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杨家将中有七郎八虎，都是哪些人呢，有什么本领？

他任宰相期间，曾为朝廷举荐过许多奇才，被贬外放的就是其中之一。

寇凖和王旦本来关系应该是很好的，他俩是同年的进士，同年关系就是天然的政治同盟。

澶渊之战时，寇凖是宰相，王旦是，给当副手。

因为东京留守雍王赵元份暴病，王旦要赶回去主持后方，临行他特意让把寇凖叫来，问这仗如果败了(“十日之间未有捷报”)该怎么办，真宗被他俩逼得只好表示：“如果朕捐躯或被俘，那就立太子吧”。

从这件事来看，寇凖和王旦合作得是很好的。

签订后，寇凖因功高，深得敬重。

但在死对头的不断蛊惑下，皇帝听信王钦若之言，寇凖被贬外放。

后来，王旦做了宰相，极力推荐寇凖回朝，在这样的背景下，寇凖才得以回朝担任枢密使的职务。

按理说，寇凖应该对王旦很感激，应该跟他合作才对，但是，寇凖却梗着脖子跟王旦扛上了。

具体表现为，当时东西二府经常互通文件，寇枢密瞪大眼睛从东府(中书门下)送来的文件里挑刺儿，发现错误后，马上给宋真宗送过去，导致中书工作人员从王旦以下都被真宗骂了一顿。

然后，中书门下，，也瞪大眼睛从西府(枢密院)送来的文件里挑刺儿，果然也发现了错误，结果宰相王旦表示，把文件退回西府，让他们好好改过来。

东府众人不解，王旦回答：既然知道他们干的是错事，干嘛还要跟着他们干? 这件事让寇凖很，特意跑过来跟王旦讲：“同年，甚得许大度量?”，但王旦的大度却没能阻止寇凖一而再、再而三地在宋真宗面前讲他的坏话。

宋真宗对王旦说：“卿虽称其美，彼专谈卿恶。

”王旦却说：“没事，毕竟我当宰相久了，犯的错自然就多。

寇准把这些事告诉陛下，说明他是忠臣，这就是我欣赏寇准的原因。

”王旦就是这样从寇凖的缺点中去认识他的人品的。

不久，寇凖又要被外放了。

宋真宗找到王旦，聊寇凖外放的问题，王旦笑道：“臣以为像寇凖这样的大功臣，给个使相(相当宰相待遇)做是极好的，倒也不负恩泽。

” 寇凖拿到使相后，地到宋真宗面前谢恩。

真宗说：不要谢朕，这是王旦推荐的。

后来，王旦就积劳成疾要不行了，临终前，宋真宗哭得鼻涕一把泪一把：“爱卿你走了我怎么办?我上哪儿找你这么好的人来当宰相?” 王旦一开始不说话，后来真宗一直问，王旦才很艰难地说：“寇准吧。

” 王旦去世几年后，宋真宗居然真的把寇凖重新召回京城来当宰相了。

据说寇凖到京后，第一时间到真宗面前，表示要去给王旦上坟。

王旦不但是一代贤相，他还是个谦谦君子，他凭着独特的识人眼光，始终对寇凖满怀善意，尽最大的努力帮助、保护他。

但寇凖的识人眼光就差远了，这大概一个人的性格有关。

最典型的就是如何识。

这个后来成为他死敌的丁谓，曾经是他的“门人”，寇凖对他的才干非常器重(丁谓属于有才无德)，极力向当时的宰相推荐，“寇凖与丁谓善，屡以谓才荐于沆，不用。

准问之，沆曰：‘顾其为人，可使之在人上乎?’准曰：‘如谓者，相公终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沆笑曰：‘他日后悔，当思吾言也。

’准后为谓所倾，始伏沆言。

”(《·李沆传》)寇凖后来果然被丁谓这个白眼狼坑得够惨。

其实，直到让丁谓非常丢脸的那次“溜须”事件发生前，可以说丁谓对寇凖都是非常尊敬，甚至可以说非常殷勤的。

有这样一个段子：丁谓给宋真宗上报祥瑞的时候，特别喜欢用仙鹤说事。

有一天寇凖坐在衙门里，一群乌鸦扑棱棱飞过来，老寇哈哈大笑道：“幸好丁谓不在这里，不然他肯定要说这是一群玄鹤!”这个段子流传出去之后，丁谓从此多了个绰号，叫做鹤相。

寇凖从外地回京当了宰相，丁谓是参知政事。

在一次朝臣宴会上，丁谓给寇凖擦胡须献殷勤的时候，反被寇准呛了一顿。

丁谓便成了“”的代名词。

丁副相瞬间黑化，秉持着“得不到你就要毁了你”的心理，丁谓开始黑寇凖。

后来，丁谓把寇凖和另一个宰相(也是他的政敌)排挤出朝廷还不够，还特意假传圣旨派使者给两个人各送了一把剑，请他们自行了断。

丁谓这么搞实在太过分了，当时就有人质问他说，相公就不害怕后世史书怎么记你吗?结果丁谓淡定地回复道：“不过是一句‘天下惜之’罢了，能奈我何?” 据说那把剑送过去，李迪当场就崩溃了，打算自杀，幸好他的儿子和门客拼命保护，才免于被害。

而寇准的表现是这样：“中使承(丁)谓指，以锦囊贮剑揭於马前，示将有所诛戮状。

至道州，(寇)凖方与客宴，客多州吏也，起逆中使，中使避不见，问其所以来之故，不答。

众惶恐不知所为，凖神色自若，使人谓之曰：‘朝廷若赐准死，愿见敕书。

’中使不得已，乃受以敕。

凖即从录事参军借绿衫着之，短才至膝，拜敕於庭，升阶复宴，至暮乃罢。

及赴贬所，道险不能进，州县以竹舆迎之，凖谢曰：‘吾罪人，得乘马幸矣。

’冒炎瘴，日行百里，左右为之泣下。

”(见《续长编》) 这是怎样一个阳刚硬梗的老男人，每一根骨头敲起来都铮铮作响，压不垮，折不弯。

他还是当年那个在澶州城上运筹帷幄，扶危挽澜的大英雄，整个人都闪闪发光。

他在朝堂上再怎么不受欢迎，可是出京时照旧有百姓牵衣顿足十里相送，那就是民心，独属于寇凖他一个人的荣耀。

尽管他识人的眼光并不佳。

寇凖被丁谓贬到雷州没两天，丁谓自己也恶有恶报被贬到更远的崖州。

途径雷州的时候，寇准还派人去给他送了一只蒸羊。

丁谓看了很感动，表示想跟寇准见一面，也许是想和他“相逢一笑泯恩仇”什么的，但被寇凖拒绝了。

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寇凖“君子坦荡荡”的胸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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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想到阿云的叔父贪图钱财，竟以几石粮食，就将阿云卖给了名叫韦大的老光棍为妻。

韦大，容貌丑陋，阿云对这门亲事死活不愿意，可又拗不过自己的叔父。

于是，阿云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杀死韦大。

阿云晚上悄悄来到韦大的家里，适逢韦大正在熟睡，阿云拿起砍柴刀，朝着韦大一阵乱砍。

被惊醒的韦大，下意识地翻身起来，用手阻挡，阿云一见韦大醒来，又惊又怕，丢掉柴刀，扭头就跑掉了。

阿云当时只是一个年仅十三岁的小女孩，柔弱无力，对韦大一阵乱砍，除了砍掉韦大一个手指头外，韦大的其他地方都是些皮外伤，没什么大碍。

由是，差点送命的韦大立即报了官，说有人要杀他。

知县接到报案，迅速赶来勘察现场，并对韦大及其邻居进行了审讯。

这个韦大，是个穷得一间屋子能剩下四个墙角，连小偷到他家门口都是绕着走的人。

又因长得太丑，平时大家都不喜欢与他来往，更没有与人结下仇怨。

因此，虽然韦大当时没看清杀他的谁，但是算下来，除了没过门的媳妇阿云，不会有别人。

知县立即将阿云捉来，说这明摆着就是你干的，你就招了吧，免得受皮肉之苦。

阿云也不抵赖，毫不隐瞒地将事情的整个由来说得清清楚楚。

就这样还不到一天，这起杀人案就这样告破了。

整个案子的案情就是这么简单，既没有刑讯逼供，也没有栽赃陷害，但这个案子后来不仅轰动了，在整个中国法律史上，都是一件有代表性的典型案件，其影响比清末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案不知道要大过多少倍。

阿云招供后，知县以阿云谋杀亲夫的罪名判处阿云死刑。

但宋朝律法规定，地方官判处死刑，案件必须逐级上报，最后由朝廷的最高司法机构和审刑院进行复核，经复核没有问题的，才准许地方官对人犯执行死刑，这个程序和现在的死刑复核程序很是类似。

案子报到登州知府许遵那里，许遵一看就觉得这个判决有问题。

许遵认为，阿云被许配给韦大时，尚处于为母亲守孝期间，按照宋朝律法规定，守孝期间婚约无效，再者阿云是被叔父逼婚，自己并不同意这门亲事，因此这门亲事，无论于公于私都是不合法的。

既然婚约不合法，阿云就不是韦大的妻子，也就没有谋杀亲夫之罪。

再说案件的后果也不严重，韦大并无大碍，阿云罪不至死。

于是许遵签署了自己的意见，将案子报送到大理寺和审刑院。

大理寺和审刑院审查案卷后认为，即便阿云不是韦大的妻子，但是其蓄意谋杀，并且造成了对方人身伤害，按照大宋律法一样要判处死刑。

得知这个消息，许遵坐不住了。

他在登州任知府，属于中央下派到地府挂职锻炼的官员，挂职期满就会调回中央并升职。

这种情况下，对许遵来说，明哲保身、以求升官无疑是对他最有利的选择，但是许遵却决心要救可怜的阿云一条命。

许遵开始详细查阅宋朝律法，希望能找到推翻大理寺和审刑院的法律依据。

恰在此时，下诏说，谋杀已经造成人身伤害，但官员在审讯犯人并对犯人用刑前，犯人如实供认犯罪情节的，以自首对待，并依照谋杀罪行降二个等级论罪。

这个诏书，简直就是为阿云量身定做的，按照诏书的规定，阿云最多只会被判有期徒刑，而绝对不会被判死刑。

许遵以的诏书为依据，向申诉。

没想到皇帝的诏书在刑部不管用。

刑部不接受许遵的申辩，依然维持死刑判决。

这时，事情又发生了戏剧化的转折，许遵被调往大理寺任，这是大理寺的最高长官，这下许遵掌握了案件复核的主动权，阿云被改为有期徒刑。

但御史台不干了。

御史台相当于现在的纪检、监察部门，专门负责督查政府官员的违法违纪行为。

御史上书皇帝，弹劾许遵，说许遵利用职务之便枉法。

神宗皇帝把这个案子发到，让司马光和这两个当时最有名望的来评判。

王安石和司马光虽然都对对方的才学、人品十分钦佩，但政见截然不同。

司马光支持刑部的死刑判决，王安石支持许遵的有期徒刑判决，两个翰林学士为此在朝堂上吵的，谁也无法说服谁。

双方争论的焦点，就是阿云的判决是按大宋律法来，还是按皇帝的诏书来。

按照大宋律法，阿云判死刑，按照皇帝的诏书，阿云判有期徒刑。

这实际上就是法律效力大，还是皇帝的诏书效力大的问题，这次争论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律敕之争”。

即便是现在，这也是个很容易引起争论的问题。

但司马光和王安石争论的真正意图不在这里。

当时王安石在朝廷里鼓吹变法，司马光坚决反对变法。

如果以皇帝的诏书为准，就证明皇帝的旨意对法律有最终解释权，皇帝的旨意可以对法律进行修改和变更，而这是王安石推行变法的基础。

司马光认为，法律是国家最高意志的体现，任何人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不能干预司法，不能破坏法律的严肃性，包括皇帝。

神宗皇帝看到两人相持不下，又将案子交有其他翰林学士及朝廷官员审议，审议的结果是支持王安石的意见，神宗皇帝御批“可”。

原本这案子就可以结案了，没想到审刑院的官员又不干了。

审刑院这一帮官员连皇帝的面子也不给，他们联名上书皇帝，要求继续与王安石辩论。

审刑院这边还在闹腾，枢密院(类似于现在的国防部)、(类似于国务院办公厅)的官员也参与进来，纷纷发表意见。

一时间，一起普通的杀人案把大宋的朝堂搅了个天翻地覆，双方唇枪舌剑，互不相让。

神宗皇帝看到这样吵下去也不是个事，于是，就对犯人自首的界定和量刑做出详细解释，命令翰林院按自己的解释拟写诏书，发往中书省，要中书省遵照执行。

没想到中书省直接给驳回，说皇上的诏书违背法律，不能执行。

这下可把皇帝给惹火了，要是由着你们的性子，不知道这事还要闹多久，于是宋神宗直接下诏，免除阿云的死刑，改判有期徒刑。

没过多久，朝廷大赦天下，阿云被释放回家。

回家后的阿云又重新嫁人生子，案子似乎真的结束了。

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宋神宗去世，继位，司马光任宰相，司马光重新审理此案，最终，以谋杀亲夫的罪名将阿云重新逮捕并斩首示众。

是宋朝的法律大，还是皇帝的诏书大，有关法律与皇权的“律敕之争”，说穿了，就是的要害。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这起看似陈年旧帐的杀人案，十七年后又被司马光在新旧党争中重新翻了出来，并下了杀手。

阿云就是这样成了这场新旧党争的替死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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