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奎琳·杜普雷的轶事典故有哪些？她是如何去世的

当初妈妈怎么也怀不上她，弗雷泽医生给她开了一种雌激素之类的血清。

注射的时候，医生打趣道：“这孩子会成为赛马冠军!” 打我记事起，妈妈就用音乐同我们姐妹俩嬉戏。

一天，无线电里正在播一档介绍管弦乐器的节目。

妈妈随着音乐的节奏将熨斗移来移去，杰姬也随着妈妈的动作来回摇摆着。

长笛，双簧管，单簧管逐一上场，紧跟着的是小提琴。

随着大提琴声飘满房间，杰姬开始安静下来，她听得出神了，跳了起来，抱住妈妈的腿说道，“妈妈，我要发出那种声音。

”妈妈一阵激动。

于是，在杰姬五岁生日(1950年1月)的前一晚，她悄悄在杰姬床头放了一把小一号的大提琴。

第二天一早，的杰姬把一家人都闹醒了，“妈妈，屋里有个庞然大物!” 学琴后不久，妈妈带她上伦敦第一次参加音乐节。

妈妈用钢琴为她伴奏。

她别提有多兴奋了。

最后一小段结束时，妈妈正要站起来，可杰姬又开始拉了。

妈妈赶快坐回去，再给她伴奏一遍。

重复一次对杰姬来说还不够，她再一次拐回去从头拉，好在妈妈这回已有准备。

显然，杰姬觉得演奏三遍刚刚好。

观众席上爆发出一阵掌声和笑声。

杰姬对音乐的早慧令所有人吃惊。

她几乎从不练琴，记谱子也不费事，再难的曲子听一遍就能凭记忆流畅地拉出来。

老师比尔认定她具有一种令人费解而又永无止境的天赋。

有一次在BBC电视台录节目，我们荣幸地被引见给演播室的嘉宾查尔斯王子和安妮公主。

查尔斯王子，当时才八岁，想玩玩杰姬的琴，说罢一下子就骑了上去，死死地抓住琴，手指在弦上上上下下地滑动着。

“别这样动我的大提琴，”十二岁的杰姬说着，毫不客气地就将琴夺了回来。

“它又不是一匹马!” 大放异彩 神童总是迷人的，不少要人就常来家聆听杰姬的演奏。

于她而言，这不过是多了几次表演机会而已，而且她也挺喜欢，但我却越来越敏感地意识到，我正在被忽视。

可以预见，人们会这样问候我：“你好，希拉里，你那了不起的妹妹还好吗?”经常是她在演奏的时候，我会把耳朵贴到门上，希望能发现她的特殊秘密。

但我明白，我永远也找不到。

1961年，年方十六的杰姬开始在专业舞台上崭露头角。

这年3月1日，著名的威格摩尔音乐厅。

她校好音，开始沉浸于那个非凡的世界，第一支曲子是亨德尔的G小调奏鸣曲。

但随后，叫人吃惊的是，她竟然越拉越走音了。

怎么回事?杰姬很少跑调的，她的手指爬升到指板高处，很快就明白了，一定是有根弦出了大毛病。

她突然停下来，站起身说：“女士们、先生们，我的弦坏了，得去换一根。

请见谅。

”她离开舞台，换好弦，又走回去重新开始，仿佛什么也没发生过。

观众折服了。

我永远也忘不了那天我是多么的感动。

她如往常那样拉琴，但是，在那种环境下，还有那把美丽而神奇的“棕色斯特拉德”，不知怎的，一切显得不同寻常。

音乐在流淌，人与琴已融为一体，她毫不迟疑地与听众交流着。

大提琴揭示出了她的真性情。

人们几乎要哭了。

爸爸叫人将第二天早晨的所有报纸都送来。

《泰晤士报》的醒目标题是：“十六岁的惊人的大提琴造诣”。

文章写道：用前途似锦这样的字眼来评论她的演奏几乎算得上侮辱，因为以她的幼龄，能够有如此炉火纯青的琴艺，实在是令人叹为观止。

《每日邮报》说：杰奎琳·杜普雷将使英国拥有一位举世无双的大提琴家。

她就是为大提琴而生。

杰姬一夜成名。

大提琴的背后 假如我情绪高昂，杰姬便总是精神不济，反之亦然。

随着我和基弗堕入情网，杰姬变得越发低落。

威格摩尔之演以后的几个月里，她一直都在作激烈的心理斗争。

全世界都认定她是位大提琴家的事实粉碎了她的认知。

过去她就是她自己，创造着音乐。

但如今，价值的骤然提升给她加上了需求和期望的包袱，这令她恐慌。

平生第一次，她质问起自己是如何演奏的，她开始对自己刨根究底地怀疑起来。

1962年秋，杰姬赴巴黎学习，师从法国大提琴家托特里耶。

没有妈妈的日子不太快乐，生活上也一团糟。

她把脏衣服寄回家里，妈妈洗好后马上再寄回去，同时附上一张衣物清单。

争取自立，对于杰姬而言是一段激动人心的探索过程，她以爆发性的能量挑战生命。

她强烈的女人味很快就显现出来了。

她是一个绝好的伙伴，有非凡的模仿能力，还有一箩筐下流笑话，如今的她既来电又性感。

看起来，她遇见的每个男爱上了她。

她的生活也开始变得扑朔迷离。

杰姬不喜欢对未来作出规划。

要她作长期的承诺很难，因为她从来就是一个自然随意的人，只活在此刻，只为此刻而活。

因而，她极有可能在最后一刻取消音乐会，这可让经纪人和音乐会赞助商大伤脑筋，她还讨厌出国演出，但这却是一位国际艺术家所逃避不了的。

她忍受不了异国他乡的寂寞，常会打电话给妈妈说，“我可不可以回来?我不想参加这场音乐会了。

”声音总是那么迷惘，有时几乎搞不清自己身在何处，于是，妈妈会丢下一切赶去陪她。

这一点也不令人惊讶，一个从波特兰大街走到哈雷街就辨不清路的女孩，如今却要独自来往于国际机场和外国城市之间。

她从一个样样事都已为她打点好、一个受保护的环境中飞弹出去，进入一片陌生的天地，她要自己打理饮食、衣服还有时间。

对于一个独奏家来说，既没有实质上的支持也没有情感上的支持。

二十一岁生日后不久，杰姬赴俄罗斯留学，半年后回国，呜咽着告诉我：她被强暴了。

“是谁干的?”我屏住了呼吸。

她喃喃的回答声几乎听不见。

这年冬天，杰姬应邀去傅聪家参加圣诞聚会。

丹尼尔·巴伦伯英，这个出色的钢琴家与指挥家，这天也受到了邀请。

当时大家正在喝咖啡，冷不防闯进一个风风火火的小个子。

杰姬立刻为之倾倒，赶忙去拿她的大提琴。

他们以一种不同寻常的音乐交流方式演奏勃拉姆斯的F大调奏鸣曲，如此之默契，讨论都是多余的。

音乐款款流淌，两人立刻来电。

第二天黎明她打来电话，“希尔，我恋爱了，我恋爱了。

” 他们很快就结了婚。

她需要的是基弗 在许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最坚固的因素也往往是最脆弱的，就好比杰姬与丹尼的婚姻——他们在许多方面都是截然相反的。

杰姬说到底是个英国乡下姑娘，不善交际，不谙世故。

她热爱自然，喜欢在雨中漫步，最心仪单纯直白的东西。

她讨厌，也不愿意被人逼着推销自己。

而丹尼对于他们那高速运转、飞来飞去的生活却应付裕如。

1971年早春，电话铃响了。

电话那头的杰姬几乎语无伦次。

“希尔——希尔……是你吗?是我呀，你得来接我。

你得马上就来。

” “杰姬，出什么事了?你在哪里?” “是丹尼，”她地说。

“希尔，我很害怕，求你快来。

” “杰姬，我说过我会来的。

你为什么害怕?出什么事了?” “他们要把我关到疯人院里去，丹尼对我发了那么大的火……” 她告诉我，她和丹尼经常吵架，她只能靠吃药来让自己镇静。

显然，医生跟她说过，为了保证她的安全，要把她送进一家精神病院。

她恳求我马上出发到美国去，把她带回家。

第二天，我到伦敦的美国领事馆领签证。

我出发时的心情很复杂，既兴奋又不安。

我很怕面对丹尼。

可我必须挺进到另外一个世界去拯救我的妹妹。

我到达希思罗机场。

机场广播里传来一条通知，让我到问讯处报到。

他们说：“杰姬即将被送上一架前往英国的飞机，所以我现在应该回家。

” 她到的时候样子很可怕，脸色苍白，皱纹密布。

以后几天，她的情绪时起时伏，时而和孩子们在花园里左冲右突，时而又在床上哭得一塌糊涂。

不久以后，她告诉基弗，她再也不想见到丹尼了;她讨厌他，他们的婚姻完了。

他人不在这里，她就毫不留情地数落他的罪名，不管他什么时候打电话来，她都拒绝跟他讲话。

我很同情杰姬，但也知道要跟她生活在一起确实不容易。

我开始警觉到她也许是在利用我躲开丹尼，而这对他是不公平的。

从此杰姬便在我们家住了下来。

她很信任基弗，每次大发脾气之后总能在基弗的安抚中平静下来。

有一天，她宣布将独处一两天，想回到朝圣者街的家里去。

“我很快就会回来。

我会打电话来。

” 她确实打了电话，几乎一到伦敦就打来了。

很难弄懂她说的是什么，可是她的声音听上去很狂乱。

基弗跳上汽车，飞驰而去。

我知道他做得对，可是这么一来却把我撇在一团乱麻里直哆嗦。

我困惑极了，那天是怎么应付孩子们的，我都记不清了。

晚上，基弗回到家，把我领进花园，当他告诉我(其实我已经猜到了)，杰姬求他和她上床——他就照办了，我便开始哭个不停。

虽然我们俩都预料到这事会发生，可我还是很震惊。

我在他怀中哭泣，他能回家来，对我是莫大的安慰，可我还是觉得自己被彻底背叛了。

杰姬在努力生存，她也知道基弗并没有被她征服：正因为如此，碰上危机，她可以向他求救，对她来说，他会在某个别人未曾涉猎过的方面显示出足够的坚强来。

当年我嫁给基弗时，我找到了我的生活和我的爱，置身于其中，我觉得我是自由的，我知道我是安全的。

可是，唯一能让杰姬好受的方法就是把她想要的东西给她。

她要的是基弗。

第二天，杰姬又回到了艾什曼斯沃斯。

我到车站去接她。

刹车声呼啸着传来，我内心有一个微弱的声音在唠叨，“行了，希拉里，行了，希拉里。

她比你更绝望。

”车门砰地一声打开，杰姬从月台另一端的最末一节车厢里出来，我从我站的地方飞奔而去，一头扎进她怀里。

我不知道我们俩站在那里相拥而泣了多久，可是在那一刻，我们俩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亲近，在我们私人的防空洞里，分享着无声的隐秘。

基弗总是和我一起上床。

如果杰姬需要他，他过一会儿会到她那儿去。

有时候我还对付得过去，可有时候，我真是觉得受不了，只好在饮泣中入睡。

基弗和我一起承受着这样的局面。

我内心深处知道杰姬想要什么，目的是什么。

当然，我连想都不愿意想她和基弗在一起时的情形。

饱受折磨 我不知道杰姬是怎么会和丹尼和解的，我只能假设，随着时光流转，或者是她的困惑渐渐消失，或者是她已学会了如何应付这样的局面。

1969年，她重新拿起大提琴，与丹尼一起去特拉维夫演奏。

我们见她的机会又开始愈来愈少，因为她再度卷入了丹尼的生活漩涡：音乐会，夜宵，旅行——所有这些她说过她应付不了的事。

我不知道这能维持多久。

1973年，困扰杰姬多时的手腕无力终于查出了病因——多发性硬化症，一种迄今为止尚无特效药的绝症。

人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的行动、语言甚至呼吸，被一点点地蚕食。

许多媒体都对杰姬的病很感兴趣，她不想吓着别人，所以定了一条规矩，不准讨论她的症状。

她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大名人，各方面来的建议简直要把她淹没了，从食疗到冥想，从药物到在特殊的水中洗澡，林林总总，。

也有许多信是那些把杰姬奉为偶像的病友写来的。

她对他们是一种巨大的精神鼓励。

有时候，她觉得这是一种可怕的压力，因为她不得不时时刻刻都表现得很勇敢。

随着杰姬的情况越来越糟，她变得比以前更喜欢吓唬人。

许多来探访她的男性朋友听到她用“跟我做爱吧”充当问候语，都会吓一跳。

有些人反应快，把这个当作一句笑话，而另一些人则会被吓跑。

也许，杰姬是藉此表达她仍然是一个女人，还没有丧失性欲。

我们眼睁睁地看着多发性硬化症如何扭曲、摧毁着杰姬的个性。

那个曾经以黄色笑话取乐的女孩如今已变得越来越粗俗。

发起火既刻毒、又恐怖。

她似乎很想让别人受伤。

这不是我们一向熟知的那个杰姬。

她感到很沮丧，就像是掉进了陷阱。

她告诉我，困在轮椅上最糟糕的一点在于，不管碰上什么情形，她都逃不掉。

有一天，电话响起来，我接听了。

是杰姬。

她想同基弗说话。

“他在外面，在花园里弄花草。

要我去叫他吗?” “嗯，请叫他马上到伦敦来，因为我要他和我做爱。

” 我觉得浑身瘫软。

“杰姬，这事我不能跟他说。

你得自己跟他说。

” “那你去把他找来，我自己来问他。

” 我心里怦怦直跳，跑出门去叫基弗来听电话。

“是杰姬。

她要跟你说话。

” 基弗听杰姬说了一会儿，没有一点反应。

沉默良久，他答道： “杰姬，我们不能回到过去。

这没用。

我很抱歉，但是不行。

” 她砰地摔了电话。

我在颤抖。

“基弗，”我轻声说，“我想这是头一回家里有人对她说‘不’。

” 从此以后，杰姬再也没有跟基弗说过话。

随风而逝 1987年10月15日，家庭护士通知我们，杰姬的病情突然加重了。

我和皮尔斯立刻开车到伦敦去看她。

她得了肺炎，不能说话、吞咽，眼睛也看不见。

之后有一小段时间，我和杰姬独处。

她在打颤，胳膊在床上乱捶，眼珠咕噜噜乱转，耳朵不停抽搐。

她的脚跟和肘部都有合宜的垫套保护着防止不断的摩擦引起疼痛。

她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在颤动，成了一个剧烈波动着的庞然大物。

我只好跟她讲话，让她想起泽西岛的气味，田园诗一样的天气，还有温润的粉红色花岗岩。

才说了一小会儿，她就渐渐地完全沉静下来;她睁大眼睛，整个人松弛下来，胳膊和手指停止了颤动。

骤然间，我和妹妹重又团聚在一起。

这是我们之间最扣人心弦的一刻。

我只能不停地说话。

我不敢停下来。

第二天早上8：30，杰姬告别人世。

那天晚上，回家的路是那样漫长，我们的情感已疲惫枯竭，眼里盈满泪水。

9：15左右，我总算捱到家，挣扎着从车里出来，一头栽进起居室，跌坐到一张扶手椅上。

电视新闻已近尾声，我依稀听到气象预报，紧接着便是一段特别安排的致敬专辑。

转瞬之间，屏幕上出现了平切斯·祖克曼，若泽·路易·加西亚以及祖宾·梅塔，都在为杰姬唱赞歌。

我努力集中思想，终于看到了她，我的杰姬，我刚刚永别过的杰姬，此刻却在我面前的屏幕上栩栩如生。

她就在那儿，嬉戏玩闹，与往常一样精力充沛，同她的音乐家朋友们一起。

我觉得自己仿佛当头挨了一槌。

我不记得那天夜里是如何上床的，可我记得第二天早上醒来，只觉得仿佛已到了世界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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