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弟子冉雍的身世是如何样的？关于他的评价是怎么样的

皇宫里以藏书稀少，急需补充为由，向藏书大家陆宰借阅抄录，高达13000余卷。

然而当陆宰的儿子于1153年进京参加考试时，本在初试名列第一，却被宰相所忌，命令考官不得录取。

直到继位后，才赐陆游进士出身。

究其原因，竟然与陆游的祖父陆佃大有关系，这是为什么呢?原来，这牵扯到一桩旷日持久的政治公案，陆佃作为新党领袖的关门弟子，上了党籍的黑名单。

王安石 陆佃是浙江山阴人(今浙江绍兴)，生于1042年，父亲是一位淡泊名利的小官。

1060年，陆佃听说名满天下的大学者王安石在江宁(今江苏南京)开馆讲学，徒步拜师，被王安石收为关门弟子。

后来王安石进京城当了宰相，主持变法。

陆佃于1070年高中甲科进士，本想跟随恩师变法，但他看到王安石身边的人都是一些急功近利的人，因此多次向王安石劝谏。

一开始王安石还听得进去，后来在吕惠卿等人的干预下，王安石也认为陆佃不是干政治改革的料，索性只教陆佃诗词歌赋，不再与其谈论变法事宜。

陆佃渐渐看淡了功名利禄，在天下间搜罗各种奇异书籍，以便研究学问。

王安石失势后，门生故吏唯恐避之不及，就陆佃等人依然来往如故，被旧党打上了变法派的标签，成为旧党与新党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陆佃的儿子陆宰年轻的时候也有政治抱负，在宋徽宗当政时期曾入仕，做到淮南东路转运判官、京西路转运副使、淮南路计度转运副使等职。

后来被旧党政治人物攻击，索性辞去官职，专心在陆家的藏书库里研究学问。

北宋灭亡后，宋徽宗的儿子康王赵构在临安(今杭州)登基，成为南宋的开国皇帝，是为宋高宗。

南宋政权是仓皇之中建立的，北宋皇宫里的奇珍异宝以及各类藏书早已经被金人掠夺一空，因此南宋皇宫里的书籍非常稀少，连皇子们的日常教育都难以维持。

宋高宗不得不放下身段，向号称天下藏书第一的陆家借阅抄录。

皇帝都向自己求助了，做臣子的哪有不从之理。

陆家的掌门人陆宰将自家的藏书倾其所有，让宫中抄录，各种奇异典籍高达13000余卷，为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传播做出了巨大贡献。

1153年，陆宰的儿子陆游进京参加科举考试，并在初试中被考官评为第一名。

然而非常不走运的是，当年的科举考试学子中有当朝宰相秦桧的。

陆游身为"逆党"子孙(宋高宗赵构为了推脱北宋灭亡的责任，将王安石列为头名罪人，凡跟随的人都列入黑名单，不得重用)，能够参加科举考试已经是天恩了，功名还排在秦桧孙子之前，这不是岂有此理吗?秦桧大怒，指示主考官将陆游除名，不得录用。

故而终宋高宗一朝，陆游都没有出头之日。

直到1162年宋孝宗即位后，才为陆游平反，并赐其进士出身。

陆家十几代人都对大宋王朝忠心耿耿。

南宋灭亡的崖山之战，陆游的孙子陆元廷听闻兵败，忧愤而死;曾孙陆传义在崖山兵败后绝食自杀;玄孙陆天骐在崖山之战中与元兵浴血奋战，听闻皇帝投海后，跳海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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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论语》的编录顺序并不按照时间的先后，所以这六处问答孰先孰后就不得而知了。

但是，根据这六处问答所合力展现的樊迟形象来看，他应该是一个很努力又很尊敬老师的学生。

每次和先生见面，他都会恭恭敬敬地提问，有时候甚至会一连问好几个问题。

既然是个尊师好学的后生，又经历过冲锋战场的生死考验，那他的学问应该是越来越好，从情感上来讲，也是越来越靠近夫子才对。

所以，基于这样的判断，我们认为《子路》篇中记录的樊迟想学种庄稼一事，应该是他和夫子之间留在《论语》中的最早一次对话。

可是，就是这次对话，产生了他们谁也不曾料到的严重后果，它不仅使夫子被后人误解了几千年，也成为文化革命中夫子贬低和仇视贫下中农而被打倒批臭的重要证据。

让我们来看看事情的原委： 樊迟请学稼。

子曰：“吾不如老农。

”请学为圃。

曰：“吾不如老圃。

”樊迟出。

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

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这段话的前半部分说的是樊迟想跟孔老师学种庄稼。

一日，樊迟请教夫子如何种田。

孔老师一听，那可不是自己的强项，就据实相告：我不如老农。

樊迟又说，那就请您教我如何种菜。

孔老师只好又说：我也不如老菜农。

两个问题都没找到答案，樊迟怏怏而出。

如果事情只记录到这里，那就绝不会造成后来那么大的负面效应，反而彰显了夫子“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实事求是态度。

可是，夫子实在不满意樊迟那种心智不明的懵懂状态，他大声叹息一句：“小人哉，樊须也!” 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直呼樊须的大名，一是送了樊须一个“小人”的称号。

这两点都很明显地表达了夫子的不悦。

我们都知道，古人一般忌讳直呼别人姓名，认为这是不礼貌的表现。

在《论语》里，当夫子说到弟子时，无论当面还是背后，都喜欢直接叫他们的名字，而不叫姓名，让人觉得很亲切，即便是对跟他叫板的宰予和总被他批评的，他也没有直呼其姓名。

可是对这个老实巴交的樊须，夫子则一反常态，连名加姓一起叫了出来，可见孔老师当时的确不怎么高兴。

至于“小人”，更是表现了夫子对樊须的不满。

不过，特别需要说明的是，这“小人”并不与“君子”对举，也就是说它不是一个道德概念，不是说樊须的品行有问题。

这里的“小人”实际上是与“大人”对举，指的是在下位的人，是眼界有限、志向不大的人。

在夫子看来，樊须应该从大处着眼，应该有远大的志向和抱负，应该学习为政方略，做一番大事业，真正能使人民。

所以面对樊须的不悟，面对他执著于种粮、种菜的不谋道只谋食的浅见，孔老师简直是，由不得地长叹一句：“小人哉，樊须也!”接下来，夫子仔细地解释了原因：身居上位者，如果能够做到“好礼”、“好义”、“好信”，那就必然会赢得百姓的尊敬、服从以及真心和实情。

也一定会吸引四方的百姓背着抱着他们的儿女前来定居，到时候，，百姓各有所能，哪里还用得着在上位的人去亲自耕种呢?换句话讲，即使你是个耕田能手，你的地里出产很高，你又能解决几个人的温饱呢?所以，心里装着天下，凡事从大处着眼，做到“好礼”、“好义”、“好信”，这才是学习的着力点。

为什么要与种田、种菜较劲呢?也许，夫子也知道樊须在保家为国的战斗中立有战功，所以对他更有一层期待，当樊须一个劲儿地要学种田、学种菜时，也就怪不得孔老师对他大失所望了，失望至极，“小人哉，樊须也”也就脱口而出了。

不过，樊须脱下战袍想学种粮种菜，倒是解甲归田的绝好注脚。

正是夫子这脱口而出的一句话，给自己惹来了巨大的麻烦。

抓着这个把柄，有人认为他鄙视农业，有人认为他鄙视农业科技，有人认为他有违师道，还有人认为他瞧不起广大劳动人民。

所以后来很多《论语》注疏的本子，都要在这里费一番口舌。

如曹魏时期的《论语集解》，北宋邢昺的《论语注疏》，的《四书章句集注》，陈天祥的《四书辨疑》，都为夫子反对樊迟学稼做开脱，可见这句话是怎样的困扰了后儒。

到了20世纪70年代，这句话又被拿出来说事，不过这回没有人能够为孔夫子做辩护律师，因为这句话被上纲上线地摆在了政治的高度，它是孔夫子仇视贫下中农的有力证据，这个证据和他“克己复礼”妄想变天的思想一起，成了他被彻底打倒批臭的充分理由，在车间、在地头、在营房、在课堂，在所有可以说话的地方，在所有可以张贴大字报的地方，他的名字成了时代流行语，他的至圣先师形象终于被孔老二所替代。

孔夫子做梦也不会想到这句话居然被派上了这样的用场。

可是，历史还是还了夫子的清白。

我们不得不承认他的高明，他在差不多两千五百年以前，在反对樊迟学稼中就透露了自己的社会分工思想，从某种意义上讲，社会分工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尺。

今天我们看近代英国学者亚当·斯密《国富论》和当代其他一些经济学家有关社会分工的理论，也许会惊诧他们的睿智，实际上，如果我们仔细看一看这段樊迟学稼故事，仔细想一想它在历史上引起的一直不断的争讼，就可以推知这种社会分工思想的发展。

在《孟子·腾文公上》中明确指出社会分工的必要性，他总结的“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是对夫子社会分工思想的明晰，并且进一步指出了社会分工的两大类别和特点：“故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

”跳出“阶级分析论”的框架，再把新时期关于生产力的新思想放进去，再用西方社会分工理论来观照，孟子这段两千多年前的老话就显出了智慧，而孔老师反对樊迟学稼就不能不说更有一种超前的智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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