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游记《东方见闻录》改变了历史的轨迹,使他成为了传奇人物。
然而,也有一些人
【菜科解读】
七百年前,一个威尼斯年轻人踏上旅途,在二十四年的漫长历险中,探索了最遥远的异域国度。他的游记《东方见闻录》改变了历史的轨迹,使他成为了传奇人物。

然而,也有一些人说他是个骗子。
几百年来,马可·波罗激励了无数后人,却也受到了诸多质疑。
这位跨越大陆的伟大探险家、是否亲眼看到过书中描写的一切?他是否真的到过中国?七百年后,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的摄影师麦克·山下重走了当年马可·波罗走过的道路。
本文是他同大英图书馆博士弗朗西丝·伍德的部分对话。
议题一:路线 伍德:马可·波罗应该是从威尼斯一路前往北京,而后继续在中国旅行。
根据这样一本游记,我想,大多数人都会觉得可以照着其中所写的路线,一站一站地前进。

但仔细阅读之后,就知道这是不可能的。
这不是一本可以直接参考的旅行指南。
山下:他在书中提到的两地距离,有些极为精准,有些却是差了十万八千里。
最让我觉得不可思议的是他在旅行归来大约二十年后才写下了这本游记。
现实的场景与他所描述的完全吻合,而且,恰恰都是在他所说的地方找到的。
议题二:马可的描述 伍德:人们很早就开始怀疑马可·波罗。
首先,大家不相信中国真的像他所写的那样幅员有那么辽阔。

到了十九世纪,人们开始质疑,是不是真的能按他给出的时间从甲地走到乙地。
我想,要是把几百年来人们提出的疑点累积起来,你会发现,马可·波罗的确很值得怀疑。
山下:昨天晚上,我重读了《东方见闻录》中有关他在敦煌那段时间的经历。
文字与现实的相似让我非常惊讶,而且,不仅仅是相似,他极为精确地描述了一场杀羊的仪式,其目的是保佑儿女平安;
这跟我们在婚礼上看到的情景一模一样。
工人随手蹭掉表面的淤泥,瞬间浑身发冷、头皮发麻——那是一把冰冷的“五四”式手枪,旁边还散落着四个弹夹,锈迹斑斑的枪身,仿佛在无声诉说着一段被河水掩盖的血腥过往。
没人能预料,这把沉睡河底近八年的枪,会撕开一个惊天秘密,更没人想到,它最终指向的,会是一个终日与他们并肩作战、甚至参与侦办相关案件的“自己人”。
血色黄昏里的接连悲剧时间拉回1987年深秋,唐山的街头还带着几分寒意,一场针对民警的噩梦悄然降临。
11月1日晚,53岁的老民警张恩佐下班途中,毫无防备地被一根铁棍从背后击中,应声倒地,鲜血瞬间染红了脚下的路面。
凶手并未停手,蹲下身粗暴地翻遍他的衣兜,事后查明,凶手的目标是他的配枪。
万幸的是,当晚张恩佐并未带枪,捡回一条命,却重伤昏迷,留下终身伤痛。
仅仅40天后,悲剧再次上演,12月11日晚,45岁的民警杨庆福在回家路上遭遇伏击,凶手手段更为凶残,用木棍和石块疯狂施暴,杨庆福当场牺牲,他身上的“五四”式手枪和子弹,被凶手洗劫一空。
丧心病狂的凶手并未收手,13天后,恰逢12月24日平安夜,年轻民警周荣刚从女友家出来,就遭遇了致命枪击,当场身亡,他的配枪和子弹,也被凶手抢走。
现场唯一的线索,只有目击者模糊的描述:凶手骑着一辆“飞鸽”自行车,消失在茫茫夜色中。
不到两个月,三起恶性案件,两死一伤,两支民警配枪被抢,恐惧像瘟疫一样在警队蔓延,许多民警甚至不敢穿着警服上下班。
专案组成立,全员夜以继日排查,却在茫茫人海中屡屡碰壁,毫无头绪,这起系列案件,成了唐山刑警心中一块沉甸甸的巨石。
迷雾中的诡异漫画与银行劫案1988年4月5日,是周荣的百日祭,一大早,周荣家的门上传来一声巨响,他的女友开门后,瞬间被眼前的景象吓住——门上赫然钉着一幅诡异的漫画,画上有三名穿警服的男子和一个裸体女人,旁边歪歪扭扭写着“老井、周、杀绝、稳准狠”等字样,笔迹经过明显伪装。
这幅漫画像一个陷阱,直接将警方的侦查方向带偏,大家纷纷围绕周荣的私人关系展开排查,怀疑这是一起情杀案,可漫长而细致的调查过后,却一无所获,案件陷入僵局。
可真正的恶魔,从未停止作恶。
1988年10月25日晚,一家银行储蓄所的两名职员,在送交4.5万元营业款的路上遭遇抢劫,两声枪响过后,三人当场毙命,一人重伤,死者中除了银行职员,还有两名无辜路过的群众。
现场提取的弹头,经技术检验,正是来自两个月前周荣被抢走的那把手枪!至此,几起看似独立的案件,终于被串成了一条线:击伤张恩佐、杀害杨庆福,是同一个人的作案手法;
杀害周荣的枪,是杨庆福被抢走的那把;
抢劫银行的枪,是周荣被抢走的那把。
这分明是一个为了抢钱而抢枪,为了抢枪而不惜杀人的连环恶魔!可新的谜题又随之而来:凶手在抢到第一支枪后,为何还要冒险杀害周荣,再抢第二支枪?难道他还有同伙?可现场勘查和目击者的描述,都否定了两人作案的可能,这个疑问,让案件陷入了更深的迷雾之中。
致命疏浚:真凶竟是“自己人”时光荏苒,一晃就到了1996年,距离那三起杀警案、一起银行劫案,已经过去了整整七年。
这七年里,唐山刑警从未放弃追查,可案件始终没有突破性进展,那几起命案,像一块巨石,压得所有人喘不过气。
谁也没想到,转机来得如此意外。
那年春天,唐山市政府决定对陡河进行清淤,3月18日,当清淤工程进行到市区某段时,那把沉睡了近八年的“五四”式手枪,连同四个弹夹,一同重见天日。
经技术鉴定,这把手枪,正是当年周荣被抢走的那把。
而更令人震惊的是,四个弹夹中,一个属于周荣,一个属于杨庆福,另外两个,竟然属于唐山市公安局刑警大队的两名在职刑警!这简直是一枚重磅炸弹——枪支弹夹是警察的“第二生命”,除非本人,谁能同时持有四名警察的弹夹?所有的疑点都指向一个方向:凶手,极有可能就在警队内部!调查随即展开,档案显示,那两名刑警的弹夹,早在80年代中期,就已调配给了另一名刑警——刘辉。
刘辉,32岁,出身革命军人家庭,警校毕业,业务过硬,还立过大功,是刑警队的骨干,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也是当年“3·24”系列案件专案组的成员之一!怀疑的矛头,猝不及防地指向了这位朝夕相处的“自己人”。
那些被忽视的蛛丝马迹其实,刘辉并不是第一次被怀疑。
早在案件发生之初,市局警校教员王秀宇就曾做过一个大胆的推理,他通过反复实验,分析出凶手开枪的动作极其专业、老练,绝非普通劫匪,极有可能出身军警。
他顺着这个思路,将怀疑的圈子越缩越小,最后竟锁定了自己的学生——刘辉。
他曾两次向上级汇报自己的怀疑,可苦于没有直接证据,再加上当时警方的侦查方向正偏向“情杀”,他的建议并未被采纳,这份怀疑,也被暂时搁置。
同样怀疑刘辉的,还有模拟画像专家姚殿义。
在银行劫案发生前,曾有目击者看到一个形迹可疑的男子在现场附近徘徊,姚殿义根据目击者的描述,画出了模拟画像。
画像一出来,就有专案组成员惊呼:“这人怎么这么像刘辉?”而刘辉听闻后,不仅没有慌乱,反而指着画像“自嘲”道:“就照着我这模子找!”一句看似轻松的玩笑,却掩盖了所有的疑点。
在当时,几乎没人敢相信,一个业务优秀、立过大功的刑警,会是杀害同事、抢劫银行的真凶,这份固有印象,让刘辉得以隐藏多年。
贪婪之下,战友反目成仇1996年,当那把手枪从河底捞起,所有的怀疑终于汇聚成铁证,市公安局局长亲自下令,对刘辉实施抓捕。
审讯之初,刘辉自恃心理素质过硬,百般抵赖,拒不承认自己的罪行。
可铁证如山,当年案发现场留下的足迹,与他的鞋子完全吻合;
周荣女友家门上的那幅诡异漫画,经笔迹鉴定,也是他亲手所画。
在如山铁证和民警的耐心教育下,刘辉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终于交代了所有罪行。
而他的作案动机,简单到令人发指——为了钱。
为了抢劫银行,他需要枪支,他之所以选择老民警下手,是觉得他们年纪大、反应慢,更容易得手。
他先是袭击了张恩佐,却没能抢到枪;
随后,他残忍杀害了杨庆福,抢到了第一支枪。
就在他准备收手,策划银行抢劫时,一个消息让他不寒而栗:一次聚餐中,他的警校同窗、四年好友周荣,无意间提到,自己似乎对凶手开枪的手法有所察觉,甚至说过“知道是谁干的”。
刘辉不管周荣是否真的知道真相,他本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心态,为了自保,竟然残忍地杀害了昔日同窗、并肩作战的战友,并抢走了他的配枪,企图混淆警方的侦查视线。
事后,他又画下那幅诡异的漫画,故意将水搅浑,引导警方往“情杀”的错误方向调查,拖延时间。
至于为何不杀害曾经怀疑他的王秀宇,刘辉坦言:“他动静太大,已经直接举报了我,如果他死了,所有人都会立刻怀疑到我头上。
”天网恢恢,终食恶果刘辉还交代,1995年,有一次同事夜里突然登门拜访,他误以为自己的罪行已经败露,紧张之下,竟将私藏的另一把枪子弹上膛,准备顽抗。
事后,他越想越害怕,担心枪支暴露,便将这把枪砸毁,扔进了煤矿的水坑里,企图销毁证据。
可他没想到,那把沉在陡河河底的手枪,早已为他的罪恶画上了句号。
法庭上,刘辉依然心存侥幸,当庭翻供,态度恶劣,甚至出言激怒了自己的辩护律师。
最终,辩护律师当庭拒绝为其辩护,退出法庭,全场响起雷鸣般的掌声,这掌声,是对罪恶的唾弃,也是对受害者的告慰。
然而,铁证如山,不容狡辩,法院最终以抢劫罪、故意杀人罪、盗窃枪支罪等数罪并罚,判处刘辉死刑。
它是我国唐代陵墓中保存较为完整的一座,也是中原地区现存唐墓中规模最大和规格最高者,为国务院公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
唐恭陵 ▌死因成谜的太子 李弘,字宣慈,永徽三年(652年)生于唐长安城感业寺。
永徽六年,武则天被立为皇后,李弘封代王。
永徽七年正月初六,原太子李忠被废,改封梁王,年仅4岁的李弘被立为太子;正月十七,高宗大赦天下,这一年的年号也由永徽改为显庆。
李弘少小即参与朝政,曾多次受命监国,忠厚仁孝,谦虚谨慎,颇具政治才干,深得高宗和大臣们的喜爱。
上元二年(675年),太子李弘随唐高宗、武则天游幸东都洛阳时暴薨,年仅24岁。
关于李弘之死,史料记载说法不一,有说是被武则天毒死的,也有说是因病暴亡的。
究竟真相如何,后人不得而知。
但可以确定的是,对于李弘之死,高宗万分悲痛,并且诏令天下,追封他为孝敬皇帝,下令以天子之礼厚葬于偃师景山,是为恭陵,还亲自为其制《睿德纪文》,书之于石,立在陵前。
据《新唐书》等史料记载,上元元年(674年)十一月,唐高宗和武则天驾临神都洛阳,李弘奉诏纳右卫将军裴居道之女为皇太子妃。
李弘死后,年纪轻轻的太子妃青灯孤守,忧惧缠身,次年就与世长辞,追寻李弘而去了,9年后追谥哀皇后陪葬恭陵。
其墓室极尽奢华,随葬品甚多,国宝蓝釉灯等文物珍品就深藏于这座大墓之中。
唐恭陵规模宏大,布局规整,整个陵区面积31万余平方米。
陵园坐北朝南,平面为正方形,长、宽均为440米。
陵园四周原有神墙、神门和角楼建筑,现遗留门阙台基及角阙基址。
恭陵地面现存19件石刻,雕工精细造型生动,堪称唐代石刻艺术瑰宝。
灵台封土夯筑,高耸于陵园中部,平面呈长方形覆斗状,高22米。
在其东北方向50米处,有一方锥形土冢,残高13米,俗称娘娘冢,为李弘之妃哀皇后陵寝。
▌盗墓大案侦破始末 1998年春节期间,一群丧心病狂的盗墓贼趁夜深人静之时闯入唐恭陵陵园,用炸药将哀皇后陵寝墓道炸开,从一个壁龛中盗出珍贵文物60余件。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215唐恭陵文物被盗大案。
所幸案件很快破获,文物悉数追回,主要案犯也在恭陵前被就地正法。
1998年2月15日上午,唐恭陵文物保护员在巡查时发现了哀皇后墓前深深的盗洞,215大案迅速逐级上报,很快惊动了国务院,从而使此案得以迅速侦破。
在被盗掘的文物中,有一盏蓝釉灯十分珍罕。
主犯张某挖出这件宝贝后就将其藏在怀里,没事的时候经常拿出来把玩。
后来大部分文物倒卖到了北京、天津,只有蓝釉灯和一些比较贵重的文物卖给了香港的翟某。
随着案件侦破的进展,数名犯罪嫌疑人落网,24件被盗文物分别从北京和天津追回的消息也传到了远在香港的翟某耳中。
翟某自知案件重大,涉案文物非一般文物可比,遂派人四处活动,甚至远渡重洋,设法将已经卖出的文物高价收回。
最后,翟某委托中间人将购买的文物逐一退回,将国宝蓝釉灯送往北京。
215唐恭陵文物被盗大案侦破后,追回哀皇后墓中被盗的61件国宝,众多文物专家被请到现场进行鉴定。
看着这些文物,专家们不由地惊呼起来:国宝!全都是难得的国宝!此后,文物部门又在被盗场地抢救清理出土文物189件。
这250件文物中,有蓝釉、红釉、黄釉、绿釉、白釉、三彩、彩绘、鎏金等各色陶瓷器,精美绝伦,皇家风范,具有很高的学术和艺术价值,是研究初唐文化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
其中,釉陶器物尤为重要,可以说代表了中国初唐时期陶瓷艺术的最高水平。
蓝釉烛台 高33.6厘米 过去只见于文献记载,实物为唐恭陵仅见,被《国宝档案》收录。
张某挖出后就藏在怀里的那件宝贝,就是后来进入《国宝档案》的蓝釉烛台,通高33.6厘米。
其分三个部分,灯盏、灯柱、灯座。
上为灯盏,小盘中心为杯形。
下面灯座呈高足豆状,大盘微弧,圈足外撇。
中间承以管状灯柱,与上盏下座连为一体。
通体施蓝釉,圈足内壁无釉,白色陶胎。
蓝釉灯以前只见于记载,从未见过实物。
它以华美、稀罕而入选为御用随葬明器,供皇陵之用,属于高档陪葬器物。
其造型古朴,施釉均匀,色彩深沉,高贵雅致,是蓝彩器中的上乘之作。
▌墓中珍宝 此外,这批缴获和清理出土的其他釉陶也各有特点,主要为蓝、红、绿、白四种单色釉。
红釉双龙尊 红釉双龙尊 通高32厘米,口径8.8厘米,底径7.7厘米。
盘口外侈,卷沿,圆唇,细长颈,微束腰,肩及上腹部圆鼓而丰满,下腹部渐内收,平底内凹。
自口沿至肩部饰有对称的双龙形柄,龙首口衔尊沿,龙尾搭在尊肩。
通体红釉,不及底部,露出白胎。
双龙尊的造型可能脱胎于隋代的双龙耳联腹尊,唐时定型,并成为一种较为流行的酒器品类。
其出现在随葬品中,则标志着墓主人非同寻常的身份和地位。
唐代以后,双龙尊被大量出现的酒注子所取代。
蓝釉长颈瓶 唐恭陵出土的蓝釉长颈瓶 高25厘米,口径9.7厘米,底径8.6厘米。
喇叭形口,沿略翻卷,圆唇,长颈束腰,丰肩鼓腹,矮圈足微侈。
器身施蓝釉,底部露胎。
瓶口卷沿上留有3个小圆形支钉烧造痕迹。
这种形状的长颈瓶是唐代较为典型的流行样式,具有一定的西亚风格,其材质既有供上流社会使用的金银器,也有供皇室贵族陪葬用的三彩器。
此器造型简练秀美,是唐代釉陶中的精品,代表了唐代的艺术风格。
绿釉盘口壶 恭陵出土的唐代绿釉盘口壶(唾壶)高 17.1 厘米,口径 9.3 厘米,底径 11 厘米。
盘口微侈,卷沿圆唇,短颈略束,溜肩,下腹鼓大,矮圈足,大平底。
壶口内有3个细长条状的小支钉烧痕。
器施绿釉至圈足,底足露出白色陶胎。
这件盘口壶肩部无系,造型独特,丰满大方,符合唐代雍容华贵的风格。
进入唐代以后,瓷器、漆器、玉器、珐琅等多种葫芦瓶纷纷出现,器形变化多端,工艺精美。
如恭陵的红釉葫芦瓶,高22厘米,口径3.5厘米,底径7厘米。
小口内敛,圆唇,短束颈,丰肩,深鼓腹下渐收,小平底。
体施红釉,底露白胎。
这件葫芦瓶具有典型的唐代风格,与当时崇尚祥瑞的观念相一致。
红釉葫芦瓶 绿釉盂 恭陵出土的绿釉盂形体较大,高13厘米,口径10厘米。
敛口,方唇,鼓腹,圜底。
体施绿釉,不及底部。
此器浑圆饱满,釉色莹润,属于典型的唐代器形。
蓝釉盆 恭陵蓝釉盆高12厘米,口径27厘米,底径13.5厘米。
侈口,折沿,圆唇,弧腹,平底。
腹部有凹弦纹两周。
内外壁均施蓝釉,内釉至底,外釉不到底部,露出白色陶胎。
盆内的3个支钉痕迹是研究其烧造方法的重要依据。
红釉盖罐 恭陵出土的红釉盖罐通高32.5厘米,口径13.5厘米,底径11.5厘米。
侈口,卷沿,圆唇,短颈微束,丰肩,鼓腹下收,平底。
上承覆碟形盖,盖顶置宝珠钮。
器身与盖均施红釉,不甚及底,有露胎现象。
罐的肩部带系的模式,在两晋南北朝非常风行,这显然与系在当时所起的能提能挂的作用有关,同时亦给人以平稳感及美的享受有关。
到了唐宋,烧造技术进一步提高,器物的线条美与色彩美日益受到人们重视,才让肩部之系显得不那么重要,遂退居于次要地位。
这件红釉盖罐,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香炉历史久远,是由熏炉演变而来,无论作为礼器还是焚香用具,都蕴涵了神圣的意味。
烹茶、焚香、挂画、插花,是古代文人的四大雅好,有人把置炉、玩炉、焚香当作一种时尚,一些精致的小型香炉则成为文人雅士的把玩之物,因此,香炉作为一种独立的艺术品类,不仅登上了文人的几案,而且出现在帝王的内廷。
三足炉是唐代陶瓷器中常见的器型,其造型仿自当时的金银器,以唐三彩较为多见,此外还有白釉、黑釉、蓝釉等品种。
蓝釉三足炉 恭陵蓝釉三足炉高约17厘米,口径13厘米。
口沿外卷,束颈较短,圆鼓腹,圜状底,腹下部有3个外撇的兽蹄形足。
器施蓝釉,底足露胎。
其造型颇具大唐盛行之风,圆润大气,端庄优美,有一种幽雅、神圣之感。
恭陵釉陶除了多为上述各种单色釉外,尚有几件三彩器皿,主要为豆和注子。
如三彩豆,高6.6厘米,敞口,折沿,圆唇,弧腹,喇叭形圈足。
腹部及口沿外壁均交错施以黄、绿、白三色彩釉,并相间熔融为彩色花斑。
足部无釉,露出白色陶胎。
唐恭陵出土的这批皇家御用釉陶精致华美,亮丽如新,进一步证明了唐代蓝釉器对后世青花瓷的深远影响,具有一定的民族艺术倾向,体现了一种特有的民族意识,在世界陶瓷工艺史上散发出浓郁的民族工艺芳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