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科解读】

1948年9月，本田宗一郎正式组建了“本田技术研究工业总公司”并自任社长，从此揭开了本田大发展的序幕; 1980年，本田宗一郎荣获美国机械工程师学会颁发的荷利奖，成为历史上继”汽车大王“亨利·福特之后，第二位获此奖项的人物; 1989年，成为首个进入美国汽车名人堂的日本人; 本田宗一郎拥有470项发明和150多项专利。

创立了“HONDA(本田)”品牌，被现代工业界誉为“亨利·福特以来唯一的最杰出最成功的机械工程企业家”，与松下公司松下幸之助、索尼公司盛田昭夫、京瓷公司稻盛和夫并成为日本经营四圣。

另世人被称为“日本的福特” 在本田宗一郎整个商业人生中，他不断思考与总结，为后人留下了许多商业经营方面的示与哲思，他本人也被誉为日本经营四圣。

关于失败： 本田宗一郎认为，不要只看一个人的成功史，因为他人的成功不一定对自己有帮助，可是他人的失败可以作为他山之石，拿来攻玉。

所以，本田宗一郎对他人的成功不感兴趣，反而对他人的失败特别有兴趣。

”不为99次失败气馁，一心为第100次成功努力，是本田宗一郎的理念。

人没有刺激就不会进步。

当一个人身处逆境、走投无路时，智慧就显得尤为宝贵。

发明的最好条件是，是亲身体会痛苦。

经受的痛苦与获得的荣誉往往成正比。

如果说有了荣誉就没有痛苦，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同一年龄，经受过失败的人能吃苦耐劳，因为这些痛苦的经历可成为一股力量，成为人生飞跃的基础。

关于工作： 本田宗一郎认为，要培养年轻人，必须让他们不断地工作。

时代在进步，年轻人也在进步。

若没有年轻人的进步，这个世界就会倒退。

所以年轻人的智慧永远是进步的。

由此，为培养年轻人，必须让他们不断地工作，让他们打开第六感之门。

在公司里每一个人都毫无保留，完全暴露自己的优缺点，是一件好事。

石头就是石头，金子就是金子。

教练要尽量掌握运动员的特点，并使之得到充分发挥，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合理安排。

那样，石头也罢，金子也罢，统统都会成为真正有用处的东西。

” 工作是为自己工作，不是为别人工作。

因为能为自己工作，而在工作上找到乐趣，这就是他本人的幸福，也是公司的幸福。

有人为工作而工作，不是为自己的幸福而工作，世界上没有比这种工作更无聊的事了。

关于学习： 本田宗一郎在30岁的时候，还在当老学生。

当时他已经是一家有50个工人的工厂的社长。

那时候，他去当滨松工业专科学校的旁听生，从高工一年级学起，天天上学，为的是想学一点工科的理论课程。

学校一放学，就回到自己的工厂工作，边学习边工作，每天忙得不得了。

通常都工作到三更半夜，不眠不休 成功的秘诀： 本田宗一郎的全部秘诀，就在于永不模仿别人，永远立志创造出别人从没有过的高质量产品，正是这样不懈的努力，才走上了汽车产业的颠峰。

本田宗一郎讨厌模仿。

所以他的公司是以自己的做法去探索的。

因为本田宗一郎从一开始就选定了的方向，所以是先苦后甜。

模仿只图一时的舒服，日后就会。

创造成功了，其快乐是无与伦比的，并且创造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快乐，不会是短期的。

公私分明： 本田宗一郎一生从来没有用过公司的钱，虽然他是这家公司的社长。

不但如此，他也禁止公司的高级人员使用公费做接待工作。

用借贷来做生意，是最没出息的做法。

本田宗一郎把公司的公车废止了，不让高级人员坐公司的轿车上班。

他自己也是开私家车上班，连汽油也是用自己的钱买。

本田宗一郎认为假公济私，万万行不得。

一生的遗憾： 本田宗一郎在回顾自己一生的时候，感叹道“本田技研工业公司”和“本田技术研究所”，这两家公司都是用我的“姓”取名，这样的做法是我一生的遗憾。

“因为这违背了本田宗一郎的哲学：公司应该是大众的公司，是天下人的“公器”，并非一人的公司，不能把公司作为"私器"。

本田宗一郎与松下公司松下幸之助、索尼公司盛田昭夫、京瓷公司稻盛和夫并成为日本经营四圣。

他(本田宗一郎)对任何事物都不曾考虑过"不可能"三个字。

他为了克服战争期间物资不足的困难，曾在自己工厂的一角自制水泥和石灰。

他从不考虑买卖的得失，不停止的进行他的创新和发明，一手创造出了世界知名品牌本田! 随机文章奥多赛尔Odoacer简介霍金完美体现鲨鱼效应，与病魔斗争50年获得惊人成就（内心强大）水母死了会变成水吗，水母死了还有毒吗(死后会溶解在水里/有毒)耶稣为什么不杀了撒旦，信徒只有感受邪恶的恐怖才会向往光明白洞里面是什么样子，物质只能向外运动/或与黑洞连接形成虫洞 本站内容大多收集于互联网，内容仅供娱乐，并不代表本站观点，如果本站内容侵犯了您的权益，敬请联系网站管理员，我们将尽快回复您，谢谢合作！

丹尼尔·丹尼特：真正的解谜者拒绝成为赌徒

丹尼尔·丹尼特可能是当代最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之一。

他一生都在研究最棘手、最基本的心智之谜，以颠覆性的自然主义哲学观重塑心智与意识的讨论框架，深刻塑造了这个时代的哲学思想，影响了认知科学、人工智能和进化生物学等多个领域。

《我一直在想》这部在丹尼尔·丹尼特逝世不久后出版的个人回忆录，是其思想的最后结晶。

苏德超教授领衔的中译本，以精准而富有温度的译笔，将丹尼特深邃的思考与真挚的情感娓娓道来，让我们从一个更为私人的视角探悉这位著名哲学家的内心世界。

在这部回忆录中，丹尼特不仅回顾了他的智识成长和思想语境，交代了主要著作从构思到出版的前因后果，还为他的抽象理论提供了生动的注脚。

比如，关于围绕“感受质”展开的种种争议，他回忆起与美国哲学家塞拉斯在辛辛那提共进晚餐：“我们吃了一顿难忘的饭，围绕我们剩余的分歧来了一次更加难忘的谈话，我们特别就哲学家是否应该放弃‘感受质’概念展开了争论。

当我们喝完一整瓶香贝丹红葡萄酒后，他说：‘丹，感受质是让生命有价值的东西！’”（丹尼特：《我一直在想》，第119页） 《我一直在想》的另一个吸引力是大量的趣闻轶事，它们几乎涵盖了半个多世纪以来英美哲学界的核心人物。

丹尼特的叙述引人入胜又富有争议，揭露了问题和理论背后的学术生态，那些无法形诸文字的权力斗争、性别偏见和人情冷暖。

比如，他回忆了发生在1979年美国哲学协会东部分会上的学术“政变”。

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分析哲学家（自称“分析庞然大物”）遭遇了来自欧陆哲学家（自称“多元论者”）的偷袭。

欧陆哲学家们发现了协会选举规则的漏洞（允许会场提名），于是秘密策划，准备通过集体投票来接管协会的领导职位。

会议开始前约半小时，他们的保密工作出现了漏洞，得到消息的分析家们在酒吧里被召集起来，匆匆赶往会议现场，试图抵御这场夺权。

最后，分析哲学家们失败了。

（《我一直在想》第392-393页）丹尼特还批评了一些学术“霸凌者”。

如果这些霸凌行为属实，我们很难不对这些知名学者产生祛魅感。

作为分析路径的坚定支持者，丹尼特的叙述带有极强的党派色彩。

毋庸讳言，他的视角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路线冲突的产物，这也是阅读这本回忆录前应有的预期。

但读者会强烈地感受到，这本书是坦诚的：以一种并不折中的姿态，丹尼特毫无保留地展现了自己的好恶。

除此之外，读者还会感受到丹尼特的智识热情，一个充满好奇的心灵在不懈探索中感受到的无尽乐趣。

因为这些感受，丹尼特深邃而广博的思想变得具有感染力。

*在丹尼特去世后，我们推送了纪念文章： 撰文｜孙宁 《我一直在想》 作者：[美] 丹尼尔·丹尼特 译者：苏德超 叶子绿 版本：湛庐文化｜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2025年10月 赌博与解谜 在开始回顾他的一生之前，丹尼特引用了伯德（Alex Bird）的一句话：“我从不认为自己幸运，我是个胆小鬼。

这就是为什么我当不了赌徒。

但我非常努力地工作。

越努力工作，就越幸运！”（《我一直想》第ⅲ页，下同）关于赌徒的讨论让人想到帕斯卡。

这位17世纪的数学天才和虔诚的基督徒提出了关于宗教信仰最具挑衅性且经久不衰的论证之一。

他回避了复杂的神学论证，直接诉诸自利，使信仰成为一个审慎的风险管理问题。

如果你押注上帝存在而你是对的，回报将是永恒的救赎与无限的幸福；

如果你错了，损失将是世俗生活中的小小快乐。

相反，如果你押注上帝不存在而你是对的，你得到的将是有限的世俗快乐；

但如果你错了,你的损失将是与神圣的分离和永恒的诅咒。

对一位赌徒而言，在哪里下注变得显而易见。

作为“新无神论四骑士”之一的丹尼特并不相信上帝存在。

2006年，他在经历了长达九小时的心脏手术后写下了《感谢美好！》（Thank Goodness!）。

他在回忆录中告诉我们，当他说“感谢美好”，并不是在委婉地说“感谢上帝”——“我们无神论者不相信上帝的存在，更别说感谢上帝了。

我真的是在说感谢美好！这个世界有许多美好，并且每天都有更多的美好。

”（第vi页）但另一方面，他理解甚至同情对上帝的爱（回忆录中提到，丹尼特一家每年都会举办聚会，与朋友们一起唱圣诞颂歌）。

不过，当他从认知科学的角度考察了信念的形成之后，这种爱彻底地消逝了——他成为无神论四骑士中最具攻击性的成员。

在《破解咒语：宗教作为一种自然现象》中，丹尼特这样解释宗教信仰的起源：宗教是大脑在混乱的世界中寻找模式和原因时的意外副产物，大脑假定事件背后有能动的设计者，这些观念通过文化进化成为模因（meme），最终被制度化为有组织的宗教。

可以看到，丹尼特之所以选择了一个不存在上帝的世界，并不是因为他选择了在另一边下注。

他压根就不会参与这场赌博。

如果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终极的“谜语”（riddle）——“为什么有某物存在而不是无？”，赌博也许是获得答案的唯一方式。

但事实是，我们遇到的是一组“谜题”（puzzles），一些可以给出合理解释的复杂现象，比如生命和心智。

解开这些谜题不能通过灵光一闪的神秘启示，也不能通过放弃智识努力的被动接受，而是需要协作与耐心，需要有条不紊地拆解、研究和重新组装。

这样的解谜是集体性、累积性的，如同拼凑一幅没有终极边界的拼图，每一块新拼上的部分都扩展了整体，但并不声称完成了整幅图景。

丹尼尔·丹尼特，（Daniel Dennett，1942-2024）。

在丹尼特看来，科学家是解谜者的最佳代表。

面对复杂的现象，不是过于仓促地诉诸设计者的伟力，也不是通过赌博平息无法解答终极问题的焦虑，而是着眼于可追求的目标，通过一种“逆向工程”（reverse engineering），耐心地将复杂系统拆解开来，理解它的成因、功能和运作机制。

同时，不是过于仓促地寻求目的论的解释，而是自下而上地解释它们如何从先前的状态演化而来，即使这些状态可能是晦暗不明的。

为了完成这些工作，我们需要选择恰当的工具，更重要的是，需要通过试错、选择与调整来开发更好的工具：从数学建模、计算仿真，到思想实验、概念分析，工具的进步往往能揭开以往无法触及的机制层次。

解谜者满足于这样的解释，正如他们满足于人的有限性。

他们不冀求一个“永恒视角”（sub specie aeternitatis），也不尝试将自己提升到宇宙的高度。

他们只追求自己能够获得的答案，并深知这些答案极有可能出错。

但他们绝不会用赌博来决定应该相信什么，这与他们的智识追求相违背。

《自由的进化》 丹尼尔·丹尼特 著 曲娇 译 中信出版集团 2022年9月 天钩与起重机 “天钩”（skyhooks）与“起重机”（cranes）是丹尼特最著名的隐喻之一。

“天钩”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解释方案，诉诸未经解释的设计者、奇迹般的干预或神秘的宇宙力量。

在丹尼特看来，这种懒惰且不负责任的做法极大程度地阻碍了科学的探究。

相反，“起重机”则是自下而上，没有任何超自然的引导和干预，从简单阶段开始解释复杂现象。

围绕自然选择、突变和遗传展开的进化论是一种典型的“起重机”解释。

丹尼特坚定地认为，尽管一些“起重机”的合法性仍然处于激烈的争论中，但它们足以解释心智和生命的起源和所有复杂性，不需要求助于任何“天钩”。

自下而上、向前追溯的“起重机”解释需要回答这样的问题：有意识的觉知这种完全不同于物理行为的活动是如何从后者中涌现出来的？丹尼特建议我们做出这样的反思：在通往无意识状态和物理阶段的下坡路上，我们真的应该在某处停止吗？反思的结论是：演化中存在着真正的连续性，一种达尔文式的“渐进主义”（gradualism），这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中并不存在某个由物理突变为心理、由物质突变为人类经验的关键节点。

如果所有复杂现象都是通过逐步积累的微小变化而产生的，如果这中间不存在任何断裂或飞跃，我们就不需要一个“天钩”从外部提供心智和生命如何涌现的解释。

丹尼特告诉我们，心智起源于一种“无理解的能力”（competence without comprehension）。

这种能力源自演化过程中的自组织机制，它可以通过模块化协作涌现而生，这种协作并不需要内在理解的参与，甚至不需要意识的伴随。

他在《直觉泵》中举了如下例子来证明这一点：小布谷鸟将宿主的蛋推出鸟窝、白蚁堆砌城堡般的蚁冢、蝉的繁殖周期以素数为单位、瞪羚的弹跃等等。

他还重新定义了自由意志：从演化的视角来看，自由是一种不断进化的、越来越主动地规避危险的能力。

因此，决定论与意志自由只是演化的不同阶段，它们之间只有程度之别。

除此之外，他还试图阐明，意向性现象和非意向性现象之间没有明确的界线。

他邀请科学家转向更为包容的“意向立场”（intentional stance），不再尝试给出关于“心智解读”（mindreading）的统一标准，而是转向下面这个更为重要的问题：心智的能力可能被如何组织？ 《直觉泵和其他思考工具》 作者: [美] 丹尼尔·丹尼特 译者: 冯文婧 等 湛庐文化｜浙江教育出版社 2018年11月 在进化论的图景中，“天钩”的失效还有另一个原因：“物种”（species）在各种环境因素的作用下不断“变异”（variation），它们没有固定的本质，物种之间也不存在绝对的区分。

丹尼特在《达尔文的危险思想》中写道，“物种不是永恒不变的，它们随着时间而演化，在时间中诞生，可以随时间变化，并可以依次产生新的物种。

”（Daniel Dennett, Darwins Dangerous Idea: Evolution and the Meanings of Life(London: Penguin, 1995), p. 39.）如果解释的对象始终处于生成、转化与消亡的过程之中，且其未来充满开放的偶然性，如何用一个静态的、先验的“天钩”将其固定并赋予终极意义？丹尼特认为，通过寻找本质来研究事物的方法“呼应着一种渴望：放大到关键时刻，从而以某种方式确定一个门槛，标志着某个物种的第一个成员、真正功能的诞生、生命的起源。

”这种渴望背离了达尔文的基本思想：“所有这些卓越的性质都通过有限的增量逐渐出现。

”（Daniel Dennett, Darwins Dangerous Idea: Evolution and the Meanings of Life(London: Penguin, 1995), p. 425.） 达尔文的危险思想是：进化论展示了令人惊叹的复杂性如何能从简单、无意识的开端中产生，它侵蚀了所有关于目的和设计者的传统观念。

正因为如此，进化论被丹尼特称为“万能酸”（universal acid）。

在万能酸的作用下，意识活动以及意识活动的产物——一切意义与价值——都可以被“还原”为物理存在，成为物理世界的一部分。

在有些人看来，这种“还原论”的解释引向一幅机械的、冷酷的，甚至令人恐惧的世界图景。

当经验、信仰、道德和美感都被解释为物理过程的附带现象，人的存在好像失去了最重要的根据。

在丹尼特看来，“起重机”解释当然是还原论的。

但他并不认为一种唯物论的世界观与人类所珍视的意义与价值相矛盾，正如生命不会因被理解为分子运动而失去其珍贵，美不会因被分析为神经反应而丧失其震撼。

我们身处于一个物理世界，但这个世界允许我们有心智，感受尊严、自由，以及无处不在的精神性。

将这些意义与价值还原到物理层面并不是贬低了它们，恰恰相反，唯物论或许能够提供比绝对主义形而上学更坚实的基础。

基于这样的确信，丹尼特区分了好的还原论与贪婪的还原论（greedy reductionism）：“前者通常是好的，而后者则不然。

在达尔文理论的背景下，两者的区别很简单：贪婪的还原论者认为一切都可以在没有起重机的情况下得到解释；

好的还原论者认为一切都可以在没有天钩的情况下得到解释。

”（Daniel Dennett, Darwins Dangerous Idea: Evolution and the Meanings of Life(London: Penguin, 1995), p. 81-82.）在他看来，“天钩”解释表面上是在寻找一种高于物理世界的原因，实际上是一种贪婪的还原论，它没有耐心去处理那些极其艰深且重要的问题。

“天钩”解释给出一个答案，寄希望于它是真的，而真正的解谜者拒绝这样的赌博，转向更加严肃且深入的探索。

《意识的解释》 丹尼尔·丹尼特 著 苏德超 等译 新思文化｜中信出版集团 2022年7月 如果想错了呢？ 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回忆录的标题《我一直在想》呼应了丹尼特的哲学宿敌笛卡尔。

笛卡尔将心灵视为思维之物（res cogitans），而在丹尼特看来，心灵并非独立于身体的非物质实体，而是大脑在演化与互动中产生的复杂系统，它的“存在”只是表现为计算、表征、信息处理等功能。

笛卡尔还认为，有一个意识总部，一个让各种观念轮番上演的剧场，而根据丹尼特提出的多重草稿模型（Multiple Drafts Model），大脑是一个并行处理器，各种感官输入在不同区域、不同时间被处理。

在这个模型中，自我并没有固定的位置，它只是“叙事重心的中心”（a center of narrative gravity），一个被讲述的故事，或者更准确地说，多个故事。

随着生命经验的不断展开，也随着与他人的分享和交流，关于自我的故事被不断修正。

那么，从丹尼特的视角来看，“我一直在想”意味着什么？首先，“我”不是一个固定的思考者，而是一个动态的叙事焦点，它在无数认知进程的相互竞争与协作中不断漂移。

其次，“一直”并不意味着存在一个从不间断的、统一的意识之流，而是意味着大量并行的叙事草稿之间存在着主题、因果或叙事上的连续性。

最后，“想”并不是一个非物质实体的内在凝视，而是大脑中一系列分布式的计算、模拟、预测和叙事建构。

《我一直在想》英文版书封插图。

如果是这样，“想”的结论一定是从无数认知碎片、情绪痕迹、身体感知与过往叙事中临时浮现出的“最佳版本”。

正因如此，它们是依赖语境的、可错的且可修正的。

丹尼特承认这一点。

在他看来，所有信念，都和宗教信念一样，是演化的产物，脱离具体的生物行为和历史情境来探讨信念没有任何意义。

实在论者相信信念是大脑中真实存在的物理实体，取消的唯物论者认为信念是虚构的，最终会被神经科学所取代。

丹尼特捍卫了一个中间立场——一种温和的实在论：信念是世界中的真实模式，但它们是抽象模式而非具体的物理对象。

这种模式的真实性与科学模型的真实性相同：它以高效且具有预测力的方式描述一个混乱的系统，但应该随着系统的调整而不断被修正，正如科学理论在面对新证据时需要自我更新。

（Daniel Dennett, “Real Patterns,” 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 88:1 (1991), pp. 27-51.) 但另一方面，丹尼特又认为可以通过科学探究协调这些相互冲突的观点，在自然主义的框架下获得一幅关于心智和宇宙的统一图景。

他还相信，与物理主义和功能主义相对立的替代理论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不融贯的或不可理解的。

丹尼特本能地认为物理世界和自然进程没有问题，需要与之协调的是意向世界，而不是相反。

这里，我们同时看到了一种智识上的谦逊与自大。

丹尼特强调信念的可错性，体现出对智识局限的清醒认知，但他对科学世界观的坚定推崇展现出明显的精英主义立场。

丹尼特并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应该采纳科学世界观。

如果所有“立场”（stance）都是一种在世界中寻找客观秩序的解释性策略，那么为什么一种立场能够获得比任何其他立场更多的特权呢？物理立场和生物设计立场对意向立场的“霸权”是从哪里得到的合法性呢？当然，丹尼特有他的理由：科学的解释是迄今为止最有效的。

并且，如果不坚持科学的首要性，我们会很快滑向泛解释主义：所有科学方法论都是解释，所有客观性都是解释的结果。

如果从一种解释范式转向另一种解释范式时,不存在一个超越历史和脱离语境的标准，这对一个自诩为自然主义者的人来说是一个新的深渊。

《从细菌到巴赫再回来》 作者：丹尼尔·丹尼特 湛庐文化｜中国经济出版社 2024年3月 现在，对一个具有科学精神的猜谜者而言，唯一能做的是在坚持科学世界观的同时承认科学的有限性。

他必须接受这样一种悖论：任何简单到足以被理解的系统将不会复杂到足以表现出智能行为，而任何复杂到足以表现出智能行为的系统将会复杂到难以理解。

同样，任何简单到足以被人类理解的宇宙模型，将不足以描述其真实的复杂性；

而任何复杂到足以匹配真实本质的宇宙，其内在规律将永远超越人类的认知疆界。

丹尼特坦然地接受了这样的困境。

这也许并不符合“科学主义者”和“无神论斗士”这样的脸谱化形象。

他在回忆录的结语中写道，“然而，如果我的所谓洞见仅仅产生于一个极其严重的错误呢？值得铭记的是，同样的情况曾经在宇宙尺度上也发生过。

所以我现在会问自己：‘如果我们错了呢？’我可以把这种怀疑的低喃安全地放在‘后厨’的小火上，任其慢慢酝酿。

”（第437页） 不过，丹尼特的思考中既没有不可知论的倾向，也没有放弃探究的消极姿态。

他的一生完美地示例了这样一种智识态度：我们不知道的东西还有很多，因此要去没有去过的地方探索。

他在《破解咒语》中写道，“如果你能以谦逊好奇的态度去面对世界的复杂性，包括它的辉煌和恐怖，承认无论你看得多深，你都只是触及了表面，你会发现世界中还有世界，发现你从未想象过的美，而你自己那些平凡的烦恼也会缩小到适当的大小，在宏大的事物体系中并不那么重要。

”（Daniel Dennett, Breaking the Spell: Religion as a Natural Phenomenon(New York: Viking, 2006), p. 303.) 这种探索不仅是向外的，还是向内的。

对解谜者而言，最大的谜题也许是正在解谜的心灵自身。

毕竟，能清醒地意识到我尚未理解自己，正是最深刻的理解的开始。

丹尼特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想对哲学家做两个概括：任何成为哲学家却从未认真怀疑过将哲学作为人生选择是否明智的人，都不是一个非常好的哲学家；

任何从未怀疑过自己是否具有作为哲学家能力的人，都不是一个非常好的哲学家。

”（第xvii页）“想”一定会有偏见、盲点和惯性，但真正的解谜者必须不断挑战直觉和视为理所当然的信念，退后一步，反思我们如何思考，而不仅仅是思考什么。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

撰文：孙宁；

编辑：李永博；

校对：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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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者网元宵解谜：左宗棠到底如何评价日本

元宵节，是猜灯谜的日子。

要是猜一个人物，问是谁说了日本人“知小礼而无大义，拘小节而无大德，重末节而轻廉耻，畏威而不怀德，强必盗寇，弱必卑伏”，可能很多人都会答“左宗棠”。

开个玩笑，这不是符合形制的正经灯谜；

问题的答案，也确实不是正经答案。

2025年底，晚清重臣左宗棠正是因为谜面里的这句话，突然成了“大网红”。

日本首相对台湾问题大放厥词的“高市事件”发生后，网友们纷纷引用此条“名人名言”来形容日本。

然而，查遍《左文襄公全集》，也没有这几句话。

从网上目前能找到的线索看，至少在2017年就有人在问，为什么说日本人是“有小礼而无大义”的民族，如何看待这样的说法等等。

但当时还没有后面几句，也没有写出处。

古代典籍里比较有名的是“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修辞上有相似之处，但意思截然不同。

后面几句何时组装起来的，已不可考，部分倒是能找到出处。

比如“民畏其威，而不怀其德也”，最早出自《三国志·孙皓传》注引东晋习凿齿的《襄阳耆旧记》。

这句是评论曹操的，前面还有“功盖中夏，威震四海”，日本可不配。

唐朝魏征在《贞观政要》里，把这句话拿来形容夷狄，和曹操的功与威都没关系了。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唐纪·贞观四年》中引用了这话，但还是没提到日本。

“强必盗寇，弱必卑伏”也出自魏征，《贞观政要·卷九·论安边》里说“匈奴人面兽心，强必寇盗，弱则卑服，不顾恩义，其天性也”。

《旧唐书·列传第一百四十四上》里，则明确订为评价突厥。

《资治通鉴·唐纪九》同样是说突厥，但文本略有修改：“夫戎狄人面兽心，弱则请服，强则叛乱，固其常性。

” 因为在《资治通鉴》里出现过，所以最迟到2023年，已有人把整段话错误地归为“司马光评日本”。

后来又有好事者，不加考订，整个扣到左宗棠头上，荒诞不经。

之前，也有个别博主尝试辟谣，但淹没在各路媒体、自媒体对“金句”的传抄之中，基本没有什么人注意到。

2025年，还有新的变体产生。

有媒体除了引用这段话，还称左宗棠对日本民族性格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剖析：“臣查日本，桀骜贪婪。

其性：强则肆其盗寇之欲，弱则曲为卑服之态。

自昔已然，于今为烈。

当其贫弱，则遣使通好，貌为恭顺，效法中国之制度，汲取西洋之技艺，无非为自强之计。

一旦稍有所成，兵甲稍利，则狡焉思逞，先侵我属国（琉球），今又犯我台疆。

此其秉性，断非礼仪所能化，恩信所能结。

是故，今日之日本，为中国永久之大患，非图自强，无以制其凶锋！” 这段文本，比起先前那句不伦不类、时空错乱的话，稍微有点晚清的味了，强则如何弱则如何，与魏征的话倒有相似的地方，但暂时也找不到任何出处。

这么“鞭辟入里”，也不见学术文章引用过。

这段内容在中文互联网上能找到的、最早出现的地方，是2025年的两个营销号，一个讲股评为主，一个讲地产为主……不知道是不是AI的手笔。

晚清资料浩繁，一时找不到也不能完全确定没有，但从只有营销号的出处线索，和那篇媒体文章的其他低级错误来看，并不乐观。

左宗棠在遗折里，确实用过“思逞”一词，不过对日本没有“狡焉”的评价，完全是就事论事，而且是东西并举：“方今西域初安，东洋思逞，欧洲各国，环视眈眈。

若不并力补牢，先期求艾，再有衅隙，愈弱愈甚，振奋愈难，虽欲求之今日而不可得。

伏愿皇太后、皇上于诸臣中海军之议，速赐乾断。

凡铁路、矿务、船炮各政，及早举行，以策富强之效。

” 观察者网查证发现，晚清确实有人用“狡焉思逞”来形容日本，地位最高的，是光绪皇帝。

光绪五年（1879），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请饬南洋大臣赶办海防事宜一折”。

光绪谕：前因海防关系紧要，叠经谕令南北洋大臣实力筹办，只以经费未充、遽难集事。

近来东洋狡焉思逞，情殊叵测，若再事因循，缓急难资备御，必致贻误大局。

直到光绪十六年（1890），出使日本大臣黎庶昌在《密陈日本近日情形片》中，依然沿用了皇帝的说法，但把时间变得更明确了，1871年废藩置县就开始了：“迨西洋各国通商后，明治维新，废藩置县，始有狡焉思逞之志。

由是侵台湾、灭琉球、窥朝鲜，与我成为敌国。

” 黎庶昌紧接着说：“然二十余年来，百务繁兴，物力已竭。

国中通行纸币，银元流行出外洋，漏卮颇巨；

一朝有急，势便难支。

臣愚以为轻视日本者非，其畏日本者亦非也。

” 遗憾的是，短短4年后，难支的是清军和清廷。

回到光绪初期群臣密集议论水师与洋务的阶段，一个要员跟着皇帝用了“狡焉思逞”形容日本，他就是李鸿章。

在光绪六年，梅启照奏《请整顿水师，拟定各条，开单呈览折》，李鸿章按光绪的指示，写了《遵复梅启照条陈折》，逐条回复。

针对梅的第七条“请严防东洋”。

李鸿章奏称：查日本国小民贫，虚矫喜事；

长崎距中国口岸不过三、四日程，揆诸远交近攻之义，日本狡焉思逞，更甚于西洋诸国。

今之所以谋创水师不遗馀力者，大半为制驭日本起见…… 同一时期，陈宝琛《奏倭案不宜遽结折》，直接开骂：万一中国为俄所挫，倭人见有隙可乘，必背盟而趋利便者，又势有所必至也。

夫利害所关、形势所迫，虽信义之国不能保其必守盟约；

而况贪狡龌龊如日本者乎！使日本而能守约，则昔岁无台湾之师、近年无琉球之役矣。

江苏巡抚吴元炳《复奏球案日约可徐图折》，也说日本“贪狡”：日本为东洋蕞尔之邦，近年来与泰西各国通商立约，毅然以与国自居，妄自尊大……今忽乘中国与俄议末定之时，乃以球南荒岛给我结案，并要求改约“同沾利益”，贪狡之谋毕露、要挟之心如见。

吴元炳讲着讲着，把“狡焉思逞”用到了俄国头上：强弱之势，俄足制倭、倭不足以制俄也。

如果俄议渐次就范，两国不启兵端，则沿海各省均系通商口岸；

目前整顿海防、简兵厉卒，俄人亦既闻之，内地无可进兵。

即台湾一处，前年俄兵亦尝履其地矣，瘴疠之毒，不战而伤亡者七、八百人；

攻之不易得、得之不易守，即欲狡焉思逞，而揆时度势，臣料俄人必不敢犯其所难。

左宗棠更早时，也用“狡焉思逞”形容过俄国。

光绪元年四月的《复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折》中写道：“今之论海防者，以目前不遑专顾西域，且宜严守边界，不必急图进取，请以停撤之饷匀济海防。

论塞防者，以俄人狡焉思逞，宜以全力注重西征。

” 在罗正钧编写的《左宗棠年谱》卷六中，两处提到俄人之“狡”。

一处是：“宗棠所以有从内布置，从新筹度之请也。

就兵事而言，欲杜俄人狡谋，必先定回部，欲收伊犁，必先克乌鲁木齐。

”《年谱》里一般不是左宗棠原话，但多少也反映了其看法。

另一处则明确说是“奏言”，而且用的词就是“狡然思逞”。

“俄罗斯以回数扰其边境，遽以兵逐回，取伊犁，且声言将代取乌鲁木齐……公调徐占彪靖远军六千人，自凉、甘赴肃州。

奏言：陇中局势，自宜先规河、湟，杜其纷窜，然后壹意西指，分扼玉关，断其去路，乃策全功。

此时兴师远举，尚非稳著，然当强邻觊觎，狡然思逞之时，固未可拘执。

” 法国也有份。

在光绪十一年《密陈要盟宜慎防兵难撤折》中，左宗棠说：法人利在缓战，而不在言和；

其忽然请和者，大抵越南夏令将交，瘟疫流行，军无斗志……我若概从所请，则失地未还、防兵先撤，万一该夷狡焉思逞，而事机已失，言战则要害已为所乘、言和则口舌未能有济，悔无及矣。

而左宗棠写的名篇《序》里，提到英国“思逞”，倒没说其狡诈：适泰西火轮车舟有成，英吉利遂蹈我之瑕，构兵思逞，并联与国，竞互市之利，海上遂以多故。

另外，同治五年，左宗棠在谈到粤东军务时，对国内用了这词：“……匪徒大受惩创，谅已震慴天威，不敢狡焉思逞。

” 前面提到的那篇媒体文章里，还称赞左宗棠“敏锐地判断日本‘近在肘腋，永为中土之患’”。

观察者网查证，这完全是李鸿章的判断，出自《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17，事情背景是1871年日本一再要求缔结通商条约，引起了中国的警觉。

这比李鸿章之前跟着皇帝使用“狡焉思逞”，要早上许多年。

《左文襄公全集》里同治八年（1869）提到“肘腋”，说的是兵营变乱：左宗棠从前曾有南人用之西北，本非所宜……见在各营楚勇仍多，倘各营效尤，俱有离叛之心，则变生肘腋，其患何可胜言？ 从根本上讲，左宗棠的重大成就，多是在塞防取得的，海防并非不重要，但他长期更关心的还是塞防，更提防的还是俄国。

早年左宗棠为海防出力时，日本已经进入其视野，只是当时还没有成为重大威胁。

同治五年（1866）奏请获准成立福州船政局，左宗棠说：“防海必用海船，海船不敌轮船之灵捷，西洋各国与俄罗斯咪利坚数十年来，谋求轮船之制，互相师法，制作日精。

东洋日本始购轮船，拆视仿造未成，近乃遣人赴英吉利，学其文字，究其象数，为仿制轮船张本，不数年后，东洋轮船亦必有成。

独中国因频年军务繁兴，未暇议及。

......彼此同以大海为利，彼有所挟，我独无之。

譬犹渡河，人操舟而我结筏，譬犹使马，人跨骏而我骑驴可乎？ 当时的左宗棠，没有去分辨什么“礼义廉耻”“畏威怀德”，也没有谈论是否“狡焉思逞”，而是勾勒出一个下功夫学技术的模板。

到了21世纪，他估计自己也想不到，竟会被编造出、或者张冠李戴上一堆评价日本的“名人名言”。

确实，光绪和李鸿章的形象不够高大，更不够燃，其他几个贬斥日本的人物，则不够有名，只有左宗棠适合承载一番情绪。

但这种“借古人之口，浇今人块垒”的手法，虽能短暂引发共鸣，却无形中扭曲了历史真实的肌理，也轻慢了对先人应有的尊重。

当然，对日本来说，蛇年的这些左公谣言能够流传，也应该好好反省。

俗话说：“只有取错的名字，没有取错的绰号。

”中国民间舆论场中流传的各类评日“金句”，之所以能经久不衰、代代翻新，本身就折射出日本自身的问题。

元宵后，这个年就算过完了，蛇年的谣言也该随着本文的辟谣，就此翻篇了。

但日本对历史问题的认知，近来却在不断增加错误，还远翻不了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