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状元彭汝砺墓葬究竟在何处？
一、湖北阳新说，从世传到乱真的错
【菜科解读】
一、湖北阳新说，从世传到乱真的错误观点 葬于湖北阳新的说法流传于鄂东南，墓地具体位置在今湖北省阳新县木港镇下彭源，今称狮子口山。
这种说法的依据是源于《明一统志》的记载，《明一统志》卷五十九“陵墓”条目第3656页载：“彭汝砺墓，在兴国州南三十五里，汝砺官至尚书，俗呼彭尚书墓，墓侧有祠。
” 这个依据的可信度取决于《明一统志》资料的准确性。
事实上，史上多次有人指出《明一统志》的错误甚多。
《》馆臣称：“其时纂修诸臣，既不出一手，舛讹牴牾，疏谬尤甚”。
《天顺五年〈明一统志〉天津资料点校集注》称：“官修之书历来都难免粗疏之失，《明一统志》自然也不能免俗。
清初顾炎武撰《日知录》就指出其中所述古代的事情往往有差错。
” 《明一统志》，原名《大明一统志》，李贤、彭时等奉敕修撰。
明永乐十六年(1418)，诏修《天下郡县志》，未成。
明景泰五年(1454)，宗“命少保兼太子太傅、户部尚书陈循等率其属纂修天下地理志”，复遣进士王重等二十九人分行全国各地采录事迹，又督令各地纂修志书呈进。
历二年成《寰宇通志》一百一十九卷。
英宗复辟，以《寰宇通志》“繁简失宜，去取未当”，于天顺二年(1458)命李贤、彭时等人“折衷群书，务臻精要”，进行删补修改。
天顺五年(1461)书成，英宗亲撰序文，赐名《大明一统志》刊行。
从《明一统志》的编修过程可以看出，资料内容是各路编修人员从全国采集，然后汇编而成，资料来源于地方，未加甄别核实，其真实性和准确性最多等同于地方志。
为考证《明一统志》所载之真实性，可以逐步核查其资料的来源。
按照收集上报程序，《明一统志》中关于“彭汝砺墓”的资料首先来源于省志《湖广通志》。
《钦定四库全书·湖广通志》卷八十一“陵墓志”之“武昌府”条目载：“尚书彭汝砺墓在兴国州南三十五里，俗呼彭尚书墓，傍有祠”，两处所叙基本一致。
《湖广通志》的资料又来源于《兴国州志》(阳新县旧称兴国州)，《兴国州志》载：“兴国州南三十里许，地曰下彭源，有宋尚书彭汝砺墓”及“俗呼彭尚书墓，墓志朗然。
墓侧有祠。
地名原叫东乡里下彭源金巴山，后更名为走马仓狮子口”，本内容录自于彭腾芳宗亲所撰《状元彭汝砺文献集》，与《兴国州志》、《明一统志》记载基本一致。
而笔者所查阅的《兴国州志·卷之三·舆地志》(清陈光亨纂)，其记载为：“彭汝砺墓，明一统志云：州南三十里地，曰下彭源，相传有宋尚书彭汝砺墓。
按《浮梁志》：祀汝砺为乡贤，又载其墓在浮梁，未知孰是”，此版本所载不仅是“相传”，且因与浮梁志所载不同而“未知孰是”。
我们再来看当地宗谱，据湖北阳新县《彭氏宗谱·十策堂》(彭方金主编，2009年版)第四百四十页载：“(彭汝砺)又妣讳玉满，谥文节夫人，生子一：尧辅”;又载：“公(彭汝砺)殁后，妣随子往兴国路官署遂家焉，殁葬兴国州东乡里下彭源金山巴，更名狮子口，世传公亦迁斯，载兴国州志”，这里也仅是“世传公亦迁斯”。
由《彭氏宗谱·十策堂》、《兴国州志》到《湖广通志》再到《明一统志》，关于“宋尚书彭汝砺墓”的记载是一层层上报汇编的。
从《彭氏宗谱·十策堂》的无彭汝砺具体墓葬记载、只是“世传公亦迁斯”，《兴国州志》的“相传有宋尚书彭汝砺墓”、但“未知孰是”，一步步升级到《湖广通志》、《明一统志》的“有宋尚书彭汝砺墓”且“墓侧有祠”，其中有意识的、善意的篡改痕迹，应是较为明显。
《明一统志》把原来“世传”、“相传”、“未知孰是”的彭汝砺墓演变成了“有”彭汝砺墓，反过来又成了下一级地方志的依据，其中的说服力不知能有几成。
在《明一统志》撰成的明天顺五年(1461)，阳新县狮子山上并未建有彭汝砺坟墓，现仅存二二年竖立的墓碑，其他找不到任何旧墓碑等器物来做证明。
而且，身为大宋状元，官居吏部尚书，按照当时习俗，彭汝砺应是与原配合葬，怎么会与侧室刘氏合葬呢?这不禁让人想到，是不是后人在特意地附会? 此外，彭汝砺是江西鄱阳人，为什么要葬于湖北阳新呢? 持葬于湖北阳新观点的人对此有两种解释：一是认为彭汝砺爱楚、徙楚，二是彭汝砺儿子彭尧辅因官居兴国路粮仓官，而奉勅将父棺木迁葬于此。
认为彭汝砺爱楚、徙楚是因为彭汝砺写了一些诗句咏叹荆楚的秀美风光。
彭汝砺一生仕途坎坷，多次外放为地方官，性格豪爽，在其现存一千多首诗中多数是描写各地自然景观以及与亲友交游的，由几首田园诗而推断彭汝砺爱楚、徙楚并不足信。
而认为彭汝砺死后由其子彭尧辅迁葬于兴国路，笔者觉得也不合情理，彭汝砺并不只生彭尧辅一个儿子，另有四个儿子，除长子彭侗早逝外，彭佚、彭作、彭修均子孙繁茂，彭佚先迁芝城老塔前，后裔今居鄱阳县双港镇，彭作迁居乐平市，彭修则生于鄱阳滨田长于鄱阳滨田，且葬于滨田曲岛山，三位兄长岂会同意弟弟彭尧辅将父亲迁葬于路途遥远的湖北阳新呢?更何况彭尧辅是彭汝砺偏房刘氏所生，并未回老家上谱。
那为什么湖北阳新会有彭汝砺墓呢?这应该是彭尧辅因官而迁居于湖北阳新，其生母刘氏葬于此，为方便祭拜，特将母亲坟墓修成父母合葬墓，其中父亲墓只不过是一个空穴而矣。
一代一代传承下来，以至“世传公亦迁斯”，一座空穴传成了真墓。
葬于湖北阳新的说法虽然并不正确，但因其影响深远，已被后来的多种书籍抄袭录用，如： 《江西省彭氏源流联谱》第281页载：“崇宁元年壬午(1102)，奉勅葬湖北兴国州三十里，俗呼彭尚书墓，墓侧有祠(见《明一统志》)。
” 《状元彭汝砺文献集》第六页载：“葬公于饶州某县某乡某原(浮梁县)。
越九年，崇宁元年壬午(1102)，奉勅葬湖北兴国州南三十里，下彭源走马仓狮子口，同妣文节夫人刘氏合墓。
俗呼彭尚书墓，墓侧有祠。
” 《江西历代状元传》载：“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敕葬湖北兴国州三十里，俗呼为彭尚书墓。
墓左有祠。
” 以上三种资料既源于《明一统志》，且又做了适当的变通：彭汝砺去世九年后敕葬湖北兴国州。
因为从现存资料来看，彭汝砺至少是初葬在古饶州所辖范围内的。
《名臣碑传琬琰之集》(杜大珪编)中集卷三十一《彭待制汝砺墓志铭》(曾肇撰)载：“绍圣二年正月，召彭公于江州，以为枢密都承旨。
命下，识者相庆曰：‘正人进矣!'越翼日，公以讣闻，识者复相吊，曰：‘朝廷失一正人!'……于是有诏，加等赙恤，以都承旨告赐其家，授其弟汝霖江淮发运司句当公事，使办丧事。
明年正月某甲子，葬公于饶州某县某乡某原”。
这种说法的正确性是毋庸置疑的，据《容斋随笔》(洪迈撰)称：“开(肇)与彭器资(汝砺)为挚友，彭之亡，曾公作铭，彭之子以金带缣帛为谢，欲之至再，……彭子惶懼而止”，曾肇与彭汝砺本为好友，又是应彭汝砺儿子之求而作墓志铭，所记安葬之地是不会有差错的。
但这里只能确定的是彭汝砺安葬于饶州(宋时饶州辖鄱阳、余干、乐平、浮梁、德兴、安仁等六县)，至于具体位置并未详述。
二，江西浮梁说，因交游而安葬的错误观点 葬于江西浮梁县的说法流传于江西景德镇，具体位置在浮梁屏山(今浮梁县寿安镇朱溪村屏山)或浮梁江村(今浮梁县湘湖镇洞口村委会江村)，浮梁江村位于浮梁屏山附近，作为彭汝砺墓葬地，所指两处可能是同一地点。
葬于浮梁屏山首先见于《浮梁县志》等地方志。
《浮梁县志》(清版，2007年翻印)第十九卷《坟茔》中载：“宋三魁祖墓——在伴龙山。
三魁为彭汝砺、程瑀、僧，此盖葬其祖。
时谓佛印僧中之魁，故立名。
按：通志载状元彭汝砺墓，云章凤应续鄱志，在浮梁之屏山，是汝砺亦葬县境也，并附备考”。
即《浮梁县志》说彭汝砺祖墓在伴龙山(今浮梁县庄湾乡深渡村伴龙山)，还说《江西通志》载彭汝砺本人葬在屏山(今浮梁县寿安镇朱溪村屏山)。
《江西通志》(清版)卷一百十《邱墓》“饶州府”条目载：“状元彭汝砺墓在府城延祥观右。
按：安志载在鄱阳药炉山，章凤应续鄱志在浮梁之屏山，惟林志则载延祥观，未知孰是”。
其中的“安志”指清二十二年(1682)刻本的《江西通志》，于成龙、安世鼎修，杜果纂。
“续鄱志”指明景泰元年(1450)刻本的《续鄱阳志》，章凤应纂修。
“林志”指明嘉靖四年(1522)刻本的《江西通志》，林廷昂纂修。
从这里看到，因为《续鄱阳志》认为彭汝砺墓在浮梁屏山，所以《江西通志》先说“状元彭汝砺墓在府城延祥观右”，后又称“未知孰是”。
持葬于江西浮梁观点的人认为，彭汝砺喜爱浮梁山水，文集中有很多诗是描写昌江人文风物，一生与浮梁县多位名人交往密切，如佛印，以及与多位浮梁县令交好，如许屯田、郭知章、王太博、张景修、程德林等，且其妻宁氏是浮梁屏山(今浮梁县寿安镇宁厂村，在屏山附近，故称屏山宁氏)人，浮梁屏山或浮梁江村均是岳父宁锡公家的祖产或祖坟山，甚至有观点认为是由彭汝砺妻侄宁琯操办丧事，将其安葬于浮梁。
对于这第二种说法笔者也有几点疑惑，一是彭汝砺纵然喜爱浮梁山水，但应不至于要将其葬于浮梁;二是位于饶州州城西北(今鄱阳县城姜夔公园内)的牛首山乃当时彭氏祖坟山，彭汝砺父母及其妻子宁氏均葬于此，为什么不将彭汝砺也葬于牛首山，与其父母妻子为伴呢?三是彭汝砺丧事是当时“授其弟汝霖江淮发运司句当公事，使办丧事”(《彭待制汝砺墓志铭》)，且“汝砺卒，(彭汝方)弃官归葬”(《·彭汝方传》)，彭汝霖、彭汝方兄弟二人会同意将兄长安葬于浮梁吗?浮梁当时并没有状元子侄居住，岂不是增加子孙祭拜的麻烦吗? 仔细阅读《重修滨田汝砺公墓志铭》，发现葬于浮梁江村的说法至少流行了553年，但其中所述葬于浮梁江村的经过较为离奇且与史实不符。
《重修滨田汝砺公墓志铭》成于明天顺八年(1464)，由鄱阳人刘莘所撰，其中载：“宣和年间(1119--1125)，尚书(彭汝砺)致仕。
建炎己酉(1129)秋，游于宁氏门，七月十三薨于彼焉，享寿八十有二。
……时进士妻姪宁琯具棺敛忌葬尚书公于彼之江村。
” 赣东北多地《彭氏宗谱》所载内容与此相同，应是来源于此，也多载为初葬于浮梁江村。
特别是有一支状元后裔，于明成化年间(1465—1487)由江西省乐平市迁往湖北省潜江市，其宗谱对此记载更为详细。
湖北省潜江市《彭氏宗谱·器资公传》载：“器资公，讳汝砺，季昌公之仲子也，幼有大志，力学不倦。
治平乙巳科状元及第，任撰修，其读书处名洗砚池，在长爱山。
先居滨田曲岛山，嘉定癸卯(嘉定为南年号，1208—1224年，期间无癸卯年，有误)赠徙居东伴龙山，卒于建炎己酉(1129)七月十五日，享年八十有二，葬于里之江村，系宁氏地，有圹记及宁氏批书附后。
” 其《彭氏宗谱·圹记》载：“公(汝砺)幼承父命，游于浮梁寿安乡屏山宁氏之门，于是宁锡公之次女赘焉，……建炎三年(1129)七月十五日葬于里之江村，南向湖井，享年八十有二。
” 其《彭氏宗谱·宁氏批书》载：“本里江村湖井长山，乃洵之祖山也，予妹夫彭汝砺公生谋佳城，爱而求之，而未出笔，今不幸公卒，从命将祖山批付彭甥佚作修三人，安妥公柩。
其山上至岭脊，下(至)龙潭周围，七十余亩俱附彭宅永远管业。
长蒙庇佑，自后宁氏之族再无得主兹山矣，各房子孙敢有故违擅起争端者，许令彭甥责此出官，准不孝谕。
建炎三年(1129)七月十二日浮梁宁洵书批。
” 无论是墓碑还是宗谱，尽管记载详尽，事由清晰，但其所述基本上都是错误的。
实际上，由《彭待制汝砺墓志铭》(曾肇撰)可知，彭汝砺是宋绍圣元年(1094)殁于江州(治今江西九江)知州任上，享年仅五十四岁，上述错误有几点：一是彭汝砺去世前的情况，由江州知州任上误为致仕(即退休);二是去世的时间，由1094年误为1129年;三是去世的地点，由殁于江州官署误为浮梁宁氏门;四是丧事操办人，由弟汝霖、汝方及诸子误为妻姪宁琯;这些均与史实严重不符，特别是去世的地点、丧事操办人的严重错误让其葬于浮梁的说法根本无法立足。
因此，葬于江西浮梁的说法是错误的，不足为信。
但其影响较广，不仅乐平、浮梁等地信奉此说，甚至于还影响到了鄱阳滨田，这是当今研究者必须深思并加以辨析的。
三、江西鄱阳说，从迁葬到始葬的本来面目 葬于江西鄱阳县的说法流传于今赣东北大部分地区，具体位置为今鄱阳县鄱阳镇任家村委会东江村大滨田山。
据上文中的《江西通志》(清雍正版)卷一百十《邱墓》“饶州府”条目所载，“林志”认为彭汝砺墓在“延祥观”、“安志”认为彭汝砺墓在“鄱阳药炉山”。
“延祥观”、“鄱阳药炉山”，看似两个地方，则实指向同一个地点。
药炉山，又称马蹄山或马迹山，因仙坛观(宋代称延祥观)建在药炉山上，故又称仙坛山;紧邻其南边的是滨田彭氏祖坟山，为区别相邻的另一座滨田彭氏山，当地人今称之为大滨田山。
《饶州府志》(明正德版)第三卷“坟墓”未载彭汝砺墓。
《饶州府志》(清康熙版)第十三卷“坟墓”鄱阳县条目载：“彭状元汝砺墓，在仙坛药炉山，按章凤应续鄱志又载在浮之屏山”。
《饶州府志》(清版)第三十一卷“茔墓”有类似记载。
《鄱阳县志》(清康熙版)第十五卷“坟墓”载：“彭状元汝砺墓，在仙坛药炉山，按章凤应续鄱志又载在浮梁之屏山”。
《鄱阳县志》(清版)第二十二卷“坟墓”、《鄱阳县志》(清道光版)第二十九卷“茔墓”所载与此相同。
《鄱阳县志》(清同治版)第二十二卷“茔墓” 载：“彭状元汝砺墓，在仙坛药炉山。
按：章凤应续鄱志又载在浮梁之屏山，通志(《江西通志》)云在府城延祥观。
” 由此看出，无论省志、府志还是县志，都倾向于“在仙坛药炉山”，但又不能肯定，以至《江西通志》(清雍正版)说“未知孰是”。
笔者推测，在明前期(约1450年之前)的资料是认为彭汝砺墓在浮梁屏山，如章凤应的《续鄱阳志》;而在明后期(约1464年之后)的资料又转向于墓在鄱阳药炉山。
这其中原因可能与明天顺八年(1464)鄱阳滨田彭氏组织在药炉山重建状元墓有关。
在彭氏宗谱中，多数认为彭汝砺墓初葬于浮梁江村，后由其子彭修迁葬于“鄱阳药炉山。
” 如鄱阳县滨田村《锦标彭氏宗谱》(丙戌版)载：“绍圣甲戌(1094)，贬公出知江州，卒于宦所，寿五十四岁，葬浮梁江村，南向朝井坑。
…子修公奉勅命迁公葬于怀德乡仙坛山之西。
” 其观点是：彭汝砺先葬于浮梁县江村(今浮梁县湘湖镇洞口村委会江村组)，宋高宗绍兴三年(1133)，彭汝砺幼子彭修奉敕命将父亲坟墓由浮梁江村迁往鄱阳仙坛山，并将母亲宁氏坟墓也由鄱阳牛首山(今鄱阳县城姜夔公园内)迁此合葬。
笔者认为，彭汝砺墓应葬于鄱阳药炉山，且不是迁葬于此，而是一开始就由其弟汝霖、汝方和诸子将其安葬于此。
首先，当时正值宋廷欲将其提拔之时，听其讣闻，朝野上下是悲痛并惋惜，“朝廷失一正人，奈何”，“于是有诏，加等赙恤，以都承旨告赐其家”，择一风水宝地，建一体面而庄重的墓园，应是理所当然且的，鄱阳药炉山实乃不二之选。
药炉山，位于今鄱阳县鄱阳镇任家村委会东江村东，为道教72福地之第52福地——道教圣地仙坛观所在地。
相传建安十二年(207)，有仙人王遥入山修炼，有斗坛、炼丹井、石药盂遗迹。
至晋元康二年(292)，真人白日飞升，这里不但留下诸如仙人骑马飞升时的马蹄印记，也成了择观的福址。
隋大业二年(606)，道士曹志虚正式建观——仙坛观，历经唐、宋、元、明、清诸朝，直到解放初期观宇倾圯，福地消失。
仙坛观鼎盛时，观宇巍峨，香火旺盛，占地规模极大，当时观有十景之说，即：马迹山势、道汊湖光、延祥观宇、朝斗灵坛、药炉苔藓、丹井清泉、方池珠漾、驾虹渡马、马迹波谷、柏潭降虎。
北宋饶州知州曾赋诗：“灵台共上百神清，碧坞红霞相映明。
曲径已无青草合，乱峰时有白云生。
亭亭翠纛高山矗，隐隐狂雷落石轰。
待得九霄孪鹤驭，玉书应改地仙名。
”足见仙坛观(时称延祥观)已是闻名遐迩，声赫名显。
元周伯琦诗云：“西晋仙人留鞋处，护青山;空坛风撼龙蛇窟，绝壁云通虎豹关。
” 只有如此福地才配葬彭汝砺这样才华横溢、气节高尚的杰出贤能，这是为什么不将彭汝砺葬于祖茔地牛首山或居住地滨田的原因。
不仅彭汝砺敕葬仙坛山，其弟彭汝方后来也敕葬于此。
宋徽宗宣和三年(1121)正月，彭汝方通判衢州，因起兵陷城，骂贼死节，徽宗褒叹之，超赠龙图阁直学士、通议大夫，谥忠义，敕葬仙坛观，夫人义城刘氏，附葬同穴。
惜彭汝方子孙寥落，今仅知鄱阳县三庙前乡柳溪彭家二百多人为其直系后裔。
其墓失闻久矣，今不知其所。
其次，成于明天顺八年(1464)的《重修滨田汝砺公墓志铭》篇首即载：“芮城距东数里曰仙坛，宋故状元汝砺公墓所寓焉”，本铭一开篇就肯定仙坛山为宋状元彭汝砺墓之所在地。
芮城，指当时饶州府城，即今鄱阳县城，因番君吴芮建城于此，故称之为芮城。
本铭认为彭汝砺是先葬于浮梁宁氏门，但上文已述其事由与史实不符，其先葬于浮梁宁氏门的观点自然不足信，迁葬之说也就不成立。
至于到明朝前期，浮梁等地认为是葬在浮梁屏山，一来是彭汝砺家族与浮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浮梁等地还认为彭汝砺父母及祖父母也葬于浮梁，对此笔者会有另文详述)，二来历经南宋、元两朝动荡不安的时局，特别对的高压统治，坟墓毁弃，族谱无存，难以查证。
浮梁等地观点自然影响了很多人，甚至某些观点还影响了滨田彭氏。
但在天顺八年(1464)重建彭汝砺墓时，其墓址经状元后裔的代代相传和多方考证是不会有错的。
不然，滨田村本是山清水秀、风光迤逦，且自状元彭汝砺父亲彭思泳就置业于此，滨田彭氏怎会舍近求远在仙坛山建状元墓地呢?以当时滨田一村之力哪有能力在离村“七十里余”去买地建祖墓?而当时仙坛山附近的村民又怎会同意滨田村到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建造坟墓呢?事实上，明天顺八年(1464)重修仙坛山彭汝砺墓就是缘于两位耄耋老人拜墓而倡导发起，《重修滨田汝砺公墓志铭》载：“暨元末兵燹，(原墓碑)文字磨灭毁弃，惟龟趺存焉。
……洎天顺庚辰(1460)，(彭汝砺孙辈焕公)十二世孙贵德公，年丁八十有五，钦蒙恩典优老受帛，偕弟公信守成翁，经由拜墓，追慕唧叹，以谓不重立碑，恐终坠厥绪，致后无闻，于时心同意协，果于有为，勒石垂成，而贵德公寻逝，守成翁年七旬有五，惟恐众心泮涣，怠于因循，庸是率合族属，捐金庀功，确尽乃心，以显先烈”。
据彭氏宗谱载，“置祀田百亩……以饴祭扫”，以备散居于各地的状元后裔前往祖墓祭拜时，由祀田的租户无偿提供食宿。
时至今日，仙坛山脚下的村民仍自称，其祖上就是为状元彭汝砺守墓的。
状元后裔在时局稳定、国泰民安之时，多次集资筹物，组织修缮，还祖墓一个安宁祥和的环境。
明天顺八年(1464)是史料存今的第一次重修，留存于世的有“重修滨田汝砺公墓志铭”，这块墓碑高有2米多，宽约1米，现存于滨田村彭汝砺纪念馆。
四周原建有石仿等多处石刻，为“文革”时期损毁。
还有一只大型驮碑神龟，由灰麻石雕刻而成，如今仍留在仙坛山，位于墓冢下方十余米处，由“惟龟趺存焉”可推断此为北宋彭汝砺墓之真正原物，距今已经923年，实乃千年神龟! 现存墓冢为一九九三年重新修葺，整个坟墓低于四周地面，只有坟顶略高于外围地面，座北朝南，碎石围砌，水泥石碑，篆刻阴文“宋状元及第彭公汝砺、德安君宁氏合墓”字样，占地面积约有20平方米。
如今，彭汝砺墓仍安详地躺卧在仙坛山上。
历经千年风雨，已是多次被盗，并数度被肆意毁损。
不仅随葬器物全无，且已无法找寻到原墓的踪影，只留下一个墓址让后人遐想，青山依旧，气节永存! 四、结语 彭汝砺安葬于浮梁屏山或浮梁江村，史料依据错误，但可反应出彭氏与浮梁县的紧密关系。
彭汝砺安葬于鄱阳县仙坛山，于情理于史实都是可信的。
而迁葬于阳新县木港镇下彭源，在湖北亦是深入人心，鄂东南彭汝砺后裔对此。
鄱阳仙坛山、阳新下彭源分别是赣东北、鄂东南两地彭汝砺后裔祀拜祖先的圣地，无论真与假，都无法撼动两地状元后裔的深切追思和无尚荣耀! 随机文章杨家将真的是被潘仁美所害？杨家将之死究竟谁之过？隋朝隋炀帝朱贵儿的生平事迹小行星是什么样子的，奇形怪状任意一颗可致毁灭性灾难霍金为什么没有获得诺贝尔奖，诺贝尔奖看不起搞理论研究的人根峰和母门洞传说，传闻是伏羲和女娲造人后留下的产物
赵普对宋朝的建立有过怎么样的贡献？为什么不能流芳百世
明人刘浚有一幅著名的《雪夜访普图》，描绘的就是雪夜上门访问赵普，共商“先北”扩张计划的故事。
司马光的《涑水记闻》里有这样一段记录：“太祖初登极时，杜尚，常与上议军国事，犹呼赵普为书记，尝抚劳之曰：‘赵书记且为尽心，吾儿未更事也。
’”赵普固然对大宋建国做过重大贡献，也确实比赵匡胤年长五岁，但太后完全把他作为兄长的说话口气，显示了太后对赵普的青睐和信任，也足见赵普与皇室不同寻常的关系。
但是，为大宋王朝做出如此卓越贡献的开国功臣赵普，为什么却没能像时期的诸葛丞相一样流芳百世呢?这似乎很不公平。
但是，凡事都一定有其原因，赵普没能流芳百世的原因，是此人的个人品行实在难以让人恭维。
遍查正史野史，在军师或谋士这一类人物中，无疑是名气最大的一个，与之相比，除了历史爱好者，知道赵普这个名字的人实在是少得可怜。
再进一步比较，“羽扇纶巾”的诸葛丞相是智慧和道德的双重化身，留下了太多脍炙人口“鞠躬尽瘁，死而后己”的精彩故事，还有连弩、馒头、灯和木牛流马等诸多个人发明，诸葛亮的形象近乎完美;而正史中对赵普的基本描述是“少习吏事，寡学术”，就是说他少年时便学习如何做官吏，但真正学问却很少。
他自幼的理想就是成为权力场中的佼佼者。
这样一个擅长权斗的人，听起来就相当讨厌，还有什么可让人欣赏的呢? 事实上，的蜀汉政权只能算是一个地方割据政权，从头到尾、满打满算也不过存在了五十年。
其中，由诸葛亮主持工作的二十年虽然治理得不错，但充其量也只是勉强做到了偏安一隅，最终还是在三国中第一个灭亡。
而赵普辅助自己的君主建立了一个历时三个多世纪的大王朝，陈桥兵变他就是主谋之一，除了黄袍加身的皇帝本人，他是其中最关键的人物，对这个国家的建立有着最重要的贡献。
此后的“”，他又是主要的设计师。
同时，他还参与了这个国家诞生之初，几乎所有重要方针路线的制订，他提出的治国方略帮助大宋实现了中央君主的高度集权，决定了整个宋朝的基本走势，甚至对后世也有着重大影响。
因此，赵普对大宋王朝之功，怎么形容都是不过分的。
赵匡胤曾经为了赵普还发明过一个不太常用的成语：“鼎铛有耳”。
大意是：连鼎和铛都有两只耳朵(鼎和铛都是三足两耳的金属炊具)，形容某人或某事的影响之大，凡是长耳朵的都应该听说、知道。
有个叫雷德骧的御史中丞(相当于如今的监察部长兼中央纪检委主任)，劾奏赵普强占市人第宅，聚敛财贿。
赵匡胤大怒，斥责雷德骧道：“只要是像鼎和铛这样有耳朵的东西就听说过赵普，难道你没有听说过他是朕的社稷之臣吗?”并命令左右拖着这位大臣在庭前绕了好几圈，雷德骧的帽掉到了地上。
赵匡胤还警告雷德骧不许对外人说起赵普的事。
此事的出处见司马光的《涑水记闻》：“太祖宠待赵韩王(普)如左右手。
御史中丞雷德骧劾奏赵普擅市人第宅，聚敛财贿。
上怒叱曰：‘鼎铛尚有耳，汝不闻赵普吾之社稷臣乎?’”这仅仅是一个很小的例子，足以说明宋朝开国之初赵匡胤是如何信任赵普的了。
如此没有原则的袒护，当然不可能让朝中大臣们信服，大家心里怎样看待赵普，是不难想象的。
有载，有一次登门去看望生病的赵普，看到廊下堆有刚送来的十瓶礼物，就问是什么东西。
赵普说是吴越王钱俶送的海货。
皇帝好奇，打开一看，却全是小颗粒的瓜子黄金。
皇帝当时心情很好，告诉赵普受之无妨，并笑言：钱俶大概认为国家大事都是由你决定吧。
话虽如此，这件事却在皇帝心里产生阴影，宋太祖是不允许部下揽权营私的。
后来，宋太祖又发现了赵普违反禁令私运木材扩展府第等很多问题。
这些“公忠其表、谋私其里”的行为，终于使赵普逐渐失去了赵匡胤的宠信。
不久，赵普便失去了相位，被贬为河阳三城(治今河南商孟县)节度使。
当初受宋太祖袒护时，赵普有恃无恐，连宋太祖的弟弟赵光义都不放在眼里，两个人矛盾很深。
宋太祖死后，赵光义灵前即位，成为了，赵普因与人权争，再加上与赵光义的夙怨，因此，被贬出了京城。
由于宋太祖的死太过突然，而“兄终弟及”并不合宗法，此事遂成宋初的一桩千古疑案。
当时，朝野舆论对宋太宗颇为不利。
于是赵普主动向宋太宗示好，密陈自己知道杜太后留下的遗书，在遗书中早已约定了太祖死后传位于太宗，即所谓“金匮盟书”。
从各方面分析来看，赵普提供的应该是与赵光义合谋的伪证，而他这一举动对赵光义的意义却非同小可，赵光义便顺理成章地成为大宋皇位的合法继承人。
如此一个为了私利而放弃原则的人，又怎么能够得到后世的颂扬呢!从此，赵普又得宠于太宗皇帝，再次在朝中。
因此，像赵普这样行事没有道德底线的人，纵然能成就千秋功业，但他的名字怎么可能流芳百世?更别说与“鞠躬尽瘁，死而后己”的诸葛丞相相比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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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开决黄河大堤，令宋朝最为繁荣的地区一去不返
其时，日军沿津浦线南下，依靠其机械化部队的优势已攻陷了徐州，并欲趁机再沿陇海线西进，以侵占我国的中原腹心地带。
国民政府为迟缓日军的攻击，便於1938年6月9日，决定采取“以水代兵”的方法，下令扒开位於今河南省郑州北郊的黄河渡口--花园口。
花园口一被扒开，滚滚黄河改道南下，一泻千里，最终形成了豫皖苏约30万平方公里的黄泛区。
据不完全统计，因该事件直接淹死与饿死的民众多达近九十万，受灾人口千万以上，民房被冲毁140余万所，耕地被淹没2000余万亩。
黄河之水所到之处，房倒屋塌，灾民遍野，有390多万人因之离乡背井。
且直到1947年的花园口被堵复，每年逢黄河汛期时，黄河之水都会泛滥，淹没农田，而洪水过后有经常是蝗灾，且被黄河冲刷过的耕地，到处是沙丘，地表突兀，根本无法耕种，1942年的河南大饥荒就是受此间接影响。
“以水代兵”的事件，在我国的史籍上很早就有记载。
而最早得追溯到春秋末期，晋国的智伯瑶‘水灌晋阳城’，可惜智伯虽很聪慧，却刚愎自用且贪得无厌，欲灭不成，却反被赵氏策反了与，三家共灭智氏，也奠定了韩赵魏三家分晋的格局。
战国末期，秦国为攻破魏国国都，水灌大梁城，将这一在当时天下最为繁华的都邑变成了一片泽国等等。
而在历史上对后世影响最久的“以水代兵”事件，还属两宋之际的杜充“黄河决堤”事件。
在的时候，两淮地区(也即今豫东、皖北、苏北)无疑是当时最为富饶繁华的地区。
自唐中期以后，关中平原及河洛地区多经战乱残破，也就渐渐地衰落下去了，而汴州(今河南开封)利用其便利的水运，渐渐地繁盛起来。
诗人的在其《长相思·汴水流》中即写道：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州古渡头...。
唐朝末年，汴州成了朱温的根据地，后来朱温废唐自立，为梁太祖，建都於此。
虽后唐灭梁，迁都於洛阳，但洛阳多遭战乱残破，始终不敌汴州繁华，后晋、后汉、后周乃至北宋亦都建都於汴州。
其时，不止汴州一地繁华，其周围的两淮地区也是当时宋朝最为繁荣的区域。
而如今，我们都知道这一地区也基本上就是后来的黄泛区，是我国经济较为落后的地区。
在前不久，某著名公司在招聘时，还特别强调不招取黄泛地区的员工。
那造成当初宋朝最为繁荣地区，其繁荣一去不复返的始作俑者，便是两宋之际的杜充。
北宋末年，金兵大举南下，时任东京留守的杜充不敢与金人交锋，为阻止金国的东路军，便下令开决黄河大堤，使黄河水自泗水入淮，企图以此阻挡身后金兵。
其结果却并没有阻止住金国东路军，还徒令所经区域的百姓被淹死二十万以上，因流离失所及灾后瘟疫所遭成的百姓死亡人数更是数不胜数。
使得北宋时期这一最为富饶繁华的地区也毁于一旦，近千万人无家可归，而成为难民。
宋金之际，中原长久战乱，以及金朝的吏治腐败，未能及时、有效地治理黄河。
而终使得黄河自杜充决堤后，便改道南下、夺淮河入海，而黄河的含沙量非常大，夹杂着大量泥沙滚滚而下，淤塞了下游的入海通道，抬高淮河下游水系的水位，致使洪水排泄不畅，四处泛滥，而使得淮河的下游水系变得紊乱，从而导致了两淮地区的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百姓流离失所。
所以，元明清时期，都曾持续不断地大力地治理黄河。
源於皖北地区的《凤阳花鼓》中写道的：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个好地方，自从出了个朱，十年倒有九年荒。
即是反应了该时期，两淮地区灾祸连连的状况。
当然，也是背锅侠，至明末清初，连明祖陵与古泗州城都淹没於洪泽湖底了。
而洪泽湖、骆马湖及苏鲁交界之处的微山湖、昭阳湖等湖泊都是形成与黄河夺淮入海期间。
直到1855年，黄河在河南兰阳(今兰考县)北岸铜瓦厢决口北徙，才终止了黄河夺淮的局面。
而1938年的黄河花园口决堤，再次使两淮地区的百姓蒙受长久的苦难，直到1947年的花园口被堵复。
新中国成立后，亦用了十余年的时间治理淮河，才彻底改变了两淮地区灾祸连连的历史，这也是两淮地区经济发展较为滞后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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