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宗时期，唐朝疆域收缩三百多万

今天小编就来给大家讲讲西欧时期的文学。

中世纪的文学主要表现为英雄史诗和骑士文学取得了光辉的成就，此外，城市文学也已产生。

这样，加上早期就已出现的教会文学，就形成了的四种基本类型。

在中世纪繁荣期的文学中，宗教文学依然用拉丁语写作，世俗性文学则是用民族语言写成的，这样，文学语言和学术语言区分开来，为近代欧洲各国文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拉丁文学作品多是宗教赞美诗和描写基督与圣徒生活的戏剧。

例如，圣徒托马斯·阿奎那写的一首赞美诗就是这类作品的一个典型:“我用自己的语言歌唱救世主的光荣，他的肉在圣礼中受人们的赞美;他的血是无价之宝，我们不朽的主流了他的想，一个高贵的母体孕育了他，他生下来就注定是为了拯救这个世界。

” 英雄史诗是在早期的基础上发展完善起来的。

它往往以真实的历史事件为根据，经过民间的不断流传和充实，最后由文人加工整理而定型。

中世纪繁荣期史诗歌颂的英雄已经不同于早期。

一般来说，他们的荣誉观念和英勇行为源于对祖国和君主的忠诚，反映了国家上升时期爱国英雄的思想意识和个性特征。

史诗中也经常塑造贤明君主的英雄形象，他们坚韧刚毅，制服封建叛乱，代表着强大的国家力量。

由于基督教的信仰的影响，英雄们的爱国行为也往往表现为反击异教徒的斗争。

中世纪繁荣期英雄史诗的著名作品有:西班牙的《熙德之歌》、法国的《罗兰之歌》、德国的《尼伯龙根之歌》、俄罗斯的《伊戈尔远征记》。

《熙德之歌》反映的是西班牙人民为反抗阿拉伯人的侵略而进行的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

熙德是抗击外族侵略的英雄典型，其原型为西班牙的民族英雄罗德里戈。

史诗塑造了一位忠君、爱国、善战、勇猛、宽厚、仁慈的英雄，寄托了西班牙人民的理想。

史诗采用了现实主义的描写手法，接近近代艺术的风格。

《罗兰之歌》是中世纪欧洲影响最大的英雄史诗。

全长于4002行，共291节，大约成诗于1080年左右。

它描写的是封建臣仆对领主的忠心，表达了基督徒对信仰的虔诚。

中心情节是查理曼大帝的忠实将领，也是他的外甥罗兰勇士，在远征西班牙的过程中，由于其继父甘尼伦因惜命卖国而遭到敌军重重围困，经过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终因寡不敌众英勇牺牲。

他在弥留之际，仍在怀念着故乡法兰西、同族战友和查理曼大帝，体现出对国王和祖国的热爱与忠诚。

查理曼大帝也是贯穿全诗的中心人物，被视为封建王国统一和兴旺的象征，他崇高卓越，若有神助。

甘尼伦出身高贵，但却灵魂丑陋，对这个民族败类的批判进一步深化了爱国主义主题。

史诗对人物形象和心理世界的刻画深刻准确，奇特的想像和夸张、拟人、对比的手法，营造了奇异的氛围和浪漫的色彩，达到了当时艺术的高峰。

《尼伯龙根之歌》是德意志史诗中最杰出的作品，被称为“德意志的伊利亚特”。

它的内容，开始于时代。

经过长期的流传加工，直至在1200年前后它才真正定型。

史诗结构庞大，全长9516行，共39歌，由、一定的历史根据和英雄传说混合而成，其中心情节是争夺尼伯龙根宝物。

与《熙德之歌》和《罗兰之歌》所反映的为国王和国家而奋斗的英雄精神不同，《尼伯龙根之歌》所揭示的，更多的则是尔虞我诈的残杀和虚伪丑恶的世相，实际上反映了12至13世纪处于封建诸侯割据、状态下的日耳曼民族的社会现实及其思想道德观念。

骑士文学也是在当时非常盛行的一种文学，主要表达了当时骑士阶层的观念、精神及理想。

随着城市和市民阶层的兴起，市民文化也在逐步形成，进入12世纪以后，市民创作的文艺作品即城市文学开始发展起来，它成为继教会文学、英雄史诗、骑士文学而起的中世纪第四类文学形态。

它取材于现实生活，反映市民的世俗思想感情，带有明显的反封建反教会的倾向，具有浓厚的现实主义色彩。

其主要艺术特点是多采用讽刺手法，也常运用隐喻、寓意、象征手法，风格清新、活泼、生动。

其主要内容是揭露封建主和僧侣的愚蠢和贪婪，歌颂市民的机智和勇敢。

其主要体裁有韵文故事、讽刺叙事诗、寓言诗，此外还有抒情诗、散文、戏剧等。

中世纪城市文学最突出的成就是以狐狸列那为主人公的一系列动物故事，它是一种讽刺叙事诗。

大约产生于12世纪初，在流传过程中经过了很多人的反复加工，至14世纪末，已经成为10万行以上的长篇叙事诗。

列那狐的故事场景宏大，寓意丰富，结构完整，情节生动，内容深刻，独具风采。

列那狐的故事系列包括四部:《列那狐传奇》、《列那狐加冕》、《新列那狐》、《冒充的列那狐》。

在描写的动物故事中，表演着人类社会的活剧，形形色色的动物代表着社会的各个阶层及其各种人的个性。

从中可以看到法国社会的巨幅画卷，同时也是生动有趣的童话作品，是法国和世界文学宝库中的一份珍贵遗产。

此外，意大利13世纪的《·波罗游记》也是城市文学中一部脍炙人口的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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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到京城以后，福康安照例按规定往户部递交了军费账册，以便能够早日报销军费开支，不料却遭遇户部书吏索要“部费”，也就是要“赏钱”。

要知道，福康安从小由带在身边长大，皇帝待他如亲生子，这时候的他更是圣眷正隆，是朝廷的大红人。

不入官品的户部书吏竟然刮钱刮到他的头上，无异于。

福康安哪里受得了这种气这种勒索?!他气得暴跳如雷，怒道：“幺麽小胥，敢向大帅索贿赂乎!”论级别，小小书吏与他这个爵爷相差。

别说刮他的油水，就是他能在人群中瞟上他们一眼，他们也应该激动好几天。

就在福康安愤愤难平之际，书吏对自己的行为给出了解释：索要“部费”只是为了“多添书手、日夜迅办”，如此才能速报速结，否则，“仅就本有之人……非三数年不能了事”。

书吏还特意提醒福康安，现在你刚刚大捷归来，皇上对你有求必应，一旦这事久拖不决，“上意倦厌，必干诘责”。

这句话是在暗示福康安，要办尽早办，如果拖下去对其不利。

福康安一听，顿时傻眼，一点脾气也没有了，乖乖照办…… 那么，小小的户部书吏怎么敢与皇帝身边的红人、朝廷的封疆大吏叫板? 在中国民间有句老话说得好，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地方上的胥吏吃老百姓的，而中央六部各衙门的书吏则吃下面大小官员的。

所以虾米能不能吃定大鱼，关键不在虾米的才能高低，而在于虾米在权力结构中所处的位置。

这些小小的户部胥吏之所以敢吃定福康安，奥秘就在于官员的隐性利益。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什么叫做官员的隐性利益。

官员的隐性利益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灰色收入，二是隐性特权。

由于政治制度规范的缺失，当时的大小官员往往会利用自己手中的特权，来谋求诸多显著高于社会一般成员的非正当性收益以及依靠权力延伸出来的“含金”收益。

在京城各部门供职的书吏，虽然不能与那些地方官员获取的收益相提并论，可也有获取隐性利益的巨大空间。

既然地方官员的“炭敬”(冬天取暖费)、“冰敬”(夏天的消暑费用)之类的贿赂砸不到他们的头上，那么他们就因地制宜，通过自己的部门特权向各地方官员直接索贿。

六部书吏在索贿这件事上是各有各的道儿，从不含糊。

在这六部当中，户部索贿是最容易的事，其次才轮得上吏部和兵部。

因为户部是管各种费用报销的部门，地方的各项开支要报销，都必须经过户部核准，不然就没办法报。

但凡有利益出没的地方，就会产生灰色生存。

那些不谙规则的人，往往就没有办法办成事。

就拿这眼下的军费报销人福康安来说，朝中谁人不晓得他是皇帝面前一等一的大红人?可书吏照样不买他的账，照样要他按照行业规矩来办事。

这时候书吏的衍生权力，就形成了上自户部大员下到普通书吏的一条“灰色产业链”。

这条产业链的上下游之间，是相互贯通的。

书吏向福康安索要的“部费”，就是他们的隐性利益，是他们自肥的肥沃土壤。

那么，什么是“部费”呢?大清帝国的财务制度是严格的，军费报销有一套完整的流程：首先是“投文”，即花钱的部门先对要求报销的事项进行统计，填写清册，送交户部;然后是户部对报销清册进行审计，如果发现报销清册中有不合规定的情况，就要求申报部门重新核实，这叫“批驳”;等报销项目都符合规定了，户部题写奏折，交皇上审批，如果皇上签字同意报销，户部给申报部门一个批文，整个报销流程就结束了。

在这个过程中，户部权力的真正体现在于“批驳”。

为了避免被批“被驳”，申报部门就得有一笔专门的活动经费，这笔经费在历史上就叫“部费”。

所谓“部费”，说白了其实就是清政府某部门吃的回扣，据说就是皇帝也拿这个“回扣”没办法。

按一般人的想法，这些巨额的“部费”一定是进了户部大员的腰包里，其实不然。

大清帝国有个官职叫“书吏”，书吏只是一些普通办事人员，他们的工作是抄抄写写，类似于办公室里最底层的文员。

有意思、并且吊诡的是，款额巨大的“部费”大多是落入了这些底层文员的腰包。

按照常理，书吏的上面还有司官、员外郎、郎中、侍郎和尚书，但是，这些人很少懂财务方面的专业知识，那些枯燥乏味的账目更叫他们头疼，所以，他们就把审计的职责推给了书吏，这样书吏就有了权力，书吏说行，他们就在同意报销的审核报告上签字;书吏说不行，他们就在批驳的意见单上签字。

户部书吏因为有了这种权力，导致报销的人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找关系、通门路、托人去“打点”。

何止是福康安，后世大名鼎鼎的、也照样都在书吏面前“吃瘪。

当年，李鸿章托的人是王文韶。

王当时是湖北的一个道台，以前在户部任过职，有部里的人脉。

王让人去找书吏，探口风，反馈回来的消息说，书吏的胃口很大，要一厘三毫的回扣，即报销一百两给一两三钱。

当时湘军、淮军要报销的军费是三千多万两银子，按一厘三毫算，“部费”需要四十万两。

曾国藩也托人，他托的人是李宗羲。

李当时是江宁布政使，与户部的人不熟，又托了一个叫许缘仲的人出面和户部书吏接洽，讨价还价的结果是给八万两。

显然，书吏已经算是给了很大的面子了。

事儿办成了，但是，曾国藩对“部费”一事很恼火，因为这笔钱是不能通过正式的财政制度得到的。

于是，曾国藩向皇上递交了一份报告，请求军费报销免于审计。

皇上出于对他们平定、捻军的卓越功勋，同意了此要求。

不过，曾国藩也表示，以前已经和户部书吏说好要给的八万两银子“部费”还是照给，但书吏们不能再多要了。

书吏索取“部费”，而在正式的财政制度里又没有这项收支，那么“部费”又从哪里来呢?“部费”一般是省级衙门向下属摊派，层层落实，最后落到州县官员头上，州县官员不会自掏腰包，要在征收钱粮时通过加收“火耗”等形式筹集，这成了州县官员在征税时收取税外之费的一个原因。

乱摊派势必引起老百姓不满，影响社会安定，所以历朝皇帝都想取缔这种于吏治民生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做法，其中以最认真，所采用的方法也最符合现代财政制度。

雍正的办法是专门成立一个类似于现在的国家审计署这样的机构，取名为“会考府”，规格很高，直接对皇帝负责，不受任何外在干扰。

但是，这种做法也是换汤不换药，并无实效，只是换了另一批书吏而已。

“部费”无法革除，而其享用者又主要是书吏，这就形成了书吏比官富的特殊现象。

书吏们到底有多少钱?晚清学者冯桂芬曾经做过估计：吏部四个司的书吏每年大概能得到三百万两银子的好处费，加上兵部、户部、工部，四部书吏每年所得应该不少于一千万两银子。

外省衙门人数更多，贪污的也多，当然更不止一千万两。

从银子的来源看，其中十分之三来自国家财政，十分之七是民脂民膏。

按照冯桂芬的估计，年代，全国的书吏每年得到的灰色收入超过了两千万两银子，而当时全国每年的财政收入不过是四千多万两，这意味着，书吏灰色收入的总额高达国家财政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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