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达开兵败大渡河的真相出在哪里，真相到底如何

1864年，太平天国的末日终于来临。

首府天京(今南京)陷落后，湘军如洪水猛兽般地进入天京，地毯式洗掠全城达三日之久，可称得上是挖地三尺，捞尽了天国首府里所有的浮财。

因“历年以来，中外皆传洪逆(清统治者对的蔑称)之富，金银如海，百货充盈”，湘军领袖与弟兄怀疑还有更多财宝窖藏在地下深处。

“克复老巢而全无货财” 湘军攻克南京后，曾国藩奏报同治帝搜查“贼赃”的情况，说除了两方“伪玉玺”和一方“金印”，别无所获。

且看曾国藩写给朝廷的奏折：“历年以来，中外纷传洪逆之富，金银如海，百货充盈;臣亦尝与曾国荃论及，城破之日，查封贼库，所得财物，多则进奉户部，少则留充军饷，酌济难民。

乃十六日克复后搜杀三日，不遑他顾，伪宫贼馆，一炬成灰。

逮二十日查询，则并无所谓贼库者。

讯问李秀成，据称：昔年虽有圣库之名，实系洪秀全之私藏，并非伪都之公币。

伪朝官兵向无俸饷，而王长兄、次兄且用穷刑峻法搜刮各馆之银米。

苏州存银稍多于金陵，亦无公帑积贮一处。

唯秀成所得银物，尽数散给部下，众情翕然。

此外则各私其财，而公家贫困等语。

臣弟国荃谓贼馆必有窖藏，贼身必有囊金，勒令各营按名缴出，以抵欠饷。

臣则谓勇丁所得贼赃，多寡不齐;按名勒缴，弱者刑求而不得，强者抗令而遁逃，所抵之饷无几，徒损政体而失士心。

因晓谕军中：凡剥取贼身囊金者，概置不问;凡发掘贼馆窖金者，报官充公，违者治罪。

所以悯其贫而奖其功，差为得体。

然克复老巢而全无货财，实出微臣意计之外，亦为从来罕闻之事。

” 曾国藩以“挺经”之法，以“此心耿耿可对君父”的赤诚，地上奏“克复老巢而全无货财”，顿时，物议沸腾，多以其奏为谎言。

晚清经学家、文学家王闿运写诗说“曾侯工作奏，言钱空缕”，意即曾国荃一掷千金买笺纸，怎么会“全无货财”呢，谁信? 大廷对曾国藩还是十分信任的，曾折奏闻七日后，便迅速下达了一道“理解万岁”的批谕：“逆掳金银，朝廷本不必利其所有。

前据御史贾铎具奏，故令该大臣查明奏闻。

今据奏称：城内并无贼库，自系实在情形。

” 天京究竟有没有藏宝? 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被俘后，曾国藩与曾国荃都审讯过这位太平天国后期的“擎天柱”，其中有一条问：“城中窖内金银能指出数处否?”李秀成就利用自述来对付曾国藩。

他在自述里十分巧妙地作了委婉叙述，然后分别引出“国库无存艮(银)米”、“家内无存金艮(银)”的结论，搪塞了曾国藩。

天京城陷时，全城的口号是：“弗留半片烂布与妖(太平军对清兵的蔑称)享用!” 太平天国在南京十载，一直就有洪秀全窖藏金银财宝的传说和“金银如海”之说。

攻打南京城的湘军十分相信这个说法，待到破城之日，湘军四处掘窖，曾国藩甚至还发布过“凡发掘贼馆窖金者，报官充公，违者治罪”的命令。

就是曾国藩在给朝廷的奏报里，也公然提出过“掘窖金”的话。

按太平天国的财产管理制度，所有公私财产都必须统一集中到“圣库”，人们生活的必需品由圣库统一配给，百姓若有藏金一两或银五两以上的都要问斩。

这种制度使得太平天国的财富高度集中，为窖藏提供了可能。

“圣库”制度在太平天国后期“”后已。

李秀成在临刑前的供状中说：“昔年虽有圣库之名，实系洪秀全之私藏，并非伪都之公币。

伪朝官兵向无俸饷，而王长兄(指洪秀全)、次兄(指清)且用穷刑峻法搜刮各馆之银米。

”这就说明天京事变后，太平天国政权由嫡系掌管，“圣库”财富已成洪秀全的“私藏”。

而洪秀全进入天京后便避居深宫，十年未出。

如果没有其亲许，任何人都不能进入府。

其他异王受到的猜忌更是越来越深。

天王府成为洪秀全唯一信赖和感到安全的地方，如果要窖藏的话，最有可能就在天朝宫殿地下。

据历史文献记载，当年天王洪秀全在南京建天朝宫殿时，自然是倾“全国”所有，掠各地奇珍异宝于宫内，其他王府也都藏有金银珠宝。

据《淞沪随笔》记载：“城中四伪王府以及地窖，均已搜掘净尽。

”既然别的王府尚且有窖金，天王府就更不应该没有。

天王府当时并没有被湘军全部毁掉，有不少还未烧尽，当年的核心建筑“金龙殿”依然存在，百年来，从来没有谁对其地下进行过勘察。

“金龙殿”下边到底有些什么?天朝宫殿地下有没有藏金?真是扑朔迷离。

直到辛亥革命以后，还有军阀想要掘太平天国窖金发财，但不知什么原因，最后并未下手。

关于藏宝的两种说法 湘军入城后，曾国荃的部队是最先进入天王府的，相传曾国荃挖得洪秀全的藏金而入私囊，为毁灭证据，最终一把大火烧了天朝宫殿。

清人有笔记记载，洪秀全的窖金中有一个翡翠西瓜是中传出来的，上有一裂缝，黑斑如子，红质如瓤，朗润鲜明，皆是浑然天成。

这件宝贝后来居然落在曾国荃手中。

当年湘军劫掠天王府时搜查得很仔细，甚至连秘密埋在天王府内的洪秀全遗体都被挖了出来，焚尸扬灰，一大批窖金怎会发现不了呢?所以，曾国荃得窖金的说法有许多人愿意相信。

另有记载：“宫保曾中堂(指曾国藩)之太夫人，于三月初由金陵回籍(湖南)，护送船只，约二百数十号。

”如此多的船只运送，不能不让人怀疑是弟兄在给老家送掠来的窖金。

文人李伯元《南亭笔记》记载：“闻忠襄于此中获资数千万。

除报效若干外，其余悉辇于家。

”忠襄即曾国荃，说他攻占南京竟然有千万收入。

还有一种说法是蒋驴、王豆腐靠太平天国窖金致富。

近代学者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南京采风记?人品绰号》载：“宁俗好以绰号呼人。

暴富人家，皆有绰号。

如王豆腐，即其家曾业豆腐也;蒋驴子，即其先有人赶驴子也。

”位于城南三条营二十号的蒋寿山故居主人，就被人戏称“蒋驴子”。

蒋寿山，苏北淮安人，为人诚恳忠厚，清年间，随父流落南京以赶驴为业。

太平军攻破南京后，“蒋驴子”投军养马。

被忠王李秀成赏识，升为驴马总管。

据说他得到了太平天国的窖藏而富甲江南，人称“蒋半城”。

大富商王豆腐相传也是靠得到太平天国的宝藏而富起来的。

石达开藏宝之谜 除天京藏宝之谜外，太平天国还有一个藏宝之谜。

据中国书籍出版社出版的《宝藏的故事》记载，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领的太平军覆灭于大渡河前夕，把军中大量金银财宝埋藏于某隐秘处。

石达开当时还留有藏宝示意图，图上写有“面水靠山，宝藏其间”八字隐训。

期间，国民党四川省主席刘湘秘密调了一千多名工兵前去挖掘。

在大渡河紫打地口高升店后山坡下，工兵们从山壁凿入，豁然见到3个洞穴，每穴门均砌石条，以三合土封固。

但是挖开两穴，里面仅有零星的金玉和残缺兵器。

当开始挖掘第三大穴时，当时的国民政府派古生物兼人类学家马长肃博士等率领“川康边区古生物考察团”前去干涉，并由“古物保护委员会”等电告禁止挖掘。

不久，刘湘即奉命率部出川抗日，掘宝之事终于被迫中止。

根据研究人员赴现场考查后判断：该三大洞穴所在地区和修筑程度，似非为太平军被困时仓促所建。

石达开究竟在这里有没有藏宝，也成了历史未解之谜。

而另一种截然不同的说法是，在重庆南川市铁厂坪有段传说，当年石达开西征途中曾经路过南川，留下了一批宝藏，只要找到了一处名为“太平山”的位置，就能找到石达开宝藏。

为此，后来曾有记者专门采访过这两处地方。

两地的文物部门都肯定了石达开部队在当地的活动，说：“至于宝藏，不好解释，找不到东西。

” 和世界上所有藏宝之谜的复杂性一样，太平天国的两大藏宝之谜至今仍未解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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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863年春，石达开在遭太平天国内部猜忌被迫分兵出走之后，率军几万人到达大渡河南岸的紫打地。

他的目的是越过大渡河，北上进军四川，但他在大渡河畔被清军与地方土司紧紧围困，陷入绝境。

为了挽救士兵的性命，石达开到清军阵营中与清军谈判，却被清军俘虏，士兵在清军的进攻下全军覆没，造成了令人痛心的历史悲剧。

对这一重大事件，有一些记载，也有一些学者进行了研究，但仍给后人留下了许多疑问和难解的谜，其中之一就是石达开射入清军营中的神秘信函是写给谁的？到底有没有这样一封信？石达开在大渡河畔被清军围困后，曾率军强渡大渡河，但是由于河水暴涨，石达开军队损失惨重。

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石达开命军师曹伟人给清军写了一封信。

信中说：“窃思求荣而事二主，忠臣不为；舍命以安三军，义士必作。

”又说：“然达舍身果得安全吾军，捐躯犹稍可仰对我主。

虽斧钺之交加，死亦无伤；任身首之分裂，义亦无辱。

”按照他的想法，能够拼着自己一死以换取部下的生存，以答谢天王，这是忠臣义士的壮举。

他把信写成后，用箭射入驻守在大渡河对岸的清朝四川重庆镇总兵唐友耕的军营中。

关于这封信的收信人，有人说是重庆镇总兵唐友耕，有人说是四川总督骆秉章。

正因为这两种说法各有凭据，成为一大疑案。

认为此信写给唐友耕的依据是1908年出版的《唐友耕年谱》，其作者为唐友耕之子唐鸿学。

唐鸿学介绍说这封信是石达开写给唐友耕向其乞降的。

关于石达开写信给唐友耕的事，《纪石达开被擒就死事》一文记载说：“四月二十三日，以书射达北岸唐友耕营”，“唐得书，不敢奏亦不敢报。

石军不得复”。

根据这种说法，唐友耕收到石达开的信后，隐匿不报，也没有回复石达开。

另一种说法是1935年四川泸定西沙河坝农民高某在紫打地发现的此信抄件，收信人是骆秉章。

当时高某发现石达开函稿共三件，这封信为其中的一件，于1935年3月25日在《农报》发表。

1945年，都履和根据李左泉《石达开江被困记》整理而成《翼王石达开江被困死难纪实》，其中附录有石达开的信。

李左泉的文章是根据土千户王应元幕僚许亮儒遗著《擒石野史》笔记润色重编的，来源可靠。

与十年前高某发现的信一样，收信人也是骆秉章。

这两种版本除了收信人一为重庆镇总兵唐友耕，一为四川总督骆秉章有较大出入之外，文字内容也不尽相同。

许本此信并无上款，唐本此信的上款是：“达开顿首再拜泽波军门仁兄同志大人阁下”，称呼方式不伦不类，与太平天国文书的格式以及石达开文书的用语都不符合。

许本信件并没有标明写信日期，唐本信末所署日期为“太平天国癸亥十三年五月初九日”。

太平天国早就改“亥”为“开”，石达开作为太平天国的高级将领不会把“癸开”写成“癸亥”。

由于这个时候还没采用公元纪年法，五月初九日指的是农历，而且这一年的农历“五月初九日”是公历的6月22日，石达开早已被俘，正在被清军押送赴成都途中，此时给唐友耕写这样的一封信是有悖常理的。

许本信中说：“惟是阁下为清大臣，肩蜀巨任，志果推诚纳众，心实以信服人，不蓄诈虞，能依清约，即冀飞缄先复，并望贲驾遥临，以便调停，庶免贻误，否则阁下迟行有待，我军久驻无粮……”石达开信中“肩蜀巨任”的话，应该是对身为四川总督、担负四川全省重任的骆秉章说的，而不是对只管重庆一镇绿营兵的唐友耕说的。

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云南的李永和、蓝大顺在昭通府起义。

当时唐友耕为起义军中的一个小头目，后来降清。

以唐友耕的身份和地位，石达开是不会写信向他请求赦免三军将士的，更何况唐友耕也没有这么大的权力。

“并望贲驾遥临”，显然是对远在成都的四川总督骆秉章说的，而不是对隔河相望的唐友耕说的。

石达开信中还有“阁下如能依书附奏清主”的话，但是，当时总兵是不能直接向皇帝上奏的。

唐本中与“肩蜀巨任”相对应的是“当得巨任”，与“并望贲驾遥临”相对应的是“拜望台驾近临”，以上种种破绽和改动，可以证明此信原本是写给骆秉章的，唐友耕的儿子唐鸿学为了给父亲脸上贴金，把此信编入《唐友耕年谱》，说是石达开向唐友耕乞降，以夸大其父战功。

还有一种说法是，根本不存在这样一封信。

部分学者认为，石达开写给清军的信有许多地方与现实不符。

信中所说“阁下如能依书附奏清主，宏施大度”，然后再作答复，这就令人费解。

因为，当时从四川到北京的公文批复至少需要一个月。

即使骆秉章能够根据情况自行处理，从大渡河到成都公文往返也得10天。

这对于腹背受敌的石达开来说毫无意义。

当时重庆镇总兵唐友耕在大渡河北岸驻军，此信如果是写给唐友耕的，似乎稍近情理。

其实不然，因为唐本中，也有“阁下如能依书赴奏，清主宏施大度”的话。

如果说是希望唐友耕作决定，那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唐友耕根本无此权力。

这封信的内容也有问题，信中说：“（石达开）阅历十余年，已觉备尝艰苦；统兵数百万，徒为奔走焦劳，每思遁迹山林，遂我素志，韬光泉石，卸余仔肩，无如骑虎难下，事不如心，岂知逐鹿空劳，天弗从愿，达思天命如此，人将奈何。

”这显然与史实不符。

太平天国鼎盛时期总兵力也不到百万，在被围困的情况下，石达开不会吹牛。

而且，石达开这种悲观失望的情绪与之前的豪气干云也不相符。

石达开在去清营谈判前五天，曾题诗：“大军乏食乞谁籴，纵死?江定不降”。

石达开在去清营的前一天晚上与部下商议，“妖来背水一战，幸而胜则图前进，不胜则主臣赴彼清流，断不受斧钺辱”。

石达开被审讯及临刑时的表现，甚至连其敌人也不得不承认石达开的英雄气概。

“（石达开）供自金田发难之后，一切悖逆情状历历如绘，其枭桀坚强之气溢于颜面，而词气不亢不卑，不作摇尾乞怜之语。

自言南面称王十余年，所屠戮官民以千万计，今天亡我，我复何惜一死！临刑之际，神色怡然”。

石达开写这样一封信的目的是通过谈判保住全军将士的性命，这封信应该着重谈条件，但是信的大部分篇幅都在谈自己的思想问题，而对进行谈判的条件则寥寥数语，一带而过。

这就使这封信的真伪更加使人怀疑。

假如真有这样一封信，清政府即使不加以大肆宣传，也会在公私记载中留下一些痕迹。

但是奇怪的是在1908年《唐友耕年谱》印行之前，不仅无人见过此信，连石达开写过此信的事也没有人知道。

也许，石达开当时有舍命救全军的想法，又有诈降的打算；清军也有通过谈判而进行诱擒的阴谋，这一切都是事实。

不过石达开写信给骆秉章或唐友耕则并无其事。

头脑清醒的石达开不会去作这种远水不救近火的无效劳动，我们现在见到的这两封信都是伪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