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丁戊奇荒？丁戊奇荒造成了什么影响？

简介 丁戊奇荒，是中国华北地区发生于元年(1875年)至四年(1878年)之间的一场罕见的特大旱灾饥荒。

1877年为丁丑年，1878年为戊寅年，因此史称“丁戊奇荒”。

时任山西巡抚的称之为“二百余年未有之灾” 。

这场灾害波及山西、直隶、陕西、河南、山东等省，造成1000余万人饿死，另有2000余万灾民逃荒到外地，对中国晚清历史发生了深远影响。

发生 19世纪70年代中后期，正当洋务派“求强”“求富”活动紧锣密鼓地进行之际，一场罕见的特大灾荒洗劫了中国大地，特别是北部中国。

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等省持续三年大面积干旱，这次大旱的特点是时间长、范围大、后果特别严重。

从1876年到1879年，大旱持续了整整四年;受灾地区有山西、河南、陕西、直隶(今河北)、山东等北方五省，并波及苏北、皖北、陇东和川北等地区;大早旱不仅使农产绝收，田园荒芜，而且。

饿殍载途，白骨盈野”，饿死的人竟达一千万以上!由于这次大旱以1877年、1878年为主，而这两年的阴历干支纪年属丁丑、戊寅、所以人们称之为“丁戊奇荒”;又因河南、山西旱情最重，又称“晋豫奇荒’、“晋豫大饥”。

这场灾荒的主要原因是持续四年的旱灾，但也有人祸，有人说是因为当时黑暗的政治统治。

在晚清时期，官员向农民征收的税种十分多。

同时，由于农业技术的低下，收成好时都不能温饱，更不要说大灾了。

也有人说是当时清政府公开允许种植鸦片(土药)，导致农村大量土地种植利润更高的鸦片，而粮食播种面积减小。

地方各省官员禁止本省粮食出省，对邻省搞封锁，也加剧了灾情。

还有人认为是不断发生的农民起义造成了粮食的减产。

如晚清的运动，其坚持斗争长达20年。

清政府在镇压这些起义时需要从全国调兵遣将，，这对农业的破坏是致命的。

这场饥荒，对囊空如也的晚清政权而言，是一场巨大的考验——传统农业帝国下的“荒政”早已在天国之乱后被肢解得支离破碎，近代社会救济和保障体系又远未建立。

但吊诡的是，如此惨烈的饥荒，前后四年，虽有不计其数的小规模民众暴动，但最终竟然没有一起暴动发展成传统意义上的“农民起义”。

在政府控制力无法深入社会最底层的晚清时代，这简直是个奇迹。

灾情 这场大旱灾是光绪元年(1875年)拉开序幕的。

这一年，北方各省大部分地区先后呈现出干旱的迹象，京师和直隶地区在仲春时节便显示了灾情。

一直到冬天.仍然雨水稀少。

与此同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甘肃等省，都在这年秋后相继出现严重旱情。

光绪二年(1876年)，旱情加重，受灾范围也进一步扩大。

以直隶、山东、河南为主要灾区，北至辽宁、西至陕甘、南达苏皖，形成了一片前所未有的广袤旱区。

京师及直隶地区，因旱情加重，全省收成减半。

旱灾引发蝗灾，从天津以北至南各地，蝗虫遮天蔽日，把枯萎的残存庄稼吞食精光。

到夏秋之间，又因阴雨连绵，大清河、滹沱河、潴龙河、南运河、漳河、卫河同时泛滥，致使遭受了旱、蝗之灾的土地又被水淹。

这一年，直隶省遭受水、旱、风、雹的地区达63个州县。

河南省的灾情和直隶相近。

从春到夏，旱情日重。

尤其是黄河以北的彰德、怀庆、卫辉三府，旱情更为严峻。

入夏以后，旱情稍有缓解，但彰德、卫辉和光州等地又遭水灾，田地被淹。

不过，就全省情况而言.仍以旱为主。

全省农业歉收，减产一半左右。

因此，“乏食贫民，所在多有”，仅开封一地，靠赈灾粥厂就食的灾民即达7万余人。

这一年，山东省全年皆旱。

除章丘等小部地区有一段时间略遭水灾外，绝大部分地区均遭旱灾，全省收成不到三分。

《山东通志》称该年全省“大旱.民饥”。

据《申报》载，、由于旱灾，山东各地灾民纷纷逃荒、闹荒或祈雨。

但祈雨无济于事.各处“饥黎鬻妻卖子流离死亡者多，其状”(1876年12月11日 《申报》)。

旱魃向南为虐，祸及苏北和皖北。

苏北各地这一年开春到年底，一直末下透雨，海州(今连云港)、棉田等地大片大片的农田减产或绝牧。

旱灾引发了蝗灾，禾苗被吞噬一空。

旱蝗交迫之下，灾民“逃亡饿死者不计其数”。

一些灾民甚至“饥则掠人食”，致使‘旅行者往往失踪，相戒裹足”。

苏北的社会秧序，因严酷的旱灾而变得动荡不安。

为了活命.饥民纷纷渡江南下，由苏南的地方官员和土绅在苏、松、太以及江阴、镇江、扬州等地收容的流民达九万余人。

皖北的旱情与苏北相似。

入夏之后，持续乾旱;许多地方连禾苗也末能栽插：后虽下过一些雨，但“又复连日烈日。

”，连补种的庄核也大多枯死;当年全省收成减半。

有的地方颗粒无收。

于是，成群结队的饥民.汇成了四出逃荒的人流。

这一年，北方的陕西、山西、辽宁等省.也遭受到旱灾的威胁。

陕西全年干旱，夏秋歉收，冬春多数地方种不下去。

山西因旱灾严重，秋禾收成歉薄.介休、平遥等县几乎颗粒无收。

奉天的义州(今辽宁义县)，因大旱无雨，饥户多达十万，广大农民在饥饿中痛苦地挣扎著。

经过近两年的大旱之后，华北大部分地区的灾情在丁丑年(1877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状态，尤其是山西省.旱荒空前;山西巡抚曾国荃在奏议中说灾区“赤地千有余里，饥民至五六百万之众，大□奇灾，古所未见”(《曾忠襄公奏议》卷8)。

毁灭性的旱灾，使山西农村长时间大面积的减产与绝收。

连续两年的饥荒，使农户蓄藏一空将愈来愈多的灾民推向死亡的边缘。

饥饿难当的灾民为了“苟廷一息之残喘，或“取小石子磨粉，和面为食”，或“掘观音白泥以充饥”，结果“不数日间，泥性发胀，腹破肠摧，同归于尽(1877年6月30日《申报》)。

随著旱情的发展，可食之物的罄尽，“人食人”的惨剧发生了。

大旱的第三年(1877年)冬天，重灾区山西，到处都有人食人现象。

吃人肉、卖人肉者，比比皆是。

有活人吃死人肉的，还有将老人或孩子活杀吃的……无情旱魔，把灾区变成了人间地狱! 河南的灾情，与山西相似。

经过连续两年的大早，富饶的中州平原，已化为千里赤地。

当年的《申报》刊登消息，说河南全省“歉收者50余州县，全荒者28州县”。

但是，奉旨帮办河南赈务的刑部左侍郎袁保恒抵豫则宣布：全省报灾者八十七个州县，饥民五六百万。

旱灾的阴影，同时还笼罩著陕西全省。

同州府员的大荔、朝邑、邰阳(今合田)、澄城、韩城、白水及附近各县，灾情。

极重极惨”。

走投无路的饥民铤而走险，聚众抢粮，有的甚至“拦路纠抢，私立大纛，上书‘王法难犯，饥饿难当’八字”。

甘肃东部、四川北部，也发生了的大旱。

《南江县志》对川北的旱灾有翔实的记载：“丁丑岁，川之北亦旱，而巴(中)、南(江)、通(江)三州县尤甚……赤地数百里，禾苗焚稿，颗粒乏登，米价腾涌，日甚一日，而贫民遂有乏食之惨矣：蔬糠既竭，继以草木，面麻根、蕨根、棕梧、批把诸树皮掘剥殆尽……登高四望，比户萧条，炊烟断缕，鸡犬绝声。

服鸠投环、堕岩赴涧轻视其身者日闻于野。

父弃其子，兄弃其弟，夫弃其妻，号哭于路途……是冬及次年春，或举家悄毙.成人相残食，馑(死部)殍不下数万。

” 这一年，包括京师在内的直隶和鲁西北地区以及江苏、安徽的部分地区，依然有较严重的旱灾。

以直隶县为例，仅河间一府就有二百余万灾民。

灾荒之年，社会动荡，许多灾民为死里求生而铤而走险。

在武强县，有灾民组成的“砍刀会”;霸州、通州等地方也多有灾民组织武装.进行抢粮斗争。

到1878年初，北方大部分地区仍然持续干旱。

山西省自春至夏，旱情未得缓解;到6月间有过短暂的雨水期，之后又连续亢旱，一直延续到次年七月。

不过从整个灾区来看，旱情开始减轻，陕西、山东、河南、直隶等省.旱情都趋于缓解。

但是，经过连续三年的特大旱灾，老百姓对于天灾的承受能力已近乎极限，因旱灾带来的各种人间惨剧，并未因旱情的缓解而相应地减少，反而更多更严重了。

在山西.越来越多的村庄和家庭毁灭于天灾之中。

在河南，侥幸活下来的饥民大多奄奄一息，“既无可食之肉，又无割人之力”，一些气息犹存的灾民，倒地之后即为饿犬残食。

在直隶河间府，一些壮年饥民“竟在领受赈济的动作中倒死在地上。

”这一年的春夏之交，一场大面积瘟疫向灾区袭来。

河南省几乎十人九病，陕西省“灾后继以疫疠，道馑(死 部)相望;山西省百姓因疫而死的达十之二三。

进入光绪五年(1879年)，尽管山西省仍然大旱如故，但在东起直鲁、西迄陕甘的广阔土地上，毕竟已降下甘霖，乾涸的河床里重新荡漾起清波，龟裂的土地开始滋润，并重新泛起了绿意。

旱灾.已进入尾声，苦难的岁月就要结束。

可是，正当的人们准备重建家园之时，一场新的灾难骤然而至，这就是7月1日发生在甘肃武都的震级达8级、烈度为11度的大地震。

在地震中受到破坏或受到影响的地区，大部分在旱灾区域之内。

瘟疫和地震，把“丁戊奇荒’推向的境地!据不完全统计，从1876年到1878年，仅山东、山西、直隶、河南、陕西等北方五省遭受旱灾的州县分别为222、402和331个.共955个。

而整个灾区受到旱灾及饥荒严重影响的居民人数，估计在一亿六千万到二亿左右，约占当时全国人口的一半;直接死于饥荒和瘟疫的人数.在一千万人左右;从重灾区逃亡在外的灾民不少于二千万人(参见李文梅等《中国近代十大灾荒》)。

末年这场特大旱灾，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场大劫难!当年清朝官员提起这场旱灾，称其为有清一代“二百三十余年末见之惨凄，未闻之悲痛”。

救治方法 1870年以后，洋务活动已在创办近代军事工业初见成效的“求强”基础上，开始向创办近代民用企业“求富”阶段过渡。

这个阶段，洋务派除了继续兴办军工企业并编练新式海军之外，又创办了一批涉及采矿、冶炼、纺织、航运、电报等部门的民用企业。

这些新式民用企业的创办， 在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开通社会风气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丁戊奇荒的赈济，主要不是靠政府力量，因为当时清政府的财政非常困难。

灾民主要靠有限的民间赈济，一是江南士绅自发到华北特别是山东赈灾，赈灾的重点对象是儿童;二是外国教会也积极赈灾，但在河南省遭到强烈抵制，传教士甚至无法在河南省立足，但传教士在山东省获得了部分成功。

设立“粥厂”，是大清国收容灾民的主要方式，目的十分明确，一是“救死”，二是“防流”——防止出现流民。

从社会治理角度看，“防流”比“救死’’更重要，“救死”的目的也是“防流”。

所谓“凶年多盗”，大灾之后引起大乱，翻看中国历史，因流民暴乱而导致天下大乱，乃至战争大爆发的，不计其数。

因此，以开办粥厂等赈灾方式来收容灾民，防止出现流民，是早在清朝入关之前就已经在主流社会取得共识的牧民要术。

“流民者，饥民也。

与其缉之于既流之后，不若抚之于未流之先”(清代杨景仁《筹济编》)。

“丁戊奇荒”中，灾民人数之众、范围之广、时间之久，史上空前，甚至连北京这样的地方，赈灾的速度也赶不上灾民的增长速度，“骜者沿街抢夺，舍命而不悔”。

参与山西赈灾的美国传教士李提摩太说：“灾难在所有人的心中激起了邪恶的念头，民众开始惊慌不安，社会秩序陷入了混乱……一群妇女蜂拥进一位富人的家里，占领了它，在那儿生火做饭，然后又拥到另一家吃下一顿饭。

男人们看到这种办法不错。

便组成了五百余人的群体，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地劫掠取食”。

各地虽然还未出现扯旗放炮、公然暴动的恶性事件，但是类似李提摩太所描绘的“吃大户”这样的小规模骚乱几乎天天不断，“盗匪”们甚至公然在官道上竖起大旗“王法难犯，饥饿难当”。

遍地的星星之火，虽然渺小，但一旦燎原，局势将不可想象。

因此，从到军机处，乃至、，都深感“防流”的紧迫性，也因此不惜血本地加大各地的赈灾力度，全力控制灾民。

地处灾区的天津固然要严防死守，连远离灾区的江南，也到处是“粥厂”。

数百万灾民拥进锦绣江南，地方官绅们竭尽全力，层层堵截，“就地留养”。

江苏巡抚吴元炳从最北边的、远离江南的徐州就开始设卡拦截，当徐州的官员还对开办粥厂的重要性认识不清，经费不能落实时，堂堂的吴元炳立即带头捐款。

徐州往南，吴元炳在清江设立了17个粥厂，收容四万五千余人。

再往南，扬州成为拦截收容灾民的主阵地。

扬州城外的五台山，本有军营旧址，如今砌上围墙，只留一门。

四边再挖掘壕沟包围，俨然一个大监狱。

被收容于此的灾民，一律编号分队，实行军事化管理。

扬州五台山一共设立了11个粥厂，收容灾民四万二千余人。

南京、苏州等重镇也都在城外设置了粥厂，地府官员亲自负责，甚至连上海这样的国际大都市，也在灾荒开始的第一年收容了一千二百多人。

但是，灾民似乎越截越多，到1877年底，苏州收容的灾民已经超过二万人，情况危急。

而大量的灾民继续南下，最后连杭州城内也人满为患，社会秩序极为混乱。

对于流民的危害性，李鸿章十分清楚，他说：“北省伏莽甚多，匪徒乘饥思逞，时需分投防剿。

”对此，他采取了两手抓：一手抓赈济、抓抚恤，全方位、多渠道地筹粮筹款，不仅破天荒地接受外国的救助，而且还加大了“卖官鬻爵”的“捐纳”力度;另一手抓收容、抓镇压，军队进入灾区进行戒备，“分路弹压巡缉，并令地方文武严密防捕，如有奸民借荒纠抢，持械行强者，准即严孥正法以遏乱萌”。

自嘲为“裱糊匠”的李鸿章，如今又成了治安“消防队队长”。

为了减轻各地尤其是京津地区的“粥厂”压力，李鸿章下令在寒冬过后，就必须给灾民发放路费和粮食，遣送回乡，准备灾区的春耕播种。

但是，这场大旱灾足足持续三年，耕种无望，没有饿死的灾民继续逃荒。

这种一而再、再而三的“流民”风险，令大清政府的神经高度紧张。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以江南士绅为代表的地方士绅们，与政府一拍即合，开始了对民间赈灾的大幅度改革，改变了传统“义赈”坐等灾民上门的做法，而是深入灾区。

试图将“防流”工作从源头做起。

社会影响 虽然光绪初年爆发的“丁戊奇荒”主要打击了华北地区，但其对中国的另一个重要区域即江南同样造成了重大的社会影响。

而学界以往的考察，基本上都忽视了从江南的地方性视角出发来理解这场灾荒的意义，因此在论及中国近代救荒事业的一个重要变动即晚清义赈的兴起时，其判断并不完全准确。

“丁戊奇荒”影响江南的首要表现，便是北方灾区的大批饥民纷纷涌入江南地区，给当地带来了很大的不安因素，江南地方精英很快动员起来抵御难民潮。

其中，苏州绅士谢家福于光绪三年二月初便做出了越过本籍地界救荒的尝试。

这种努力构成了李金镛等人行动的一个重要背景。

可以肯定李金镛苏北救荒行动的基本性质，与后来被公认为晚清义赈的那种赈灾机制，有着根本性的区别，归根结底还是属于江南社会应对外来难民潮的努力中的一部分，其根本目的依然没有越出护卫乡土的范围。

不仅如此，光绪三、四年出现在江南的社会舆论，最盛行的也是一种基于江南地方本位的思路。

可见，由于忽视了地方性视角，以往研究当然未曾对这种立场及其在这场灾荒期间的各种表现给予注意，也就无法准确把握光绪二年底江南士绅的苏北行动的具体背景和实际性质。

这提醒我们，在理解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时，切不可过于低估内在传统资源的能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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