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里苏丹国是如何建立的？又是如何灭亡的

突厥人挑选了一个的时机，在极短的时间内就消灭或臣服了大部分北印国家，建立了印度历史上第一个伊斯兰帝国——德里苏丹国。

突厥贵族通过武力征服的方式来传播伊斯兰教，其政策远比当初的阿拉伯人激进。

扩张时期，被征服土地上的人民只要交纳人丁税就可保留信仰，阿拉伯人在宗教宽容方面远比基督教国家做的好;但突厥人在印度的行为却截然不同，大肆烧杀抢掠，摧毁寺院和庙宇，强迫异教徒接受“先知的宗教”。

佛教和印度教同时受到了严重打击，但印度教经过调整和反抗后，与穆斯林征服者实现了妥协，并继续生存发展;而佛教却因为种种内外原因，最终在印度消亡。

伊斯兰教可以说是踩着佛教的尸体进入印度的。

伊斯兰教向中亚、南亚、东南亚扩张的历史几乎就是一部蚕食、打击佛教的历史。

公元8世纪起，阿拉伯帝国的势力范围扩张到中亚，中亚大部分佛教国家和游牧民族都皈依了伊斯兰教;公元9-13世纪，阿拉伯人、突厥人前仆后继地进攻北印度，并最终导致佛教在印度的绝迹。

到了公元15世纪，东印度群岛(今印度尼西亚)、马来亚的穆斯林国家又通过武力征服将佛教和印度教赶出这一地区，在东南亚构筑了一个伊斯兰文化圈。

在与伊斯兰教的对抗过程中，佛教在多数情况下都会遭遇失败。

英国学者渥德尔曾说：“佛教教义，尤其是它反暴力的社会纲领……对伊斯兰教的残暴作不出直接的回答。

”这一说法有些偏颇，但也不失为一个有道理的解释。

当时印度大部分国家都支持印度教，只有孟加拉的统治者还推崇佛教，佛教失去了来自上层的保护;而在民间，佛教要么被印度教驱逐，要么与印度教融合，失去了自己的生命力。

此时的佛教既无下层根基又无上层支援，在伊斯兰教面前缺乏起码的自卫能力。

而“非暴力”的信条根植于佛教思想中，佛教的教义也使佛教徒不可能自己拿起武器、组织群众来反抗突厥人的进攻。

当印度教王公与突厥人坚持对抗，当印度教群众此起彼伏的起义使穆斯林统治者不得不放宽宗教政策时，佛教徒却没有组织起任何像样的反抗，只有少数僧侣远走国外，保存了一些古代印度佛教经典。

突厥征服者对佛教和印度教的残忍是的。

根据英国学者渥德尔的引述，“穆斯林从左边杀过去，又从右边杀过来……被征服的人民要么接受伊斯兰教，要么只有死亡一途。

”许多印度教神庙和佛教寺院都在劫掠一空后被焚烧，并在其原址上建立起清真寺。

但这种烧杀抢掠对佛教的打击更大，因为佛教此时主要集中在北印度和东印度的少数繁华地区，突厥人只要占领这些地区就可以彻底摧毁佛教寺院，消灭佛教的有生力量。

而印度教神庙则遍布印度各地，从大城市到小村社无处不在，突厥人无法控制印度的每一个城市和乡村，自然也就无法根除印度教。

更重要的是，印度教的哲学思想和社会纲领已经渗透到印度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任何一个外族统治者都必须利用印度教来控制印度。

而佛教对印度社会虽然曾有很大影响，但却远没有印度教那么深;佛教的黄金时期早已过去，现在它的印度社会的影响有限，穆斯林很容易就能将其一举击溃。

穆斯林征服者对佛教的痛恨也是有理由的，因为佛教教义和仪式与伊斯兰教违背的地方实在太多。

伊斯兰教的核心教义是 “认主独一”，而佛教却认为世界万物没有创造者和主宰者，一切都是因缘缘起所致;伊斯兰教相信人死后的归宿是末日复活和审判，佛教却认为人死后进入，而且轮回是永远没有尽头的(除非进入涅槃);伊斯兰教相信真理来自真主的“天”，先知也是真主派来的，佛教却在认为真理是人参悟出来的(尤其是大乘佛教，认为人人都可悟道成佛);伊斯兰教最反对崇拜偶像，连礼拜时都只拜“方位”，佛教却到处树立并膜拜佛、菩萨、罗汉等的偶像，在穆斯林眼中成为“最邪恶的偶像崇拜者”…… 总之，伊斯兰教和佛教之间的鸿沟异常巨大，原先被穆斯林征服的拜火教徒、犹太教徒、基督教徒、摩尼教徒等，与穆斯林的共同点都比佛教大(当然，这只是我的个人看法，未必正确)。

突厥人此时已经变成了狂热的穆斯林，在方面远远超过当年的阿拉伯人，面对如此异己的佛教徒，诉诸极端暴力也就不足为奇了。

公元12世纪末到13世纪初，突厥人攻入比哈尔和孟加拉，印度最后残存的佛教大寺飞行寺、那烂陀寺和超岩寺都被洗劫一空，僧侣要么被杀，要么逃逸。

这标志着在印度传承1700余年的佛教的消亡。

或许佛教消亡的直接原因的确是“对伊斯兰教的残暴做不出直接回答”，但它消亡的根本原因决不是伊斯兰教的打击。

如果不是佛教过于严重的部派斗争，如果不是大乘佛教的密教化，如果不是印度教改革吞噬了佛教的生存空间，如果不是印度的政治经济环境变的不利于佛教发展，如果不是佛教在印度民间已经丧失了存在的根基，佛教是不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消亡的。

穆斯林征服者只给了佛教最后的致命一击，此时的印度佛教早已不是生气勃勃的穆斯林的对手了。

在突厥贵族远征印度时，印度教和佛教一样受到了打击，神庙和经典被焚烧，信徒被迫改宗。

印度教在民间的根基和在上层得到的支持远非佛教可比，穆斯林征服者很快发现要消灭印度教是不现实的。

佛教对突厥人的残暴做不出直接回答，印度教却可以依靠上层王公和下层平民武装对抗突厥人，让被迫向印度教做出让步;佛教集中在少数地区，很容易丧失生命力，而印度教却根植印度社会的每个角落，也是外来征服者需要依靠的力量。

因此印度教从一开始就注定不可能被伊斯兰教征服，而是会达成妥协。

突厥人在建立德里苏丹国的过程中，开始对印度教和佛教都采取的态度;但此后很快就对印度教采取了比较宽容的政策。

这不仅仅是因为印度教徒的抵抗，也是由于德里苏丹国从一开始就面临着其他内忧外患。

正在建立蒙古帝国，蒙古人的兵威如日中天，其前锋甚至曾经到达印度河流域;另外，中亚的其他穆斯林国家或游牧民族也对富庶的印度，随时准备步突厥人的后尘入侵印度。

另外，在入侵的穆斯林中也发生了分裂，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激烈，内乱、政变层出不穷。

在这种危急形势下，如果继续对印度教实行迫害，无异于自杀。

因此穆斯林统治者采取了一定的宽容措施，改变了开始时的残暴政策，改为对印度教徒征收人丁税。

必须承认，德里苏丹国的宗教宽容是很不彻底的，也是不情愿的。

印度教群众背负很重的税收，除了人头税外，各项税率都比穆斯林重;只要有清真寺的乡村，就不能再建立印度教的神庙;印度教徒在行政和司法体系里基本没有地位，当不了高级官员;在诉讼时，只要一方是穆斯林，就得按照伊斯兰教法审判，对非穆斯林显然不公平。

许多苏丹不是无心打击印度教，而是没有能力打击印度教，因为德里苏丹国实力有限，许多印度王公只是在形式上臣服而已，离实质的统一还有很大差距。

尤其是南印度，只有短短几十年时间归于德里苏丹国版图，其余时候都处于封建割据状态。

到了德里苏丹国中后期，蒙古人和帖木尔帝国不断入侵，苏丹国内部也出现突厥贵族和阿富汗贵族争夺权力的激烈斗争，实际上已经陷入之中。

可以说，德里苏丹国的统治者从来没有足够实力使印度伊斯兰化，甚至没有实力使北印度伊斯兰化。

在众多的印度教王公领地中，伊斯兰教的影响力实在有限。

另外，即使在德里苏丹国直接管辖的范围内，伊斯兰教也不能占据完全的统治地位。

因为整个印度的社会结构是以印度教为基础的，尤其是在广大乡村，没有印度教就无法维持统治，没有印度教就无法收税(德里苏丹国的税收系统大部由印度教徒把持)。

对于广大印度农民来说，印度教是他们祖祖辈辈的宗教，虽然它有等许多压迫人民的主张，但这些主张也已经渗透到印度人的骨髓里去了，是他们民族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让他们皈依伊斯兰教难度不小。

印度教没有一个固定的中心，这也使它具有异常的灵活性和包容性，它就是以这个优点战胜了佛教，现在又以这个优点在伊斯兰教面前得到保全。

它可以随时吸收一切其他宗教的优秀特点，伊斯兰教的一神思想就深深影响了印度教。

其实印度教从多神教向一神教的转化早在8世纪商羯罗改革时期就已经开始，商羯罗吸收了佛教中的许多哲学因素，将过去神学理论发展不足的婆罗门教改造为神学理论比较发达的印度教，他的“纯粹不二论”实际上是一神论的，这也使印度教容易接受伊斯兰教的一神论。

在与伊斯兰教的长期斗争、交流之后，正如思所说，印度教“既是多神论的宗教，又是一神论的宗教;既是崇拜偶像的宗教，又是反对偶像的宗教……”也就是实质上的一神论和表面上的多神论。

表面上的多神论有助于它争取广大下层人民的信仰，实际上的一神论则使它的神学思想更加严谨，更容易赢得上层知识分子的青睐。

从这个角度来看，伊斯兰教对印度教的发展贡献还不小，它使印度教变的更加富有生命力了。

婆罗门教从佛教中吸收营养成为印度教，而早期印度教则从伊斯兰教中吸收营养成为更成熟的印度教。

印度的伊斯兰教也受到了印度教的许多影响，这主要体现在社会纲领上，尤其是种姓制度上。

伊斯兰教本来是讲究信徒人人平等的，与佛教类似;但在印度的长期传播中，也受到印度教种姓制度的感染，尤其是由印度教改宗的穆斯林，许多都保留了他们原来的种姓地位。

现在印度次大陆的清真寺做礼拜时，各个种姓的信徒都是分开礼拜，信徒中可以看到明显的等级差别。

这在整个伊斯兰世界即使不是绝无仅有，恐怕也是非常罕见的。

伊斯兰教的神学思想也和印度教互相渗透，到了时期终于形成了一种结合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特色的新宗教——锡克教。

现在印度次大陆的印度教和伊斯兰教之间可谓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两大宗教可谓在斗争中妥协，在和平中摩擦，达到宗教文化的交流和部分融合。

不稳定的德里苏丹国没有使印度伊斯兰化，印度教与伊斯兰教的文化交流也没有充分展开。

但在随后的莫卧尔帝国时期，伊斯兰教被传播到几乎整个印度，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交流融通也更加明显。

莫卧尔帝国的统治者在宗教政策上也比德里苏丹国的统治者明智许多，在大部分时候都能做到宗教宽容，在莫卧尔帝国前期，印度各大宗教的交流可以说是最频繁的。

但这已不属于笔者定义的“印度中世纪”范畴了。

当然，中世纪印度教与伊斯兰教的斗争、交流是莫卧尔时期两大宗教斗争、交流的基础，德里苏丹国的宗教政策虽然比较偏颇，但也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印度各宗教的互相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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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626 年，亚述人派迦勒底人领袖那波帕拉沙尔率军驻守巴比伦，他到巴比伦后，却发动反对亚述统治的起义，建立新巴比伦王国，并与伊朗高原的米底王国联合，共同对抗亚述。

公元前612年，亚述帝国结束，遗产被新巴比伦王国及米底王国瓜分，其中新巴比伦王国分取了亚述帝国的西半壁河山，即两河流域南部、叙利亚、巴勒斯坦及腓尼基。

公元前20世纪末，当阿拉美亚人向两河流域推进时，迦勒底人亦随之侵入两河流域。

公元前11世纪中叶，他们在巴比伦尼亚南部靠近波斯湾的一带地方定居了下来。

最初，他们对城市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因而许多城市，诸如乌鲁克、尼普尔、西帕尔和库利伽勒祖等均被其摧毁。

公元前9世纪时，迦勒底人形成了若干小王国式的部落联盟。

巴比伦尼亚的原有居民无力阻止迦勒底人在南部两河流域的渗透。

逐渐地，迦勒底人把自己看作是这片拥有古老文明的土地的主人，是古巴比伦王国传统的合法继承者。

公元前732年，巴比伦发生王位争夺，一个迦勒底人的领袖成了巴比伦王。

亚述国王梯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借机进行干涉，吞并了巴比伦尼亚。

公元前729年亚述帝国征服古巴比伦王国并统治了两河流域南部，迦勒底人曾多次起义反抗亚述的统治，并与埃兰和埃及等联合反对亚述。

公元前721年，南部迦勒底地区的比特一雅金的统治者马尔都克一阿帕尔一伊狄那宣布自己为巴比伦尼亚之王，并同埃兰人结盟，在底格里斯河上的捷尔打败了亚述。

他还将原有巴比伦尼亚贵族投入监狱，将其土地分给迦勒底人。

但起义被辛那赫里布镇压。

后来，马尔都克—阿帕尔一伊狄那再度起义，并与埃兰人、阿拉伯人、埃及人、阿拉美亚人、腓尼基人结盟。

只是这个联盟过于松散，而且巴比伦的原有居民反对起义，使起义再次失败，巴比伦城被毁。

阿萨尔哈东统治晚期，让幼子亚述巴纳帕尔继承王位，而让长子沙马什一苏姆金作巴比伦王。

沙马什一苏姆金显然不服，于是在一部分亚述贵族支持下起义反对亚述巴纳帕尔。

这得到巴比伦和迦勒底贵族的支持。

他还联合了阿拉伯人、阿拉美亚人、吕底亚人，埃兰人、和埃及人。

但联军遭到失败，沙马什一苏姆金被围在巴比伦城内达三年之久，后自焚而死。

公元前626年，被亚述人任命为巴比伦尼亚总督的迦勒底人领袖那波帕拉沙尔起义反抗亚述，建立了新巴比伦王国。

但巴比伦尼亚的一些大城市，如尼普尔、乌鲁克等有强烈的亲亚述倾向，那波帕那沙尔在很长时期里只能占领巴比伦尼亚北部，且未能夺取城市。

他对乌鲁克和尼普尔进行了长期围困，公元前616年，乌鲁克被攻克;过了一年，即公元前615年，尼普尔也被那波帕那沙尔占领。

于是新巴比伦王国统治了整个巴比伦尼亚。

随后，新巴比伦王国同伊朗高原的米底王国结盟，发动了反对亚述的战争。

公元前612年，联军攻陷亚述首都尼尼微，灭亡了亚述帝国。

胜利者瓜分了亚述帝国的遗产：米底王国占有了亚述本土和哈兰地区;新巴比伦王国则分取了亚述帝国的其余地区——两河流域南部、叙利亚、巴勒斯坦及腓尼基，重建新巴比伦王国(公元前626~前538年)，也叫迦勒底王国。

不过，埃及人认为这一部分地区是它的属地，因而这些地区还有待新巴比伦王国去夺取。

王国的兴盛 公元前607年，年迈的那波帕那沙尔把军权交给了儿子尼布甲尼撒二世，而自己只管理国家的内部事务。

当时，摆在尼布甲尼撒二世面前的首要任务，是同埃及争夺亚述帝国的部分遗产——叙利亚和巴勒斯坦。

为免除自己的后顾之忧，新巴比伦王国继续与米底结盟，尼布甲尼撒二世还与米底公主阿米蒂斯联姻，以巩固这一联盟。

公元前605年春，尼布甲尼撒二世率军西进，攻取叙利亚。

卡赫美什是西进叙利亚的必经之地，而埃及在这里驻有一支军队(其中一部分是希腊雇佣军)，并与亚述帝国的残余结盟。

尼布甲尼撒二世的军队从南北两个方向夹击此城，战斗十分激烈。

结果埃及驻防军被彻底歼灭，城市亦变为废墟。

这一结果不仅为尼布撒二世打开了通往叙利亚的门户，而且实际上是把叙利亚巴勒斯坦交到了他的手中(卡赫美士战役)。

公元前604年8月，老国王那波帕那沙尔死去，正在叙利亚巩固胜利成果的尼布甲尼撒二世立即回到巴比伦继承了王位。

公元前601年，尼布甲尼撒二世率军向埃及边界推进，同埃及发生战斗，双方损失均很惨重。

公元前598年初，他又远征阿拉伯，目的是要控制经过阿拉伯的队商道路。

这时，在埃及法老鼓动下，犹太国王伊阿基姆宣布脱离新巴比伦王国，使得尼布甲尼撒二世于公元前587年进军巴勒斯坦，包围耶路撒冷，在18个月后，由于饥荒和内部分裂，耶路撒冷终于在公元前586年陷落。

他将耶路撒冷全城洗劫一空，拆毁城墙、神庙、王宫和民居，并下令将犹大国王齐德亚带到巴比伦去示众，而全城居民则全被俘往巴比伦尼亚，史称“巴比伦之囚”。

3千多犹太人被俘往巴比伦尼亚，谢德基亚被扶上犹太国王宝座。

公元前595年12月—594年1月，巴比伦尼亚发生军队骚动。

尼布甲尼撒二世残酷地镇压了骚动，巩固了自己的统治。

密谋的参与者被送上以国王为首的军事法庭，他们被控背叛国家，破坏对国王的誓约而被判处死刑，其财产亦被没收。

公元前590年，埃及新即位的法老阿普利伊鼓动腓尼基和巴勒斯坦起来反对新巴比伦王国，以达到由埃及控制这一地区的目的。

这些地区的一部分倒向了埃及。

这时，米底同新巴比伦王国的联盟出现裂痕。

为防米底入侵，尼布甲尼撒二世在西帕尔以北筑了一道长城，横越两河流域平原作为屏障。

不过，由于米底另有强敌，因而与新巴比伦王国的矛盾未曾激化。

公元前587年，尼布甲尼撒二世再度进军巴勒斯坦，围困了耶路撒冷。

埃及抛弃了倒向自己一边的谢德基亚。

耶路撒冷被围一年后城破，城市遭到大肆抢劫和严重破坏，大部分居民被掳往巴比伦尼亚，史称“巴比伦之囚”。

由此，新巴比伦王国在叙利亚巴勒斯坦的统治巩固了下来。

尼布甲尼撒二世虽将大部分精力用于对外征战，却未忽视国内建设。

他注意发展经济，在尼普尔附近修建了一个巨大的水池，使很多河渠流往这里，在干旱时可调节水的分配。

他注重巴比伦的城市建设，使该城成为一个重要的国际商业中心。

城市有豪华的宫殿、著名的“宫中花园”、以及马尔都克神庙、伊丝塔尔女神神庙、巴比伦塔楼等著名建筑。

在他统治时，巴比伦城修有两道围墙和一道护城河，城门装饰华丽，成为一个坚固的军事堡垒。

在尼布甲尼撒二世统治时期,王国处于极盛阶段。

奴隶制经济有较大发展。

奴隶广泛用于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

剥削奴隶的方式有新的变化,奴隶可代主人经商,可以租种主人或第三者的土地，甚至可以同自由民订立契约，但其人身隶属关系并未改变。

神庙经济中大量使用奴隶，神庙奴隶(喜尔库)受到残酷的剥削和压迫。

神庙拥有大量地产，并经营商业和手工业。

大奴隶主阶级分为军事贵族和商人僧侣两大集团。

僧侣集团势力强大，首都巴比伦城的马尔杜克神庙僧侣在诸城神庙中居领导地位，是新巴比伦王国政治生活中举足轻重的力量。

代表军事贵族的那波帕拉萨和尼布甲尼撒二世均大量营造神庙，以争取神庙僧侣的支持。

尼布甲尼撒二世建造的 “”，后被誉为古代世界七大奇观之一。

王国的灭亡 公元前562年，强有力的尼布甲尼撒二世死后，新巴比伦王国的政局骤然恶化，在5年里换了三个国王。

公元前561年即位的阿麦尔—马尔都克在军队的参予下于公元前561年被推翻;新上台的国王涅尔迦尔—沙尔—乌初尔又于公元前556年被赶下台;一个阿拉美亚人部落领袖的儿子那波尼德上台当了国王(公元前556—539年)。

从私法文书的情况看，那波尼德统治时期巴比伦尼亚的商品货币关系仍然非常活跃，国内形势似乎是很稳定的，他甚至离开巴比伦而在阿拉伯一呆便是10年，目的是为巴比伦尼亚寻找一条新的商道。

但有三件事引起了统治阶级中相当多的人的不满。

一件事情是那波尼德不再崇奉原来巴比伦的主神马尔都克，而信奉月神(辛神)，而且这个月神又不是原来巴比伦尼亚的月神，而是一个阿拉美亚人的月神，这引起了巴比伦祭司集团的不满;第二件事情是他长期离开巴比伦，而将朝政交给他的儿子贝尔—沙尔—乌初尔(《圣经》中称他为瓦尔塔沙尔)，这不为统治阶级所理解;第三件事情是当时波斯人灭了米底王国和小亚细亚的吕底亚王国，这不仅使巴比伦尼亚同小亚希腊人的贸易受阻，而且使巴比伦尼亚处于半被包围的状态，使新巴比伦王国在国际上处于孤立地位。

因此，巴比伦尼亚的工商业奴隶主同那波尼德的矛盾也尖锐化了。

而新巴比伦王国内部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尤其是同犹太人之间的矛盾)本来就十分尖锐。

因此，当公元前539年波斯居鲁士二世率军大举入侵巴比伦尼亚时，虽然巴比伦城有两道围墙环绕，还有一条护城河包围，本是十分牢固、的，但祭司竟打开大门放波斯军队入城，伯沙撒被杀，那波尼达被俘，新巴比伦王国存在了不到一百年便灭亡了。

新巴比伦王国虽然为时短暂，但它存在的时期却是两河流域历史上奴隶制经济最繁荣的时期，它在两河流域历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新巴比伦王国的灭亡，标志着两河流域历史独立发展的完结。

从此它被一个个的外族入侵和统治，直至公元7世纪阿拉伯人入侵并统治这里。

发现 19世纪下半叶，在巴格达附近发掘出很多泥版和圆柱，使人对古巴比伦的历史认识大增。

其中之一是深具价值的一份文献，称为拿波尼度编年史，现今收藏于大英博物馆。

巴比伦王拿波尼度曾与儿子伯沙撒共同摄政。

但他比儿子活得更久，后者于公元前539年10月5日的晚上在居鲁士手下的军队攻陷巴比伦时被杀。

拿波尼度编年史就巴比伦的陷落提供一项注明日期的记录，帮助确定事件发生的时间。

以下是拿波尼度编年史一小部分的翻译：“塔斯利都月(提斯利月(9/10月))，居鲁士在底格里斯河的俄庇斯袭击阿卡得的军队。

……月中第14日，西巴尔不战而降，拿波尼度逃离该城。

第16日(儒略历公元前539年10月11日;格雷果里历10月5日)古提恩的总督戈布利亚(乌格巴鲁)连同居鲁士的军队不用动刀便进入巴比伦城。

其后，拿波尼度在返回巴比伦时被捕。

……亚拉沙姆努月(赫舍万月(10/11月))第3日[儒略历10月28日]，居鲁士进入巴比伦，居民将青绿的树枝铺在他脚前——他宣布‘和平’(sulmu)临到城中。

居鲁士向巴比伦全境致意。

他的总督戈布利亚在巴比伦设立(辅)总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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