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国防重镇的宁古塔，为什么却让清朝官民闻之色变

毕竟在天文、数学、农业、军事等诸多领域创下辉煌成就的他，可谓中国历史中一颗璀璨的。

徐光启(1562—1633年)，字子先，号玄扈，南直隶松江府上海县人，明末时期的数学家、科学家、农学家、政治家、军事家，官至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赠太子太保、少保，谥文定。

在晚明颓废形势下，徐光启是一个值得的大人物，因为他的出现和努力，即将的明朝历史天空，显露了一抹亮丽的霞光。

遭倭寇劫掠过的家庭无法给他的童年提供优越的条件，仅能勉强维持生计，供他读书。

通过考试人仕，是全家人对徐光启的期望。

徐光启能体会到父母的苦心，他聪明好学，读书成绩一直不错，徐光启20岁时如愿以偿地考中了秀才，通过了科举考试的第一关。

但此后徐光启的运气却不太好。

连续几次乡试都名落孙山。

家境更加贫寒，通向功名的道路却依然漫长。

被生计所迫的徐光启一面继续应付科举考试，一面帮家里干些农活，还不得不远赴广东、广西等地去教学。

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是徐光启人生旅程中极为重要的一年。

这一年，他在南京结识了意大利耶稣会的传教士。

这位传教士带来的三棱镜、自鸣钟、日晷仪等科技产品深深吸引了本就关注科技的徐光启。

经过一年的交游，徐光启深受利玛窦的影响，被一种新奇的西方科技和文化所折服。

次年，大明王朝的举人徐光启在南京受洗礼，正式加入了天主教，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批天主教徒。

这在伦理道德规范森严的，不啻于石破天惊的举动。

但徐光启此举并非出于宗教狂热，借西洋科技富国强兵才是他的根本动机。

这一愿望是如此强烈，以至于没有什么能阻止他的决心和理想。

不久，一个译介西洋科技的前无古人的创举就拉开了序幕。

1604年，徐光启走完了他科举旅程中的最后一站，中了进士，进翰林院为庶吉士。

从此，他把平生痛恨的八股文一概扔到一边，而专门致力于有益致用的实学。

徐光启是个学者型的官员，他以自己平日所学去救正时弊。

针对明王朝政治、军事、经济的腐朽现状，他提出一系列改革方案，如《拟上安边御虏疏》、《处置宗禄查核边饷议》、《海防迂说》、《漕河议》等等，都是他这一阶段纵论时务的心血之作。

但是由于人微言轻，以及大贵族，大官僚的排挤和反对，徐光启的这些合理的方案不能得以实施。

这时候，利玛窦也从南京来到北京，从此徐光启和利玛窦可以更方便地交流和探讨。

在政治上失意的徐光启将满腔报国之情寄托于科学技术的钻研。

他向利玛窦学习天文、算学、历法、水利、地理等学科，无一不与国计民生关系密切。

不仅要自己学习，徐光启还希望把西洋科学介绍到中国，让科技之花开遍神州。

为了实现这一美好心愿，他向利玛窦提出翻译西洋书籍的要求。

两人合作先从基础学科入手，首先翻译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

《几何原本》是一本专门研究空间图形的形状、大小和位置及相互关系的书，在当时的欧洲一直受到科学家的赞誉，并被作为教科书使用。

徐光启选译这本科学名著，显示了他学者的眼光。

点、线、直线、曲线、平行线、角、直角、锐角、钝角、三角形、四边形……这些数学课本上耳熟能详的术语，都是徐光启在400年前定下来的。

《几何原本》的翻译，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原有的数学学习和研究的习惯，改变了中国数学发展的方向，因而，这个过程是中国数学史上的一件大事。

继《几何原本》之后，徐光启翻译了《测量法义》，又与、熊元拔等人合译了《泰西水法》、《同文算指》。

在他所编译的《大测》二卷中，首次向中国人介绍了平面三角、球面三角等概念，并首先作了视差、蒙气差和时差的订正。

编制历法，本为历代王朝所重视。

但是到了明末，却明显地呈现出落后的状态。

一方面是由于此时西欧的天文学快速发展，另一方面则是明王朝禁研历法政策的结果。

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所说“国初学天文有历禁，习历者遣戍，造历者殊死”，指的就是此事。

明代施行的《大统历》已严重不准。

据《·历志》记载，自成化年间开始(1481年)陆续有人建议修改历法，但建议者不是被治罪便是以“古法未可轻变”，“祖制不可改”为由遭拒。

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十一月日食，司天监再次预报错误，朝廷才决定由徐光启与传教士等共译西法。

直至二年五月朔日食，徐光启以西法推算最为精密，礼部奏请开设历局。

以徐光启督修历法，改历工作终于走上正轨。

徐光启在天文历法方面的成就，主要集中于《崇祯历书》的编译和为改革历法所写的各种疏奏之中。

在历书中，他引进了圆形地球的概念，明晰地介绍了地球经度和纬度的概念。

他为中国天文界引进了星等的概念，根据第谷星表和中国传统星表，提供了第一个全天性星图，成为星表的基础。

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努尔哈赤举兵南侵，攻占明朝东北的抚顺、清河等地。

消息传到北京，朝廷上下为之震惊，群臣议论纷纷，。

礼部侍郎何崇彦向神宗推荐徐光启，称徐光启熟知兵术，精通战守之策。

神宗急召徐光启进京受命。

身为左春坊左赞善(东宫官)的徐光启此时正在天津养病，得神宗诏令后不顾疾病缠身，立即动身进京听命。

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明廷再传噩耗，辽东经略杨镐率领40万大军兵分四路讨伐后金，被努尔哈赤各个击破，以空前的惨败告终，这一次兵败震动了整个京师，北京米价为之猛涨。

立志报效国家的徐光启出于爱国义愤，接连向神宗上了三道奏疏，披肝沥胆，痛切陈词，分析此次兵败之因，主张“正兵”自强。

徐光启推出了以选才、造器，练兵、建台、联外为主要内容的“正兵”方案。

他的“正兵”方案切中时弊，具有真知灼见。

在徐光启的“正兵”方案中，他十分注重人才的选用，所以他把选才放在第一位。

他一向认为“当今造就人才，要务必实用。

”他引古语说：“才过十人谓之英，过百人谓之雄，过千人谓之俊，过万人谓之杰。

”他要造就和选拔的军事人才就是这样的“英”、“雄”、“俊”、“杰”。

在制造兵器和练兵上，徐光启也把选拔人才放在首位，主张挑选通兵术、聪明机智的人掌管造器局，博求海内知名工匠进行兵器制造;认为兵不在多而在精，“总以精兵为根本”。

吏部尚书赵焕、工科给事中祝耀祖等人对徐光启都非常赏识，纷纷奏请朝廷任命徐光启兼监察御史，专事练兵。

神宗在朝中大臣的压力下，眼看外患不息，战争不止，敌军，不得不于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八月下旨，晋升徐光启为詹事府少詹事，兼河南道监察御史，管理练兵事务。

徐光启承担训练新兵、防御都城的任务后，满怀信心地开始实践他的“正兵”计划。

九月，他上疏十条有关练兵的事宜——关防、驻扎、将领、选士、军资、召募等。

然而严酷的社会现实并不如他所想象的那样，他有职无权，徒有空名，向朝廷要兵没兵，要饷没饷，要器械没器械。

他的练兵计划受到朝中昏聩大臣的阻挠，壮志难酬。

徐光启曾跟利玛窦学习西洋火器，知其威力。

明军在和后金的作战中，由于火铳数量少而且落后，屡次败北。

徐光启就决心把制造火器摆到重要地位，以补充明军火器的不足。

早在昌平练兵时，徐光启就写信托李之藻到澳门购买西洋火器。

徐光启告假不久，辽东缉略袁应泰同后金作战失利自杀，辽阳失陷。

危急的局势使朝廷又想起了徐光启，以紧急军务诏他回京。

还朝之后，徐光启就向朝廷提出制造西方火器的主张，得到的赞同，朝中工部尚书王佐等人也极力支持他的计划。

他对这一前景充满信心，写信给李之藻展望计划成功后的美好图景。

然而徐光启的这一希望又落空了。

当时，朝中大权为宦官所把持，他结党营私，。

而徐光启为人正直，一心为国，不买魏忠贤的账，所以不可避免地受到魏忠贤的排挤。

魏忠贤指使御史丘兆麟弹劾徐光启，使他制造火器的计划流产。

徐光启满腔忧愤，再次称病辞职，回到老家上海去从事他的农业生产试验。

徐光启一生关于农学方面的著作甚多，计有《农政全书》《甘薯疏》《农遗杂疏》《农书草稿》《泰西水法》等。

徐光启对农书的著述与他对天文历法的著述相比，从卷帙来看，数量虽不那样多，但花费时间之长用功之勤，实皆有过之而无不及。

其中《农政全书》囊括了中国古代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各个方面，而其中又贯穿着徐光启比较务实的治国治民的“农政”思想。

全书分为十二目，共六十卷五十余万字。

几乎涵盖了中国农业的所有方面。

徐光启不仅研究了大量的农业资料，并且能够理论联系实际进行科学实验。

甘薯最初是由国外引进中国的，起初只在福建沿海很少的一些地方种植。

徐光启把它引进家乡种植，进行了多次试种，终于获得成功。

在上海推广后，他又将甘薯的种植扩大到全国。

中国大地此后人口大量繁衍，实多亏这一高热量植物的广泛种植。

有史家认为，数十年之后的“康乾之治”，其实为徐光启所推动的甘薯大量种植发挥了重要作用，才使中国人口得到了大幅度增长。

崇祯五年(公元1632年)五月，徐光启以本官兼任东阁大学士，入阁参与机务，不久又加太子太保衔，进为文渊伺大学士。

这时他已70多岁了，朝政为奸臣温体仁、周延儒等人把持，他只能办些琐杂的行政事务，自己虽有满腹经济之才，却不能有什么建树。

第二年十月，72岁的徐光启因过度劳累而逝世。

徐光启死于任上，官拜宰相，位极人臣，但“盖棺之日，囊无余资”，两袖清风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400多年前的中国，徐光启以传统士大夫身份，正视西方文化，接受外来思想挑战，堪为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对于当时较为先进的西方文化，徐光启曾谓：“欲求超胜，必先会通。

会通之前，必先翻译。

”“翻译、会通、超胜”，乃徐光启学习西方文化的三个步骤。

在那个时代，徐光启可谓打开了一个东西互相交融学习之窗口。

史载，那时“西方愿意赞美东方，东方开始学习西方，东西方之间开展的是一场平等的知识大交易”。

“那时，欧洲国王们派人到中国来拿线装书，葡萄牙国王最先拥有线装书，法王路易十四羡慕得不得了，也派人到中国来索取，拿到后很骄傲，展示给公爵、侯爵们看。

”可见西方文化对于中国文化的向往。

然而，自徐光启之后，明朝便陷入内乱外患的不利局面，连徐光启引进并改良的先进火炮，也最终因为明王朝的无能昏庸反而成为清朝入主中原的利器。

历史给明朝的最后一个复苏机会，到底没有被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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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的票拟不是阁臣根据自己对问题的理解提出处理意见供皇帝采纳，而是揣摩皇帝的旨意起草谕旨，不可丝毫专擅。

当时，大量题本由皇帝首先阅看，然后，再由内阁根据皇帝旨意拟旨，最后获皇帝认可后下达执行。

十七年(1660年)五月，顺治帝令：“今后各衙门及科道各官本章，俱著于每日午时进奏，候联披览，次日发下拟旨，以便详阅批发。

”更重要的是，和“天子与阁臣不常见，有所谕，则令内监先写事目付阁撰文”的情形不同，“世祖章皇帝亲政之初，即日至票本房，大学士在御前票拟” 。

大学士在御前票拟，当然只能老老实实做皇帝的秘书，而不享有任何政务裁决权。

相权削弱 康熙帝即位之后，鳌拜等辅政大臣改内阁为内三院，后世一些史家将这一变革视为四大辅臣在制度上恢复关外政治传统的典型事例。

其实不然，康熙初年内院继承了顺治年间内阁的票拟权，作为中央政府，这时的内院和原来的内阁在基本职任上并无原则性差异。

由于辅政大臣亲自参加票拟，大学士的政治权力也未因皇帝不能亲政而有任何扩大，他们在和辅政大臣发生政务分歧时只能委曲周旋，而不敢直抒已见。

一些重要决策大学士也无权参与，像康熙六年(1667年)，鳌拜罗织苏克萨哈罪名，“集中定谳”，因国史院大学士巴泰拒不附和，遂“弗使与闻”，而大学士苏纳海竞因反对圈换土地，被鳌拜矫沼处绞。

降及康熙亲政以后，重新将内三院改为内阁，内阁负责处理日常政务的职能进一步明确下来，随之而来，内阁权力有所加强，因而出现了、徐元文、李光地等在朝中有一定影响的大学士。

然而，明珠等人绝不可能危及皇帝的绝对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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