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金印用木头造，金冠用纸糊
【菜科解读】
按照太平天国早期的制度，王印是用纯金制成的，侯爵、国宗的印用银，天官正丞相的印也用银(一说国宗以下用银包木)，以下则都是木印;后期虽然没有明确制度，但所有诏旨中提到王爵的印，都说是“金印”，且庚申十年(1860年)九月三十一日，幼主加封李秀成次子李容发为忠二殿下，诏书中称赐给“金牌、金颈圈、雉翎、金印”，“忠二殿下”的地位要低于王爵一点，如果李容发的忠二殿下印是金印，那么比他官爵更高的王爵们，照理都应该是金印才是。
义、安、福、燕、豫、侯六等爵是后期才有的，照理不该套用前期侯爵的体制，但1858年胜保曾经奏报，投降的捻首张龙向他呈缴的是一枚象纽银印，张龙的爵位是钟天福，一些研究者据此认为，至少福爵和比福爵更高的义爵、安爵，应该用的是银印。
太平天国仅仅封王的就有2700多人，六爵更是多到数不胜数，如果这么多官印都是金印、银印，那么清方的缴获、民间的目击，应当是个非常庞大的数字才是。
但事实却正好相反。
剔除不属于这一级别的天王金玺，除了早期《贼情汇纂》记载了王、侯、天官正丞相的官印质地，并有“金银印均极薄”的描述外，明确提到金印、银印的如，金印居然一处也没有，银印也不过两处：前面提到的张龙，以及1864年9月20日战死在浙江开化七都村头的享王鸠，奏报中提到，享王用的是纯银官印。
这个比例未免太小，以至于人们不禁要问：本应成千上万的金印、银印，究竟跑到哪儿去了? 盛巽昌先生认为，这些消失的金印、银印，是因为清方将领的贪婪，在缴获后贪污藏私，变成金条、银元宝之类流通货了。
极薄官印 但这种说法似乎经不起推敲：太平天国的高级将领随身都携带金镯、金条脱等贵重金器，以作为紧急时的军需经费，相比较而言，“极薄”的官印实在没有多少分量(的金玺另当别论);缴获官印意味着抓住“叛匪”的一条大鱼，对军功奖赏优厚，上缴一枚金印、银印所能获得的物质、职务和荣誉回报，绝对会远胜过官印那可怜的一点点金银价值，这笔账，整天盘算着升官发财的清兵、清将，如何可能算不清楚? 那么，金印、银印呢? 最明确记载王印是金质的，是《贼情汇纂》，但该书同时也指出，他们看到的太平天国官印，许多并没有本应拥有的、刻有不同等级的印纽，甚至连方便抓握使用的直纽也没有。
目前保存的唯一一方王印—后期的首王范汝增木印，就没有印纽，而只有一个装把的小孔。
《贼情汇纂》说，刻有龙纽、象纽的官印都有人见过，却并没有说那些印是不是金的、银的，相反，却称国宗提督军务的印章只是在木头外面包了一层银皮。
前期高官数量很少，王爵不过7人，侯爵不到20位，国宗、丞相数量也极有限(国宗连闲散的算上也最多几十个，天官正丞相只有1位，而且因为印章上不刻姓名，就算换人也可以沿用旧印)，尚且满足不了制度所规定的金印、银印数量，后期、尤其最后期物资匮乏，而获得高级职称的官员人数反倒多得惊人，哪儿来这么多真金白银呢? 由此可推断，所谓“金印”不过是制度规定。
太平天国等级森严，不同等级有特定的称呼，而“金”正是对应从天王到普通王爵各种“用品”的专称，这些“用品”不但包括实实在在的物品，也包括虚拟的事物，甚至人。
如《天父圣旨卷三》提到东王的锣叫“金锣”(其实是铜的)，《太平礼制》前后两个版本都规定，洪秀全和诸王的女儿叫“金”(如天长金、翼三金等，她们当然不可能是金的)，《天朝爵职称谓》中提到向王爵请安要叫“金安”，王爵下指示叫“金谕”，赏赐东西要谢“金恩”，这些自然也不可能真是金的。
因此，但凡是王印都叫“金印”，这个是级别所规定的，刘裕鸠的银印也好，范汝增的木印也好，在太平天国官方看来，都是“金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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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两大藏宝之谜
一个是天京藏宝之谜，一个是石达开大渡河藏宝之谜。
轰轰烈烈摧枯拉朽的太平天国曾经盛极一时，但到了后期，却腐化成风日渐衰败，终于自己给自己敲响了丧钟。
这场声势浩大的农民革命不仅没有促进当时中国社会的发展，而是给当时的中国社会带来了更大的破坏和灾难。
分析其失败的主观原因:一是农民阶级的局限性，提不出切合实际的革命纲领，广大将士参加革命的目的并不明确；定都天京后，领导者贪图享乐，生活极其腐化，特权思想膨胀，勾心斗角，争权夺利，造成人员分裂、政局混乱。
二是战略上的失误。
独师北伐，无后勤保障，犯兵家大忌。
客观原因:中外反动势力勾结起来，联合绞杀太平天国。
清廷有官军，有强大的地主武装，帝国主义有先进的武器，太平天国很难抵挡，其最终的失败在所难免。
1864年，太平天国的末日终于来临。
首府天京(今南京)陷落后，湘军如洪水猛兽般地进入天京(今南京)，烧杀奸淫，肆意抢掠，地毯式洗掠全城达三日之久，可称得上是挖地三尺，捞尽了天国首府里所有的浮财。
因“历年以来，中外皆传洪逆(清统治者对洪秀全的蔑称)之富，金银如海，百货充盈”，湘军领袖曾国藩与曾国荃弟兄怀疑还有更多财宝窖藏在地下深处。
“克复老巢而全无货财” 湘军攻克南京，曾氏弟兄听凭湘军掠取浮财。
曾国藩奏报同治帝搜查“贼赃”的情况，说除了二方“伪玉玺”和一方“金印”，别无所获。
且看曾国藩写给朝廷的奏折: 历年以来，中外纷传洪逆之富:金银如海，百货充盈；臣亦尝与曾国荃论及:城破之日，查封贼库，所得财物，多则进奉户部，少则留充军饷，酌济难民。
乃十六日克复后搜杀三日，不遑他顾，伪宫贼馆，一炬成灰。
逮二十日查询，则并无所谓贼库者。
讯问李秀成，据称:昔年虽有圣库之名，实系洪秀全之私藏，并非伪都之公帑。
伪朝官兵向无俸饷，而王长兄、次兄且用穷刑峻法搜括各馆之银米。
苏州存银稍多于金陵，亦无公帑积贮一处。
惟秀成所得银物，尽数散给部下，众情翕然。
此外则各私其财，而公家贫困；等语。
臣弟国荃以谓贼馆必有窖藏，贼身必有囊金，勒令各营按名缴出，以抵欠饷。
臣则谓勇丁所得贼赃，多寡不齐；按名勒缴，弱者刑求而不得，强者抗令而遁逃，所抵之饷无几，徒损政体而失士心。
因晓喻军中:凡剥取贼身囊金者，概置不问；凡发掘贼馆窖金者，报官充公，违者治罪。
所以悯其贫而奖其功，差为得体。
然克复老巢而全无货财，实出微臣意计之外，亦为从来罕闻之事。
曾国藩以“挺经”之法，以“此心耿耿可对君父”的赤诚，明明白白地上奏“克复老巢而全无货财”，顿时，物议沸腾，多以其奏为谎言；晚清经学家、文学家王?运写诗说“曾侯工作奏，言钱空缕?”，意即曾国荃一掷千金买笺纸，怎么会“全无货财”呢，谁信？ 朝廷对曾国藩还是十分信任的，曾摺奏闻七日后，便迅速下达了一道“理解万岁”的批谕: 逆掳金银，朝廷本不必利其所有。
前据御史贾铎具奏，故令该大臣查明奏闻。
今据奏称:城内并无贼库；自系实在情形。
天京究竟有没有藏宝？ 忠王李秀成被俘后，曾国藩与曾国荃都审讯过这位太平天国后期的“擎天柱”，其中有一条问:“城中窖内金银能指出数处否？”李秀成就利用自述来对付曾国藩。
他在自述里十分巧妙地作了委婉叙述，然后分别引出“国库无存艮银米”、“家内无存金艮银 ”的结论，搪塞了曾国藩。
当时天京城陷时，全城的口号是:“弗留半片烂布与妖(太平军对清兵的蔑称)享用!” 太平天国在南京苦心经营十载，一直就有洪秀全窖藏金银财宝的传说，“金银如海”之说。
攻打南京城的湘军十分相信这个说法，待到破城之日，湘军四处掘窖，曾国藩甚至还发布过“凡发掘贼馆窖金者，报官充公，违者治罪”的命令。
就是曾国藩在给朝廷的奏报里，也公然提出“掘窖金”的话。
按太平天国的财产管理制度，所有公私财产都必须统一集中到“圣库”，人们生活的必需品由圣库统一配给，百姓若有藏金一两或银五两以上的都要问斩。
这种制度使得太平天国的财富高度集中，为窖藏提供了可能。
“圣库”制度在太平天国后期“天京事变”后已名存实亡。
李秀成在临刑前的供状中说:“昔年虽有圣库之名，实系洪秀全之私藏，并非伪都之公币。
王长兄(指洪秀全)、次兄(指杨秀清)且用穷刑峻法搜括各馆之银米。
”这就说明天京事变后，太平天国政权由洪氏嫡系掌管，“圣库”财富已成洪秀全的“私藏”。
而洪秀全进入天京后便脱离了群众，避居深宫，十年未出。
如果没有其亲许，任何人都不能进入天王府，对其他异姓诸王更是猜忌日深。
天王府成为他唯一信赖和感到安全的地方，如果要窖藏的话，最有可能就在天朝宫殿地下。
太平天国宝藏奇怪消失解析（中国）
发现周刊采访专家学者，试图拨开历史的迷雾，还原真相。
神秘消失的天国圣库藏金 天京城破之时，太平天国还有多少财富？ “圣库”里堆积如山的金银财宝难道会凭空消失？ 民间传闻，这些金银财宝其实就埋在南京城里。
是空穴来风，还是言之有据？ 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运动的失败令人叹息，然而太平天国巨额的窖藏财宝的不知所终，同样令人遗憾。
太平天国在南京苦心经营十载，掠各地奇珍异宝于宫内，各王府也都藏有金银财宝。
然而待到破城之日，曾国藩却奏报说一无所获，连钱库都没找到。
太平天国的财富有多少？流向何处？一时扑朔迷离—— 曾国藩奏折里说搜杀三日也没找到钱库 在位于南京夫子庙瞻园的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里，记者见到了太平天国史专家张铁宝研究员。
听了记者的来意，张铁宝笑着说：“关于太平天国藏金的说法，有很多个版本。
要说清这个问题，首先得从天京沦陷说起。
” 史书记载，1864年夏天，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带领的湘军攻下天京。
消息传到北京，同治皇帝大喜。
因为，当时的清政府国库亏空，财政吃紧，连军饷都发不出，实在指望攻下天京后，用太平天国的财宝来救燃眉之急。
然而，大约一个月后，曾国藩的奏报让同治皇帝大失所望。
张铁宝向记者展示了曾国藩的这封奏报，奏报的大意是说：“多年以来，中外纷传洪秀全非常富有，说他金银如海，百货充盈。
我与曾国荃早就商量好了，破城查封钱库后，如果钱财多就进奉户部，少就留做军饷，救济难民。
攻下天京后，我们搜杀三日，残留叛军则自己放火烧掉了洪秀全的伪天王府。
三天后，我们仔细查询，根本就没有所谓的钱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