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有哪些未解之谜
1976年9月，病重濒危的毛泽东叫来了自己和贺子珍的女儿李敏，他用右手
【菜科解读】
世界上有哪些未解之谜？
这里就要说到毛泽东临终前的手势之谜了。
1976年9月，病重濒危的毛泽东叫来了自己和贺子珍的女儿李敏，他用右手的拇指和食指连成一个圆圈，然后轻轻地说了一句话。
可惜当时李敏既没有听清父亲说的是什么，也没有明白这个手势是什么意思。
不久，毛泽东就不幸病逝，永远无法向自己的女儿解释了。
由此成为毛泽东传奇人生中最后一个未解之谜。
这是怎么回事呢？
一切的一切还得从1976年开始说起。
01、英雄迟暮当时光来到1976年，这是毛泽东辉煌人生的最后一个年头。
此时他的健康状况已经十分不好，他的身体虚弱到令所有人都捏了一把汗。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病逝。
毛泽东和周恩来感情之深，不必多言，周恩来的病逝，对他打击非常大。
他的心情很是低落，病情也进一步恶化。
持续恶化的病情最直接的反映是他的工作量。
从1976年1月9日到6月25日这半年时间里，毛泽东仅写过19件批示。
最短的仅仅两个字，最长的是给复旦大学教授刘大杰的回信，连标点符号加在一起也不过86个字。
1976年，毛泽东会见外宾的次数只有6次，时间最长的一次是2月23日会见尼克松，总共100分钟，最短的一次5月27日会见巴基斯坦总理布托，总计十分钟（这也是他最后一次会见外宾）。
毛泽东会见布托
而就在1975年，毛泽东会见外宾次数足足有17次，是1976年的3倍。
种种的一切都证明，毛泽东的身体已经孱弱到无法坚持高强度的工作了。
毛泽东是顽强地拖着虚弱的病躯在领导工作。
1976年5月11日，毛泽东突然发病，脸色苍白，呼吸急促并伴有全身大汗。
经医生检查诊断，毛泽东出现了早搏现象，并有了可怕的心肌梗塞迹象。
而这些病情，都是以往从来都没有出现过的，这无疑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征兆。
5月30日晚上，毛泽东的心脏病再次复发，出现了短时间的昏迷，所幸发现及时，很快抢救过来。
6月26日，毛泽东病情再次恶化，他又出现心律加快和间或发生早搏的迹象，晚上7点，甚至出现心肌梗塞的迹象。
更可怕的是，这次心肌梗塞的面积上次更大，他的病情还在恶化。
而且，此时肺心病也开始折磨毛泽东，使他常常处于严重缺氧状态，嘴唇都憋得发紫。
7月6日，毛泽东又听到一个噩耗，他的老战友，朱德不幸病逝。
毛泽东和朱德有着近半个世纪的友情，没有任何一个人能体会他此时的心情。
也没有人能知道朱德的逝世对他的病情影响有多大。
身边工作人员只知道，毛泽东的身体越来越虚弱，此时，毛泽东就连吃饭也要工作人员来喂。
很快，毛泽东就连别人喂饭都很难做到了，医护人员无奈之下只好为他配了鼻饲食谱。
后来即便是流质食物他也无法下咽，一到嗓子便呛住，引起心脏不适。
7月12日，医护人员只好让毛泽东通过胃管进食。
一直到毛泽东逝世，除了8月1日到13日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进食情况较好、9月3日进食一般外，其余时间都较困难。
那时候的毛泽东，经常嘴唇发紫，浑身全是汗淋淋的。
他太难受了，身体经不起任何折腾。
工作人员换一次床单都可以让他昏过去。
毛泽东和工作人员
02、斗志昂扬可是，哪怕他躺在床上都动不了了，他依旧关注着国事。
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后来深情的回忆道：
“他仍然没有停止过工作，他批阅大量文件，考虑着党和国家的大事，竭尽全力地为党、为人民继续操劳。
他时刻地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不知疲倦地，忘我地工作着”。
就在这时，天不佑中华，中国遭遇严重打击，毛泽东又听到一个噩耗。
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河北唐山、丰南一带发生地震，随后又出现多次余震。
这就是著名的唐山大地震，这次地震造成242769人死亡，164851人重伤，4204个孩子成了孤儿，直接经济损失达30亿元人民币以上。
当时身在中南海的毛泽东也明显感觉强烈震感。
他彻夜难眠，辗转反侧，马上问工作人员，迅速查明情况。
清晨，中央办公厅负责人向毛泽东报告了唐山地震情况。
此时的毛泽东大多时间处在昏迷半昏迷状态。
但他只要一清醒，便十分关心唐山震情。
他主动问工作人员要有关地震情况的汇报材料。
当他知道这场地震伤亡达24万多人，其他的损失难以估量时，他伤心地哭了，哭得撕心裂肺。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大灾难，毛泽东哭过之后，迅速激起了昂扬的斗志，他想好起来，他想要指导抗震救灾工作。
他的斗志，让他的病情稍稍得到了稳定。
他竟然不再满足于工作人员为他读报，而是坚持用已经恢复视力的左眼，开始以前他最喜欢的读书读报习惯，看起了唐山地震灾区人民抗震自救的信息。
3天后，毛泽东批阅了《关于唐山丰南一带抗震救灾的通报》，这是他生前圈阅的最后一份文件。
8月中旬，毛泽东再次出现心律不齐、早搏等心梗迹象，他的呼吸开始困难，他偏瘫症状明显加重。
从8月下旬开始，毛泽东的生命开始进入倒计时，经常处于昏迷状态。
中央三次发出特急电报，向有关领导通告他病危的消息。
此时的毛泽东已经不能起床，不能执笔写出清晰的字了，他甚至不能完整清晰的表达自己的意思。
因此，每次他想下达什么指示，工作人员都是拿出纸笔，记下他的话；或者由他写下歪歪扭扭的几个字，然后工作人员重新写好后询问他是否是这个意思。
03、一个手势9月8日，毛泽东从休克中醒过来，嘴里忽然发出微弱的声音。
工作人员连忙抓起笔和纸放到他手中，只见他艰难地移动着铅笔，费了很大的劲，慢慢地划出了3道歪歪扭扭的线，就再也没有力气，继续写下去。
工作人员看到毛泽东写的字，都急哭了，根本不知道他想说什么。
工作人员急，毛泽东更急。
过了好一会儿，他的手又可以慢慢抬起了，他缓缓地，他在木床上敲了3下。
工作人员开始在琢磨了，毛泽东究竟想说什么了。
此时，毛泽东意识很清晰，他敲了3下，肯定是代指“三”字，可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现在又有什么事可以和“三”联系起来呢？
这时，有个工作人员灵机一动，试探性地问到：
“主席，您是不是要看有关三木的消息？”
毛泽东当即点了点头。
原来，毛泽东在木床上敲了3下，意思就是“三木”。
而这个三木指的是当时日本自由党总裁、内阁总理大臣三木武夫。
日本第66任首相三木武夫
三木武夫（1907年—1988年），是日本政坛赫赫有名的人物，1937年就成为日本众议员，反对日本法西斯发动世界大战。
他是中国人的老朋友，1972年4月曾访问中国，公开
未解之谜是怎么回事？康熙为什么不给孝庄文皇后建陵
400多个清陵之谜，图文并茂的解说，让人不忍释卷。
全书以正史记载和清宫档案为依据，配上数百幅考察现场的珍贵照片和手绘图，按清陵营建的先后顺序，用生动而平实的叙述语言，阐述了近300年来与29座清朝陵寝及其陪葬墓有关的奇闻秘事，对一些学界观点和民间传说有匡谬、解惑的作用，史料丰富，可读性强。
摘自《大清皇陵秘史》，徐广源著，学苑出版社出版，有删节 康熙帝为什么不给祖母建陵 孝庄文皇后死于康熙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688年1月27日），在临终前留下了一道遗嘱，她以皇太极入葬很久，卑不动尊，留恋顺治帝和康熙帝为理由，要求将自己葬在遵化的孝陵附近。
孝庄文皇后的遗嘱，给康熙帝出了一个不小的难题：按遗嘱办吧，明显违背祖制；按祖制办吧，又违背了祖母的遗嘱。
玄烨不愧是康熙大帝，他很快就想出了一个权宜之策，在遵化的东陵建一座殡宫，将祖母的灵柩先停放在那里。
然后慢慢再想办法。
这一停就是35年，直到康熙帝死也未给孝庄文皇后建陵。
为什么康熙帝不给祖母建陵？是忘了吗？是日理万机，太忙，没时间、没精力，顾不上吗？都不是。
康熙皇帝对祖母孝庄文皇后的感情可以说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在孝庄文皇后停灵东陵后的35年时间里，康熙先后30次到东陵祭奠祖母，他能忘记给祖母建陵吗？康熙帝一生最紧张的时候莫过于康熙十二年到二十年的8年平定三藩叛乱了。
就是在那么紧张的时刻，为了安葬孝诚皇后，他还建起了景陵。
更何况在孝庄死后不久，康熙帝就为仁宪皇太后（孝惠章皇后）营建了孝东陵。
因此说，康熙帝不会忘记给祖母建陵的。
更不会因日理万机而顾不上的。
那么到底为什么康熙帝不给孝庄建陵呢？史书上没记载，档案上找不着。
笔者认为，康熙皇帝确实是没有找到为祖母建陵的名正言顺的理由。
他采取了向后推迟、等待时机的方法，将这一棘手的难题留给后一代解决，也许会容易些。
后来的事实证实了这一点。
雍正皇帝即位以后，轻而易举地就解决了孝庄文皇后的陵寝问题。
但这毕竟是一种推想。
到底为什么康熙帝在长达35年的时间里不给孝庄文皇后建陵，现在还是一个谜。
37年里孝庄皇后棺椁怎样停放 孝庄文皇后的棺椁是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四月十九日停放到暂安奉殿里的，到雍正三年（1725年）十二月初十日正式葬入地宫，在暂安奉殿里停放了37年之久。
她的棺椁是怎样停放的呢？有许多人认为就是将棺椁停在了大殿里。
由于书上没有明确记载，相关的档案也找不到，所以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人们。
笔者在多年的陵寝研究中，从《康熙起居注》和清宫档案的只言片语中进行认真分析考证，初步可以认定：梓宫不是停放在大殿内的地面上，而是在地下。
虽然还没有找到直接的证据，但有重要的佐证。
理由一，死于康熙十三年的孝诚皇后和死于康熙十七年的孝昭皇后都是在康熙二十年入葬景陵的。
尽管只停灵几年，但在京北沙河巩华城殡宫停灵期间，根据《清实录》记载，梓宫都是停放在地下，“与地宫无异”。
以此推断，孝庄皇后梓宫也必然停放在地下。
理由二，在将孝庄文皇后棺椁安放暂安奉殿和后来正式入葬昭西陵地宫的文献中，在字里行间出现“隧”字、“封掩”等字词。
理由三，从时间上推断，康熙二十七年四月十九日将孝庄皇后停放在暂安奉殿时，封掩竟用了4天。
如果只将棺椁停在殿内而不是将梓宫放入地下，不用填砌隧道，不需要4天。
根据以上三个理由，孝庄文皇后的棺椁在停灵期间放入地下是很可能的。
是不是这样，还有待史料的进一步证实。
为什么有两道围墙 在关内的所有皇帝陵、皇后陵、妃园寝，都只建有一道围墙，而昭西陵却与众不同，它建有内外两道围墙，两墙之间只有十几米。
第一道围墙的大门是隆恩门，第二道围墙的大门是三座琉璃花门。
明朝的嘉靖皇帝的永陵和万历皇帝的定陵以及部分妃子坟是两道围墙，难道昭西陵是仿照明朝这些陵寝？如果是这样，那为什么单单昭西陵的围墙效仿明陵？ 关外的努尔哈赤的福陵和皇太极的昭陵都是内外两道围墙，难道昭西陵是效仿福陵和昭陵？也不是。
因为福、昭二陵的外围墙是风水墙，大门是大红门，与清东陵的风水墙的大红门是一样的，而且两墙相隔数十米。
昭西陵的外围墙的大门是隆恩门，与福、昭二陵不一样，到底昭西陵为什么设两道围墙，至今还不能解释。
重檐庑殿顶的隆恩殿 昭西陵的隆恩殿在清陵中可以说是最独特的。
独特一，隆恩殿是重檐庑殿顶的，这在清陵中是独一无二的。
为什么昭西陵有这一特殊之处，笔者分析，这与这座建筑的来历有直接关系，这座隆恩殿原来很可能是孝庄文皇后生前居住的寝宫，孝庄皇后在世时，康熙帝曾特地为祖母在慈宁宫东旁建了一座五间寝宫，孝庄皇后搬进新居后，感到非常舒适，多次在皇帝面前称赞这座宫殿建得好，可是居住没有多长时间，孝庄文皇后就病死了。
为了表示孝心，让九泉之下的祖母住得遂心，康熙皇帝下令将这座新建的寝宫拆运到遵化昌瑞山暂安奉殿处按原样重建。
同时这样做还能节约开支，缩短工期，可谓一举三得。
康熙皇帝对暂安奉殿工程非常重视，从各部院选调精明强干的官员组成工程处。
从殿址的相度、图纸的设计绘制，乃至拆运、施工等许多关键环节，康熙皇帝都详加指示。
在拆卸、运送寝宫材料时，康熙皇帝叮嘱负责工程的官员，要妥善保护好各构件，毋致缺损。
在破土开槽时，康熙皇帝一再告诫，现在天气严寒，施工不便，一定要做到基址牢固。
在康熙皇帝的关注和指导下，暂安奉殿工程从康熙二十七年正月开工，经过紧张施工，到三月底全工告竣，只用三个月时间，可谓神速。
暂安奉殿是一组建筑，主要有宫门、享殿、暂安永设殿等，环以围墙。
原来的寝宫很可能就是重檐庑殿顶的，所以昭西陵的隆恩殿也就是重檐庑殿顶的。
昭西陵的大殿正脊上为何有宝塔 独特二，隆恩殿正脊的正中有一座宝塔，这是清陵中唯一的。
最早发现这一奇特现象的是天津大学王其亨教授，他是从一张老照片上发现的。
笔者分析，这可能与孝庄文皇后笃信佛教有关。
我们知道，许多佛教寺庙大殿的正脊上都有这种宝塔，比如承德普宁寺的大雄宝殿、西陵永福寺的普光明殿等。
但陵寝大殿毕竟不是佛教寺庙，为什么在殿的正脊上安设宝塔？如果这座大殿就是原来慈宁宫东面孝庄文皇后的寝宫的话，那么原来的寝宫的正脊上是不是也有这个宝塔？ 恭靖、淑惠二妃为何停灵暂安奉殿 葬在孝东陵内的顺治帝的恭靖妃和淑惠妃的棺椁是从暂安奉殿移来的，这说明这两个妃子死后将棺椁停在了暂安奉殿内。
孝东陵内共葬了7个妃子，其中悼妃、贞妃、恪妃停灵于黄花山下的悼妃园寝内，端顺妃和宁悫妃停灵于北京北郊的曹八里屯。
为什么恭靖妃和淑惠妃要停灵在暂安奉殿内？是不是因为这两个妃子都是来自当时蒙古的博尔济吉特氏家族，与孝庄文皇后属于同一家族？特别是淑惠妃是孝惠皇后的妹妹，也是孝庄文皇后的侄孙女，她们是至亲，因为这层关系才将这两个妃子停灵在暂安奉殿？可是悼妃和端顺妃也是来自蒙古的这一家族，其中悼妃的父亲曼珠习礼是孝庄文皇后的弟弟，那么悼妃则是孝庄文皇后的亲侄女，悼妃与孝庄的关系比淑惠妃与孝庄文皇后的关系还要亲近，为什么不将悼妃也停灵在暂安奉殿呢？ 另外，恭靖妃和淑惠妃两个妃子在暂安奉殿停灵期间，是将棺椁与孝庄文皇后的棺椁停在一起呢，还是停在别的地方？这些现在还都是未解之谜精彩文章：罗斯维尔飞碟事件世界末日是哪天凤棺女尸之谜
北京十字寺未解之谜是怎么回事？景教究竟何时存在？
景教石刻的发现，揭开了一段被歷史掩埋了许久的真相——这座供奉著佛教诸神的十字寺，原来曾经是一座景教寺院。
车场村西北十字寺遗址上，一块元碑、一块辽碑十分引人注目，它们默默地讲述著十字刻的千年沧桑。
1919年，有个叫哈丁的洋人来到十字寺。
这座古老的寺院位於房山周口店镇的车场村，寺中的两块石刻上清晰的“十字”吸引了他的注意。
他仔细观察发现，石刻上所刻花纹非常精美，其中一石刻的下面雕刻著一个十字立在一个莲花座上，十字横笔两端各有一颗桃尖向外的桃形心。
石刻左右两侧各雕刻著一隻形状相同的上宽下窄的梯形花盆，左侧花盆裡是一簇荷花，艺术化了的荷叶间是一朵酒盅状破蕾初放的花蕾。
花蕾上端是两个盛开的花朵，左端是几隻莲蓬。
右侧花盆裡是一簇菊花，茂盛的枝叶将一朵盛开的菊花簇拥於正中。
另一件石刻正面雕刻的是一朵盛开的荷花承托著一个十字，石刻的左右两侧各雕刻著一隻形状相同的椭圆形收口出沿花盆——左侧花盆内是一棵牡丹，四周是茂盛的枝叶，正中是一朵盛开的鲜花﹔右侧花盆内是一束菊花，菊花枝叶茂盛，四隻花朵均匀分布期间。
第二件石刻十字交叉的空白处刻有陌生文字，一时让他困惑不解。
后来西方人伯吉特教授辨认出，这是两句古叙利亚文，意思是：“仰望它，寄希望於它。
”原本出自《圣经·诗篇》第三十四章5(6)，而同样的古叙利亚文曾出现在一部公元6世纪的叙利亚文《路加福音》手稿封面上，这本书现存於大英博物馆内。
原来，这两件石刻是珍贵的景教遗物。
石刻的发现轰动中外学术界，一些基督教研究人士称之為“景教徒的最确实和最有价值的遗物”、“景教东渐史上的伟跡”。
景教石刻的发现，揭开了一段被歷史掩埋了许久的真相——这座供奉著佛教诸神的十字寺，原来曾经是一座景教寺院。
车场村西北十字寺遗址上，一块元碑、一块辽碑十分引人注目，它们默默地讲述著十字刻的千年沧桑。
这座寺院為东晋建武元年高僧慧净创建。
唐贞观十二年，高僧义端路过此地，将寺院重修做了主持。
辽代叫崇圣院，应歷二年，高僧惠发愿重修，建造了大殿三间，中塑释迦牟尼、左大智文殊师利菩萨。
元至正十八年，高僧惠诚见寺院被兵乱所毁，募缘重建，起大殿五间，中塑三净身佛十八罗汉，壁绘二十诸天四王殿宇。
顺帝名赐十字寺之名。
但从建成直至景教石刻被发现的一千六百年间，十字寺留下的都是佛教寺院记载，未见景教寺院的任何作息。
那麼，景教究竟何时曾存在於十字寺？十字寺发现的景教石刻究竟隐藏著景教徒怎样的故事？一段景教存在的歷史如何被光阴掩埋得如此了无痕跡？这是十字寺留给世人的待解之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