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与古蜀文明高端论坛：揭开三星堆的神秘一角
新华社记者 沈伯韩 摄 笄发人头像。
三星堆博物馆供图 三星堆自1986年一醒惊天下以来，留下了无数未解之谜。
三星堆文明从何而来？三星堆究竟为何消失？三星堆青铜器矿料以及象牙和海贝究竟来自哪里？ 30多年后，伴随着三星堆6座新的祭祀坑的发现，新一轮考古发掘以及更大规模的学术研究也由此展开。
日前，三
【菜科解读】
在三星堆遗址8号祭祀坑拍摄的铜神坛局部。
新华社记者 沈伯韩 摄
笄发人头像。
三星堆博物馆供图
三星堆自1986年一醒惊天下以来，留下了无数未解之谜。
三星堆文明从何而来？三星堆究竟为何消失？三星堆青铜器矿料以及象牙和海贝究竟来自哪里？
30多年后，伴随着三星堆6座新的祭祀坑的发现，新一轮考古发掘以及更大规模的学术研究也由此展开。
日前，三星堆与古蜀文明高端论坛在成都举行，国内长期关注三星堆考古工作的专家、学者相聚一堂，从不同的观察角度和研究侧面出发，分享他们对三星堆考古的文化史意义、以三星堆为代表的巴蜀艺术、三星堆国家的特征等问题的研究成果。
三星堆的部分秘密，有望随着他们研究的进展而不断得到解答。
孙华
三星堆国家可能由两大集团分权而治
三星堆青铜器，神秘诡谲的气质令人惊叹，也让人为之好奇，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国家才能创造出如此充满想象力的器物？日前，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华在三星堆与古蜀文明高端论坛中揭开三星堆的神秘一角。
他表示，三星堆可能由两大贵族集团分权而治，并且极可能对周边区域进行强力管控，最终导致同时期其他聚落的凋敝。
辫发族和笄发族可能占据社会主导
三星堆创造了灿烂的青铜文明，却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这个曾经雄踞中国西南的王国如何运行，只能通过考古材料进行推论。
在孙华看来，三星堆发现的8座祭祀坑，埋藏着丰厚的历史信息。
8座坑的埋藏物，应该是三星堆国家神庙内的一整套像设、陈设和礼仪用具。
无论是真人大小的青铜大立人像，还是铜人头像等，表现的都是不同等级、不同社群、不同职业的三星堆统治阶级成员在祭祀场所中的形象。
孙华认为，当8座坑全部发掘结束并将文物全部修复，将对认知三星堆国家中央权力机构的构成提供重要信息。
事实上，从1986年出土的一、二号祭祀坑，学者们已经发现不少端倪。
比如这些坑里真人大小的人像以辫发者占绝大多数，笄发者数量较少，二者的比例分别大约为80%和20%。
如果这些人像是三星堆都城内贵族阶层的写照，从这个统计数据，我们会得到三星堆国家的统治者是由辫发和笄发两个社群组成，并且辫发社群可能占据主导地位。
孙华还发现一个细节，三星堆出土青铜像中，所有表现宗教仪式场所的组合铜像或具有神话色彩的单体铜像全部都是笄发者。
这可能说明，在三星堆王国的统治阶级内部，笄发和辫发社群的分工不同。
笄发社群有可能掌握神权、从事原始宗教职业，他们构成了三星堆王国祭司或巫师一类的神权贵族集团；与此相对应，三星堆统治阶级中的辫发族，或许更多是从事行政事务并掌握军事权力的世俗贵族集团。
在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中，还曾分别出土过两件青铜杖，攀龙铜首杖和鹰首杖。
在孙华看来，这两种不同的权杖应该分别持握在拥有世俗行政军事权力和拥有宗教祭祀权力的贵族首领手中，是不同权力的象征。
当然，三星堆国宝级文物——金杖，传递的信息更加丰富。
金杖刻画的图案最下方是两个人头像，他们头上两两相对排列着四根带羽箭，每根箭的前端射入一条鱼的头部，箭杆的后面还各有钩喙的鸟一只。
更有意思的是，金沙遗址也曾出土过刻有鸟和带箭鱼图案的金带。
在孙华看来，这些图案的反复出现，显然不只是一般装饰，而很可能是标志族群名称甚至国家名义的一个徽号。
三星堆的金杖将两个徽号放在一起，可能想要表达的就是两个社群或族群联合的意义。
拥有实行国家暴力的武装力量
三星堆青铜文明高度发达，但除了极小部分卫星邑聚集在三星堆古城周围，在更远处的岷江冲积扇，基本不见典型的三星堆文化遗址。
相反，无论是更早的宝墩古城遗址，还是更晚时期的十二桥文化遗址，其数量和密度都相当大。
三星堆文化聚落模式的这种异常现象，孙华认为很可能与三星堆国家中央对地方的严酷管控有关。
#p#分页标题#e#
三星堆国家有可能采用强行征收地方聚落粮食或财物的方式管理地方，这种超经济的掠夺破坏了三星堆都城区域以外村社人群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造成了村落的凋敝，人口的丧失。
三星堆出土文物，留下了诸多蛛丝马迹。
孙华说，三星堆除了辫发族和笄发族，还有散发的小铜人像。
他们有的穿着华丽，可能是被俘获的其他国家或族群的贵族；有的人穿着相对简单，可能就是被俘获的其他族群的一般人民。
但是这些人在三星堆铜像群中，大都从事着负重等劳役工作。
比如四号坑的立发跪坐小铜人像，就是屏风的底座。
如果三星堆能够对周边区域实施强力管控，那一定已经拥有了一定规模的武装力量。
这才能解释四川盆地以及更遥远的川西北高原甚至云贵高原前缘地带，为何一度分布着许多城邑和村落，但到了三星堆文化时期，就没有遗址或极少遗址。
然而，三星堆迄今为止，并无实用性青铜兵器出土。
孙华表示，三星堆的几座坑，其实也曾出土了相当数量的非实用性铜戈，它们可能是在举行宗教祭祀仪式时发给参与仪式的相关人员使用。
但这些礼仪性青铜仪仗以及带鞘剑和玉剑，却依然可以折射三星堆国家的武装力量，因为它们可能就是仿照三星堆人的实用铜戈铸造，或以实际的铜戈为蓝本改造、简化和美化的产物。
由于这批仪仗铜戈数量较多，孙华推测，三星堆的军事社群可能就是以戈作为主要武器。
值得一提的是，孙华认为三星堆极可能已有象兵。
截至目前，三星堆出土的象牙已有数百根，他推测：当时三星堆人应该捕获甚至饲养着大量的大象。
那么，如果三星堆人已经驯化大象，就不能排除他们将大象用于军事的可能性，或许三星堆国家的武装力量中就有乘坐大象作战的部队。
孙华介绍，三星堆一直与商存在着联系，《吕氏春秋·古乐篇》说：殷人服象，为虐于东夷，一般都解释为商人乘坐着大象，去征伐叛逆的东夷族群，那么三星堆军队有乘坐大象的分队，也就并不奇怪。
霍巍
三星堆青铜文化呈现出鲜明的复合文化特征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成博
三星堆遗址目前发现的黄金面具、青铜人像以及大量埋藏在坑里的象牙等，与中国其他地区出土的青铜时代遗物之间似乎从总体面貌上差别巨大。
三星堆文明究竟是外来文明，还是中国本土文明？三星堆与古蜀文明高端论坛上，四川大学杰出教授霍巍从文化史的角度提出，三星堆青铜文化呈现出鲜明的复合文化特征。
三星堆与黄河、长江流域青铜文明存在密切关联
英国人类学家泰勒在1871年为文化下过一个定义，认为文化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风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所获得的能力与习惯的复杂整体。
霍巍表示，因此，从文化史的角度分析三星堆出土文物，首先值得思考的就是它们的仪式性特质。
三星堆考古最大的特色，是出土了青铜面具、头像、各类人像或神像以及青铜神树等一批具有浓厚神秘色彩、造型夸张怪诞的器物群，尽管我们迄今为止尚无法对其进行准确的命名以及具体性质、功能的推断，但总体上可以认为其与神灵、祭祀、沟通天地这类介于‘人神之间’的行为活动有关。
霍巍认为，三星堆文物的这一特征，恰好与古史传说中颛顼帝绝地天通这类具有巫觋性质的原始宗教仪式相符。
结合《山海经》《楚辞》《国语》等文献资料，霍巍进一步解释称，正是在颛顼时代，结束了自古以来天地混沌、人神不分的局面，完成了人神之间的分离，根据已故考古学家张光直的观点，从此，沟通天地人神则要仰仗巫祝和巫术，而在巫术仪式中所要借助的神秘力量则包括商周青铜器上的各种动物纹样、龟策、神山、神树等象征性器物。
霍巍认为，三星堆出土青铜器与文献中关于原始宗教仪式的记载相符，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三星堆文明是中华文明大家庭中的一员。
霍巍表示，从事冶金考古的专业工作者同样从三星堆金属冶炼技术角度，对上述观点给出了证明，三星堆祭祀坑中前后出土的青铜尊，从制作工艺上看，都采用与中原青铜器相同的泥模块铸法，而并非西方流行的失腊法；在一些纹饰和装饰性图案上，除模仿中原系统青铜器之外，更与长江中游湖北、湖南等地青铜器相似。
#p#分页标题#e#例如在青铜器物表面分铸合体而成立鸟、羊头 牛头，以青铜器的扉棱作为合范之处，等等，都显示出三星堆与黄河、长江流域青铜文明之间的交往和联系，甚至不排除三星堆的青铜工艺直接受到长江中游荆楚地区的影响。
三星堆文物体现出具象艺术特征
从三星堆出土文物来看，相当多的器物都体现出仪式性因素。
霍巍特别提到三星堆文物中的仪式面具与偶像，比如在三星堆大量出土的人头像，从功能角度分析，人头像可以是战争胜利的标志，可以是重要的祭品，也可以是有灵性的崇拜物。
同样，当我们从文化史的角度来看三星堆出土的鸟形文物时，也会发现它们丰富的符号象征意义，比如指向‘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传说，或者反映三星堆人的太阳崇拜与鸟图腾，或是鸟灵等。
霍巍认为，我们将三星堆出土文物孤立地看或许会觉得器型奇特，但当我们把视野扩展到整个人类文明的时候，会在很多其他文明那里，找到和三星堆器物产生对照和呼应的物品。
国际知名学者罗泰就对三星堆的鸟形文物很感兴趣，他曾表示我们可以更加深入地讨论三星堆铜器的仪式背景及意义。
除了人形肖像外，鸟也是相当重要的。
它们与奇特的‘神树’的关联是极有趣的。
霍巍说。
按照这样的思路不断在文化史的脉络上为三星堆文明找亲戚时，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3世纪之间、盛行于云南中部地区的滇文化进入了考古学家的视野，它在青铜、海贝容器等器物上带有华丽的雕塑。
霍巍认为，这种华丽的雕塑虽说与三星堆文物在风格上并不相像，但这种追求装饰的观念却几乎可以说和三星堆人一脉相承，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假设，四川地区是将由商兴起的青铜铸造技术传入滇文化地区的可能媒介。
除了滇文化的装饰理念，三星堆的神殿及神坛镂空纹饰上众多关于仪式活动的题材，进一步引领考古学家们开展更广阔时空范围上的跨区域、跨时代比较研究，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人像、神像等具象风格的器物，在同时期中原的商周文明中并不多见，三星堆文物中这种具象艺术，在许多早期文明如埃及、美索不达米亚、迈锡尼及大部分的新大陆文明皆为艺术主流，但在商周文化的传承中却不重要。
霍巍表示。
段渝
三星堆与欧亚古代文明之间或许存在关联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成博
三星堆文物的造型与图样来自哪里？受到什么因素的影响？
在三星堆与古蜀文明高端论坛上，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四川师范大学教授段渝以《三星堆文化与艺术》为题，透过三星堆文物的偶像式构图与英雄擒兽等图案，指出三星堆与欧亚古代文明之间或许存在关联。
三星堆文物中有中国别处不多见的偶像式构图
史前，在西起比利牛斯山，东到贝加尔湖的广大欧亚地区，存在着一种所谓‘偶像式构图’的艺术形式。
段渝首先展示了一件被称为大地之母的史前文物，其鲜明的女性形象表明，人类的偶像式构图传统从史前时期即已开始，进入历史时期，在近东、中亚到南亚的文明中，又发展出一种与偶像式构图形式相并行的‘情节式构图’的艺术形式。
中国目前仅在东北地区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发现过与史前偶像式构图相呼应的文物，而在作为中华民族母亲河的黄河和长江流域考古中，迄今没有类似发现。
对此，段渝表示，在先秦时期的中原诸夏中，是不奉行偶像崇拜的，所以我国夏商时期的青铜器和玉器多是以动物和饕餮像为主，零星出现的人物像也主要是以小型塑像和人面具为主，没有大型人物造型。
即便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黄河流域青铜纹饰受到斯基泰文化影响，仍缺乏偶像式以及具有故事情节的造像和雕塑。
因此，有观点认为，先秦时期中国不存在偶像式和情节式艺术形式。
然而，三星堆二号坑出土的上下四层的青铜神坛、八号坑出土的青铜神殿、二号坑玉璋祭山图案，以及金沙遗址出土的肩扛象牙纹玉璋等，却让考古学家发现了在中国别处并不多见的偶像式构图和情节式构图的艺术形式。
#p#分页标题#e#整个三星堆青铜制品，包括青铜人物雕像、动物雕像和植物雕像，如果仅从单件作品看，大量的是偶像式构图；但是这些单件的青铜制品之间是成组成群的组合关系，它们的功能也是集合性的，必须把它们集合到一起才能充分认识其社会功能和艺术功能，整个雕像群具有可展开的情节性。
从目前考古成果来看，段渝表示，商周时期的古蜀文明在艺术形式尤其是绘画和雕刻艺术上，盛行具有连续、成组的人物和故事情节的图案，并以这些连续、成组的图案来表达他们的哲学思想、政治观念、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世界观等，同时，这也表明古蜀文明拥有一批自己的知识分子，创造了独特的知识体系。
英雄擒兽图案连起南方丝绸之路
三星堆文化运用连续性分层空间，从而构成故事情节或场景的立体性和完整性表现的艺术手法，与近东文明的手法有相近之处。
段渝表示，商周时期古蜀文明这种富于形象思维的表现特征，在它后来的发展史上凝为传统，成为蜀人思维模式的一个重要方面。
另一个显示三星堆文化与近东文明关联的，是三星堆金杖图案所体现出的英雄擒兽母题的变体。
段渝表示，中间一人或物、两旁各有一兽的英雄擒兽是近东文明中常见的一种图案，最早起源于美索不达米亚。
这一类符号在商代青铜器铭文中并不鲜见。
不过到了巴蜀，这类图形中间的人形和两旁的兽形也均已发生了简化或变化，图形有所演变。
这类变形的英雄擒兽图案，在古蜀人的世界观中有什么独特地位？段渝分析称，这类图形在美索不达米亚表现的是‘英雄擒兽’，在中国商代则演变为家族的族徽，而在巴蜀文化中则有可能是家族的族徽或表示其他特殊含义。
段渝通过考察此类带有英雄擒兽母题的文物空间分布情况后发现，铸刻有此类图案的巴蜀青铜器和巴蜀印章，在云南、四川、重庆、湖北、湖南、贵州等地区广泛分布，它们绝大多数都分布在古代西南夷和巴蜀文化的空间范围内，而西南夷青铜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巴蜀文化影响发展起来的。
若在地图上把铸刻有‘英雄擒兽’母题图案的青铜器或巴蜀印章的出土地点连接起来，其所呈现的路线就是今日学术界所称以四川成都为起点的南方丝绸之路路线图。
段渝认为，不论偶像式构图或情节式构图，还是英雄擒兽母题图案或带翼兽图案，这些艺术形式均如此之早地出现在古蜀地区，表现出三星堆古蜀文明独特的艺术内涵，也表露出三星堆与欧亚古代文明在艺术形式上的某种关系。
同时，这些艺术形式在三星堆文化时期出现，表明学术界应当对先秦时期中国没有这类艺术形式的看法予以修正。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吴晓铃
三星堆考古现场：是否和商周变革有关？
”而商王武丁以后的器物，目前还没有看到。
古代上，，商王武丁以后，周人逐渐崛起。
“那个时候三星堆的人在商和刚刚兴起的周之间，是否做了一些选择?” 史籍记载，古蜀国是参加了灭商战役的，周武王灭商时“牧誓八国”里面，第二个国家就是蜀，“有可能三星堆以后的成都十二桥文化的方国与周的关系更紧密，或者三星堆人中有一部分倾向于周，借助周的力量消灭了另外一方的势力。
” 不过，目前三星堆祭祀区8个坑还尚未发掘完毕，“里面最晚的东西是怎么样的，也还不清楚，不过我觉得我们离原因不远了.... 现在4号坑的测年年代是公元前1100多年，距离商周变革时期已经不是太远了。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北京大学对6个坑的73份炭屑样品使用碳14年代检测方法进行了分析，对年代分布区间进行了初步判定。
其中K4坑年代最有可能是在公元前1199年至公元前1017年，也就是距今约3200年至3000年，这就印证了三星堆新发现的4号坑碳14检测的年代区间属于商代晚期。
考古大揭秘之三星堆之谜下，三星堆文物考古
那么，三星堆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古国呢？为什们看到了一个神秘的古蜀国，这个古蜀国的存在时间非常久远，甚至可以追溯到5000年前。
那么，三星堆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古国呢？为什么能够有如此悠久的历史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探究一下。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三星堆遗址的发现过程。
一：考古学家发现三星堆三星堆博物馆因为需要维修馆中的电路，所以在5月10日至11日这两天时间进行闭馆。
自从考古学家在三星堆发现古代文物，并有一次程度的研究发现，因此引起了许多人对于三星堆文物一饱眼福的愿望，而在五一长假期间，三星堆博物馆仅仅三天就吸引了将近五万人前来观赏，可以说是当时的现场真的是非常的火爆。
二：神秘三星堆考古再解谜三星堆创造和打破了许多的世界纪录、中国纪录，其中多项纪录入选中国世界纪录协会世界之最、中国之最。
世界上最大的青铜纵目人像。
高64．5公分，两耳间相距138．5公分。
世界上最早的金杖。
长142公分，直径2．3公分，重700多克，上有刻划的人头、鱼鸟纹饰。
三：考古发现三星堆5月底，四川广汉，推开标着“三星堆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考古现场的木栅栏门，拾级而上进入考古大棚，4个透明工作舱内，穿着白色防护服的考古工作人员或在电脑前处理相关数据，或跪在悬空操作平台上拍照提取信息……忙碌而有序。
工作舱内的三星堆遗址3号坑到8号坑是2019年11月至2020年5月新发现的6座三星堆文化“祭祀坑”，在今年3月20日和5月末，这6座“祭祀坑”出土的新文物，包括金面具残片、鸟型金饰片、金箔、巨青铜面具、青铜顶尊人像、青铜扭头跪坐人像等重要文物陆续公布，“三星堆”成为霸屏热词。
从地理位置看，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镇，成都平原北部沱江支流湔江（鸭子河）南岸，是四川盆地目前发现夏商时期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中心性遗址。
沉睡数千年一醒惊天下谈到三星堆遗址，常用“沉睡数千年，一醒惊天下”来描述。
将时钟回拨至上世纪20年代末，广汉太平场（今南兴镇）的燕道诚淘浚溪流，在溪底发现璧形石环数十枚及石圭、玉琮等，就此意外揭开了三星堆考古大发现的序幕。
沿着三星堆遗址考古的时间轴线，1934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
那一年，由时任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的美籍学者葛维汉带队，在广汉太平场月亮湾进行了三星堆的首次发掘，出土器物及残件600余件。
虽然此次发掘只有约短短10天，但意义重大。
新中国成立后，四川省文物部门重新启动三星堆遗址考古工作。
上世纪80年代初，三星堆考古发掘者根据历年所获资料，将属于同一遗址群的各地点统一命名为“三星堆遗址”并首次进行了分期研究，使人们对三星堆遗址的认识从无序走向有序。
时间来到了1986年，由于砖厂工人取土，于当年7月和8月先后发现1、2号“祭祀坑”，随后进行抢救性发掘，出土了青铜面具、青铜人像、青铜神树、金面罩、金杖、大玉璋、象牙等珍贵文物千余件，其中以青铜器为大宗。
相关专家认为“多数文物前所未见，揭示了一种全新的青铜文化面貌，也由此掀起了一个国内外探索三星堆的热潮”。
从1986年三星堆遗址1、2号“祭祀坑”的考古发掘吸引世界就此，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华告诉确实，在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万娇在其2020年9月出版的《从三星堆遗址看成都平原文明进程》一书中，详细梳理了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及考古工作，其中，从1987年到2014年共有15个重要时间点，考古工作包括对三星堆王城的初步认定完成、青关山台地发现“宫殿”基址等。
“非常奇妙、非常独特”是中华文明组成部分5月28日下午，在广汉举行的“中华文化全球推广 三星堆推介会”上，国家文物局副局长胡冰介绍了新发现的6座三星堆文化“祭祀坑”的最新文物出土情况。
“2020年9月至今，34家科研机构、高校系统开展祭祀区考古发掘工作，初步确定了祭祀区的分布范围、堆积状况和年代。
目前，3、4号坑内象牙提取工作已基本完成，下一步将对象牙下文物进行提取；5号坑已完成西北区域除圆形金箔片之外的其他文物提取，基本确认到达坑底，下一步将局部开展实验室考古；6号坑正在进行坑壁以及‘木箱’的整体提取工作；7、8号坑正在发掘坑内填土及灰烬堆积。
现已提取出土象牙、青铜器、金器、玉石器等文物上千件。
”胡冰说。
出土文物一次次更新，犹如打开了三星堆遗址的考古“盲盒”，引发了一轮又一轮的5月30日下午1点多，三星堆遗址4号坑现场负责人许丹阳和几位工作人员“特别激动”，都在盯着“青铜扭头跪坐人像”的提取。
回想起当时的场景，这位“95后”小伙子告诉而此前发布的青铜顶尊人像造型同样奇特：跪姿、双手叉指合拢，头像大眼咧嘴，表情夸张、神态虔诚。
相关专家评价认为，青铜顶尊人像将三星堆独特人像造型与尊造型相结合，彰显了三星堆与中原商王朝的紧密联系，描绘出三星堆虔诚而神圣的祭祀场景，展现了三星堆独特的信仰世界。
“三星堆非常奇妙、非常独特，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中华文化全球推广 三星堆推介会”上，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这样描述三星堆。
“独特”也是踏进三星堆博物馆看到馆内文物的观众的第一反应。
“看到青铜大立人像，我已经感到很神奇了，但看到后来的青铜纵目面具、青铜戴冠纵目面具等展品时，真的是一次比一次震撼。
”5月28日上午，特意选了工作日到博物馆参观的王梅（化名）说自己“被震住了”，她没想到观众会这么多。
在孙华看来，三星堆的独特体现在三星堆遗址既是包含了3个延续的考古学文化的典型遗址，也是有别于中原文化的古蜀文化中心都城，并且在城市规划建设、宇宙观念和宗教崇拜上有自己创造的独特城址。
“比如，三星堆古城的城市规划蕴含着法象天汉的思想，对以后古蜀王国历代都城的规划影响很大，在紧接三星堆古城之后出现的成都金沙遗址、古蜀国最晚的开明王朝的都城成都遗址均可找到印迹。
而且，古蜀国的都城规划思想，在秦灭巴蜀后并没有消失，而是被整合入秦汉文化体系中。
在秦统一后营建的大咸阳、西汉长安城乃至于隋唐洛阳城等，都还可以见到此类规划思想的孑遗。
”孙华说。
实证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发展随着新发现的6座“祭祀坑”考古成果的陆续公布，“这些成果如何解释”备受学界“如果用一句话形容三星堆文化的特质，那就是以地域特征为主导的多元文化面貌。
”在“中华文化全球推广 三星堆推介会”上，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三星堆工作站站长雷雨在回答媒体提问时说，“三星堆遗址的文化遗存首先以地域特征为主并深深烙上了其他地区的文化印记，这体现了三星堆文化的开放性、吸附性及其吸纳能力。
”他进一步举例说，首先，中原地区的夏商文化对其产生极大影响。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镶嵌有绿松石的铜牌饰、铜铃、玉器当中的玉戈、玉璋，老百姓使用的陶盉、觚形器，都是受二里头文化的影响。
商代时期，三星堆的青铜容器，如青铜尊、青铜罍，以及青铜铸造技术，尤其是范铸技术也都源于商文化。
至于那些怪异的、以前在其他地区不曾见过的青铜器，也有大量来自商文化常见的纹饰，如云雷纹、兽面纹、回纹等。
其次，位于长江流域下游地区的良渚文化也是三星堆文化的重要“目前的一个推测是良渚文化覆灭后，一部分良渚先民到了中原，这样，文化因素又从中原辗转到了川西地区。
”雷雨说，“还有值得在王巍看来，三星堆既有青铜面具、青铜神树等独特的文化面貌，同时又与夏商王朝关系密切，学习借鉴了夏商王朝的礼制，比如玉器、牙璋、玉戈等为代表的仪仗制度，商王朝时期的青铜容器代表的礼器制度等。
“由此可见，三星堆对外来文化既吸收借鉴，又创新发展。
尤其冶金技术传到三星堆，发展成为青铜人像、青铜神树这样的铸造技术，是了不得的发明和创造。
古蜀文明以开放的心态积极吸收，又创新发展，所以才如此发达并呈现出浓厚的色彩。
”王巍说。
许丹阳告诉孙华认为，三星堆文明是在中原文明、黄河流域文明和长江流域文明共同作用下产生的。
虽然三星堆是后发展起来的，但是它长期延续、特征最为鲜明，既有学习和模仿，也有创造和发展。
“可以说是多种文化的聚汇，之后又汇入秦汉文化，影响着中华文明。
”有哪些谜底尚未揭开2021年5月18日下午，孙华应邀在南京师范大学做了题为“探索古蜀文明的密码——《从三星堆埋藏坑看古蜀文明》”的报告。
关于“埋藏坑”的说法，孙华表示，在埋藏坑的性质问题上，学界的基本认识已经集中在“祭祀坑”和“埋藏坑”两个方面。
“祭祀坑说”认为，这两个坑是三星堆人特殊祭祀活动的遗存，这是学界最普遍的主流认识；“埋藏坑说”则认为，这是三星堆发生重大变故后毁坏神庙陈设的埋藏。
“根据此次考古新发现，也许会在该问题上有新的推进。
”孙华说。
三星堆祭祀区的新发现有助于解决一些长期悬而未解的学术问题，这是学界的共识，比如有望厘清最基本的年代问题和性质问题。
“过去我们只发现了两个坑，这次新发现从两个坑增加到8个坑，并且对周围进行了详细的勘探，有助于复原当时‘神庙’或‘祭祀区’内部的空间，对完整认识当时的礼仪空间、宗教思想，乃至于反映的宇宙观念，都提供了重要资料。
”孙华说。
从著名的出土文物青铜大立人像手里握的是什么到是否会有文字发现，从如何理解几座“祭祀坑“的关系到三星堆究竟起源于哪里，从古蜀文化在文明交流中如何吸收融合为己所用到是否会有新证据出现支持远距离贸易……三星堆还有许多谜题待解。
正如许丹阳所说：“新发现的6座‘祭祀坑’中出土了很多之前未见过的器物，解决了一些问题，但同时也产生了更多的新问题，比如新出土的器物是怎么制作的，产地在哪里，祖型是什么，谁在使用……我们抱着这样的好奇心去探索，但可能需要较长的时间来做基础性的整理与研究工作。
”令人振奋的是，本次三星堆考古发掘工作秉持“课题预设、保护同步、多学科融合、多团队合作”的理念，展现了中国考古理念和考古技术的新进步。
在考古现场，“三星堆祭祀区考古现场发掘估计能在10月前结束，但之后的整理，需要的时间可能不只七八年。
”孙华说。
链 接三星堆文化涉及更大范围20世纪80年代至今，国家文物局指导四川省开展大规模调查勘探和发掘工作，陆续发现三星堆古城、月亮湾小城、仓包包小城、青关山大型建筑基址、仁胜村墓地等重要遗迹，不断明确三星堆遗址分布范围、结构布局。
考古工链 接三星堆龙造型龙的造型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在中国境内有大量的发现，是中华文明具有标志性的造型之一，并在后世被解读为中华民族的象征。
三星堆把龙的造型装饰到跪坐人头上所顶的青铜大口尊的肩部，并且它比一般的铜尊肩部装饰要大得多，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文化现象。
这是三星堆文明在吸收、借鉴其他区域文明因素的同时，发挥创造力的突出表现。
延伸阅读多科技手段集成应用此次考古发掘，协调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国内多家科研机构和高校参与，形成考古、保护与研究联合团队。
考古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