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科解读】

这几个名字可能少为人知，可是他为自己取的笔名那就如雷贯耳了。

胡适，中国近代著名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白话文教育先驱，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

幼时读于家乡么塾，19岁赴美留学，师从哲学家约翰.杜威。

1917年加国受聘为北京大学教授，提倡白话文，宣扬个性解放思想自由。

在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等方面深有研究。

其在学术上最大的是提倡“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方法。

不仅在学术上成就巨大，其为人也被时人称之为“言而有信，行而有义”。

其曾无私资助过为数不少的学人和朋友，林语堂、吴晗、罗尔纲、周汝昌、李敖、沈从文、季羡林等都曾爱过其资助。

其交友不论贵戝，卖烧饼的人袁瓞也被其称之为朋友并资助之。

胡适先生不论做人做事都是极有口碑的贤者，从其逝世之时几十万人依依送行就可知其声名之隆。

可是胡适先生对的批判却伤了无数佛教信众的心。

胡适认为佛教从印度传来中国是印度文化对中国文化的一次污染和伤害。

其言“我一直认为佛教在全中国自到北宋千年的传播对中国国民生活是有害无益的，而且是危害至深至巨。

”这种偏面的看法不知是出于偏见还是无知。

古往今来，通过佛教修证并得到解脱的高僧大德无数，通过佛教而觉悟到宇宙真理的人也不知凡几。

胡适先生不知从哪里来的胆量和勇气对佛教不加以仔细的研究就开口批判。

佛教并非一种简单的哲学，不是可以逻辑思维就能推断其真实内涵与实义的，如果要验证佛言的真伪必须放下妄见去亲自证悟。

胡适先生作为一个大学者大哲学家如果只是从逻辑的推理来判定佛教的真伪那必定会堕入自己设定的邪见。

胡适先生在学术上无疑是近代值得称道的人，可是其对佛教的批判的确是出于自己的主观认知，没有经过真修实证便妄下结论这是有违学术精神的。

很多佛教大德都曾对胡适进行过批评。

胡适虽然名满天下，但是正如他所说其谤也满天下。

科学地讲，对于佛教的评判大胆假设没错但不去小心求证便开口妄言，既便声名赫赫的胡适也难逃被称之为“胡骗”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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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很多原来在元朝任职的汉族士大夫宁可自杀为元朝殉节

在攻灭的过程中，元朝军队杀戮了大量汉族人。

在元朝灭掉南宋后，更是将以汉族人口为主体的南宋人列为最下等的百姓，通过苛捐杂税进行敲骨吸髓般的压榨。

按理说，对于这样的王朝，所有的汉族人都应该切齿痛恨，盼着它早早灭亡才对。

然而，当时的情况却并非如此。

　　灭掉元朝之后，出现了一种如今看来非常不可思议的现象：很多原来在元朝任职的汉族士大夫宁可自杀为元朝殉节，也不愿为大明新朝效力。

下面介绍的这两位是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

　　一位名叫郑玉，字子美。

徽州歙县郑村人，理学家，曾在元朝至正年间做过翰林待制，奏议大夫。

这位郑玉先生一听说明军派人来邀请他出来辅佐朝政，立刻整理好衣服上吊自杀了。

死前还给自己的儿女留下遗言：宁死不做贰臣。

　　另一位名叫王翰，字用文，号时斋，安徽庐州(今合肥市)人，做过元朝的潮州路总管、福建行省。

明军进入福建后，他躲到山里隐居了起来。

明洪武十年，当地府县官员向举荐贤才时推荐了他。

但他决心不事二主，拒不奉诏入京。

当地官员强迫他去，他就在袖子里藏了匕首，半路自杀了。

死前还留下一首绝命诗，其中末尾两句写道：“寸刃在手顾不惜，一死了却君亲恩。

”　　为改变这种局面，明朝洪武朱元璋专门下了一道圣旨，大意是：只要是汉族知识分子就必须为大明效力，否则就要被杀头、抄没家产。

严旨一下，这种风气才稍微好转一点。

这些汉族知识分子放着汉人建立的新朝不效力，却固执地愚忠于蒙古人建立的元朝，究竟是为什么呢?笔者认为元明易代之际出现这样的情况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当时的汉族知识分子已经在元朝统治下生活了百余年，产生了对元朝统治的认同感;第二个原因是，儒家忠君思想的不良影响导致这些汉族知识分子只知道忠于君主，却根本不管这个君主本身是否值得尽忠，说白了，就是一种奴性。

他是崇祯的亲叔叔，最后下场如何？

此时，离京城1700里之外的河南洛阳福王府邸里，一场盛大的宴会正在这里上演。

宴会的食材主角是福王和几头梅花鹿，宾客是和他们的农民军兄弟们。

　　熊熊烈焰中，一口巨大的铁锅热气腾腾，锅内撒满姜、葱、蒜、桂皮、花椒以及无数高汤炖煮用料，奇香扑鼻。

七、八只剥皮去角的梅花鹿在锅中翻腾，突然，一个毛发被剃光的“猪油糕”样的大胖人翻出水面紧紧抓住一只浮起的梅花鹿尸体喘息。

他盲人游泳一样瞎扑腾着，时而窜上水面，时而沉入水底，边嚎边叫，好不凄惨。

　　这时，大锅周围两三千围观的农民军士兵，立刻用长矛戮刺其胳膊，使他不得不惨叫着放开手，重新在已经快要烧开的热水中“游泳”。

　　李自成无不拍手称快得欣赏着“活物”，马上就可以和他的兄弟们享受这道大餐――“福禄(鹿)宴”中的“福”菜。

一个时辰过后，煮得烂熟的福王朱常洵以及数只梅花鹿已经被几千兵士吃入腹内，成为大家的美味晚餐。

　　天下没有不恨福王之人，农民军带着无限的恨意把福王嚼的连骨头渣都没剩。

可怜曾经的富庶之地河南，在连年灾害和福王的搜刮之下，民有饿死百万之巨。

明廷七藩封于河南，土地高度集中，贫困人民非死即逃，“黠不逞者遂相率为盗”。

李自成进入河南之始，手下仅有一千左右兵士，势单力薄，几个月便发展到数万人，杀宗室万安王以及各县官员数百人。

　　农民军在河南，最大的目标自然是洛阳的福王朱常洵。

此人乃明神宗第三子，是宠妃所生，他差点夺了当时的太子之位。

明末“三案”，追根溯源，皆与此人及其母亲大有关系。

　　明神宗极其偏爱福王，在他结婚时光赏赐就有三十万金，为他盖起了极为奢华的王府，并一次赐田四万余顷，这比一般王制的花费多出十倍之上。

来到洛阳之后，福王肆无忌惮的横征暴敛，侵渔小民，搜刮，坏事做绝。

崇祯即位后，因这位福王是帝室尊属，对他礼敬非常。

　　连年的旱蝗灾难在河南使人民相食，福王不闻不问，依旧大肆敛财，未曾拿出过一颗粮食救济灾民。

崇祯十四年(1641年)春正月十九日，李自成率军以大炮(抛石机)攻洛阳，部分守城军民趁月色哗变献城投降，他们实在憎恨福王，不愿意再为他守卫城池，他们甚至为农民军引路一起攻占福王府。

守府的兵丁不战而降。

　　当三百斤的福王从郊外的迎恩寺被抓回的时候，曾经的洛阳百姓又落泪了，而这一次是喜悦的泪水。

这时的朱常洵早已经没有了往日的威风，跪在李自成面前磕头不止，希望能够饶恕他的性命。

然而福气这一次没有能够再降临，福王成为了人民的口中之食，曾经在百姓身上搜刮到的民脂民膏，循环报应又回到了百姓的腹中。

　　事后，李自成手下搬运福王府中金银财宝以及粮食，数千人人拉车载，数日不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