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寓之暴动虽然最后失败了，可是也阻止了检籍

在端午的各种习俗中，围绕龙崇拜展开的舞龙、龙舟竞渡无疑是一大重头戏。

而古代先人们则将其视为非常重要的祭祀使节，重要性远在只知吃粽子的今人之上。

但你或许不会想到，古代北方的游牧民族匈奴，也有很多类似的祭祀习俗。

我们可以在史书中发现，他们在农历五月五日聚会在龙城，祭拜龙祠。

那么，匈奴在五月初五的祭祀活动跟是否有联系呢?莫非匈奴人在端午节也会吃粽子? 广泛分布的祭祀习俗 匈奴贵族的祭祀活动 匈奴的龙城，在史书上也有写作“茏”字。

根据的描述，匈奴人会在五月大会茏城，九月会于蹛林。

补充说匈奴有三龙祠，并在正月、五月、九月的“戊日”拜天神。

戊为干支第五位，意即每月的第五日。

这就意味着匈奴人也会在传统历法的五月五日，进行重要的祭祀庆典。

不管是“茏城”还是“龙城”，可以确定是一个匈奴人集体聚会之地，多被代指匈奴所居之地。

蹛林有时候也有被当作地名来代指匈奴，然而它却并非地名。

根据颜师古的说法，“蹛林”实际上就是匈奴的祭祀活动。

其中蹛就是绕着走的意思。

他还特别指出，后来的鲜卑人也继承了匈奴传统，祭祀时也会绕着树林走三圈。

匈奴龙城所处的大概位置 在鲜卑人接触中原文化以后，将祭祀固定化，我们可以从汉文史书找到拓跋鲜卑祭天的描述。

南齐书说平城城西有“祠天坛”，每年(农历)四月四日献上牛马祭祀，并且祭祀者会“边坛奔驰奏伎为乐”，也就是除了绕着祭坛走还有活动。

南齐书还记录了一次发生在公元472年的祭祀活动。

孝文帝身穿戎服，带着20余名公卿祭祀.祭祀分为两天，头一日“蹋坛”。

拓跋宏绕祠天坛一圈，公卿走七圈。

第二日正式祭祀，这一次拓跋宏要绕走祠坛三圈，公卿仍是七圈，齐人谓之“绕天”。

继承了匈奴祭祀习俗的鲜卑人 类似“蹛林”、“绕天”的活动，我们还举出多个内亚民族的类似例子。

如五部高车于秋天祭天，先是点起篝火，奉上牛羊等等贡物。

随后骑马围绕篝火转圈、扔下柳枝，祈愿祭祀完毕以后。

高车人也不忘娱乐活动，还会 歌吟忻忻一番。

契丹人也有与鲜卑、匈奴如出一辙的祭祀过程，可见于《礼志》之中。

契丹人于木叶山设天神、地祗神位，又植树分别代表“君树”，“臣树”。

一行到来后先奉上供品，然后皇室亲族要绕树三圈，余族七圈。

绕完以后，众人饮酒娱乐乃散。

虽然辽史记录中称作“祭山”，但实际上仍属于祭天活动。

契丹人的祭祀习俗与匈奴 鲜卑类同 从内亚各民族的祭祀记录看，这一祭天习俗的分布非常广泛。

无论东胡系还是语民族都有此俗。

其实伊朗语民族也有相似记录。

说塔什干的石国人“正月六日、七月十五日以王父母烧余之骨，金瓮盛之，置于床上，巡绕而行……”。

这种在大型节日，自然会引入祭祀亡灵的活动。

高车人在祭天时，如家中有人不幸去世，便要大声哀哭以表达对亡灵的哀思。

即便是来自内亚腹地的昭武九姓 也有类似的祭祀习俗 至于祭祀完毕的娱乐活动，南匈奴有“走马及骆驼为乐”。

根据《太平御览》的说法，实际上是驱使马和骆驼相斗作为娱乐。

龟兹人在每年元旦也有相近的斗兽活动，只不过使用的是牛羊。

而再西一点的拨汉那则略为暴力，国王会钦点两个勇士搏斗。

根据以上记录，我们大体可以还原出匈奴祭天活动的情形。

匈奴人在正月、五月和九月聚会，以祭天为基础同时展开娱乐、祭祀、交际等活动。

而“龙城”、“龙祠”并非是实际的祠堂，只是蹛林时所围绕的树木或者篝火。

后来的蒙古人作类似祭祀时，则是围绕石头垒的“敖包”展开的。

当今的蒙古人还保留着类似的祭祀场景 谁是天神? 很多古代记载中的天神其实源自拜火教 崔浩曾说“西方胡皆事龙神”。

结合前面对内亚各民族祭祀活动的描述，可知在内亚祭天活动确实是一普遍现象。

那么龙神或者天神所祭何物?与楚人在端午节的龙崇拜有何关系呢? 解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从天神所指入手。

天神当然可以解作蒙古高原上普遍存在的萨满教长生天信仰，但龟兹、石国、拨汉那等伊朗系民族也有同样习俗。

如果说他们也祭祀长生天，这话似乎说不过去。

西域出土的祭祀用金人 《》中有一条记载：祆,胡神,按《汉图》,八月以金人祭天,其庙皆胡人居,中国所立，号天神。

这个说法为我们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尽管拜火教最高神祗阿胡拉马自达一般在中文记录中作“胡天”或“祆”，然而却有不少直接以天神称呼阿胡拉马自达的记录。

公元173年，汉明帝的四世孙，刘宠被国相师迁举报与前任国相“共祭天神，希幸非冀”，意图谋反。

当时因为前一年刚刚发生勃海孝王刘悝谋反之事，灵帝不忍心再施刑罚。

正好刘宠自辩所祭天神只是黄老君，为求长生不老而已。

灵帝于是放过了刘宠。

阿胡拉玛兹达神形象 这里刘宠所祭之天神，就是拜火教最高神阿胡拉马自达。

此时初入中国，尚未产生天神(提婆)的形象，不可能被刘宠拿去祭祀。

而刘宠若真如其自辩只是求长生不老，那本来就不算犯事，也不需要灵帝赦免他。

通过此例，我们可知时期中国内陆拜火教已经有一定规模，并且时人直接以天神称呼阿胡拉马自达。

同理，公元221年的登基诏书中，就有“告类于天神”的语句，也应当是为了统战蜀国境内的伊朗语系民族而加进去的。

一直要匡扶汉室的刘备也借用过阿胡拉玛兹达之名 上古伊朗民族的东渐 俄罗斯境内出土的匈奴贵族形象残片 那么，既然汉代的天神可以直接指向拜火教，我们是否可以说匈奴人和楚人共同的五月初五祭祀，是受到了拜火教影响呢?结合上古伊朗语民族的迁徙，这种可能性是很大的! 上古时代的伊朗语民族分布范围，远非今日可比。

如在鄂尔多斯的朔方，就有渠搜国。

以《隋书西域传》说法，沛汗(拨汉那)就是古渠搜国。

可知朔方的渠搜是一支从费尔干纳盆地方向迁来的伊朗语民族。

曾率秦军进入河套，筑亭障以逐戎人，应当驱逐的就是这些渠搜人。

义渠人是先秦时代较为东方的吐火罗系居民 渠搜附近还有大名鼎鼎的大义渠，他们是吐火罗人分支。

击破匈奴，取得“休屠王祭天金人”，正好和拜火教里以金人祭天符合。

“金人祭天“之地，有的史家补充说中原本在云阳甘泉山下。

秦占云阳后，祭天地才迁到匈奴去。

云阳一带最初是义渠人的活动范围。

祭天地的迁移，实际上就是信仰拜火教的义渠人为秦并吞之后，一部义渠人逃到匈奴并将金山带去匈奴的明证。

北方匈奴人曾与多个伊朗语民族接触，受到拜火教影响并不奇怪。

南方的情况又如何呢?我们知道楚人尚火、尚赤，《》《》又说楚人以南有“炎人之国“，可见在南方也有拜火教活动的踪迹。

走西南路线联通外部世界的楚国 一样有内亚伊朗系影响 楚国有独特的官名“莫敖”，即上古阿维斯陀语中的moju，古波斯语中的magus对音。

这个词在被译作“穆护”，也就是后来大家都熟悉的拜火教教士称呼。

楚国上层王室也有显著的伊朗特征。

楚王王名多有“熊”字，根据考证是阿维斯陀语“ahura”和“君主”的变形。

而的“芈”姓，则和著名的米底(media)相和。

后者相传是穆护制度的起源地。

因此我们可以推断，楚人的伊朗语上层与荆楚的越人接触，产生类似”泰伯奔吴“的效果，自然也将其拜火教节日带到百越之中。

并且这拜火教节日必定是一重大节日，以致于匈奴和楚人远隔万里，仍然能固定在五月初五进行祭祀。

大名鼎鼎的芈月 其姓氏源自伊朗的米底地区 波斯新年的祭祖活动 阿塞拜疆人庆祝诺鲁孜节时的摆放的贡品 我们回到前述《隋书》提到的石国情况，其中说石国人在正月六日将骨瓮“置于床上，巡绕而行“。

拜火教徒自己有祆教历法，怎么会按中国的正月来巡绕?但如果理解为波斯的正月，问题就好解决了。

按拜火教传统，在波斯新年(纳乌鲁兹)的第六日，贵族会扮演波斯历史上的大英雄伊玛(Yima)。

这是艾维斯陀语的称呼，现代波斯语称作贾姆希德(jamshid)，传说他曾经统治波斯700年。

一座中亚的拜火教神庙 按阿拉伯史学家比鲁尼的说法，纳乌鲁兹后的第六天，大英雄伊玛会战胜恶魔，重返人间。

届时人们将会看到两个太阳。

因此伊玛也是太阳神的化身。

除此之外，伊玛还有多种形象存在，粟特壁画中就不少将其描述为掌管地狱之门的神祗，简单讲就是死神。

粟特人因此选在这一天进行祭祖，这与前述石国、高车人在祭天之时不忘祭拜祖灵是完全一致的。

阿拉伯人的史书则还对伊玛的形象做了补充，伊玛经常以手持长生药草的形象存在，使人类可以免去疫病、战争和死亡。

内亚系民族蹛林中扔下柳枝或其他树木，以及南方的楚人在端午用艾草或者其他草木祈祷驱逐疫病，应当有一定内在的关联。

今天的阿富汗人依然会庆祝诺鲁孜节 总而言之，匈奴和楚人共同存在的五月五日祭祀活动，有其共同的伊朗文化起源。

随着上古伊朗语民族东迁之际，拜火教神祗的形象也传到东方，其中就包括对伊玛的祭祀活动。

包含了祭天、祈祷、祭祖、除病的活动。

这些习俗东传后，分别和百越人/匈奴人接触，融入当地习俗产生了新节日。

今天的西域本地居民也会庆祝诺鲁孜节 最后，我们还是从匈奴的实际祭祀活动中可以看出，“龙城”或者“龙神”跟中原的龙实际上也并无关系。

端午节中的龙，应当是百越的本土产物。

当伊朗语民族分别与越人、匈奴人接触以后，节庆形式已经大大改变，其内容可以说大相径庭，只剩下相同的五月初五日期。

自然，匈奴人也会过他们的端午节，但并不会去吃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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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人唐寓之起义的直接原因是反检籍，用今天的相应说法就是反对清查户口。

那么，为什么要清查户口，这些人又为何反对清查户口呢? 我国历史上从开始，地主阶级内部出现了“”的局面：一部分由世代做官而形成的世家大族，叫作“士族”，相当于今天的高干家庭和高干家族;另一部分不属于士族的地主叫做庶族，相当于今天那小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有钱没权在官僚阶层没地位。

从魏晋到南北朝，门阀制度和等级观念尤其严重。

法令明文规定，士族地主不负担政府的赋税和徭役，而庶族地主则享受不到这个特权。

庶族地主为了省几个钱，就拼命往士族地主阶层里钻，而钻营的主要办法，就是修改黄籍，也就是今天的户口簿。

当时的户口簿用黄纸书写，所以称黄籍，像每户家里有多少人，祖上做过几品官，担任过什么职务，有过什么军功，跟哪些人家结过亲，是和尚还是道士，黄籍上都记得清清楚楚。

也就是说，谁家是士族谁家是庶族，一查黄籍就立马知道了，因此像收赋税和派徭役等不少官差，也都以黄籍为准。

补充说明一下，南北朝时期，南朝的不少对和道教特别着迷，对佛寺道观及和尚道士恩宠有加，赐给的钱财和社会地位都相当了得(有“寺院地主”特权阶层)。

有诗云“南朝四百/\十寺”，其实真实数目更大，据说仅首都建康(今之“南京”)一地，就有七百多座佛寺、十多万和尚尼姑。

萧汛就多次自己真的离开皇宫住到佛寺里，说是要出家当和尚(术语叫“舍身”侍佛)，皇后和大臣们怎么劝说也不回来，非要朝廷出钱把他“赎”回去不可。

一干人马当然忙不迭地送金银财宝给和尚道士，以图能尽快回到皇宫继续做大家的皇帝。

当然，皇帝轮流坐，各有各的嗜好，有迷佛迷道的，也有与佛教或道教不共戴天而灭佛灭道的。

这方面的血腥味道咱这里就不多散布了。

回过头来接着说这黄籍的事儿。

俗话说：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既然有空子可钻，谁还会当那冤大头二百五?因此，庶族地主挖空心思，逃避赋税徭役。

至于方法，诸如冒充士族、假报祖上有过什么军功、假冒和尚道士、增丁加口的时候不报户口、人还活着就在黄籍上注销了户口……当然，这样做的前提是必须买通管理黄籍的官吏，相当于今天的派出所户籍警官。

有钱能使鬼推磨，古往今来全一样。

据说当时只要花一万钱贿赂管理黄籍的官吏，就能把庶族改成士族。

随着庶族地主假冒士族地主日益增多，纳赋税和服徭役的人也就越来越少，朝廷的收入自然不断减少。

皇帝当然要着急了。

南齐的开国皇帝齐高帝(本属逼宫篡权者流)，就跟大臣商量对策，说要“检籍”，也就是清查户口。

不过呢，检籍刚开始，他就病死了。

继位的齐武帝，也是新官上任三把火，干脆一不做二不休，索性设立了检籍官，专门负责清查户口。

看来是朝廷收的钱不够用了，节流不成，就急着开源呢。

这样一来麻烦就大了。

中国自古以来的法治传统，有一条约定俗成的习惯做法叫“法不责众。

”可如今皇帝较真起来，要动真格儿了，规定：凡是清查出来的冒牌士族、假和尚、假道士，就罚他们到边远地方充军。

这可不是空口白牙说说玩』蹴算啦，真正雷厉风行就这么干了。

因此，检籍即清查户口，使得庶族地主跟朝廷的矛盾、庶族地主跟士族地主的矛盾、普通老百姓跟统治者的矛盾，一下子急剧尖锐起来了。

那些庶族地主，过惯了衣来伸手的养尊处优生活，让他们远离家乡，到穷乡僻壤的地方去充军，不会允许带着仆人丫环几房夫人姨太太，这样做岂不要了他们的性命?事实上也等于要他们的命，因为充军就免不了打仗，打仗就会有牺牲。

当时南北对立，战事频繁，人家敌人并不知道对手是南朝地主，家里有钱，况且即便知道了也不会刀下留情，饶他性命。

于是，检籍带来的不满，能量积聚到了齐武帝永明三年，公元485年，浙江就爆发了唐寓之起义。

史载，唐寓之是浙江富阳人，其祖父和父亲都是风水先生。

浙江富人多，因而唐寓之的祖父和父亲通过看风水进行原始资本积累，生活也相当富裕。

可检籍官想以权谋私，借机敲诈勒索，在清查户口的时候，硬说他家的户籍有问题，要把唐寓之捉走充军。

想必唐寓之肯定是个血陛男儿，对检籍官的诬陷气愤至极。

他也颇有政治头脑，耳闻目睹各地反对检籍的人越来越多，到处都有老百姓与检籍官发生冲突的事件，于是决定因势利导，，啸集大众，发动一场反检籍的群众起义。

历代农民起义都有拿迷信和宗教说事儿的传统，这也难怪，因为农民群众都好这个，要想把他们聚拢到一起，当然得了。

唐寓之明白这一点，正好发挥其家传风水特长，到处宣扬自己家的祖坟风水好，有帝王之气，子孙称王道帝不在话下。

他还使出当年闹革命的绝招儿，所不同的是陈吴是在鱼肚子里藏绸子，加上鬼火狐狸叫，而唐寓之有过之而无不及，偷偷让人铸了一颗金印，说是在山上捡到的，证明他能做王。

这些宣传“造势”工作很有成效，一下子就聚集了四百多人，在新城(今之浙江新登县东)举旗起义。

还有三万多因户籍问题被罚充军正恋恋不舍老婆孩子尚未踏上不归路的人们，也闻风前来投奔。

从起义队伍的成分来看，既有地主，又有农民，但主要是那些假冒士族、和尚道士的庶族地主，因此称其为“富人起义”倒也恰如其分。

还需要补充一句：唐寓之起义，选择的日竹几也挺好，利用会稽太守王敬则去朝拜皇帝、不在任上的空档儿。

起义军先攻下富阳城，第二年春天破袭桐庐(今浙江桐庐县西)，相继占领钱塘(今浙江杭州)、盐官(今浙江海宁县西南)、诸暨、余杭。

还分兵进击，一支部队攻袭了东阳郡(今浙江金华)，杀了齐武帝的族叔东阳太守萧崇之;另一支部队攻取山阴，，直打到曹娥江。

可惜的是，唐寓之“小富即安”思想太严重，过早满足于已有的胜利，自以为大事已成，便匆忙在钱塘称帝，设置文武百官，建立了吴政权。

那厢齐武帝眼见地方军队节节败退，不得已派出数干禁卫军上阵。

经过激烈战斗，唐寓之被俘牺牲，起义归于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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