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宿舍文化的格言

称其为苏州人，是指地域所在，称其为吴县人，是行政辖区所在。

但薛生白又在《医经原旨》、《周易粹义》等书中署“河东”。

据《总目》解释，“河东”指郡望。

郡望亦称望出，是该姓的发祥地，也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姓氏堂号。

河东郡系世居之郡，其地为现在的山西省夏县一带，为当地所仰望的显贵家族。

根据《姓氏考略》记载，的裔孙奚仲居于薛，历夏、商、周三朝，共64代为诸侯，末年被灭亡，子孙便以国名为姓。

在姓氏下面加称郡望，是古人崇尚本家族、数典不忘祖的一种习惯称法。

薛氏子薛中正(字不倚)，孙薛寿鱼，曾孙薛东来，族孙薛承基，均传医业。

湿热病是外感热病中的—大类型，是由于既感受湿邪，又感受暑热之邪，则成湿温。

也有由于湿邪久留伏而化热，成为湿热之邪交织，而为湿温者。

这种病的发生，与季节有很密切的关系。

在长夏初秋之际，气候溽暑，既热且湿，湿中生热，人处于这样的自然环境之中，身体虚弱者往往容易成病，而成湿温。

湿温为病，既有湿邪，又有热邪。

湿性黏滞，热性炎炽。

二者相合，邪热由于湿邪的粘滞而难以消除，湿邪则由热邪的驰张而弥漫上下，致使病情十分严重。

正如薛雪总结说：“夫热为天之气，湿为地之气。

热得湿而愈炽，湿得热而愈横。

湿热两分，其病轻而缓;湿热两合，其病重而速。

” 湿热病邪的侵犯途径和侵犯部位，不同于其他外感病。

薛氏将湿热病的侵犯途径归纳为三个方面。

一者，有少数病人邪气是从皮毛侵入。

薛氏这—看法，不同于吴又可、的温邪上受的观点，只强调温邪从口鼻而入。

二者，大多数患者，邪气是从口鼻而入。

这一点又同于温病学家的观点，但又有所不同。

盖温病则邪从口鼻而入，伤于心肺。

而湿热病邪虽然也从口鼻而入，但所伤脏腑则主要在脾与胃。

因为脾土属太阴，主湿而恶湿，湿邪最易伤脾。

阳明胃为阳土之脏，水谷之海，主燥而恶燥，易于化火。

因此，病变多在于此。

其三，邪气从上而受，既不在脾，又不在胃，而是侵犯膜原。

薛氏十分重视脾胃盛衰在湿热病发病过程中的作用，指出脾虚湿盛是湿热病产生的内因条件。

薛氏认为，湿热本证的主要表现为：始恶寒，后但热不寒，汗出胸痞，舌白或黄，口渴不引饮。

湿热表证，薛氏将其分为三种，一为湿邪伤表，一为湿邪在肌肉，—为湿热侵及经络。

所谓湿邪伤表者，是指湿邪阻遏于人体卫阳之表。

可见恶寒、无汗、身重、头痛、胸痞、腰疼等表现。

此时，当散在表之湿，故用藿香、香薷、羌活、苍术皮、薄荷、牛蒡子等。

湿邪伤及阳明肌肉 薛生白，症见恶寒、发热、汗出、身重、关节痛、胸痞、腰痛等，治用滑石、大豆黄卷、茯苓皮、苍术皮、藿香叶、鲜荷叶、白通革、桔梗等。

若湿邪侵入人体经络脉隧，见有四肢牵引拘急，甚则角弓反张、口噤等，宜用鲜地龙、秦艽、威灵仙、滑石、苍耳子、丝瓜络、海风藤、酒炒黄连等。

若属湿邪偏盛于里，又分为不同情况。

有湿滞阳明者，见有舌苔遍体白、口渴之象，宜用辛开之法，使上焦得通，津液得行，选用厚朴、草果、半夏、干菖蒲等。

有湿困太阴者，见有恶寒，面黄、口不渴、神倦、四肢懒、脉沉弱、腹痛下利等，治宜温脾阳、化湿浊，药仿缩脾饮(缩砂仁、乌梅肉、煨草果、炙甘草、干葛、白扁豆)、大顺散(甘草、干姜、杏仁、干姜)、来复丹(硝石、硫黄、五灵脂、青皮、陈皮)等。

若湿热阻遏膜原，见有寒热如疟的表现，可选用吴又可疏利膜原之法，仿达原饮，选用柴胡、厚朴、槟榔、草果、藿香、苍术、半夏、干菖蒲、六一散等。

若湿热并重于里，见有舌尖红，舌根白苔，说明湿邪留滞，但渐化热，治疗则一方面化湿，一方面清热。

而对于热邪偏盛于里者，则当以清热泄热为急务，辨明热邪在气、在营、在血之不同，而借助叶天士之法论治。

若湿热充斥三焦，由于湿性粘滞，易阻遏气机，故宜从三焦分证施治。

对于湿热阴伤者，薛氏选用鲜生地、芦根、生首乌、鲜稻根等品，既可复胃中津液，又可泄热祛邪。

对于湿热阳虚者，比如，由于暑伤元气，使肺气不足，而见咳嗽，气短倦怠，口渴多汗，脉虚欲绝者，可用人参、麦冬、五味子等以益气生脉。

若中气不足，使升降失常，症见病后数日，呕吐泄泻一时并至，脾气大虚，中气不支者，可选用生麦芽、莲子心、扁豆、苡仁、半夏、甘草、茯苓等温中健脾。

总之，薛氏对湿热病的各种证型与临床变化，条分缕析，进行了很好的总结。

薛生白对湿热病的研究，突出了湿邪与热邪相合为病的特点，抓住了湿热二邪轻重不同的要害，并结合脏腑、三焦、表里等辨证方法，使之融为一体，解决了湿热病的证型辨析，有利于临床应用。

在治疗上，虽然有温化、清泻、清热祛湿诸大法，同时又有补阳、益气、养阴、生津诸法的配伍，然其用药时时注意到清热不碍湿，祛湿不助热，扶正不碍祛邪，祛邪当注意扶正等方面。

治疗不拘泥于固定成方，体现了湿热病治疗的特点，成为后世治疗湿热病的规矩，影响极其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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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二卷。

卷一载论文五十篇，主要阐发温疫之病因、病机、证候、治疗，并从中参论温疫与伤寒的区别。

卷二载论文三十篇，着重叙述温疫的各种兼挟证治，还设立了多篇有关温疫的质疑正误及疫疠证治的辨论文章。

《温疫论》一书提出了当时对传染病的称呼“疫病”的病因是“非其时而有其气”。

《温疫论》认为伤寒等病是由于感受天地之常气而致病，而“疫病”则是“感天地之疫气”致病。

《温疫论》将“瘟疫”与其他热性病区别开来，从而使传染病病因突破了前人“六气学说”的束缚。

《温疫论》在中国第一次建立了以机体抗病功能不良，感染戾气为发病原因的新论点。

《温疫论》指出“戾气”的传染途径是通过空气与接触，由口鼻进入而致病。

《温疫论》中还指出戾气有特异性，只有某一特异的戾气才引起相应的传染病。

该书还认为疗疮、发背等外科病是由于杂气感染，而不是由于“火”。

《温疫论》首次把外科感染疫病与传染病的病因划入同一范畴。

《温疫论》也十分重视机体抵抗力的重要性。

该书认为：“木气充满，邪不可入”，机体抵抗力强，则虽有接触传染的可能，但不大会发病。

假如“本气适逢亏欠，，外邪因而乘之”，机体抵抗力减低，又受到传染，则可以发病。

《温疫论》还提出了传染病的传染途径是“有天受，有传染”。

“天受”就是空气传染，“传染”就是接触传染。

所以书中注明“凡人口鼻通乎天气”，“呼吸之间，外邪因而乘之”。

《温疫论》认为传染病流行形式可以是大流行，也可以是散发的。

《温疫论》在传染病的病源、病因以及免疫性、流行性的大量论述都十分科学。

尤其在17世纪中叶细菌学出现之前，《温疫论》提出了：“夫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气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这种异气即“戾气”。

这种学说是十分先进的。

《温疫论》对温疫的免疫性的论述也确是十分令人敬佩。

书中说：“至于无形之气，偏中于动物者，如牛瘟、羊瘟、鸡瘟;鸭瘟，岂但人疫而已哉?然牛病而羊不病，鸡病而鸭不病，人病而禽兽不病，究其所伤不同，因其气各异。

”真是一段绝妙的阐述。

《温度论》记载了不少治疗传染病的新方法。

如书中认为传染病初起宜用达原饮，等到病深;些，即所谓“邪毒犯育”时，即不厌“急证急攻”。

这些方法都为后世传染病的治疗奠定了基础。

《温疫论》对后世的影响很大，一些著名医家如戴北山、杨栗山、刘松峰、、等，都或多或少地在《温疫论》的基础上有所发挥，有所创造。

我国历代医家在与传染病斗争的实践中创造了温病学说。

温病学说，渊源于《内经》，孕育于《伤寒论》，产生于金元，成熟于明清。

在温病学说的发展过程中，《温疫论》作为我国第一部治疗传染病的专著的贡献是很大的。

直至今天，中国应用温病学说的理、法、方、药治疗一些传染病，如流行性乙型脑炎、流行性感冒、麻疹、猩红热、痢疾等，取得了很高的疗效。

而其中很多地方就是继承和发扬了《温疫论》的理论和经验。

当然吴有性同历史上所有的伟大医学家一样，都有不能超越时代的局限性，如他虽发明了“戾气”学说之，把致疫因子的基本特征和致病特点做了许多正确描述，但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微生物科学，只能是一种科学假说;他提出寻找针对性药物，通篇体现的仍然是以攻下祛邪为主体的辨证论治，故也只能是一种示后人的理想，这些都是不应苛求的。

书中还误将鹤膝风、老年中风等非传染性疾病也归入疫病范畴。

虽提出反对妄投寒凉的正确主张，但对黄连只能清“本热”，不能清“邪热”，反对用黄连治疫的认识则欠确当。

认为“温病”、“温疫”、“瘟疫”三者无区别的“正名”也是不恰当的，温病与温疫有广义和狭义之别，温病包括温疫，温疫只是温病的一种。

对疫病的治疗方法尚欠丰富，尤其对预防措施论及甚少。

尽管吴氏有些错误论点、偏见和缺憾，但瑕不掩瑜，吴氏以他的医学实践和聪明才智、创新精神，在中国医学乃至世界医学发展史上，留下了极为重要不可磨灭的光辉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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