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体型最大的陆地动物

虽然我们并不太清楚十三、十四世纪的情况，但是根据今天的人种情况，也可以推断出当年欧洲和蒙古的情况，大致也是那样的。

照理说，冷兵器时代，体格强壮，绝对是打仗最重要的先决条件，为什么当年蒙古人在征伐欧洲的时候，体格强壮的欧洲人，却完全没有抵抗能力呢? 这个问题，我觉得可以用几个字来概括。

一、怕。

蒙古人发动对欧洲的进攻，被称为蒙古人的第二次西征。

在这次西征之前，蒙古人已经统一了漠北，已经打下了半个金国，已经在第一次西征的时候打下了西方强国西辽、花剌子模及周边一大片土地。

也就是说，蒙古人强悍的名声，早已经传遍了整个欧洲。

要知道，在蒙古人攻打花剌子模这一片西亚土地之前，欧洲骑士团十字军也已经发动了多次东征，也试图拿下西亚那一边土地。

但是，十字军骑士败多胜少，劳而无功。

而蒙古人却轻易就彻底拿下了西亚，这给欧洲人的震撼是强烈的。

给欧洲人震撼更强烈的，还有蒙古人的屠城和残杀。

一座城一座城全部被杀得精光，脑袋全部砍下来，堆金字塔。

这样恐怖的传说，早已把欧洲人吓破了胆。

所以，欧洲人还没和蒙古人打，先就害怕了。

事实也是如此，当蒙古人在拿下钦察，进攻俄罗斯的那些公国的时候，那些公国都不敢主动出战，而只是躲在城堡了，加固城墙。

希望通过防守让蒙古人知难而退。

这显然是一种最笨的打法。

如果欧洲人不怕，他们也不会在战术上这么保守。

二、散。

欧洲人当时在和蒙古人作战的时候，最大的特点就是一盘散沙。

每个国家都会只考虑自己的利益。

还是拿俄罗斯来说。

当时的俄罗斯有三个大公国：也烈赞公国、弗拉基米尔公国和诺夫哥罗德公国。

蒙古人在进攻第一个公国也烈赞公国的时候，他们当时是派了使者向第二个公国弗拉基米尔公国求救的。

但是，弗拉基米尔公国一是因为畏惧蒙古人，害怕惹火烧身，二是本身与也烈赞公国有仇，巴不得也烈赞公国灭亡。

在这样的心理作用下，弗拉基米尔公国并不前往营救，结果，也烈赞公国被蒙古人围起来打，从容地打，很快打下来了。

打下来以后，蒙古人并没有因为弗拉基米尔公国没有前往营救，就饶过他们，反而是继续进攻，那时候，弗拉基米尔公国的大公才害怕了，丢掉城市逃跑。

结果他也没有逃掉，被蒙古人搜出来给砍了。

在蒙古人发动的第二次西征期间，类似这种互相拆台的情况特别多，欧洲的这种一盘散发，也是蒙古人能轻松打败欧洲的重要原因。

三、死。

欧洲当时处在中世纪，人们的思想被宗教严酷禁锢着。

因此，欧洲人无论在思想文化，还是战略战术上，都显得非常死，非常僵化。

当他们在面对蒙古人的时候，从宗教的角度来考虑，就觉得这是上帝把恶魔降临到人间，是上帝对人间的一种惩罚。

面对这种惩罚的时候，他们往往会选择逆来顺受，选择承认现世苦难，把希望寄托在去世后的天国。

这和蒙古人追求人间的极致欲望，完全是两回事。

所以，就算他们有强健的体格，打起仗来，也是畏手畏脚。

除此外，政治上的死气沉沉，也是他们打败仗的重要原因。

各国的是受教皇控制的，而教皇既不能把大家团结起来，也不能灵活地打仗，当然最后就只能被动挨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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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责任感思想、节制思想和忠孝思想，都是它和封建统治结合的结果，因此，儒家思想是连同我们当代在内的主流思想。

2.儒学在中国存在几千年，对于中国的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依然存在巨大的潜在影响。

3.现代企业管理中也注入了不少儒家思想。

对东亚影响 儒家思想在东亚各国都有广泛的影响。

在韩国和日本，伦理和礼仪都受到了儒家仁、义、礼等观点的影响，至今都还很明显的。

在韩国，信奉各种宗教的人很多，但是在伦理道德上却以儒家为主。

在西方文明侵入韩国社会后，各种社会问题有所增加，但是韩国政府以儒家思想的伦理道德作为维护社会的稳定的制约力量，在教育中深化儒家思想。

儒家学说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儒家经典不仅是思想统治工具，同时也是中国封建文化的主体，保存了丰富的民族文化遗产。

儒家学说不仅在中国，在东亚世界也占有重要地位。

儒学和汉字、律令以及一样，很早就传播到周围国家，并对那里的思想和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朝鲜，早在公元1世纪初，就有一些人能背诵《》和《春秋》等儒家典籍，这说明儒学早已传入朝鲜。

时期，统治阶级非常重视儒学，把它视为维护秩序、加强王权的思想武器，采取各种措施加以引进和推广。

高句丽于372年设立太学，传授儒家学说。

百济于4世纪建立儒学教育制度。

儒学在新罗传播，大约在6世纪。

新罗统一后，进一步发展儒学教育，在中央设立国学，置博士、助教，招收贵族子弟传授儒家经典。

为了推动学习儒学的热潮，国王甚至亲“幸国学听讲”。

与此同时，还向中国派遣留学生，其中一些人考中状元，出现了一些著名儒学者，如强首、薛聪、金大向、金云卿、金可纪、崔致远等。

高丽王朝建立后，在首都开城设立国家最高学府国子监，在地方十二州设立乡校，广泛推行儒学教育。

958年，高丽开始举行，把儒家经典列为主要考试科目，从而推动了儒学迅速发展，并且出现了私学(私塾)。

12世纪初出使高丽的徐兢称赞朝鲜儒学之盛说：临川阁藏书至数万卷，国子监里“选择儒官甚备”。

大街小巷上经馆和书社相望。

少年们聚集在一起，跟随老师学习经书。

年岁稍长者，便自己找志趣相投的朋友，借寺观之类的地方讲习切磋。

社会各阶层的子弟，都“从乡先生学”。

李朝时期，为了加强封建专制统治，十分重视儒学教育，尤其推崇，把它视为维护封建统治的舆论工具，极力加以推广。

李朝的儒学教育有官学和私学两种形式。

官学系统，中央设成均馆，是为国家最高学府。

另外在首都汉城还设有中学、东学、西学和南学等四学。

成均馆和四学是中央直接管辖的教育机关。

地方各道和邑设有乡校。

这些学校都由国家提供一定的土地和劳动者，用以作为办学的经费。

私学是各地的儒家学者创办的私塾或书堂。

私学日益发展，成为李朝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影响。

李朝通过科举，选拔人才，任用官吏。

科举分文、武两科。

文科考试须经三榜，考试科目主要有儒家经典以及有关现行政策和各种形式的汉诗。

武科也进行三次考试，考试科目除兵学外，也考部分儒家典籍。

总之，程朱理学作为统治思想，在李朝的500年间，起到了维护和巩固封建制度的作用。

儒学传入日本，大约是在5世纪以前。

据《古事记》所载，百济的阿直岐、王仁是最早来到日本的儒学者，并且带来了《论语》和《千字文》等儒家典籍，他们还都曾作为皇太子菟道稚郎子的老师，讲授儒家学说。

继体天皇时期(507—531)曾要求百济国王定期向日本派遣五经博士，传授儒家思想，于是儒家迅速发展。

圣德太子制定的“冠位十二阶”和“十七条宪法”，主要体现了儒家思想，甚至所用的词汇和资料亦大多是取自儒家典籍。

“冠位十二阶”是以德、仁、礼、信、义、智为基本位阶，再各分大小两等，如大德、小德，共成十二阶。

“十七条宪法”的宗旨是强调“君主至上”。

如“，民无二主，率土兆民，以王为主”，“群臣百僚，以礼为本”，“承诏必谨”等，均反映了儒家的政治思想。

圣德太子还多次向中国派遣使节和留学生，积极摄取中国文化，于是儒学迅速发展，并逐渐成为贵族官僚必修的教养。

在日本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化改新，也是在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下而发生的。

大化改新的首领中大兄皇子和中臣镰足都曾受教于中国留学生南渊请安和僧旻等人，并在他们的协助下制定了改新蓝图。

701年制定的基本法典《大宝律令》对教育设专章(“学令”)，规定中央设太学，地方设国学，各置博士、助教，招贵族子弟，授以儒家经典，其中《论语》和《孝经》为必修科目。

757年，孝谦天皇下诏，令全国每家必备一本《孝经》，奖励“孝子”、“贞妇”。

701年，日本开始祀孔。

768年，称德天皇敕称为“文宣王”。

藤原基经当摄政时(877—890年)，“敦崇儒术，释奠之日，率公卿拜先圣，使明经博士讲周易”。

由于统治阶级的积极扶持和奖励，这时儒学在日本已经超出贵族官僚上层社会范围而普及到各个阶层。

日本时代，程朱理学传入日本，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

但由于佛教的影响，儒学未能取得优势地位。

只是到了德川时代，适应封建专制统治的需要，儒学(朱子学)才摆脱了佛教的压制，达到空前繁荣的极盛时代。

德川幕府为了加强封建专制统治，把全国人民分为士、农、工、商四个等级，实行严格的等级身份制度。

因此，需要一种维护身份等级制度的御用思想，而儒学的“名分论”正好适应了这种需要。

于是，儒学(朱子说)被规定为官方哲学，成为德川幕府的正统思想体系。

藤原惺窝于1590年著《假名性理》，是最早用日文宣传宋儒“理性”的著作。

后来受德川家康的召见，并为其讲授《大学》等儒经。

1599年著《倭训》，使他成为日本第一个根据朱注而用日文字母训读《四书五经》的儒学家，被认为是日本“朱子学之祖”。

藤原惺窝有门徒150余人，其中林罗山、松永尺五等都是日本著名朱子学家。

林罗山历任儒官，作过将军的侍讲、顾问，参与幕政。

他提出了一整套的思想理论，以维护封建秩序。

他在《经典题说》中写道：“天自在上，地自在下，上下之位既定，则上者贵下者贱。

自然之理所以有序，视此上下可知矣，人心亦然。

上下不违，贵贱不乱，则人伦正，人伦正则国家治，国家治则王道成，此礼之盛也。

”林罗山以“天人相关”、“天人合一”的说教，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合而为一，从自然界法则引伸出人类社会的现存秩序，从而把社会的“上下贵贱之别”说成是合理的、永恒的。

林罗山以儒学理论维护德川幕府的封建统治，发挥了巨大作用。

儒学在越南文化中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末年，“越南人”士燮(字威彦，出生于交州的广信(今广西苍梧县)，其先祖为鲁国汶阳人)游学洛阳，研究左传、尚书等典籍，后来任交趾太守40余年。

据《越南四字经》说：“三国吴时，士王为牧，教以诗书，熏陶美俗。

”说明早在三国时期越南人就受到了儒学教育。

10世纪，越南独立以后，各王朝的典章制度大都取法于中国，政府选拔人才也采取，以诗、赋、经义等为考试内容。

13—14世纪之交，越南人以汉字为素材，运用形声、会意、假借等造字方式，创制了越南民族文字，称为“字喃”。

此后，中国儒家典籍大量传入越南。

宋元时期，越南刊刻过不少儒家经典和汉译佛经。

出现了不少明经的儒家学者。

15世纪初，曾下诏，以礼敦致越南各方面人才到中国来，其中包括明经博学的儒学者。

可见儒学在越南的影响之深。

对欧洲影响 中国古代文化对于世界文明的贡献，不是只有“”，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政治文化，对于人类近代文明也有过积极的贡献。

明清之际，欧洲的耶稣会士历经千辛，沟通中西文化，把中国当时的主体文化——儒学——程朱理学，用轮船运往17—18世纪的欧洲，在那里曾经形成过100年的中国文化热，儒家思想与意大利以来所形成的欧洲新思想相结合，成为欧洲近代历史发展的主导精神——蒙思想的一个重要思想渊源。

法国启蒙运动的领袖伏尔泰是中国儒学在欧洲最有力的鼓吹者，他和他的“百科全书派”把中国儒学，作为反对神权统治下欧洲君主政治的思想武器;程朱理学——新儒学，成为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创立古典哲学的依据，并用以反对罗马教廷的启示神学;被称为“欧洲孔子”的魁奈，以儒学为依据，开创了近代欧洲政治经济学的新纪元，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近百年来，中国人、东方人都公认，现代民主就是西方的民主，它起源于欧洲。

学习、借鉴，乃至全盘照搬西方的民主，也就成为许多近现代中国人的思想热点。

但是，在半个世纪以前就有西方人，经过近百年来，无论东方人、还是西方人都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实现社会现代化的一种文化上的障碍、精神上的阻力。

然而，在半个世纪以前就有西方人指出，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曾经是17—18世纪欧洲资本主义社会，形成和发展的一种精神动力;半个世纪之后的今天，东亚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尤其是中国近20年的飞速发展的历史，向世人显示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东方文明，不是实现社会现代化的一种精神阻力，而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动源。

文化或是文明，都是人类共同劳动与智慧的结晶。

人为地把文化分为东西两个对立的体系，只看各种文化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不看各种文化之间的对话与交融，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一种文化偏见。

这种文化偏见，已经成为人类文明走向未来的一种精神障碍。

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曾经改变了世界的面貌;中国古代的“四书”“五经”也影响了西方的现代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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