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王僚是如何死的？一把“鱼肠剑”刺杀了他

由于《论语》的编录顺序并不按照时间的先后，所以这六处问答孰先孰后就不得而知了。

但是，根据这六处问答所合力展现的樊迟形象来看，他应该是一个很努力又很尊敬老师的学生。

每次和先生见面，他都会恭恭敬敬地提问，有时候甚至会一连问好几个问题。

既然是个尊师好学的后生，又经历过冲锋战场的生死考验，那他的学问应该是越来越好，从情感上来讲，也是越来越靠近夫子才对。

所以，基于这样的判断，我们认为《子路》篇中记录的樊迟想学种庄稼一事，应该是他和夫子之间留在《论语》中的最早一次对话。

可是，就是这次对话，产生了他们谁也不曾料到的严重后果，它不仅使夫子被后人误解了几千年，也成为文化革命中夫子贬低和仇视贫下中农而被打倒批臭的重要证据。

让我们来看看事情的原委： 樊迟请学稼。

子曰：“吾不如老农。

”请学为圃。

曰：“吾不如老圃。

”樊迟出。

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

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这段话的前半部分说的是樊迟想跟孔老师学种庄稼。

一日，樊迟请教夫子如何种田。

孔老师一听，那可不是自己的强项，就据实相告：我不如老农。

樊迟又说，那就请您教我如何种菜。

孔老师只好又说：我也不如老菜农。

两个问题都没找到答案，樊迟怏怏而出。

如果事情只记录到这里，那就绝不会造成后来那么大的负面效应，反而彰显了夫子“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实事求是态度。

可是，夫子实在不满意樊迟那种心智不明的懵懂状态，他大声叹息一句：“小人哉，樊须也!” 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直呼樊须的大名，一是送了樊须一个“小人”的称号。

这两点都很明显地表达了夫子的不悦。

我们都知道，古人一般忌讳直呼别人姓名，认为这是不礼貌的表现。

在《论语》里，当夫子说到弟子时，无论当面还是背后，都喜欢直接叫他们的名字，而不叫姓名，让人觉得很亲切，即便是对跟他叫板的宰予和总被他批评的，他也没有直呼其姓名。

可是对这个老实巴交的樊须，夫子则一反常态，连名加姓一起叫了出来，可见孔老师当时的确不怎么高兴。

至于“小人”，更是表现了夫子对樊须的不满。

不过，特别需要说明的是，这“小人”并不与“君子”对举，也就是说它不是一个道德概念，不是说樊须的品行有问题。

这里的“小人”实际上是与“大人”对举，指的是在下位的人，是眼界有限、志向不大的人。

在夫子看来，樊须应该从大处着眼，应该有远大的志向和抱负，应该学习为政方略，做一番大事业，真正能使人民。

所以面对樊须的不悟，面对他执著于种粮、种菜的不谋道只谋食的浅见，孔老师简直是，由不得地长叹一句：“小人哉，樊须也!”接下来，夫子仔细地解释了原因：身居上位者，如果能够做到“好礼”、“好义”、“好信”，那就必然会赢得百姓的尊敬、服从以及真心和实情。

也一定会吸引四方的百姓背着抱着他们的儿女前来定居，到时候，，百姓各有所能，哪里还用得着在上位的人去亲自耕种呢?换句话讲，即使你是个耕田能手，你的地里出产很高，你又能解决几个人的温饱呢?所以，心里装着天下，凡事从大处着眼，做到“好礼”、“好义”、“好信”，这才是学习的着力点。

为什么要与种田、种菜较劲呢?也许，夫子也知道樊须在保家为国的战斗中立有战功，所以对他更有一层期待，当樊须一个劲儿地要学种田、学种菜时，也就怪不得孔老师对他大失所望了，失望至极，“小人哉，樊须也”也就脱口而出了。

不过，樊须脱下战袍想学种粮种菜，倒是解甲归田的绝好注脚。

正是夫子这脱口而出的一句话，给自己惹来了巨大的麻烦。

抓着这个把柄，有人认为他鄙视农业，有人认为他鄙视农业科技，有人认为他有违师道，还有人认为他瞧不起广大劳动人民。

所以后来很多《论语》注疏的本子，都要在这里费一番口舌。

如曹魏时期的《论语集解》，北宋邢昺的《论语注疏》，的《四书章句集注》，陈天祥的《四书辨疑》，都为夫子反对樊迟学稼做开脱，可见这句话是怎样的困扰了后儒。

到了20世纪70年代，这句话又被拿出来说事，不过这回没有人能够为孔夫子做辩护律师，因为这句话被上纲上线地摆在了政治的高度，它是孔夫子仇视贫下中农的有力证据，这个证据和他“克己复礼”妄想变天的思想一起，成了他被彻底打倒批臭的充分理由，在车间、在地头、在营房、在课堂，在所有可以说话的地方，在所有可以张贴大字报的地方，他的名字成了时代流行语，他的至圣先师形象终于被孔老二所替代。

孔夫子做梦也不会想到这句话居然被派上了这样的用场。

可是，历史还是还了夫子的清白。

我们不得不承认他的高明，他在差不多两千五百年以前，在反对樊迟学稼中就透露了自己的社会分工思想，从某种意义上讲，社会分工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尺。

今天我们看近代英国学者亚当·斯密《国富论》和当代其他一些经济学家有关社会分工的理论，也许会惊诧他们的睿智，实际上，如果我们仔细看一看这段樊迟学稼故事，仔细想一想它在历史上引起的一直不断的争讼，就可以推知这种社会分工思想的发展。

在《孟子·腾文公上》中明确指出社会分工的必要性，他总结的“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是对夫子社会分工思想的明晰，并且进一步指出了社会分工的两大类别和特点：“故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

”跳出“阶级分析论”的框架，再把新时期关于生产力的新思想放进去，再用西方社会分工理论来观照，孟子这段两千多年前的老话就显出了智慧，而孔老师反对樊迟学稼就不能不说更有一种超前的智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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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初以三省长官为宰相，但不轻易授人，常用其他官员另加官衔为宰相，就是加衔之一。

唐中叶以后不再使用。

宋初沿袭唐制，以侍中、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宰相。

乾德二年(964)又设参知政事(简称参政)为副相。

开宝六年(973)，参知政事始得与宰相于政事堂同议政事，职权、礼遇接近于宰相。

宰相出缺时，代行宰相职务。

元丰改制废参知政事，另设门下侍郎、中书侍郎和尚书左、右丞以代。

建炎三年(1129)又改门下侍郎、中书侍郎为参知政事，废尚书左、右丞，直至宋亡。

参知政事常兼同知(或签书)枢密院事等，或由知枢密院事等兼(权)参知政事。

参知政事和门下、中书侍郎，尚书左、右丞，以及枢密使、副使、知枢密院事、签书枢密院事等，通称执政，与宰相合称宰执。

随着宰相名称和宰辅机构的反复改变，参知政事的官称也有数次变化。

神宗改制后，废参知政事，以门下侍郎、中书侍郎、尚书左丞、尚书右丞为副宰相，代其任。

建炎三年(1129)复改门下、中书二侍郎为参知政事，省去尚书左、右丞。

以后沿袭不变。

与两宋宰相名称相比，参知政事的改称只有一次。

即从元丰五年(1082)至建炎三年(1129)之间的改称，共47年。

在两宋将近320年的历史中，是十分短暂的一瞬。

与参知政事一样，他们仍然被简称为“执政”。

参知政事协助宰相处理中枢事务有两种方式：一是几位参知政事并无具体分工，通盘协助宰相处理各方面政务;一是几位参知政事有了具体分工，各负责某一方面政务。

前者称为“通治省事”，后者称为“分治省事”，以前者方式居多。

庆历四年(1044)八月，仁宗听从参知政事的建议，“命参知政事领天下农田，范仲淹领刑法，事有利害，其悉条上。

”(《长编》卷151)这是最初的“分治省事”，然仅仅是对朝廷关心的个别政务做重点划分，并不是对所有的政务做一一划分。

南宋时有过一次较全面的“分治省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5“参政分治省事”条载： 元丰官制，尚书左右丞分治六曹。

后以为皆执政官，乃令通省治事。

绍兴四年，张魏公再入省府，上谕魏公曰：“朕于三四大臣，皆当分委。

张浚可专治军旅，胡松年可专治战舰，如财用亦须委一大臣。

”后魏公相，不果行。

七年，魏公独相。

三月，诏常程事权令参知政事分治。

于是，张全真治吏、礼、兵房，陈去非治户、刑、工房。

九月，魏公免，复诏三省事令参知政事权轮日当笔，更不分治常程事。

埈除相如故。

自是，参知政事复通治省事矣。

参知政事最少设一员，最多设四员。

如元丰改制后，以门下、中书二侍郎和尚书左右丞为副宰相，就是设四员的例子。

通常则在二三员之间，南宋后期，三员成为定制。

李心传《朝野杂记》乙集卷13“参知政事并除三员”条说：“参知政事，自乾德以来止除二员或一员而已。

嘉泰三年，谢子肃初免相，许深甫为参知政事，既命陈勉之以枢长兼权，俄又除袁起岩，盖三员也。

时朝廷未置相，故勉之以员外兼，此亦国朝所未有。

嘉定初，又命雷季仲、娄彦发、楼大防，亦三员，遂为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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