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科解读】

匈奴这个民族，很早时就与中原为敌，他们生活在现今西伯利亚的苦寒地带，认为其是“夏之苗裔也，名淳维”。

夏后氏，就是大禹。

大禹的后代。

如果这样说起来，也是龙的子孙，炎黄传人。

还有一种说法是夏的后人，说的儿子叫獯粥(也即匈奴，别称)，这个不孝的儿子跟老爸的妾私通，被夏桀发现后逃跑到了西伯利亚，成为匈奴的先祖。

西伯利亚是苦寒之地，不利于生存，所以匈奴人千百年来便与中原争夺生存权，对中原的国家安全形成巨大威胁。

对匈奴的战争，是从战国时代就开始了。

的，被誉为“中华第一勇士”，曾率兵三十万北击匈奴，致使匈奴不敢南下牧马，举世闻名的，就是蒙恬为防匈奴而修建的。

不过，蒙恬并未根绝匈奴的攻击。

他活着，匈奴只惧蒙恬一人;他死了，匈奴便又如脱缰的野马，大肆侵犯中原。

英雄如，手下强将如云，率兵三十万军队抗击匈奴，也遭遇了“白登之围”，差点要了老命，最后不得不请客送礼，采取和亲政策怀柔之，屈辱地维持大汉帝国。

就连强势的，也被匈奴羞辱，如果不是推托年老色衰，也要成为匈奴单于的小妾一枚了。

反击匈奴，是经过汉高祖、(吕后)、、、五代帝王的“”的。

武帝时，一代英雄横空出世，他就是大英雄。

要说这个卫青，实际是不应叫卫青，而应叫郑青。

因为他是一个“私生子”，亲生父亲叫郑季，是一个县吏。

亲生母亲叫卫媪。

媪是旧时的一个称呼，“老夫人”的意思。

卫青名义的父亲，他的母亲自然就被称为卫老夫人了。

卫老夫人不守妇道，已经是四个孩子的母亲了，还与人私通怀孕，生下了卫青。

卫老夫人与丈夫卫公共生了一子三女：卫长君、卫君孺、卫少儿、，卫青与这四位是同母异父。

少时家庭贫困，卫老夫人便将卫青送到了他亲生父亲郑季那里养活。

没想到这个郑季和他的亲生孩子们，都不把卫青当亲戚。

郑季让卫青去放羊，卫青同父异母的哥哥们把卫青当做奴仆畜生一样虐待。

卫青没办法，又回到母亲身边，当了的一名骑奴。

身份低劣到一名家奴的程度。

卫青命运的改变，是从他同母异父的姐姐卫子夫被汉武帝宠幸开始的。

正所谓一人得道，。

卫子夫后来因为有了身孕，遭到汉武帝正妻陈皇后的嫉恨，想法设法加害她的弟弟卫青。

不过，汉武帝已经不再宠爱曾有过“”誓言的陈皇后。

最终陈皇后非但没能加害卫子夫姐弟，反而因为“惑于巫祝”的罪名遭到废黜。

卫青因祸得福，更加为汉武帝信任。

先后被任命为建章监、侍中、太中大夫、车骑将军、大司马大将军之职，担当起远征匈奴的重任。

另一位与卫青同时受命远征匈奴的将军名叫，是卫青的外甥。

说起来这个霍去病，和卫青可说是“同病相怜”，也是个“私生子”。

他的母亲，是卫青同母异父的二姐卫少儿，其亲生父亲，叫霍仲孺，是平阳县的一名小吏，不敢承认与卫少儿有私，所以霍去病少时不知亲生父亲是谁。

卫少儿后来嫁给西汉开国功臣的曾孙陈掌，霍去病和卫青一样，因为卫子夫的关系，而得到汉武帝的重用，十七岁就被任命为骠姚校尉，十九岁就升职为骠骑将军。

舅甥二人后因军功同为大司马，显赫一时。

卫青和霍去病虽因姻亲关系上位，但最后权倾天下却是因为军功。

初伐匈奴第一战，车骑将军卫青、骑将军、轻车将军、骁骑将军各率一部同时出兵，只有卫青取得龙城大捷，另外三路，两路失败，一路无功而返。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实际上龙城大捷是卫青的大捷，跟李广没什么关系。

龙城之战是自汉初以来对战匈奴的首次胜利，意义非常。

随后，卫青率汉军主力七战七捷，远征漠北，未尝一败，是真正的常胜将军。

霍去病是讨伐匈奴的另一支生力军，十七岁时随卫青远征漠南，斩捕首虏过当，斩获敌人2028人，其中包括相国、当户的官员，斩杀单于的祖父辈籍若侯产，俘虏单于的叔父罗姑比，勇冠全军;十九岁两次率兵出击占据河西地区的浑邪王、休屠王部，歼敌4万余人。

俘虏匈奴王5人及王母、单于阏氏、王子、相国、将军等120多人;二十二岁率军北进两千多里，越过离侯山，渡过弓闾河，与匈奴左贤王部接战，歼敌70400人，俘虏匈奴屯头王、韩王等3人及将军、相国、当户、都尉等83人，封狼居胥。

使得“匈奴远遁，而漠南无王庭”，匈奴为此悲歌：“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

” 强大的匈奴，竟然惨败于两个“私生子”将军之手。

汉武帝曾经为霍去病修建过一座豪华的府第，霍去病断然拒绝入住，说：“匈奴未灭，何以家为?”，与的“犯强汉者，虽远必诛”同成为汉人的豪言经典。

卫青与霍去病，都是作战勇敢，但性格不同。

卫青雍容大度，霍去病有仇必报。

李广的儿子，将父亲的自杀归结于卫青不重用，曾经刺杀卫青，罪当夷族。

对待此事，卫青大度隐忍不报，霍去病却找个机会射杀了李敢。

同是军人，处理方式不同，却都赢得了各自的美名。

至于匈奴，被卫青、霍去病战败以后，终于领教了大汉的铁拳。

卫青、霍去病激起了汉人抗匈的雄风，二人之后，匈奴一度退出漠南，撤回漠北。

随着与汉将的几次争锋失败，一部分慢慢汉化，一部分远走中亚，匈奴作为一个民族的名字，竟然消失在茫茫历史长河之中。

《老子韩非列传》中出现三个的“老子”是同一人吗

《史记》的《老子韩非列传》，有一个涉及《史记》版本的很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在唐代，这篇《老子韩非列传》中的前半部分，曾被拿出来插到了《伯夷列传》的前面，使得《史记》七十列传的第一篇，变成了《老子伯夷列传》。

这当然不是司马迁原本的排次，而是因为唐朝皇帝姓李，而老子正好也姓李，唐朝皇室要高攀一门说得出口的远亲，所以老子的传记，就被提到七十列传的最前面。

这当然是荒唐的。

不过这种荒唐在唐朝烟消云散之后，还延续了好一阵子，现在我们依然可以在一些宋元版的《史记》里，见到七十列传的第一篇是《老子伯夷列传》。

当然，到明清以后，大部分《史记》的版本恢复了原样，老子又回去跟韩非合传了。

那么，《史记》的这篇《老子韩非列传》，是如何写老子的呢？ 《老子韩非列传》写老子，用一个成语来形容，就是扑朔迷离。

短短的五百多个字当中，竟然出现了三个老子。

第一个老子，关于他的生平和轶事，太史公见到的材料最多。

《老子韩非列传》不仅清楚地记载了他的本乡本贯，是楚国苦县厉乡曲仁里人，明确地抄下了他的姓氏、名字和职业——姓李名耳，字聃，是“周守藏室之史”（大致相当于周朝的图书馆馆长），还记了两个故事：一个是孔子去周都洛阳，向这位老子请教礼仪，故事里有生动的对话，就好像是有当时的录音一样；

一个是这位老子出关著书，写了《道德经》五千言。

第二个老子，又叫老莱子。

也是楚国人，还写了本书，里面收了十五篇文章，说的都是道家的效用。

据说也是孔子同时代人。

第三个老子，跟前面两位相差一百多年，据说是周朝的太史，名叫儋——跟前面第一个老子的字，读音相同而字不同。

这位跟秦献公有交集，还说过一段著名的预言，就是“始秦与周合，合五百岁而离，离七十岁而霸王者出焉”。

这话我们在讲《秦本纪》时曾提到过。

有人说他就是老子，也有人说不是。

司马迁也搞不清楚，就索性把见到的文献都抄录在这里，并说，他只知道这位老子是个“隐君子”，也就是隐士。

这三个老子中，第一个和第二个，其实是同一个人。

北京大学的李零教授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文献中的老子——读〈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的要点》。

李零教授在文章中说，老子的老，不是姓氏，而是指活得长；

老子姓李，按照先秦姓氏名字的惯例，本来应该叫李子，再加上一个老，全称就应该叫老李子，老子不过是老李子的一种省略的称呼。

而从古文字学的角度看，木子李的“李”字，原本是秦国人的写法。

而在楚国文字中，“李”字的上半部分，不是个“木”字，而是个“来”字。

而“来”字和“李”字，古音完全一样，字形也近似。

所以《老子韩非列传》里说的楚国的老莱子，跟那个同样是楚国人，姓李名耳，因为长寿而被称为老李子，通常省略姓氏而称为老子的，其实是同一个人。

《老子韩非列传》的老子传部分，最诡异的，是在结束的地方，抄了一个老子后代的系谱：从老子的儿子李宗、孙子李注、曾孙李宫，排到了七世孙李解。

而最后这位李解，据说还是那位参加了七国之乱、最后自杀的西汉胶西王刘卬的老师。

司马迁并没有说，从李宗到李解这一系，是他写的两个老子里哪一个老子的后代。

但现代学者一般认为，这恐怕是汉朝人攀附名人而造作的产物，太史公则可能未加考证，就照抄了。

相比于老子传的扑朔迷离，《老子韩非列传》的韩非传，就要明确许多。

不过从整体上看，韩非的故事，是一出典型的悲剧。

据《老子韩非列传》说，韩非是战国时韩国的贵族公子，天生口吃，但很擅长写作。

他跟后来成为秦朝丞相的李斯，早年是同门师兄弟，都拜儒学名家荀子为师，但李同学认为学习上自己不如韩同学。

韩非同学很爱国，眼见韩国日渐削弱，就多次给国王写劝谏信，但国王没有理睬他。

这让韩同学很是悲愤，就开始写写写，一口气写了十多万字。

没想到墙内开花墙外香，他写的书被传到秦国，秦始皇看了，喜欢得不得了，说：“哎呀，我要是能见到这位作者，跟他交游，死都没有遗憾了！”李斯这时候已经做秦丞相了，见秦始皇这么快就成了韩非的“粉丝”了，就只好告诉秦始皇：“这是韩国人韩非写的书。

”秦始皇一听，二话没说，就下令进攻韩国。

那架势，自然是见不到偶像决不罢休。

韩国国王呢，本来也没觉得韩非有啥能耐，等这边秦国逼急了，就给了韩非一个使节的头衔，打发他赶紧去秦国。

秦始皇见到自己偶像，自然是高兴啊。

但偶像是外国人，参与国内事务总还是不太放心。

这当口，李斯等人就在秦始皇跟前，挑拨这对偶像和“粉丝”间的关系了。

秦始皇呢，脑子一时“进水”，还真的把韩非给投进了监狱，结果李斯使了个坏，派人送毒药给韩非，让韩非自杀。

韩非呢，想找“粉丝”皇帝说说清楚误会，却没有机会。

据说最后是秦始皇后悔了，让人释放韩非，但韩非却已经死了。

《老子韩非列传》里这个以悲剧告终的韩非生平故事，除了让人感慨同门师兄弟也不可靠，本身没有什么问题。

但在这个故事的中间，太史公抄录了一篇韩非的文章，就是《说（shuì）难》，引起了后代学者的不少疑惑和讨论。

一种意见认为，《说难》并不是西汉前期不容易见到的韩非作品，司马迁为什么要全文抄录，很难理解。

因为按照《史记》的一般原则，是不抄录在当时很流行的传记主人的著作的，只有在前人的著作散失的情况下，才会那样做。

但出现在《老子韩非列传》中的这篇《说难》，显然跟《史记》的这个一般原则不相合。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史记》的《老子韩非列传》里引用的《说难》，其实不是韩非的作品，是后人拿战国纵横家的文章，冒了韩非的大名，塞进《史记》里的。

在没有坚实的文献证据的情况下，单凭所谓的文章思想或文风，就推断《说难》的作者不是韩非，恐怕是不够慎重的。

倒是和《史记》抄录全文的一般引用原则不合这一点，提示我们从另一个角度考虑，司马迁如此看重这篇《说难》，是否还有别的更为现实的原因。

如果我们仔细读读《老子韩非列传》里引用的《说难》，会发现这篇以讨论如何向帝王进谏劝说的话术策略文章里，有如下一些说法。

像“贵人有过端，而说者明言善议以推其恶者，则身危”，意思是尊贵的人有犯错的端倪，而建言的人明面上是提出善良的建议，客观上却可以推导出尊贵者的错误，那这建言的人自己就危险了。

又比如，“夫龙之为虫也，可扰狎而骑也。

然其喉下有逆鳞径尺，人有婴之，则必杀人。

人主亦有逆鳞，说之者能无婴人主之逆鳞，则几矣”。

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龙作为一条大虫子，你是可以跟它闹，跟它玩，也可以骑骑它的。

但龙的喉头下面，有倒着长的一尺左右的龙鳞，人如果去碰触它，那龙一定会要了人的命。

帝王也有这样倒着长的龙鳞，在帝王跟前游说的人，能够不碰到帝王的倒着长的龙鳞，那就差不多成功了。

在引录了包含着很多此类文辞的《说难》一文后，司马迁还特地加了一段话，说韩非的著作“传于后世，学者多有”，但是，“余独悲韩子为《说难》而不能自脱耳”。

意思是韩非的文章流传后世，很多学者手上都有抄本，言下之意，是本来并不需要我再抄一遍在这里的。

但是为什么我还是要抄在这里呢？因为我唯独为韩非写了《说难》这样很懂政治套路的文章，却不能为自己逃脱灾难的套路，而深感悲哀。

如果联系司马迁的个人境遇和后半辈子充当汉武帝机要秘书长中书令的事实，您能不从这样的引文中，联想到些什么吗？ 《老子韩非列传》在老子传之后，还写了跟梁惠王同时的蒙漆园吏庄周，也就是俗称的庄子；

在韩非传之前，又写了韩昭侯时候的丞相申不害。

两传相比而言，都写得很简单。

不过，我们把《老子韩非列传》所记的这四家连成一个序列，会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就是从今天的视角看，老、庄是道家，申、韩是法家，把他们放在同一篇传记里，明显是拉郎配啊。

不过，如果回到《史记》编纂的时代，这表面的拉郎配，实际上是有深意的。

《老子韩非列传》最后的“太史公曰”，司马迁对于老、庄、申、韩四家各作过扼要的评论，他说：“老子所贵道，虚无，因应变化于无为，故著书辞称微妙难识。

”意思是老子所推崇的道，主旨是虚无，是顺应自然的变化而无所作为，所以老子写书，文辞很微妙，一般人也很难准确地体认。

庄子呢？庄子是“散道德，放论，要亦归之自然”，意思是庄子放弃了道德之说，讨论问题天马行空，但宗旨还是归到顺其自然。

“申子卑卑，施之于名实”，意思是申不害倒是很勤奋，不过主要用力的方向，在循名责实。

最后，“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礉（hé）少恩”，意思是韩非的理论，就像木匠拉了根弹墨的线，能切中现实世界中人事的要害，也分得清是是非非，但实在是太过严酷而缺乏人性了。

司马迁最后归总说，老、庄、申、韩“皆原于道德之意，而老子深远矣”，意思是这四家的理论，都原本于《道德经》，所以老子的学说，真可以说是影响深远啊。

但这样的解释，恐怕只能让我们大致明白，老和庄，申和韩，是各自有关的两支学术，而依然不能明白的，是从老子到庄子，如何能跟申不害和韩非扯上关系，尽管在这篇《老子韩非列传》里，太史公已经明确地写过，“申子之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韩非“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

晚清时候一位叫尹继美的学者，在他自己的文集《鼎吉堂文钞》一书里，收了一篇《读史记老庄申韩列传》，谈到如何理解这篇老子、韩非合传的问题。

他说：“遁于虚则入于险，涉于幻则入于忍。

险与忍互至，而刑名之说立，此申韩学老庄，所以流于残忍刻薄而不自知也。

”大意是逃避到彻底虚幻的世界里去的人，一定会跌入危险和残忍的境地（因为没有任何的伦理束缚了）。

危险跟残忍交替出现的时候，严刑酷律一类的学说就会被提倡。

这个就是申不害、韩非学老庄，最后流于残忍刻薄，却自己都不知道的原因。

他又说，一种强调彻底清净的学说必然无情，无情必然不讲恩义，“由虚无而轻死生，由轻死生而务峻刻”，所以道家“基本不正，其流盖偏”，是一种很自然的趋势。

尹继美这样的解释，自然是站在后世儒家立场上对道、法两家所作的严厉批评，但从逻辑地解答问题的角度看，对于我们今天理解《老子韩非列传》，是很有帮助的。

尹继美这样的说法，其实也不是他个人的发明。

早在南宋，大理学家朱熹就引张文潜之说，谓： 老子惟静故能知变，然其势必至于忍心无情，视天下之人皆如土偶尔。

其心都冷冰冰地了，便是杀人也不恤，故其流多入于变诈刑名。

朱熹还进一步指出：“太史公将他与申、韩同传，非是强安排，其源流实是如此。

” 值得一提的是，在《史记》七十列传的最后一篇《太史公自序》里，司马迁曾引他父亲司马谈写的一篇文章，谈儒、墨、名、法、道、阴阳六家的要旨。

在司马谈那里，道家和法家是毫无关涉的。

但是，到了《老子韩非列传》，司马迁却独特地把这两家从学术上联系到了一起。

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司马迁对于道法两家关系的看法，已经超越了他父亲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里的平面比较，而有一种凸显学术史复杂内涵的深度。

这当然不能简单地说，司马迁比他父亲更聪明。

一般认为，这样的超越性的成果，应该跟司马迁本人身处和知悉的西汉前期的现实政治有关。

从景帝到武帝，整体上就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从黄老的休养生息，转向法家的严苛执政，即使它们正在被逐步涂上一层儒家的理性色彩。

任何能够流传后世的学说，都一定同时存在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

《老子韩非列传》为老庄和申韩合写一传的做法，自然是司马迁的一种选择。

这种选择，正好生动地反映了一位对现实抱有深切关怀的历史学家，是如何从现实政治中，学到更透彻、更辩证地理解古代学术源流的方法的。

本文原载于《众生：〈史记〉的列传》（作者：陈正宏），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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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权的象征：揭秘大禹铸造的九鼎今何在？

导读：传说大禹治水成功后，铸造了象征王权的九鼎。

然而千百年来，王朝在不断更迭，九鼎从一个帝王的手上传到下一个帝王的手上。

没有九鼎，就算不上真正的帝王。

而到了秦汉之间，九鼎却不见了踪影，由此人们开始怀疑九鼎是否真的存在？传说成功后，又铸九鼎。

这不仅表明我国青铜铸造技术是十分高超的，而且还可以看到大禹是违反了部落联盟的传统，建立了家天下的国家，因为天子九鼎，九鼎是王权的象征。

后人将争夺政权称为“问鼎”，建立政权称为“定鼎”，就是因为三代以来，九鼎一直被视为王权象征的缘故。

网络配图根据《左传》鲁宣公三年记载，初年，令九州州牧贡铜，铸造九鼎，事先将全国各地山川奇异之物画成图形，然后分别刻于鼎身。

九鼎铸成后，陈列于宫门之外，使人们一看便知道所往之处有哪些鬼神精怪，以避凶就吉。

据说此举深得上天的赞美，因而夏朝获得了天帝的保佑。

九鼎一出世，就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

其实，透过神话因素，就不难看出它的政治价值。

夏以九州之铜铸成九鼎，再以九鼎象征九州，无非是要表明自己乃九州之主，实现了天下一统。

此后，九鼎便成了三代传国之宝。

传说夏亡之后，鼎迁于商，商亡之后，鼎迁于周，表明天命之所归。

春秋时期，随着王室力量的衰落，强大的诸侯对九鼎便产生了觊觎之心，而由楚国首先发难。

《・楚世家》记载八年（前606），楚庄王带兵攻打陆浑之戎，路经洛邑，特意摆开阵势，显示武力。

周定王连忙派大夫王孙满前去慰劳。

楚庄王，劈头就问九鼎大小轻重如何。

王孙满冷冷地说：“在德不在鼎！”接着又不紧下慢地回顾了九鼎转手的历史，并说如果本质美好光明，鼎虽小而犹重，反之，虽大犹轻。

他进而指出：“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

”楚庄王碰了，只好作罢。

这也就是“问鼎中原”的来历。

到了战国后期，周王室已是奄奄一息。

据《战国策・东周策》所载，周显王时期，秦国兴兵临周，企图夺取九鼎。

周求救于齐，迫使秦国退兵。

但强秦岂肯，后来秦昭王终于灭掉了东周。

围绕着九鼎，有两个问题后人至今难以弄明白，一是大禹是否铸鼎，第二个问题与第一个问题相连，即九鼎的最后下落。

上引《左传》说九鼎铸于“夏之方有德”之时，而《史记》把铸鼎的时间略有提前，说成是“虞夏之盛”之时，并明方大禹是收了九牧之金而铸九鼎的，本意是象征九州。

《》说鼎铸于夏后时。

上述说法大体相近，得到了后代许多人的赞同，基本上认为鼎是大禹所铸，时间在夏朝建立的时候。

网络配图怀疑者认为统一六国后，并没有从周室夺到九鼎，相反关于九鼎失踪的传闻倒是有鼻子有眼。

汉灭秦，也没有见到鼎。

登位时，秦王交出的只有玺。

《战国策》说周得九鼎时，每一只鼎要有九万人来搬运，九只鼎要有八十一万人来运输，这可能吗？近代古史辨派学者认为《战国策》多夸大之辞，禹铸九鼎是不可能的事实。

也有学者根据当代的发掘，认为在以前的一些原始社会遗址中，已经出土过铜器和青铜器。

河南偃师的二里头遗址，学术界公认是属朝时期的，曾出土铜爵、铜凿等各式形状的铜器，并且考古工作者还发现了坩埚片、铜渣和陶范，证明夏人是完全有能力制造铜器的。

至少从技术层面而言，禹铸九鼎是可能的。

仅凭古史传说中的一些缺陷而否认禹铸九鼎，恐怕也不见得是绝对有力。

传承到的九鼎哪里去了？一些学者发现《史记》中的说法前后不统一。

周、秦二本纪都说秦昭王五十二年（前255），在周赧王死后，终于“取九鼎入秦”。

《秦始皇本纪》说九鼎在迁往咸阳的途中，有一鼎被大风刮到今江苏的泗水中。

据此，除一鼎外，八鼎有可能被搜刮到了秦国宫殿中，应当失于秦亡之后。

唐人张守节在《史记正义》中也说：“周赧王十九年，秦昭王取九鼎，其一飞入泗水，余八入于秦中。

” 然他将秦昭王取九鼎的时间较《史记》本文提前了41年。

《史记・封禅书》又说：“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沦没，伏而不见。

”那么九鼎早在东周末年便已遗失，与秦无关。

后来，《汉书・郊祀志》也是兼收两说，但又说“周显王之四十二年（前327）……鼎沦没于泗水彭城下”。

以后秦始皇出巡路过彭城（今江苏徐州）时，派了上千人泅水打捞，结果如同竹篮打水，未能如愿。

这说明九鼎并未入秦，至少有一鼎是不知去向。

网络配图到了，全祖望、沈钦韩等学者对上述传统说法公开表示怀疑，并作了新的探索。

王先谦在《汉书补注・郊祀志》中除引用全、沈二家之说外，又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其主要内容大体可以归结为以下三点：（一）周人为防止大国觊觎，加上经济困难，采取了毁鼎铸钱的下策；

对外则诡称丢失，不知去向。

（二）史载秦灭周取鼎，为时人揣度之辞，并非事实。

（三）秦人谬传九鼎沉入泗水，秦始皇也受到愚弄。

这些说法足以发人深思，但未必即为至论。

九鼎既然被周人视为天命之所在，也就只能与社稷共存亡，岂有因大国觊觎而自行销毁之理？况且九鼎铸于夏初，器形不会太大，楚庄王就曾以鄙夷的口吻说：“楚国折钩之喙，足以为九鼎。

”（《史记・楚世家》）可见九鼎之“重”，只存在于传统的神秘观念之中，而不是实物本身的价值。

东周统治者能为少量之铜而毁鼎铸钱、甘心自隳天命吗？细审古籍中有关记载，对九鼎遗失的时间和地点虽然说法不一，但并无已被销毁的材料。

因此，我们有理由寄希望于考古工作的进展。

九鼎如失于东周灭亡之前，那么埋没于关东的可能性就比较大；

如失于秦末，那么埋没于关中的可能性就比较大；

要是破秦后载归彭城，那倒极有可能“沦没于泗水彭城下”，但与《汉书》记载的年代又相距甚远。

如能将这些问题考辨清楚，对于寻找九鼎的下落，也许不无裨益。

九鼎的文物价值和象征意义是不可估量的，九鼎作为王权象征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但它却是我国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有着不可磨灭的意义。

相信九鼎一旦重见天日，必然会发出更加灿烂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