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主义和种族主义有什么关系?两者是一样的吗

作者:小菜 更新时间:2025-03-19 点击数:
简介:种族歧视 种族歧视是指根据种族将人们分割成不同的社会阶层从而加以区别对待的行为。

种族隔离政策使歧视官方化,但它往往在未被合法化时被执行。

麻省理工学院与芝加哥大学

【菜科解读】

种族歧视 种族歧视是指根据种族将人们分割成不同的社会阶层从而加以区别对待的行为。

种族隔离政策使歧视官方化,但它往往在未被合法化时被执行。

麻省理工学院与芝加哥大学的研究者在2003年的调查中发现当地的工作单位在招聘时存在广泛的种族歧视。

名字“听起来像黑人”的应聘者得到面试的机会回比名字“听起来像白人”的应聘者少50%。

调查结果被研究者视为种族偏见已经植根于美国不公平历史的强力证据。

制度上:制度种族主义指政府、企业、教育机构或者其他大型组织的种族歧视行为。

种族隔离 种族隔离(Racialsegregation),指在日常生活中,按照不同种族将人群分割开来,使得各种族不能同时使用公共空间或者服务。

种族隔离可能是法律规定的,也可能是无法律规定但事实存在的。

不论种族隔离是平等隔离,还是不平等隔离,实质上均是一种种族歧视行为。

历史上最著名的种族隔离发生在南非和美国。

另外,澳大利亚、罗得西亚、德国、印尼等国家也均发生过种族隔离行为。

斐济、马来西亚等国如今仍存在一定程度的种族隔离行为。

核心 纳粹主义的核心内容是种族主义,这是它与意大利法西斯主义以及其他右翼极端势力的本质区别。

传统的研究强调了纳粹主义的阶级属性,而忽视了它的种族主义内核,因此不能对纳粹德国的历史作出深入的分析。

形成 种族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出现于19世纪。

尽管带有部落仇恨的痕迹,其实却是19世纪欧洲科学理论的发展(达尔文生物学)和生产技术的进步(导致欧洲人的世界统治地位和种族优越感)的后果。

法国人戈比诺和英国人是这种新意识形态的重要理论家。

戈比诺著有《论人类种族的不平等》,他企图用种族观念解释文明兴衰,将特殊的种族性质与不同的种族相联系,并提出了“血液污染”这个纳粹反犹主义的重要理论。

张伯伦的代表作是《19世纪的基础》,他是雅利安人至上论和日耳曼种族中心论的主要先驱者之一,并且强烈反犹。

张伯伦曾经将看作德国的救世主,他的思想对希特勒有很大影响。

同时,在德国存在着比较强烈的反犹太传统。

主要来源于宗教反犹主义和新兴的德意志民族主义。

正因为如此,所以“尽管大屠杀的最初动力可以在希特勒的意识形态中找到,但是在‘最终解决’时他能够获得德国人的协作。

”出现于19世纪的种族主义思潮和德国的反犹太传统是纳粹种族主义的主要来源。

内容 从纳粹的宣传和实践里看,纳粹种族主义主要包括了以下几方面相互联系的内容:种族史观和雅利安种族优越论、族民共同体理论、生存空间理论和反犹主义理论。

最终目的是要建立一个雅利安人统治世界的种族乌托邦。

雅利安人是19世纪西方人设想的操原始印欧语的古代民族。

希特勒相信雅利安种族(所有真正的日耳曼人都属于其中)以北欧的金发碧眼白种人为血统最纯正的雅利安人是拥有最优秀血液的主宰种族,他们被上帝创造成不论在身体上还是精神上都最为杰出的人群。

“所有的人类文化,以及所有的艺术、科学、文化成就,几乎都是雅利安人的创造性产物。

”雅利安人由于其血统高贵和能力超群,天然地拥有统治其他劣等民族的权利。

人类文明的衰亡,不是因为经济或物质原因,而是统治民族的血液受到玷污的结果。

雅利安人的血液遭到了劣等民族的玷污,因此逐渐丧失统治地位。

为了改变这种衰退,当代的雅利安人(金发碧眼白种人以北欧人种为代表)就必须纯洁自己的血液。

通过恢复种族纯洁而达到复兴雅利安人文明的目的。

种族史观和雅利安种族优越论 反犹主义与雅利安人优越论紧密联系。

在纳粹种族主义理论中,犹太人是最邪恶卑劣的民族。

导致雅利安人血液遭到玷污的罪魁祸首就是犹太人。

犹太人与雅利安人是两个截然对立种族的代表。

犹太人,不仅拥有不同的宗教文化,而且属于不同的种族。

犹太人是非上帝的、非人的,是所有罪恶的化身。

他们的目的是统治全世界,并通过污染雅利安人的血液来达到目的。

在政治上,犹太人利用资本主义经济和自由民主制度使世界陷入混乱。

而且,犹太人还制造出了强大的武器——思主义,用以精心策划对雅利安人文化和秩序的破坏。

雅利安人和犹太人之间的斗争是当代世界的主要矛盾。

为了恢复雅利安人的统治种族地位,首先需要将所有日耳曼人都统一到一个国家。

这个国家以推动雅利安文明为己任,其首要任务就是消灭犹太人威胁。

只有如此,雅利安人才能纯洁血液,重新强大。

反犹主义是纳粹种族主义的重要内容,它导致人类历史罕见的严重暴行。

它很难用极端民族主义或阶级冲突来解释,而只能是种族主义的恶果。

族民共同体理论 族民共同体(Volkisch Community)是纳粹建设新德国的目标。

德意志地区在历史上长期处于分裂状态,完成统一后宗教冲突、文化冲突、阶级斗争仍然在分裂着这个国家。

现代化进程中的城市化、工业化、阶级分化所产生的社会裂痕始终得不到解决。

纳粹主义的兴起也普遍被认为是衰落中的下中层阶级的反抗。

族民共同体是纳粹党针对德国的分裂状况提出的蓝图,并在执政后加以实施。

族民,(Volk)在这里相当于种族,族民共同体是指所有日耳曼人不分阶级、宗教、文化、地域的差别,基于共同的血统而紧密联结成的统一体。

这个共同体不同于议会民主制或君主制国家,而是一个民族—领袖国家。

它排斥所有非雅利安人,在本民族内部消除各种差别。

它的种族主义以血统作为共同体成员的资格基础,以提升本族人民的种族地位并统治其他劣等种族为目的。

纳粹执政后努力建设的族民共同体虽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原有的社会结构,但确实对于纳粹实行反犹政策,优生政策和扩军备战起到了促进作用。

生存空间理论 夺取生存空间是纳粹对外政策的核心目标,甚至是整个纳粹政策的核心目标,因为在希特勒看来,种族与空间是不可分的,优秀种族必须获得足够的生存空间。

纳粹上台后对内对外的政策都是直接或间接为此目的服务的。

与当时许多极端民族主义分子不同,希特勒从一开始就认为把德国的对外目标定为恢复1914年的疆界是可笑的。

纳粹政府的对外目标,首先是将所有日耳曼人统一到一个大德意志帝国,然后沿着条顿骑士的足迹向广阔的东欧扩展空间——被劣等民族占据的东欧平原正好提供了扩张的目标。

“只有在东方才有可能……新帝国必须沿着古代条顿武士的道路向前进军,用德国的剑为德国的犁取得土地,为德国人民取得每天的面包。

”p95通过夺取生存空间,而不是帝国主义国家通常选择的海外殖民地,可以获得雅利安人复兴所需的地理基础,供养规模越来越大的人口(希特勒希望到1980年能有1.2亿雅利安人)。

另一方面,夺取生存空间的战争,按照纳粹所信奉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理论,又可以起到优化种族的目的。

即在生存斗争中淘汰不适应者,提高种族品质。

因此,夺取生存空间的战争不论在目标上还是战争本身,都是种族主义政策的要求。

反犹主义理论 纳粹党诞生之处是当时众多的极端右翼组织之一,主要是一个极端民族主义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政党。

尽管有反犹主义的倾向,但种族主义色彩并不很强烈。

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成为纳粹主义的核心内容与希特勒的影响紧密相关。

从维也纳时代起,希特勒就成为狂热的种族主义分子、反犹分子。

1924年纳粹党的《二十五点纲领》在希特勒的要求下就包含了种族主义内容,“只有本民族同志才能成为公民……具有德意志血统的人才能成为本民族同志。

”1926年的班贝格会议会议上,希特勒确立了自己在党内的领袖地位,标志着以种族主义为核心的希特勒的意识形态成为纳粹党的主流。

在上台之前,纳粹党的种族主义理论只停留在宣传阶段。

在党的领袖中,尽管反犹主义比较强烈,但也并非都是希特勒那样的狂热分子。

在纳粹的宣传中,强调犹太人要为大战的失败负责,要为的诞生和生活于其中的人民的苦难负责。

犹太-布尔什维主义(下层革命的代表)和犹太金融资产阶级(上层剥削者的代表)是纳粹重要的抨击对象,用以吸引处于前两者压力下的中层阶级。

但这种攻击主要出于政治经济因素,而不是希特勒所深信的血液原则。

为了争取选民,纳粹还有意抑制过分的种族主义叫嚣。

当纳粹上台后,原来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色彩丧失殆尽,只在冲锋队中还有所存在,而种族主义成为纳粹政权的本质内容。

纳粹种族主义理论分两步实现,首先建立日耳曼人的族民共同体,增强国家力量,然后发动战争夺取生存空间,建立雅利安人统治的世界秩序。

计划 建立族民共同体的努力首先从政治上开始。

在1933年,在纳粹主导下通过了“授权法”,实际上取消了议会政治。

然后解散其他所有政党,开展了一场“一体化”(gleichschaltung)运动。

各邦国政府的原有权力被剥夺,德国成为一个中央集权国家;对政府机构进行了初步清洗;工人、农民、教师、律师都被新的纳粹机构组织起来。

这个新的纳粹党一党专政的国家宣称代表全民利益而非某一集团、阶级的利益,致力于消灭阶级冲突和民族内部差别,以恢复民族荣光。

排斥打击犹太人的行为从希特勒就任总理之初就立即展开。

1933年以冲锋队为主力发动了对犹太人商业的抵制。

从1933年的《恢复职业文官制度法》开始,在公职人员中清洗以犹太人为主的非雅利安人,然后犹太人被逐步赶出各个职业领域。

1935年纳粹政权开始禁止犹太人在公共场所活动,并在1935年9月通过了有重要意义的纽伦堡法。

纽伦堡法重新界定定了德国公民权,禁止“种族污染”。

这是排除犹太种族,纯洁雅利安族民共同体的重要手段,体现了纳粹政权的种族主义本质。

到了1938年,随着纳粹发动夺取生存空间的战争的临近,对犹太人的迫害也随之加重。

犹太人被完全驱逐出德国公民的社会。

在“帝国水晶之夜”后,大约两万人被关进了集中营。

除了犹太人外,各种不愿意适应族民共同体的“反社会的人”和日耳曼血液的玷污者,包括吉卜赛人、同性恋者、乞讨者、惯犯、精神病患者也都受到了残酷迫害。

在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纳粹德国的各项种族主义政策主要是和平进行的。

即使是日后受害最深的犹太人,此时受到的也主要是剥夺公职、合法化歧视、强迫移民、重新安置和强迫定居等非杀戮手段。

但是从1938年开始,被纳粹视作浪费粮食的“负担”的残障儿童和成人精神病患者遭到了系统的谋杀。

到1941年这项计划停止时,已经有9万患者被杀害。

在此过程中使用的毒气技术后来被大规模应用到对犹太人的“最终解决”上。

与此相反,对于纯种的雅利安人或者在血统上有价值的人,纳粹鼓励其多生育以改善种族质量提升种族数量。

为了促进人口增长,党卫队开展了“生命源泉”计划。

表示,“这是为了满足迫切的需要,并给那些种族纯正的未婚女人免费生孩子的机会”。

同时,避孕、堕胎、同性恋等不利于婚育的行为在纳粹德国被坚决禁止。

这样,在第三帝国里家庭成为提供未来士兵的再生厂工厂,而妇女就是工厂里的机器。

妇女在第三帝国里的位置是微妙的。

一方面他们被剥夺工作机会,固定于家中贤妻良母养育后代的角色。

另一方面女性和母亲又得到庄严的赞美(纳粹德国专门设有崇拜母亲的母亲节,生育多的母亲可以得到十字勋章)。

妇女本身并不参与德国的复兴,但她们却是纳粹种族国家的基础,是纳粹种族主义理论的重要实施对象。

活动 纳粹德国战前大部分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行动也都和种族主义国家目标相关。

最重要的有三项活动:恢复经济、扩充军备、扩展土地。

纳粹恢复经济的行为有三个特点,都与夺取生存空间的种族主义目标相关。

首先,恢复经济、解决失业是与重整军备同时进行的。

重整军备活动有力地减少了失业(最终基本消灭了失业)、刺激了工商业生产,从而支撑了经济恢复。

而经济恢复又是大规模扩军备战的保障。

其次,希特勒的经济目标是做到自给自足,尤其在农业生产和重要的能源、材料方面。

为此纳粹德国进行了大量的替代品或人工合成品研究。

这是违背经济规律的行为,完全是出于战争准备的需要(希特勒吸取了一战时德国被封锁的教训)。

最后,纳粹经济政策有很强的实用主义色彩。

它既不是自由资本主义也不是垄断资本主义,更不是苏联式计划经济,而是一种“和平时期的战争经济”。

竞争经济、垄断经济、指令经济都在其中存在,为纳粹意态服务。

虽然在这个过程中大企业和垄断资产阶级得益最多,但认为此时的纳粹党是一个资产阶级反动政党的观点似嫌简单。

与其说是垄断资产阶级借助纳粹政权重整军备的努力而获得暴利,倒不如说纳粹政权利用垄断企业来锻造夺取生存空间的神剑。

之所以倚重大企业而淘汰小企业(纳粹曾经的拥护者),正如希特勒重视国防军而清洗冲锋队(纳粹夺权的重要工具)一样,是因为前者更适于实现纳粹意识形态目标。

扩充军备与夺取生存空间直接相关,是战前德国的核心目标。

雅利安人统治秩序的建立必然有赖于强大的军事力量。

在军事力量不足以放手一战时,纳粹德国采取外交手段夺取土地。

到大战爆发时,德国已获取了莱茵兰、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部分地区,建立起一个大德意志国。

这样,一个包括了大多数日耳曼人的极权主义种族国家终于形成,接下来它要做的就是用战争手段去夺取生存空间,消灭、驱赶或奴役新土地的居民。

同时,通过优生手段提高统治种族的数量和质量,完成纳粹理想中的种族乌托邦。

到那时,雅利安人将统治世界。

纳粹德国的后半期是在战争中度过的。

作战、占领、掠夺、奴役、屠杀是它的主要行动,纳粹主义的种族主义本质在此时暴露无遗。

战争 纳粹战争不同于一般的帝国主义争霸战争或夺取殖民地势力范围的扩张战争,它是种族主义性质的战争。

消灭犹太——布尔什维克政权,驱逐劣等斯拉夫人,从而为其种族乌托邦提供生存空间一直是希特勒发动战争的核心意图。

“对于希特勒来说,战争不是外交政策的最后一招,而是实现德国国家目的的优先工具。

”因为雅利人的优越性使他们有权获得被劣等民族占据的广大空间。

正因为如此,希特勒的战争具有不可妥协性和不可避免性。

1939年纳粹德国与苏联达成协议,先因为侵略波兰而与西方开战,只是策略问题。

击败西方是为了以更有力利的位置对东方作战。

正如希特勒所言:“我一切的作为都是针对俄国而来。

若西方太愚昧、太昏庸以致看不出这一点,那我只有被迫与俄国人达成某种谅解,先击溃西方,再集结大军转向苏联。

”(p322)1941年,在西线作战没有取得彻底胜利的时候,纳粹德国就倾力攻击苏联表明了纳粹的真实意图,证明了战争的种族主义性质。

这场种族主义战争开始后,尤其是进攻苏联后,纳粹在占领区建立起种族主义新秩序,占领是根据当地人种族成分而分的,对不同种族的人采取不同的对待。

斯堪的纳维亚人、荷兰人受到的待遇最好,波兰、苏联地区的斯拉夫人最受迫害。

一些金发碧眼的波兰、苏联儿童则由于被希姆莱认定有种族价值,带到德国进行德国化。

在战争期间,有两百万以上的苏军战俘被杀害或迫害致死。

到1944年中,有七百万外国劳工在德国充当劳力,另有七百万人在当地为德国战时经济服务。

上百万的日耳曼人迁入波兰地区,当地斯拉夫人和犹太人被迁徙并强迫定居。

在战前和战争初期,纳粹对犹太人的政策主要是迫害和驱赶(甚至考虑将犹太人迁往马达加斯加)。

战争开始后对犹太人进行强迫集中居住和集体抢杀,战争后期则对犹太人实行了最终解决——死亡营中的系统化屠杀。

纳粹战争的种族主义性质甚至损害了战争行动本身。

在苏德战争初期,受到莫斯科政府压迫的部分苏联人民(尤其在乌克兰)原本对德国人持欢迎态度,但最终因纳粹的残暴而奋起反抗。

纳粹德国的妇女也因为为种族主义理论而迟迟没有大规模参加生产活动(同盟国方面则很好地利用了庞大的妇女劳动力)。

由上可见,战争期间的纳粹政权的种族主义性质是不容置疑的。

综述 因此本文认为,种族主义是纳粹主义的核心内容,是理解纳粹党与纳粹国家的关键所在。

如果仅仅把纳粹党看作资产阶级反动政党,把纳粹政权看作“反共、反社会主义、反民主主义的恐怖独裁统治,是资产阶级专政的极端形式”,而将种族主义作为极端民族主义的附属物置于不重要的地位,就无法对纳粹党和国家(尤其是战争时期的纳粹党和国家)的行为作出足够合理的解释。

从战时的纳粹政权的政策来看,种族主义不只是宣传,而是要认真加以实施的;不但是任务,而且是核心任务。

正是种族主义(而非资产阶级反动思想)促使纳粹德国犯下了前所未有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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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的含义是什么?民族主义者都有着怎么样的表现

民族与民族主义 要想了解民族主义,首先要知道什么是民族.民族是指人们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有共同语言、共同文化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的民族文化特点上的认同自身的为一个团体的稳定共同体。

民族主义,亦称国族主义或国家主义,为包含民族、种族、与国家三种认同在内的意识形态,主张以民族为人类群体生活之“基本单位”,以作为形塑特定文化与政治主张之理念基础。

具体的说,其主张为:民族为“国家存续之唯一合法基础”,以及“各民族有自决建国之权”。

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无从区分。

开化的社会过去大多强调民族共同体,而则着重于由国家或政府陈述的文化或政治共同体。

民族主义亦特指民族独立运动之意识型态,即以民族之名义作出文化与政治主张,如今通常用以叙述英格兰;民族主义也同时被称为凝聚民族共同体的学说。

民族主义的两种度量标准(与相异的方法论)为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之《想像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以及利娅·格林菲尔德(Liah Greenfeld)之《民族主义:现代化五途》(Nationalism:Five Roads to Modernity)。

民族主义者以明确的准则为基础界定民族,以自其他民族区别,并据以判定“孰为民族之一员”。

其准则可包含共同的语言、文化、以及价值取向,但于今最主要者或为族群意识(ethnicity),即种族上之归属与跻身其中之地位。

民族之“认同”与以上两者以及族群上之“归属感”皆有相关。

民族主义者视民族性为排他且非自主,也就是不像其他自主性团体般可自由加入。

民族主义以民族特色看待人类活动。

各民族有其民族表征(national symbols)、民族特色(national character)、民族文化(national culture)、民族音乐、民族文学(national literature)、 民俗(folklore),甚至在若干例子中,尚且带有民族宗教(national religion)。

个人作为民族之一员,共享民族性价值体系与民族认同,敬佩民族英雄,进食民族性菜肴,从事民族性运动。

因民族国家已成为国家结构的主流,民族主义对世界历史和地缘政治影响巨大。

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口都生活在─至少是名义上的─民族国家之中。

“民族”(nation)一词常错误地被等同于这些国家政府(state)。

民族国家之目的在确保民族存续,保持身份认同,并提供民族文化与社会性格(ethos)可支配的地域。

民族国家大多诉诸文化与历史神话以自证其存续与“法统”(legitimacy)。

民族主义者认可“非民族国家”的存在,其实,早期的民族主义运动往往是针对帝国,诸如之类。

梵谛冈是为了天主教的领导权,而非民族,所存在的主权国家;而伊斯兰教徒寻求于全球各地所建立的哈里发为另一个非民族国家的例子。

具民族认同,并以民族国家为法统之任何人皆可称之为“民族主义者”。

依此理念,大多数成年人皆为“消极性的民族主义者”。

然而,如今所谓之“民族主义”一词涉及以政治活动(或涉及军事)支持民族主义者的主张,其中或包含分离主义、民族统一主义(irredentism)、以及军国主义,在极端的情况下甚至包含“种族清洗”。

政治学上(以及媒体)倾向注意这些极端类型的民族主义,正如原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伊·雷日科夫在评价1990年发生在巴库的针对亚美尼亚人的极端民族主义时所说:民族主义——这不是对本民族的爱,而是对其他民族的恨。

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 首先要区分民族和国家的差别。

民族不同于国家,因为国家的建立无须有共同的语言,一个民族可以组成一个国家,多个民族也可以组成一个国家,而民族必须有自己共同的语言,一个民族可以隶属一个国家,也可以分属于多个国家。

国家主义是以国家至上(例:苏联),而民族主义是以民族至上。

民族与民族共同体 民族共同体一词是空穴来风,民族共同体指多个民族在同一地域(既国家),同一政治经济生活下发展出的团体,而各民族之间没有过多的文化上的联系. 民族主义与种族主义 不可否认民族也以血缘的形态呈现,但他们的差别太大,种族主义指一种自我中心的态度,认为种族差异决定人类社会历史和文化发展,认为自己所属的团体,例如人种、民族或国家,优越于其他的团体,属于一种极端偏激的思想,也是掌权者对外族隔离压迫的工具. 民族主义与民族观念 虽然民族主义的理论诞生于并不代表我国历史上没有民族这两个词.民族主义只是让民族观念系统化,理论化. 语言与民族主义 共同的语言为民族的特征之一。

例如说,在法国革命之前,法兰西当地说的是布列塔尼语和奥克语,两者彼此不能互通。

标准法语通行于全国大部分地区,且为主要语言,但在革命之前无以成为非法语区的民族语言,像布列塔尼就禁用凯尔特语命名。

形成民族国家并在独立之后巩固自身,一般伴随着以政策限制、取代、或弃绝少数民族语言(minority language)。

由此加速社会语言学研究所注意到的趋势,即地位高的语言取代地位较低者。

参见法国语言政策。

若干理论家相信,民族主义于19世纪成为显学是因识字能力(literacy)提高而使语言成为重要的统一工具。

更多的人阅读报纸、书籍、小册(pamphlet)等等,阅读能力因印刷术广为散播而提高,首次于历史上得以发展出对以外的广泛文化认同。

语言间的差异也在同一时候固定下来,裂解为方言,不同语群之间并且相互排斥。

自爱尔兰至印度的民族主义运动者推广教学、保存、及使用凯尔特语、希伯莱语、北印度语等传统语言。

参见语言复兴(Language revival)。

美国向来是一个欢迎多民族移民的国家,对英语以外语言的歧视仍显而易见。

其中,德语是个鲜明的例子,其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于美国境内几遭连根拔除;而法语与意大利语也几乎从日常生活中绝迹。

今日,西班牙语在美国很多地方是第二语言。

有些政治人物,如帕特·布坎南(Pat Buchanan),因害怕传统制度受侵蚀,曾有意的反对西班牙语兴起为美国的第二语言。

阿拉伯世界在殖民时期,曾依不同程度被强迫学习土耳其语、法语、西班牙语、以及英语。

殖民时期结束后(大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经过一段“阿拉伯本土化”(Arabisation)的过程,以复兴阿拉伯语作为一统阿拉伯国家并促进受泛阿拉伯主义(Pan-Arabism)所推动的广泛阿拉伯认同。

阿尔及利亚与西撒哈拉从事大规模的阿拉伯本土化,各自由法国化与西班牙化转为阿拉伯化。

然而,阿拉伯世界中有些民族主义份子企图摆脱官方语言并以传统阿拉伯语为外语,与名义上的阿拉伯国家─政治上阿拉伯化,但在语言文化与人种上则未必见得─之文盲人口通常不能互通。

这项政策由埃及学者兼民族主义人士Ahmad Lutfi al-Sayyid于20世纪中期于埃及境内推广,他称埃及官方语言为埃及人的母语。

晚近的埃及语言学家兼埃及古物学学者Bayoumi Andil以民族主义的角度研究他认为与阿拉伯话“无关”的“现代埃及语”。

他主张,是继承自Coptic语的第四期古埃及语于句法(syntax)、形态以及音韵上,涉及阿拉伯语。

类似于强调少数民族语言与阿拉伯语言互不相关的是,努比亚语(Nubians)自埃及与苏丹中划分而出,较成功的例子为柏柏尔诸语言(Berber,又称Amazigh或Imazighen)自摩洛哥中划出。

民族主义与极端主义 在稳定的民族国家中,民族主义虽然对日常生活具多面影响,但却通常隐而不显。

迈克尔·比利希(Michael Billig)的“平实民族主义(banal nationalism)”的说法认为,日复一日,越来越不引人注意的民族主义,日日影响居民的想法。

在西方民主国家,仇外与移民团体经常自称为民族主义者,以避免种族主义(racism)这种贬义的称呼。

持此立场之政党可能有众多支持者,并进入国会。

光头党(skinheads)等小而知名的团体同样也自称民族主义者作为国家社会主义者(national-socialist)或白人至上主义者(white supremacist)的婉转称呼。

其他国家多称其为极端民族主义者,带着明显的贬义。

参见爱国沙文主义(chauvinism)与爱国侵略主义(jingoism)。

民族主义为包含法西斯主义等政治意识型态之要素,极端主义一词通常用于此处。

但简单地将法西斯主义表述为民族主义之极端型式并不正确。

法西斯主义在一般义意上为始自意大利的种族民族主义与国家民族主义之结合,明显受纳粹主义之影响。

对于阿道夫在地理政治学的志向,可能帝国主义是较好的形容,且纳粹德国治下的广阔地域中有许多在历中上并无德国人的踪迹。

纳粹德国在与典型的欧式民族国家相较之下,自成一格(sui gene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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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粹主义对世界到底是有利还是有弊?特征有哪些

这两年,在整个世界上,从美国到欧洲,甚至在其他地方,似乎都呈现出一种复兴的趋势。

对此,对民粹主义有一些清晰或模糊印象的人,大多内心里都有一种疑问:这是怎么回事?我们知道,在许多人的印象中,民粹主义是个贬义词啊,世界上究竟出了什么事情,使得人们不得不把这一带有贬义的解决方案又重新找了回来?这是一种无奈,还是一种超越——对传统民粹主义的超越? 大家知道,民粹主义,大体说,它对应的是精英主义。

因此,有一点是错不了的,民粹主义重返舞台,肯定是精英主义出了问题。

出了什么问题?从作为这一波民粹主义广泛抨击对象“建制派”一词中,也许可以找到大体的答案。

建制派,在英文中是The Estab-lishment。

这个词,在美国被使用,在欧洲的一些国家也在用。

从直接的意思来说,有点我们汉语中的当权派的意思,即掌握着权力的上层政治人士。

稍微引申一点,可以看作是既得利益集团的近义词。

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也可以将其看作是上层精英。

我们知道,特朗普虽然属于共和党,但他在大选前后,都刻意强调他与共和党建制派的区别,并与之拉开距离。

在欧洲,也有不少政治家将建制派作为其抨击的对象。

在我们过去多少年的观念中,美国最基本的政治分野是共和党和民主党。

但这一次的美国大选,一个新词,将两党的那些当权派归到了一类:建制派。

这是过去人们没有见过的一幅政治版图。

对此,不少人感觉到别扭,觉得费劲,因为这与我们脑子里原来有的框架和坐标不一样。

但其实恰恰是建制派这个词,表明了现在西方国家政治营垒的最基本特征。

最简单地回答,建制派是什么?在许多民众尤其是下层民众的心目中,就是既得利益集团的代表。

如果将其放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可以被称之为全球化既得利益集团。

用班农的话来说,这是一种大政府、大科技和大金融的合谋。

于是人们要求变革,要求结束建制派精英的统治,于是他们把票投给看惯了的建制派精英之外的陌生人。

社会结构坍塌与民粹主义 在《为缤纷的世界变局捋一条线索》和《资本抽离与社会断裂》两文中,我曾经指出,触发所有这些变化的一个基本背景,就是冷战后的全球化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原来的政治藩篱被清除,半球化开始变成真正的全球化。

这个变得越来越的全球化过程,涉及三个最基本的层面:资本、劳动和人口(或居民)。

率先释放出的是资本这个全球化的先锋要素。

资本的流动性最强,全球化使得资本开始具有真正的全球性特征。

这意味着,对于资本而言,国界在淡化,资本无国界在从理念变成现实。

在这个过程中,资本,也许在一定意义上还要加上技术,构成了新的全球化精英群体。

这里需要加上一句的是,我们可以把理解为体现这一趋势的意识形态。

而劳动力和人口意义上的流动,则呈现出一种更为复杂的特征。

在资本的流动之下,劳动力和人口的流动性加大,是毫无疑义的。

但总体上说,其流动性水平低于资本也是必然的。

而且,不仅是流动性水平的问题,其流动的方向也不完全一致。

资本是逐利的,最强烈的冲动是在制度大体合适的条件下寻找廉价劳动力。

而劳动力和人口的流动则要考虑诸多的因素:工资和福利水平、举家迁徙的成本、生活的舒适与适应等等。

于是人们看到一种什么样的图景呢?在美国等一些,随着资本从本国社会结构的抽离,原有的社会结构在开始坍塌。

在资本抽身而去的情况下,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被遗弃的本地劳工和下层处于一种无奈与悲愤之中。

与此同时,劳动力与人口双重意义上的移民,也在跨界,寻找更适合的安身之所。

于是,我们就看到了当前西方民粹主义政治的两大主题:就业和反移民。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们就可以更好地理解西方政治中的许多事情:左翼民粹主义与右翼民粹主义的异同、反全球化动力的来源,甚至可以更好理解兼具左右翼民粹主义色彩的特朗普的当选(尽管在传统的意义上人们把特朗普看作是右翼民粹主义)。

民粹主义本身的悖论 话题还是回到民粹主义本身。

到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样的背景下,来自民粹主义对精英主义的这些指控,自有其理由。

正是这些理由,赋予民粹主义以新的力量。

但从体制的角度说,其中的张力和困境并没有解决。

从道义的角度来说,多数人统治或做决定总比少数人统治或做决定更合适,至少是能代表多数人的利益吧。

但仔细想一下就会知道,这个想法说起来容易,实行起来却很难。

首先,多数人统治是一种怎样的统治法?通过一种什么样的体制来实现?做决策使用的程序和机制是什么?全民公投应当说是最能体现这个原则了,但不可能大事小情都搞全民公投啊。

第二,大家平时都有自己的事情做,不可能每个人都对国家大事,事事了解,样样内行。

如果真的每件事情都由大家来决定,这等于很多事情是由外行来决定,其决策的水平可想而知。

从这个意义上说,拥有专门知识的专家做这个事情要更合适得多。

还有一点,如果普通民众大家都整天关心国家大事,琢磨国家大事,日子还过不过啊,这还会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吗?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于是就有了代议制和共和制的安排。

但代议制也好,共和制也好,都意味着在把决策权交给精英的同时,如何对其进行制约,以使其决策不至于偏离民众的意志也成为一个问题。

多少年来,应当说民主体制的运转大体还算是正常的。

但这些年的现实告诉人们,问题还是没有完全解决。

或者说,在过去的时代,那些问题大体还能应对,但现在看,在全球化的时代,事情越来越复杂,原来的那些机制已经越来越难以应付。

结果,就出现了精英与民众关系的失衡,就出现了民粹主义的。

民粹主义新变化的寓意 说到民粹主义的卷土重来,需要注意到民粹主义本身的变化和新的特征。

这种新的变化和特征,至少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看: 第一,中产民粹的兴起。

民粹主义的传统社会基础是底层民众。

无论是俄国的民粹主义,还是拉美的民粹主义,抑或是美国在某些特殊情境下出现的民粹主义,都是如此。

但这一次不一样,投特朗普票的选民,勒庞的支持者,英国脱欧的支持者,意大利五星运动成员,相当一部分都不是传统意义的底层,而是中产阶层。

他们大多是这些国家的主流族裔,甚至曾经是这些社会的中坚,他们在过去的有过安逸的生活,他们对那个时代有一种深深的怀恋,而现在则处于困顿和焦虑之中。

因而,在他们的身上有一种明显的保守主义的特点。

这与传统的底层民粹是不一样的。

第二,民粹中左翼与右翼的消长。

有人说,民粹主义的兴起打破了传统的左与右的界限,但其实民粹主义本身也有左与右的区分。

在这次的美国大选中,特朗普大体被定义为右翼民粹主义,桑德斯被定义为左翼民粹主义。

民粹主义的左右翼,对应着前面所说的社会力量的消长。

民粹主义的右翼,与陷入困顿的中产阶层有着密切的关系,而民粹主义的左翼则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社会的底层。

前者的议题集中在公正、就业和机会,后者的主题集中在平等、福利和保障。

这从茶党和占领运动的不同主张中,从特朗普和桑德斯支持者的不同取向中,就可以看得出来。

当然,他们针对的都是上层精英,或者说是全球化的既得利益集团。

需要注意的是,在非发达国家,民粹主义左右翼力量的对比会有明显不同。

而这种不同也许意味深长。

第三,右翼民粹主义的政策取向。

从历史上看,民粹主义的致命软肋之一,是其政治主张体现的是底层民众自发的、散射性的要求,因而很难接近决策的层面。

极端者,则是一种难以付诸实施的式的理想。

最接近决策层面的是对于福利国家的要求。

但由于近些年来福利国家遭遇的种种问题,其社会基础有明显弱化的趋势。

而在特朗普就任之后实施的带有右翼民粹主义色彩的政策来看,似乎表明了打通民粹主义与政策之间通道的某种可能性。

如前所述,右翼民粹主义的诉求是公正、就业和机会,特朗普是通过促进资本回流,重振制造业,从而增加就业机会的途径,来回应中产民粹的诉求;以限制移民来增加白人这些主流族裔的机会。

而这都是可以在决策层面付诸实施的。

对于民粹主义倾向的执政者在执政后采用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有人将其解释为,大选中的民粹主义只是一种动员的手段。

我觉得这种看法有点简单化。

我们应当思考这当中有没有更深层的含义。

世界在发生变化,这些变化在超越我们传统的眼界。

也许我们还不能完全理解这种变化,但我们应该不断地进行梳理。

总的一个感觉是,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资本和技术的重心在向社会结构的上端积聚,而由于互联网、自媒体等因素,社会和舆论的重心在向社会结构的下端沉降。

两种相反的趋势,也许会逼迫出政治结构的某些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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