，而为湿温者。

这种病的发生，与季节有很密切的关系。

在长夏初秋之际，气候溽暑，既热且湿，湿中生热，人处于这样的自然环境之中，身体虚弱者往往容易成病，而成湿温。

湿温为病，既有湿邪，又有热邪。

湿性黏滞，热性炎炽。

二者相合，邪热由于湿邪的粘滞而难以消除，湿邪则由热邪的驰张而弥漫上下，致使病情十分严重。

正如薛雪总结说：“夫热为天之气，湿为地之气。

热得湿而愈炽，湿得热而愈横。

湿热两分，其病轻而缓;湿热两合，其病重而速。

” 湿热病邪的侵犯途径和侵犯部位，不同于其他外感病。

薛氏将湿热病的侵犯途径归纳为三个方面。

一者，有少数病人邪气是从皮毛侵入。

薛氏这—看法，不同于吴又可、的温邪上受的观点，只强调温邪从口鼻而入。

二者，大多数患者，邪气是从口鼻而入。

这一点又同于温病学家的观点，但又有所不同。

盖温病则邪从口鼻而入，伤于心肺。

而湿热病邪虽然也从口鼻而入，但所伤脏腑则主要在脾与胃。

因为脾土属太阴，主湿而恶湿，湿邪最易伤脾。

阳明胃为阳土之脏，水谷之海，主燥而恶燥，易于化火。

因此，病变多在于此。

其三，邪气从上而受，既不在脾，又不在胃，而是侵犯膜原。

薛氏十分重视脾胃盛衰在湿热病发病过程中的作用，指出脾虚湿盛是湿热病产生的内因条件。

薛氏认为，湿热本证的主要表现为：始恶寒，后但热不寒，汗出胸痞，舌白或黄，口渴不引饮。

湿热表证，薛氏将其分为三种，一为湿邪伤表，一为湿邪在肌肉，—为湿热侵及经络。

所谓湿邪伤表者，是指湿邪阻遏于人体卫阳之表。

可见恶寒、无汗、身重、头痛、胸痞、腰疼等表现。

此时，当散在表之湿，故用藿香、香薷、羌活、苍术皮、薄荷、牛蒡子等。

湿邪伤及阳明肌肉 薛生白，症见恶寒、发热、汗出、身重、关节痛、胸痞、腰痛等，治用滑石、大豆黄卷、茯苓皮、苍术皮、藿香叶、鲜荷叶、白通革、桔梗等。

若湿邪侵入人体经络脉隧，见有四肢牵引拘急，甚则角弓反张、口噤等，宜用鲜地龙、秦艽、威灵仙、滑石、苍耳子、丝瓜络、海风藤、酒炒黄连等。

若属湿邪偏盛于里，又分为不同情况。

有湿滞阳明者，见有舌苔遍体白、口渴之象，宜用辛开之法，使上焦得通，津液得行，选用厚朴、草果、半夏、干菖蒲等。

有湿困太阴者，见有恶寒，面黄、口不渴、神倦、四肢懒、脉沉弱、腹痛下利等，治宜温脾阳、化湿浊，药仿缩脾饮(缩砂仁、乌梅肉、煨草果、炙甘草、干葛、白扁豆)、大顺散(甘草、干姜、杏仁、干姜)、来复丹(硝石、硫黄、五灵脂、青皮、陈皮)等。

若湿热阻遏膜原，见有寒热如疟的表现，可选用吴又可疏利膜原之法，仿达原饮，选用柴胡、厚朴、槟榔、草果、藿香、苍术、半夏、干菖蒲、六一散等。

若湿热并重于里，见有舌尖红，舌根白苔，说明湿邪留滞，但渐化热，治疗则一方面化湿，一方面清热。

而对于热邪偏盛于里者，则当以清热泄热为急务，辨明热邪在气、在营、在血之不同，而借助叶天士之法论治。

若湿热充斥三焦，由于湿性粘滞，易阻遏气机，故宜从三焦分证施治。

对于湿热阴伤者，薛氏选用鲜生地、芦根、生首乌、鲜稻根等品，既可复胃中津液，又可泄热祛邪。

对于湿热阳虚者，比如，由于暑伤元气，使肺气不足，而见咳嗽，气短倦怠，口渴多汗，脉虚欲绝者，可用人参、麦冬、五味子等以益气生脉。

若中气不足，使升降失常，症见病后数日，呕吐泄泻一时并至，脾气大虚，中气不支者，可选用生麦芽、莲子心、扁豆、苡仁、半夏、甘草、茯苓等温中健脾。

总之，薛氏对湿热病的各种证型与临床变化，条分缕析，进行了很好的总结。

薛生白对湿热病的研究，突出了湿邪与热邪相合为病的特点，抓住了湿热二邪轻重不同的要害，并结合脏腑、三焦、表里等辨证方法，使之融为一体，解决了湿热病的证型辨析，有利于临床应用。

在治疗上，虽然有温化、清泻、清热祛湿诸大法，同时又有补阳、益气、养阴、生津诸法的配伍，然其用药时时注意到清热不碍湿，祛湿不助热，扶正不碍祛邪，祛邪当注意扶正等方面。

治疗不拘泥于固定成方，体现了湿热病治疗的特点，成为后世治疗湿热病的规矩，影响极其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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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有《伤寒百证歌》5卷、《伤寒发微论》2卷、《伤寒九十论》(合称《伤寒论著三种》)、《治法》、《辨证》、《翼伤寒论》、《仲景脉法三十六图》等书。

是研究《伤寒论》的大家之一，对辨证施治理论多有阐述和补充。

他说：“伤寒治法，先要明表里虚实。

能明此四字，则仲景三百九十七法，可坐而定也。

”在其学术思想中较突出的是对脾肾关系的理解，认为肾是一身之根抵，脾胃乃生死之所系，二者之中又当以肾为主，补脾“常须暖补肾气”。

这一见解对后世进一步研究脾肾关系和临床座用，很有发。

《伤寒百证歌》，是以歌诀体裁将仲景方论编成100证，以便后学记习，遇有“有证无方”者，就以《千金》等所载之方补上;有议论不足者，多取《病源》及朱弘、孙尚、孙用和等人言论加以发挥。

《伤寒发微论》共22论。

第一论列举伤寒72证，详加阐释。

第二论以下多为作者心得的零散札记。

《伤寒九十论》，每论首记病例症状及治疗经过，加以评论，颇似今日之病案讨论。

《普济本事方》是“漫集已试之方及所得心意，录以传远”的著作，按病分为23门，收录300余方;每方首列主治、方名及药味分量，次录治法、服法，后附一二个病例，并加评述。

其中关于言气撅不可作中风候、益肾宜用滋补之品以及区别肠风、脏毒、血痔的不同等论点都颇有见地。

1143年，64岁的许叔微，将“已试之方，及所得新意，录以传远，题为《普济本事方》”，全书10卷，为23门，包括中风肝胆筋骨诸风，心小肠脾胃病，肺肾病等脏脏常见病，及其他内科杂病，外科、妇科、儿科、五官科、伤寒时疫，旁及针灸，靡不悉备，每门分列数证，证下系方若干，共收录330余方，每方均简述主证、病因、病机、用药、炮制及服法，或载医论、病案、灸治、煨治法等内容。

是书文字简明，辑方切于临床，为许氏多年“刻意方书”所积累的验方汇编，书中用医案医话形式写就论证73则，见解精辟，如认为惊悸多魇，通夕不寐症属肝不藏魄，不治心而治肝;对阴毒证由浅入深分为始得、渐深、沉困三候，以正元散、玉女散、灼艾脐中等方药分治;言气厥不可作中风候;益肾宜用滋补之品;治积以所恶者攻之，以所喜者诱之，对积证依病情分为酒、肉、血、气、水、涎、食七类，分别治疗;鉴别肠风、脏毒、血痔之不同的论点皆颇有见地。

取名“本事”，意其所记皆为亲身体验的事实。

此书是历史上第一部比较完备的方剂专书，在当时的医药界起到了振衰继微的作用，对后世影响深远，该书许多方为后世医家吸取或借鉴，如治疗中风的豨莶丸被《寿世保元》、《兰台轨范》、《成方切用》等书收录;治疗肠风的槐花散流传至今，已成为治疗痔疾的名方。

1149年。

许叔微70岁，已是桑榆之年，仍，不废耕耘，将平生运用经方的案例整理编撰成书，定名《伤寒九十论》，书中选择了九十个不同的伤寒病案，记载详细而真实，包括了十一例死亡病案，每例之后以《内经》、《难经》、《伤寒论》、《诸病源候论》等医籍为基础，结合个人的见解加以剖析;案案皆用仲景法，又灵活变通，遇《伤寒论》中有论无方时，选《千金要方》、《活人书》等书补入，如治热入血室用小柴胡加地黄汤;用大柴胡汤治二阳合病;主张大黄为伤寒之要药，生用有力，不需酒洗;论伤寒慎用丸药;桂枝汤中的赤芍白芍辨等论皆高出前人，反映了许氏较高的理论水平与治疗技艺。

书中提出“十剂”的方剂理论，对后世影响深远。

此书是许氏研读《伤寒论》并实践于临床的经验总结，既裨补仲景，又启迪后学。

后世的《经方实验录》即仿此例。

它不仅仅最早的伤寒医案专集，也是我国第一部医案专著，是书在医案学发展史上以及仲景学术临床应用方面均有不容忽视的开创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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