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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蒙古灭西夏 1.西夏的衰落 西夏第四代崇宗嵬名乾顺和第五代皇帝仁宗嵬名仁孝统治时期，顺应历史发展潮流，对西夏社会中存在的种种弊端与矛盾，进行卓有成效的改革与调整，从而使西夏社会呈现出一派政治开明、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的新局面。

在乾顺、仁孝二帝长达一百余年的统治后，西夏开始进入衰落时期。

夏乾祐二十四年九月二十日，仁宗仁孝卒，其长子纯祐嗣立，时年17岁，是为桓宗，皇后被尊为皇，翌年改元天庆。

桓宗纯祐是西夏历史上“能循旧章”的“善守”之君，在他统治时期，竭力奉行对内安国养民、对外附金和宋之策，致使西夏“四郊鲜兵革之患，国无水旱之虞”，但此时的西夏已由盛转衰，“夏业中衰，于是乎始”。

而漠北蒙古的兴起，正在打破西夏、金、宋的割据均势，蒙古的强大已严重威胁到西夏的安全。

此时，西夏国内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加剧。

西夏天庆三年十二月，仁孝弟越王仁友卒，仁友在挫败任得敬分国斗争中功绩卓著，因此，其子安全上表请表彰其父之功，并让他承袭王爵，遭纯祐拒绝，并将他降为镇夷郡王。

安全因此怀恨在心，伺机。

天庆十三年一月，镇夷郡王安全在罗太后的支持下，废其主纯祐自立为帝，改元应天。

三月，纯祐死于废所。

西夏皇位更替的频繁，以及统治者外交政策的改变，由附金和宋转为附蒙侵金，削弱了夏国的力量，因此，在纯祐、安全执政期间，西夏逐渐走向衰亡的历史发展趋势已初见端倪，且每况愈下，终因国力衰弱被蒙古灭亡。

2.西夏的灭亡 12世纪中期以后，西夏由于政治腐败，国势日渐衰落。

西夏北与克烈、乃蛮接界，早有往来，又先后接纳王罕之叔古儿罕、王罕和王罕之子亦剌合·桑昆等人，这些均成为进攻西夏的借口。

成吉思汗进攻的主要目标是，但尚有顾虑，一是对金朝力量尚未摸底，不敢贸然行动;二是有西顾之忧，怕一旦进攻金朝，从而促使金朝与西夏联手，形成掎角夹攻之势，对蒙古不利。

所以力量较为薄弱的西夏成为首要攻击的目标。

早在嘉泰五年，铁木真灭乃蛮与蔑儿乞部后，率军第一次侵入西夏，破边境城堡力吉里寨，又攻乞邻古撒城，途经落思城，破城后大肆洗劫，掠夺驼、羊、马及其他战利品。

蒙古首次侵夏，通过探其虚实，为以后经略谋划南霸天下，拉开持续征战的序幕。

开禧三年秋，成吉思汗以西夏不纳贡与“安全废主自立”为借口，率领蒙古第二次进攻西夏，进攻目标直指西夏北方要塞兀剌海城。

攻破该城后，大肆侵掠。

西夏集右厢诸路兵抵抗，蒙古见西夏力量尚盛，加之蒙古军兵疲粮匮，便于应天三年春班师回国。

南宋嘉定二年秋，成吉思汗发兵第三次进攻西夏。

蒙古大军先举兵出黑水城北，由兀剌海西关口进入河西。

夏军五万在兀剌海城外围抵抗，最终城破。

蒙古军击败西夏军后，西夏都城兴庆府，迫使夏襄宗李安全献女请和，每年向蒙古纳贡称臣。

西夏臣服蒙古后，蒙古则利用西夏夹攻金朝。

西夏役属蒙古后，“征发日多，不堪奔命，礼意渐疏”，与蒙古关系疏远。

嘉定十年，成吉思汗亲率大军开始第一次西征，要求西夏出兵随征，遭拒绝后，蒙古再次发兵攻西夏，直抵中兴府城下，太子嵬名德任留在都城率兵防守，夏神宗李遵顼“出走西凉”避战。

西夏无力抵抗，只得再次向蒙古请降。

蒙古因要专事西征，暂时放下西夏。

此后，西夏附蒙，连年攻掠金国城寨，屡为金败。

嘉定十六年，夏遣十万军助攻金凤翔府，不能取胜，于是率军退回，蒙古遣使问罪，夏神宗惧，让位于次子德旺，是为夏献宗。

献宗改变策略，与金和好，结盟抗蒙。

嘉定十七年夏，夏金和议成，双方称“兄弟之国”，但为时已晚。

成吉思汗密令木华黎之子孛鲁征讨西夏。

孛鲁攻破银州后，杀夏军数万，掠羊驼数十万。

南宋宝庆元年，成吉思汗从西域返回后，第二年亲征西夏，蒙古军一路攻城掠地，屠杀军民无数，围困中兴府。

宝庆三年七月，成吉思汗病故于六盘山南的清水县，临死前遗言秘不发丧，待西夏国主献城投降后，尽杀西夏国主臣民。

蒙古围中兴府半年，城中粮尽。

一个月后，西夏国主王投降，旋被杀。

西夏立国196年，传十帝，至此灭亡。

(二)蒙古灭金朝 南宋开禧二年，成吉思汗即位后，始议伐金，但金毕竟曾是蒙古的，所以未敢轻动。

宋宝庆三年，蒙古灭西夏后，解除了其灭亡金朝的西顾之忧。

经过1205—1209年三次征西夏的胜利，成吉思汗有了经验与信心，于是就在1210年遣大将遮别袭杀构筑乌沙堡的金军。

这是成吉思汗第一次伐金，也是一次试探性的进攻。

嘉定四年，成吉思汗在客鲁连河畔举行伐金誓师大会，公开宣布要讨伐金国，而金派西北路招讨使粘合打前来乞和的软弱行为更助长了成吉思汗伐金的气势。

1211—1214年，蒙古讨伐金国的战争主要以消耗金军有生力量、掠取财富、招降纳叛为主，到嘉定七年，金河北郡县大部丧失，金宣宗逃往汴京，史称“贞祐南渡”。

蒙古以金宣宗南迁为借口，又派军围金中都，并在嘉定八年五月，攻占中都。

嘉定九年，蒙古军一度攻抵汴京西郊。

次年八月，成吉思汗以木华黎为太师封国王，专事经略中原。

嘉定十六年木华黎死后，至成吉思汗去世，金蒙战事一直处于拉锯胶着状态。

绍定二年，窝阔台继汗位后，又开始伐金。

绍定三年，窝阔台率军亲征，两年后，从白坡渡河，接连获胜，很快包围汴京，金坚持不降。

蒙古遣使与宋议定，夹攻金国，灭金后，以河南地归宋。

金天兴元年，由汴京逃往归德，金将崔立以汴京降，蒙古军掳金太后、皇后及大臣等五百余人北返。

金哀宗又奔蔡州，宋遣荆襄都督等会师蒙古。

金天兴三年正月初九日，金哀宗传位于宗室，初十日，宋军先破蔡州南门，蒙古军继入，金哀宗自缢，完颜承麟为乱兵所杀，金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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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中产阶级努力奋斗攒了一辈子钱，都换不来北上广等一线城市的栖身之所。

但是，回首中国历史，“买房难”这一问题并不仅仅困扰着现代人，它同样也让古代的普通人乃至文人官吏犯愁。

按理说，古代地广人稀，不应该存在这种困扰，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拥有一间自己的住所都成为了一种难事?其第一个原因——战乱，和现代社会不同，除了歌舞升平、热闹非凡的都城附近，大多数人都生活在乡村郊外，一旦发生战乱就容易变得居无定所，跟随着多数人进行逃难，很容易形成大规模的人口迁徙，这时候住房就会变得相当紧张。

而且就算是有着太平盛世称号的，他们的百姓也不能完全地避免战乱。

例如由于爆发了，一年内搬了四次家，他这期间没有工资，全靠朋友的资助和自己的辛勤劳作才拥有了自己的茅草屋。

如果杜甫有朋友圈，那天他一定会感叹“我什么时候才能拥有几千所房子，这样就能装下这天下贫寒的读书人”《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可以说是杜甫对于房子渴望的真实写照了。

第二个原因——城市扩建，例如北宋时期的开封，由于城市发展速度较快，导致外来人口陡增，这样朝廷必然会强制皇城脚下的百姓离开，必要的时候还会动用“特殊手段”，据史料记载，那时候的“拆迁款”折合成现在的人民币仅为四万多元，首都的百姓一定是双眼含泪的离开自己的家。

第三个原因——皇亲国戚的强占，由于古代的住房政策是“按人头来”，普通的三口之家有一亩的地基，而身份低贱的更甚，五口人才有一亩的地基。

如果建造房屋超过了范围会怎么样呢?一般普通人家都不会强占他人土地，但是不排除有些皇亲国戚和朝廷命官，利用职务之便只手遮天，他们又有钱又有权，建造购置大量的豪宅，强占普通人家的土地，被占者只能忍气吞声。

而这些人造了房子也不是留给自己住，一般就是出租，所以要价甚高。

最后一个原因就是工资低，比如白居易，在长安“北漂”了二十年，每个月的工钱虽然过万，但是由于京中房价过高他还是买不起房子。

而且因为官职低，朝廷并没有安排他入住官舍，所以白居易还写诗还自嘲“连蜗牛都不如”。

一般史书记载的都是要臣的事，普通人家的房子忧愁市暂且不提。

为办公，供吃供住是必不可少的。

例如的宰相李日知他买不起房，于是就住在自己的办公场所，这一住就是几十年。

虽然朝廷供吃供住，家具等一应俱全，但是等到卸任或者调任时，这些杂物还是公家的。

就像是的老婆将公房内的一把睡习惯的藤床带走了，也被后来的官吏给要了回去。

这种情况就是到了后来的元、明、清三朝也没有好转。

官员买得起房子了，但是却不敢买，因为有明文规定，“不得于任职地购置私宅”，就是为了防止官员强占民房，引起公愤。

其实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房子不仅仅是个住所或者是吃饭的地方，它更多的是“家”，是一个温暖的地方，只有真正拥有了这个建筑物，才觉得有一定的安全感。

这也是从古至今，人人都对购房的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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