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揭晓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祭祀区、陕西西安江村大墓等入选
四川稻城皮洛遗址、河南南阳黄山遗址、湖南澧县鸡叫城遗址、山东滕州岗上遗址、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祭祀区、湖北云梦郑家湖墓地、陕西西安江村大墓、甘肃武威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群、新疆尉犁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安徽凤阳明中都遗址入选。
四川稻城皮洛遗址 皮洛遗址位于四川
【菜科解读】
人民网北京3月31日电 （刘微）3月31日，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揭晓。
四川稻城皮洛遗址、河南南阳黄山遗址、湖南澧县鸡叫城遗址、山东滕州岗上遗址、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祭祀区、湖北云梦郑家湖墓地、陕西西安江村大墓、甘肃武威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群、新疆尉犁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安徽凤阳明中都遗址入选。
四川稻城皮洛遗址
皮洛遗址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稻城县，平均海拔超过3750米，地处金沙江二级支流傍河的三级阶地上。
遗址南北长约2000米，东西宽约500米，总面积约100万平方米。
遗址建立了科学的地表采集系统，详细记录地表所有典型石制品的类型、风化磨蚀情况和三维坐标，极大地填补了发掘面积有限的不足，系统地还原了整个遗址范围内不同时期遗物的空间分布状况，目前已采集典型石制品3000余件。
整体上看，皮洛遗址是一处时空位置特殊、规模宏大、地层保存完好、文化序列清楚、遗物遗迹丰富、技术特色鲜明、多种文化因素叠加的罕见的超大型旧石器时代旷野遗址，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河南南阳黄山遗址
黄山遗址位于南阳市东北部卧龙区蒲山镇黄山村南、白河西岸，分布在一处五级台地组成的高17米小土山上及周围。
其中，仰韶文化坊居式建筑群是国内保存最好的史前建筑之一，墙体存留高，内部设施齐全，大批遗物原位保存，再现古人制造玉石器与生活的基本场景。
黄山遗址是一处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玉石器制作特征鲜明的中心性聚落遗址，在南阳盆地中遗址面积最大，遗迹规格最高，内涵丰富，反映了新石器时代晚期南北文化交流融合发展的基本特点，为探讨豫西南地区社会复杂化和文明化进程提供了关键材料。
湖南澧县鸡叫城遗址
鸡叫城遗址位于湖南省常德市澧县涔南镇鸡叫城村，地处洞庭湖西北的澧阳平原，西南距城头山遗址13公里。
鸡叫城由彭头山文化的普通居住点发展为环壕聚落，然后发展为城壕聚落及聚落集群，一直延续至肖家屋脊文化时期，显示其具有跨越时间和文化的连续性与稳定性，具有极强的内在凝聚力。
海量稻谷糠壳和稻田、稻田片区的发现，为理解稻作农业视野下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国家形成的途径与方式提供了重要资料。
考古揭示出多重环壕所组成的城壕聚落集群、水渠和稻田片区，亦是距今5000年前后长江中游稻作农业社会所达到的史前文明化之最高层级。
山东滕州岗上遗址
岗上遗址位于滕州市东沙河街道陈岗村东部漷河两岸，依河流和公路可将遗址分为东、西、南三部分，是海岱地区目前发现面积最大的大汶口文化城址。
根据地层关系及出土陶片判断，城址时代为大汶口文化晚期。
岗上遗址大型城址的发现，连同一批显示了社会剧烈分化、财富集中于大墓、突出器物箱的棺椁制度及一整套陶玉骨牙器为代表的礼器等，为实证海岱地区以至中华文明五千年提供了第一手材料。
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祭祀区
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市西郊，地处成都平原北部沱江流域，面积约12平方公里。
从2020年3月启动发掘至今，共计发掘面积1202平方米，初步摸清了祭祀区的分布范围和内部布局。
6座祭祀坑出土编号文物12000余件，其中铜器1000余件、金器520余件、玉器530余件、石器120余件、陶器13件，另提取完整象牙450余根，重要文物包括金面具、鸟形金箔饰、铜顶尊跪坐人像、玉璋、神树纹玉琮等，部分文物的造型和纹饰前所未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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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现的前所未见的遗迹和文物，进一步丰富了三星堆遗址的文化内涵；也将深化关于三星堆遗址及古蜀文明的祭祀场景和祭祀体系研究，弥补以往这方面研究的缺陷和空白。
同时，进一步实证和阐释古蜀文明是中华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基本认识。
湖北云梦郑家湖墓地
郑家湖墓地位于湖北省云梦县城关镇，楚王城城址的东南郊，总面积约15万平方米，西距睡虎地墓地约3000米。
遗址出土了一批珍贵的文字材料，包括遣策、铜鼎铭文和长文木觚。
其中，战国晚期木觚全文约700字，记载谋士游说秦王寝兵立义，体例和文风与《战国策》近似，为目前所见年代最早的中华第一长文觚，形制罕见，内涵丰富，学术价值重大。
本次发掘清理了一批难得的秦文化饱水墓葬，极大地丰富了秦墓资料的完整性；活化了秦汉帝国大一统进程中重要节点的历史场景。
陕西西安江村大墓
江村大墓位于西安市东郊白鹿原上，北距世传为汉文帝霸陵的凤凰嘴约2000米。
考古资料表明，江村大墓及其周边的遗迹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陵区，与汉高祖长陵、汉景帝阳陵等形制要素相近，平面布局相似，整体规模相当，并有显而易见的发展演变轨迹。
结合文献记载，可以确认江村大墓即为汉文帝霸陵。
本次考古工作否定了凤凰嘴为汉文帝霸陵的传统认识，确定了霸陵的准确位置，解决了西汉十一陵的名位问题。
包括汉文帝霸陵在内的西汉帝陵规模、形制、布局及内涵的基本掌握，为西汉帝陵制度形成、发展、演变的研究提供了详实的考古资料，为中国古代帝王陵墓制度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
甘肃武威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群
甘肃武威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群位于甘肃省武威市西南，地处祁连山北麓，主要分布于武威南山区冰沟河与大水河中下游北岸的山岗之上。
墓葬均具有唐早中期中原地区高等级墓葬的基本特征，以唐代葬制为主，兼有吐谷浑、吐蕃、北方草原等文化因素。
该墓群的发现使我们能够从文字和实物层面，生动揭示吐谷浑民族逐渐融入中华文明体系的历史史实，并从中窥见归唐吐谷浑人思想观念、物质生活、文化认同等历史细节的变迁，为增强民族文化自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提供典型案例，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提供学术支撑。
新疆尉犁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
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位于新疆尉犁县东南90公里处的荒漠无人区，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孔雀河烽燧群中的一座。
遗址累计清理出土各类遗物1450余件（组），均为戍边将士日常生活、工作实用器物。
其中以883件文书最为引人注目，这不仅是国内遗址考古出土数量最大的一批唐代文书资料，也是首次发现的唐代汉文木简实物标本。
考古发掘首次揭露了唐代沙堆烽遗址的全貌，为了解唐代戍边生活，认识羁縻府州政治管理体制，研究古代军事制度，特别是边塞烽堠机构的运行等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安徽凤阳明中都遗址
明中都是明太祖朱元璋在家乡凤阳兴建的都城。
城址由三重城垣构成，面积达50平方公里。
城垣、宫殿、坛庙、中央官署、军事设施，与路网、水系及建城时的窑址、石料厂等遗存共同构成了庞大的明中都遗址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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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中都前朝区宫殿的形态因史料记载不详而一直成谜，201521年的发掘廓清了明中都前朝主殿及附属建筑的布局，解决了40余年来的猜测和争论，极大地推进了明中都的认识和研究。
宫殿布局和结构的廓清弥补了宋元到明清时期宫殿制度转变的关键环节材料，从实物上印证了明中都城在中国古代都城规划中上承宋元、下启明清的历史作用。
（海报制作：实习生赵楚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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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考古现场：是否和商周变革有关？
”而商王武丁以后的器物，目前还没有看到。
古代上，，商王武丁以后，周人逐渐崛起。
“那个时候三星堆的人在商和刚刚兴起的周之间，是否做了一些选择?” 史籍记载，古蜀国是参加了灭商战役的，周武王灭商时“牧誓八国”里面，第二个国家就是蜀，“有可能三星堆以后的成都十二桥文化的方国与周的关系更紧密，或者三星堆人中有一部分倾向于周，借助周的力量消灭了另外一方的势力。
” 不过，目前三星堆祭祀区8个坑还尚未发掘完毕，“里面最晚的东西是怎么样的，也还不清楚，不过我觉得我们离原因不远了.... 现在4号坑的测年年代是公元前1100多年，距离商周变革时期已经不是太远了。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北京大学对6个坑的73份炭屑样品使用碳14年代检测方法进行了分析，对年代分布区间进行了初步判定。
其中K4坑年代最有可能是在公元前1199年至公元前1017年，也就是距今约3200年至3000年，这就印证了三星堆新发现的4号坑碳14检测的年代区间属于商代晚期。
考古大揭秘之三星堆之谜下，三星堆文物考古
那么，三星堆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古国呢？为什们看到了一个神秘的古蜀国，这个古蜀国的存在时间非常久远，甚至可以追溯到5000年前。
那么，三星堆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古国呢？为什么能够有如此悠久的历史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探究一下。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三星堆遗址的发现过程。
一：考古学家发现三星堆三星堆博物馆因为需要维修馆中的电路，所以在5月10日至11日这两天时间进行闭馆。
自从考古学家在三星堆发现古代文物，并有一次程度的研究发现，因此引起了许多人对于三星堆文物一饱眼福的愿望，而在五一长假期间，三星堆博物馆仅仅三天就吸引了将近五万人前来观赏，可以说是当时的现场真的是非常的火爆。
二：神秘三星堆考古再解谜三星堆创造和打破了许多的世界纪录、中国纪录，其中多项纪录入选中国世界纪录协会世界之最、中国之最。
世界上最大的青铜纵目人像。
高64．5公分，两耳间相距138．5公分。
世界上最早的金杖。
长142公分，直径2．3公分，重700多克，上有刻划的人头、鱼鸟纹饰。
三：考古发现三星堆5月底，四川广汉，推开标着“三星堆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考古现场的木栅栏门，拾级而上进入考古大棚，4个透明工作舱内，穿着白色防护服的考古工作人员或在电脑前处理相关数据，或跪在悬空操作平台上拍照提取信息……忙碌而有序。
工作舱内的三星堆遗址3号坑到8号坑是2019年11月至2020年5月新发现的6座三星堆文化“祭祀坑”，在今年3月20日和5月末，这6座“祭祀坑”出土的新文物，包括金面具残片、鸟型金饰片、金箔、巨青铜面具、青铜顶尊人像、青铜扭头跪坐人像等重要文物陆续公布，“三星堆”成为霸屏热词。
从地理位置看，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镇，成都平原北部沱江支流湔江（鸭子河）南岸，是四川盆地目前发现夏商时期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中心性遗址。
沉睡数千年一醒惊天下谈到三星堆遗址，常用“沉睡数千年，一醒惊天下”来描述。
将时钟回拨至上世纪20年代末，广汉太平场（今南兴镇）的燕道诚淘浚溪流，在溪底发现璧形石环数十枚及石圭、玉琮等，就此意外揭开了三星堆考古大发现的序幕。
沿着三星堆遗址考古的时间轴线，1934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
那一年，由时任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的美籍学者葛维汉带队，在广汉太平场月亮湾进行了三星堆的首次发掘，出土器物及残件600余件。
虽然此次发掘只有约短短10天，但意义重大。
新中国成立后，四川省文物部门重新启动三星堆遗址考古工作。
上世纪80年代初，三星堆考古发掘者根据历年所获资料，将属于同一遗址群的各地点统一命名为“三星堆遗址”并首次进行了分期研究，使人们对三星堆遗址的认识从无序走向有序。
时间来到了1986年，由于砖厂工人取土，于当年7月和8月先后发现1、2号“祭祀坑”，随后进行抢救性发掘，出土了青铜面具、青铜人像、青铜神树、金面罩、金杖、大玉璋、象牙等珍贵文物千余件，其中以青铜器为大宗。
相关专家认为“多数文物前所未见，揭示了一种全新的青铜文化面貌，也由此掀起了一个国内外探索三星堆的热潮”。
从1986年三星堆遗址1、2号“祭祀坑”的考古发掘吸引世界就此，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华告诉确实，在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万娇在其2020年9月出版的《从三星堆遗址看成都平原文明进程》一书中，详细梳理了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及考古工作，其中，从1987年到2014年共有15个重要时间点，考古工作包括对三星堆王城的初步认定完成、青关山台地发现“宫殿”基址等。
“非常奇妙、非常独特”是中华文明组成部分5月28日下午，在广汉举行的“中华文化全球推广 三星堆推介会”上，国家文物局副局长胡冰介绍了新发现的6座三星堆文化“祭祀坑”的最新文物出土情况。
“2020年9月至今，34家科研机构、高校系统开展祭祀区考古发掘工作，初步确定了祭祀区的分布范围、堆积状况和年代。
目前，3、4号坑内象牙提取工作已基本完成，下一步将对象牙下文物进行提取；5号坑已完成西北区域除圆形金箔片之外的其他文物提取，基本确认到达坑底，下一步将局部开展实验室考古；6号坑正在进行坑壁以及‘木箱’的整体提取工作；7、8号坑正在发掘坑内填土及灰烬堆积。
现已提取出土象牙、青铜器、金器、玉石器等文物上千件。
”胡冰说。
出土文物一次次更新，犹如打开了三星堆遗址的考古“盲盒”，引发了一轮又一轮的5月30日下午1点多，三星堆遗址4号坑现场负责人许丹阳和几位工作人员“特别激动”，都在盯着“青铜扭头跪坐人像”的提取。
回想起当时的场景，这位“95后”小伙子告诉而此前发布的青铜顶尊人像造型同样奇特：跪姿、双手叉指合拢，头像大眼咧嘴，表情夸张、神态虔诚。
相关专家评价认为，青铜顶尊人像将三星堆独特人像造型与尊造型相结合，彰显了三星堆与中原商王朝的紧密联系，描绘出三星堆虔诚而神圣的祭祀场景，展现了三星堆独特的信仰世界。
“三星堆非常奇妙、非常独特，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中华文化全球推广 三星堆推介会”上，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这样描述三星堆。
“独特”也是踏进三星堆博物馆看到馆内文物的观众的第一反应。
“看到青铜大立人像，我已经感到很神奇了，但看到后来的青铜纵目面具、青铜戴冠纵目面具等展品时，真的是一次比一次震撼。
”5月28日上午，特意选了工作日到博物馆参观的王梅（化名）说自己“被震住了”，她没想到观众会这么多。
在孙华看来，三星堆的独特体现在三星堆遗址既是包含了3个延续的考古学文化的典型遗址，也是有别于中原文化的古蜀文化中心都城，并且在城市规划建设、宇宙观念和宗教崇拜上有自己创造的独特城址。
“比如，三星堆古城的城市规划蕴含着法象天汉的思想，对以后古蜀王国历代都城的规划影响很大，在紧接三星堆古城之后出现的成都金沙遗址、古蜀国最晚的开明王朝的都城成都遗址均可找到印迹。
而且，古蜀国的都城规划思想，在秦灭巴蜀后并没有消失，而是被整合入秦汉文化体系中。
在秦统一后营建的大咸阳、西汉长安城乃至于隋唐洛阳城等，都还可以见到此类规划思想的孑遗。
”孙华说。
实证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发展随着新发现的6座“祭祀坑”考古成果的陆续公布，“这些成果如何解释”备受学界“如果用一句话形容三星堆文化的特质，那就是以地域特征为主导的多元文化面貌。
”在“中华文化全球推广 三星堆推介会”上，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三星堆工作站站长雷雨在回答媒体提问时说，“三星堆遗址的文化遗存首先以地域特征为主并深深烙上了其他地区的文化印记，这体现了三星堆文化的开放性、吸附性及其吸纳能力。
”他进一步举例说，首先，中原地区的夏商文化对其产生极大影响。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镶嵌有绿松石的铜牌饰、铜铃、玉器当中的玉戈、玉璋，老百姓使用的陶盉、觚形器，都是受二里头文化的影响。
商代时期，三星堆的青铜容器，如青铜尊、青铜罍，以及青铜铸造技术，尤其是范铸技术也都源于商文化。
至于那些怪异的、以前在其他地区不曾见过的青铜器，也有大量来自商文化常见的纹饰，如云雷纹、兽面纹、回纹等。
其次，位于长江流域下游地区的良渚文化也是三星堆文化的重要“目前的一个推测是良渚文化覆灭后，一部分良渚先民到了中原，这样，文化因素又从中原辗转到了川西地区。
”雷雨说，“还有值得在王巍看来，三星堆既有青铜面具、青铜神树等独特的文化面貌，同时又与夏商王朝关系密切，学习借鉴了夏商王朝的礼制，比如玉器、牙璋、玉戈等为代表的仪仗制度，商王朝时期的青铜容器代表的礼器制度等。
“由此可见，三星堆对外来文化既吸收借鉴，又创新发展。
尤其冶金技术传到三星堆，发展成为青铜人像、青铜神树这样的铸造技术，是了不得的发明和创造。
古蜀文明以开放的心态积极吸收，又创新发展，所以才如此发达并呈现出浓厚的色彩。
”王巍说。
许丹阳告诉孙华认为，三星堆文明是在中原文明、黄河流域文明和长江流域文明共同作用下产生的。
虽然三星堆是后发展起来的，但是它长期延续、特征最为鲜明，既有学习和模仿，也有创造和发展。
“可以说是多种文化的聚汇，之后又汇入秦汉文化，影响着中华文明。
”有哪些谜底尚未揭开2021年5月18日下午，孙华应邀在南京师范大学做了题为“探索古蜀文明的密码——《从三星堆埋藏坑看古蜀文明》”的报告。
关于“埋藏坑”的说法，孙华表示，在埋藏坑的性质问题上，学界的基本认识已经集中在“祭祀坑”和“埋藏坑”两个方面。
“祭祀坑说”认为，这两个坑是三星堆人特殊祭祀活动的遗存，这是学界最普遍的主流认识；“埋藏坑说”则认为，这是三星堆发生重大变故后毁坏神庙陈设的埋藏。
“根据此次考古新发现，也许会在该问题上有新的推进。
”孙华说。
三星堆祭祀区的新发现有助于解决一些长期悬而未解的学术问题，这是学界的共识，比如有望厘清最基本的年代问题和性质问题。
“过去我们只发现了两个坑，这次新发现从两个坑增加到8个坑，并且对周围进行了详细的勘探，有助于复原当时‘神庙’或‘祭祀区’内部的空间，对完整认识当时的礼仪空间、宗教思想，乃至于反映的宇宙观念，都提供了重要资料。
”孙华说。
从著名的出土文物青铜大立人像手里握的是什么到是否会有文字发现，从如何理解几座“祭祀坑“的关系到三星堆究竟起源于哪里，从古蜀文化在文明交流中如何吸收融合为己所用到是否会有新证据出现支持远距离贸易……三星堆还有许多谜题待解。
正如许丹阳所说：“新发现的6座‘祭祀坑’中出土了很多之前未见过的器物，解决了一些问题，但同时也产生了更多的新问题，比如新出土的器物是怎么制作的，产地在哪里，祖型是什么，谁在使用……我们抱着这样的好奇心去探索，但可能需要较长的时间来做基础性的整理与研究工作。
”令人振奋的是，本次三星堆考古发掘工作秉持“课题预设、保护同步、多学科融合、多团队合作”的理念，展现了中国考古理念和考古技术的新进步。
在考古现场，“三星堆祭祀区考古现场发掘估计能在10月前结束，但之后的整理，需要的时间可能不只七八年。
”孙华说。
链 接三星堆文化涉及更大范围20世纪80年代至今，国家文物局指导四川省开展大规模调查勘探和发掘工作，陆续发现三星堆古城、月亮湾小城、仓包包小城、青关山大型建筑基址、仁胜村墓地等重要遗迹，不断明确三星堆遗址分布范围、结构布局。
考古工链 接三星堆龙造型龙的造型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在中国境内有大量的发现，是中华文明具有标志性的造型之一，并在后世被解读为中华民族的象征。
三星堆把龙的造型装饰到跪坐人头上所顶的青铜大口尊的肩部，并且它比一般的铜尊肩部装饰要大得多，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文化现象。
这是三星堆文明在吸收、借鉴其他区域文明因素的同时，发挥创造力的突出表现。
延伸阅读多科技手段集成应用此次考古发掘，协调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国内多家科研机构和高校参与，形成考古、保护与研究联合团队。
考古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