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乡隆盛为什么会是征韩论的重要人物呢 他是如何成为“背锅侠”的
【菜科解读】
提到日本对外侵略史，西乡隆盛都会成为“”重要人物。
按一般说法，西乡隆盛不惜以自身性命为赌注挑起战端，“征”伐不愿开国的朝鲜，然而却遭到大久保利通反对，认为应先重视内部事务。
双方争执之下，西乡隆盛在明治六年(1873)带着支持者下野。
日本绘制的征韩论论证的明信片 “征韩论论争”在明治初年极富盛名。
有认为西乡隆盛代表旧士族利益，反对新体制废除武士特权;有联系到岩仓使节团(1871-1873)出海旅行，恰好西乡隆盛与下野者都是“留守组”，大久保利通等胜利者是“外游组”，便认为“留守组”趁着“外游组”不在的时候违反规则、擅自开展改革，引起双方矛盾。
各家说法虽有道理，但通过近年日本史学界解读，以上说法多少都存在问题。
征韩论作为一种侵略思想确实存在，但西乡隆盛也确实不是征韩论的主导者，“征韩论论争”引发的“明治六年政变”充斥着吊诡色彩。
西乡隆盛书信真意 还要从文本入手：西乡隆盛写文首那段话，究竟是为什么。
明治五年(1872)9月，明治政府接收对马藩管辖的釜山“草梁倭馆”，改名“大日本公馆”，改派外务省官员负责对朝贸易。
然而朝鲜与日本江户幕府200多年来仅维持“通信”关系，加之草梁倭馆所有权属于朝鲜政府，只是借用给日本商人，日本这一举动也被认为极为无礼，日朝关系陷入紧张。
明治六年(1873)5月21日与31日，“大日本公馆”驻勤的外务省官员发电东京，提到由于三井组商人冒充对马商人遭到检举，朝鲜政府极力管制公馆的贸易活动，朝鲜还张贴告示，要求日朝贸易恢复为经由对马商人的“通信”制度，顺手揶揄是“崇洋媚外”。
紧张背景下，日本正院(相当于内阁)举行数次审议。
参议(相当于内阁成员)板垣退助提出派遣一个大队(营)士兵前往朝鲜保护日本侨民与公馆，太政大臣(相当于首相)三条实美更提出派遣两个大队，西乡隆盛反对，提出派遣使节谈判。
，西乡隆盛就在7月29日先给板垣退助写了封信。
文首语就在下面这段话的后面。
“一旦派兵进入，对方必会要求退兵，那时如果不宣布退兵就等于开战端。
窃以为这就与初心有所不符，无异于酿成战祸，应立即先派使节前往为宜。
若如此，对方还有暴行之事，那我们也就有了征讨之名”。
由于西乡隆盛“使节论”提到未来可能“出兵”，长期被认为是“征韩论”打个伏笔，期待朝鲜将自己杀掉以后能有大义名分。
然而问题在于，朝鲜即便愤恨日本无礼之举，也并没有威胁到草梁倭馆的日本官商人身安全，“朝鲜会杀掉日本使者”并不存在必然性。
从信件上下文来看，西乡隆盛明显是反对出兵，只是为了劝服板垣退助而不得不有所迎合，提出若“”可以有理有节，若真有“暴行”、“暴杀”也可再兴兵进攻。
西乡隆盛 按照西乡隆盛在正院审议发言，自己会身着“乌帽子”、“直垂”等日本传统礼服前往朝鲜谈判，这时候“如派遣陆海军前往朝鲜国”会让朝鲜官民产生“疑惧之心”，与“吾朝廷最初对朝鲜国的德意相违”。
由于西乡隆盛思路最为理性，8月17日，正院审议决定，派遣西乡隆盛作为使节前往朝鲜商议贸易事务。
纵观西乡人生经历，多少可以发现一些规律。
幕末第一次长州征伐(1864)时，西乡隆盛两度主动作为使者进入敌阵，用自身诚意劝服长州藩投降;(1868)期间，西乡隆盛更出面与幕府方面的胜海舟达成协议、促成江户无血开城，后来又促成庄内藩和平归附。
综合既往表现，西乡隆盛即便在拥有军事优势情况下也倾向于和平解决，更何况日本军事力量也没有显著强于朝鲜，内政改革仍是一团糟，很难想象一向谨慎的西乡隆盛会成为“征韩论”追捧者。
那这么一个明显没有“征讨”意味的决策，又为何会酿成“明治六年政变”呢? 还要从岩仓使节团回国说起。
诡异的对立 虽然当代常以“开眼看世界”、“日本欧化第一步”来评价岩仓使节团，但在时人眼中，这次使节团出访是一次不折不扣的外交失败。
明治4年(1871)7月出发的岩仓使节团并不仅是一次游历，其出使主要目的是寻求与欧美列强修改不平等条约。
结果刚到美国，使节团就发现“条约改正”只是日本一厢情愿，美国无意取消对日本的不平等政策，甚至无意与日本使节团进行礼仪之外的交涉，使节团副使木户孝允在日记中感叹：“今日之事总之有失轻率，不可不为将来所慎。
” 岩仓使节团 首站美国告负，岩仓使节团陷入尴尬，只得将主要任务从“条约改正”修改为考察各国国情，最终使节团的出访时间累积为20个月，超出原计划近乎一倍。
出于对使节团失去信心，除正使岩仓具视(右大臣)一直带队之外，副使大久保利通直接在明治6年(1873)5月底回到日本。
历来认为，“外游组”大久保利通归来以后发现“留守组”在国内激进改革，造成大量政治事件，便认为“留守组”违反了“大事要等外游组归来再办”的约定，进而在朝鲜出使问题上与西乡隆盛对立。
然而事实上，这段时间大久保利通不但没有过问政治，反而在8月16日前往关西旅游散心——第二天恰逢正院下令，允许西乡隆盛出使朝鲜。
不仅大久保利通，事实上7月回国的副使木户孝允也没有理会朝鲜问题，而是把精力投在解决长州阀内部事务上;9月13日岩仓使节团大部队归来以后，岩仓具视本人更与三条实美一起忙着重组政府。
一直到10月初，主要政界人士并不认为西乡隆盛出使朝鲜是个大事，也就谈不上什么对立。
事实上，当时新政府最主要矛盾集中在佐贺阀与长州阀之间。
岩仓使节团外游期间，佐贺阀的司法卿江藤新平先后查处长州阀的陆军大辅(陆军大臣)、大藏大辅(财务大臣)井上馨所涉丑闻，长州阀连失重镇，藩阀整体有消亡之虞。
岩仓使节团归国后，长州阀就希望立即启用大久保利通，进而将江藤新平等人逐出参议行列。
只是大久保利通沉浸在使节团失败阴影里，一直不愿重归政界，局势僵持下来。
这时候，西乡隆盛与朝鲜问题便成为这对矛盾的破解良方。
按照最早计划，西乡隆盛预计在9月20日启程出使朝鲜。
但岩仓使节团归来以后忙着处理“未决百事”，一直到9月底都无人过问，西乡隆盛便前往诘责三条实美。
具体指责内容不甚明了，但9月28日三条实美给岩仓具视的信件提到“朝鲜事件，西乡非常急迫，昨天说的话很让人痛心”;岩仓具视立刻在9月30日拜访西乡隆盛，也遭到一通痛斥。
由于三条实美性格犹豫不决，岩仓具视又对朝鲜问题不了解，西乡隆盛这么一诘问反而让两人产生压力，不知应该如何处理，只得与长州阀商议。
为了提升大久保利通回归政界的重要性，长州阀开始向三条实美、岩仓具视夸大“出使朝鲜”的危险性，让这两位公卿意识到现今政府内部无人能够阻止西乡隆盛，必须请回大久保利通，辞退支持西乡隆盛的参议(主体为江藤新平)。
事实上如今将“遣韩”等同于“征韩”的既定思维，最早也来自于长州阀这番宣传。
10月8日，岩仓具视与三条实美亲自邀请大久保利通回归政界;10月10日，大久保利通提出“请书”，表明自己“尊奉(三条、岩仓)御旨趣而只得从命”，尽力将出使朝鲜一事延期处理。
从这一时点开始，本为制衡佐贺阀而复归的大久保利通，却阴差阳错负责起处理西乡隆盛出使事件。
10月12日，大久保利通进入正院就任参议，“征韩论”之争也迎来高潮。
“背锅侠”西乡隆盛 10月14日正院审议开始。
西乡隆盛针对出使朝鲜的方案加以说明，大久保利通则提出著名的“征韩论反对七条”来反驳，以“遣韩”=“征韩”逻辑出发，认为目前还没有做好战争准备，要求使节延期出行。
但由于西乡隆盛反复说明出使只为“增进友谊”，大久保利通的论辩有些站不住脚。
随即江藤新平发言：如果相信“朝鲜有可能野蛮杀害西乡”，那么战争必然无法避免，那么从根本上就不应该提出“遣使延期”，而是“不再顾及西乡的反对，停止遣使，并决定讨伐朝鲜，若能如此倒也是另一条道理”。
换言之，如果相信日朝关系已经到了必然“暴行杀害”的地步，那么大久保利通提出的建议应该是全面准备战争，而不是延期;既然提出“延期”一说，那就证明大久保利通本身也并不认为朝鲜一定会杀害日本使节。
日本画家绘制的正院审议锦绘 这番论辩本身虽然精妙，但也将“征韩论论争”上升到派系层面：毕竟江藤新平才是大久保利通与长州阀的真正目标，现在他跳出来支持西乡隆盛，那就更不能让出使朝鲜成功——然而现在已经找不到能驳倒西乡隆盛的理由。
10月15日审议中，西乡隆盛认为已经说完想说的话，便没有出席，而是改为提出了一封“始末书”，详细阐述自己对出使朝鲜的看法： “之前审议曾有人提议派遣护卫兵一个大队前往(朝鲜)，但我提出派兵绝不是好事，很有可能引发战争，这与我们最初想法相违背，因而只是提出公开遣使……即便对方有可能断交而派兵组织，若不能确实了解其意，那么仍然说不上是尽人事”。
话说到这个份上，全场便无法提出异议，大久保利通也沉默下来，当日正院审议正式批准西乡隆盛出使朝鲜。
有别于西乡隆盛坦荡取胜，大久保利通却颜面尽失，一怒之下递上辞呈。
为留下大久保利通，岩仓具视旋即将全部责任推给三条实美，宣布要辞去右大臣职位。
三条实美看到局势突变，自身难以承受而暴病，不久后去世，太政大臣一职便交给岩仓具视代理。
这场争论表面上是“征韩论”，内在基础却是清除佐贺阀，一旦“征韩论”没有压下去，政治结果便是佐贺阀继续坐大。
岩仓具视便借“代理”之机公然违反议事规则，将正院决议(出使朝鲜)与“自己意见”(出使延期)各修书一封呈给，仰赖“圣断”;同时修书大久保利通，要他防范西乡隆盛向明治天皇“直诉”。
明治维新虽然号称“”，追求“天皇亲政”，但实际运作中并未有任何议案实际由天皇决策，而是由明治元勋议论完成，天皇予以形式追认，这也为日后君主立宪制打下基础。
把这件事上交天皇，岩仓具视是摆明要尽全力阻止西乡隆盛，以挽救大久保利通的政治生命。
10月23日，西乡隆盛并没有“直诉”，而是要求辞去一切职务。
在胜负未分的这个时点，西乡隆盛并不是因败而退，反而更像是以退为进，以辞职来给天皇传息。
不过天皇还是无法忽视公卿岩仓具视的意见，只得在10月24日要求出使延期。
既然天皇公开推翻正院决议，就等同于对全部参议发出不信任信号。
按惯例，全部参议均提出辞职，手握选择权的岩仓具视便批准西乡隆盛、江藤新平等5名参议辞职，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等人则保留下来。
不惜以赶走老友西乡隆盛为代价，大久保利通歼灭了佐贺阀核心江藤新平，长州阀得以保留实力，这为日后山县有朋、两位大佬统治日本打下了坚实基础。
身披明治元勋霞光，西乡隆盛的都难逃政治捭阖，他本身也容易成为“背锅侠”。
这次出使问题被扭曲成政治路线冲突，他背起“征韩论”之锅;后来他回到鹿儿岛开设“私学校”，也被反对新政府改革的旧士族看中，背起“西南战争”之锅，最终在城山走完了自己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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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逊为什么没有率军北伐 是什么真相导致的
能臣谋士各投明主，导致魏蜀吴三方势力割据半个多世纪，一时间谁也无法征服谁。
不过稍微了解历史的人就会发现，三国之间主要以魏蜀之间交战较多，大多数时候，东吴其实是偏安一隅的。
蜀汉丞相诸葛亮剧照 大家都知道，诸葛亮明知“益州疲敝”也要多次北伐，为此不惜耗尽心血，最终命丧五丈原。
相比蜀汉的国力，东吴据有江南富庶之地，人口有52万户，合计230万人，是蜀汉人口(94万人)的两倍还多，兵力自然也更多。
至于将领方面，上大将军、丞相在智谋方面并不逊色于诸葛亮，那么东吴为何不效仿蜀汉，也搞个“北伐”之类的战争扩张其领土和势力呢?说起来，这主要有五点原因。
东吴将领陆逊剧照 第一点就是陆逊实在太忙。
陆逊长期肩负着镇守荆州的重任，而且直面曹魏方面的。
再加上东吴地形比较开阔，不具备蜀道之险，也就意味着没有防守优势，因此为了镇守辖境，陆逊已是耗尽精力，不敢有一丝懈怠。
等到他后来升任丞相、荆州牧、右都护时，又奉命总领三公事务，更是忙得团团转，哪有时间去考虑北上征讨曹魏呢? 其次则是内政不稳。
东吴众人表面上看似一团和气，其实自从称帝之后，政务方面日益懈怠，虽然屡次劝谏也无济于事，内政不稳还想出兵，显然不太可能。
值得一提的是，孙权的防备心很重，对江东本地大家族代表——陆逊很不放心，到后期虽予以其高位，却是连最基本的信任都没有，陆逊想要带大军出征简直就是白日做梦。
吴主孙权与蜀主刘备剧照 第三，陆逊虽为高官，但权限不足。
虽然陆逊在智谋方面和诸葛亮，后来都是相国之尊，但对比二人在国内的地位，陆逊和简直就是云泥之别了。
诸葛亮乃是先主刘备“托孤”之人，阿斗都要称他为“相父”，蜀汉军政大权由他一人独揽。
虽然蜀汉国内的总兵力也就十万余人，诸葛亮每次出征时说带多少就是多少，哪怕全部带走也没人反对，这也是后来比不了的。
由于孙权一直大权在握，陆逊就只是一个有名无实的丞相罢了。
后主刘禅及诸葛亮剧照 第四则是受派系争斗影响，威望不足。
虽然在蜀汉内部，也有元老派、荆州派、东州派、益州派、凉州派等大小各异的派系存在，但诸葛亮权威极大，没有人敢有所逾越，因此其可以处于超然地位调兵遣将，为“北伐”提供较为稳定的后方环境，而且、张苞、关兴、等强将都服从诸葛亮领导。
反观陆逊，作为江东本土士族代表，其本身就属于孙权所防备的对象，因此麾下许多将军很多都不服他，试问他该如何领兵出征?要知道当年刘备率大军压境之时，还是孙权将天子剑赐予陆逊才使其得以号令诸将的。
孙权赐陆逊天子剑剧照 第五，东吴缺乏地形优势。
首先是防守问题，东吴是平原地形，敌军行进毫无障碍，至于长江防线更是长达几千里，压根就守不过来，全靠陆逊不断经营荆州防线才保持相对稳定。
一旦哪个地方被攻破，很快就会被敌人推进百里，因此大量兵力被用于镇守，陆逊能够自由调动的兵力自然就减少许多。
至于进攻，东吴就更吃亏了。
诸葛亮一直是希望拿下凉州、占领长安，一是名正言顺，二是可以截取曹魏的战马供应，这样蜀汉就有了。
然而东吴如果想更进一步，就必须拿下徐州，徐州作为，人人都想要，没有十万人马根本就守不住，战争规模实在太大，陆逊根本就打不起。
基于以上原因，即使陆逊能力不在诸葛亮之下，也只能仰天徒呼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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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初期，魏国为什么错失了一统天下的机会
战国250余年历史中，魏国是最先强盛而称雄的国家，公元前公元334年和在徐州会盟，互相承认对方为王，史称“徐州相王”。
不过，在战国中期，魏国“东败于齐，西丧秦地七百余里，南辱于楚”，开始衰落。
公元前225年，魏国被秦国所灭，而对于后者来说，也在公元前221年剪灭六国，完成了一统天下的大业。
值得注意的是，在战国初期，魏国在综合实力力压其他六国。
那么，问题来了，中第一个称霸的魏国，为何没能一统天下呢? 一 首先，战国初期，魏文侯任用李悝、吴起、乐羊、西门豹、子夏、翟璜、魏成等人，富国强兵，抑制赵国，灭掉中山，连败秦、齐、楚诸国，开拓大片疆土，使魏国一跃为中原的霸主。
在魏国在战国初期称霸的时候，秦国、、、赵国、、这六国都没有崛起，比如秦国还没有进行变法，赵国没有开展，齐国也需要在代齐后稳定内部。
所以，此时的魏国，是完全有机会消灭六国的。
不过，魏国却错失了一统天下的机会。
对此，在笔者看来，第一个原因就是战国初期大一统的思想还没有深入人心。
二 在战国初期，周天子所在的东周王室虽然已经衰落，但是，分封制、宗法制等还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比如魏赵韩三家分晋和田氏代齐，都需要得到周王室名义上的认可。
也即只有得到周天子的册封后，魏国、韩国、赵国才能成为正式的诸侯国。
在此基础上，因为分封制的影响，大一统的思想自然没有深入人心，对于魏文侯、、魏惠文王等魏国君主，主要是希望像春秋时期的晋国和楚国一样称霸天下，而不是消灭六国。
而到了战国末期，大一统的思想则逐渐深入人心。
三 在战国末期，韩非子是法家学说的集大成者，其关于法家学说的著作，为建立大一统的封建王朝奠定了理论基础。
而对于战国七雄的百姓来说，在经历了长期的战争后，也希望早点结束，这自然也是大一统思想深入人心的重要体现。
在此基础上，秦始皇奋六世之余烈，剪灭六国，建立。
与此相对应的是，在战国初期，缺乏理论指引的魏国，除了消灭之外，对战国七雄中的其他六国主要是以削弱为主，比如夺取秦国的河西之地，和赵国、韩国、楚国、齐国等诸侯国的交手，主要是希望威慑对方，以此稳固自己的霸主之位。
四 最后，战国初期，魏国之所以错失了一统天下的机会，和自己的地理位置存在一定的关系。
在战国七雄中，魏国和韩国一样，都处在。
在此基础上，韩国成为战国七雄中最弱小的一个诸侯国，并且第一个被秦国消灭。
至于魏国，虽然通过率先展开李悝变法而强盛起来，但是，四战之地的地理位置，也导致魏国不得不分兵对付周边的秦国、齐国、楚国等大国。
换而言之，魏国能够在战国初期率先称霸，已经是非常难得的成就了。
而受困于地理位置上的缺陷，魏国的衰落可谓在所难免。
而拥有关中地区，尤其是的秦国，其崛起和强大，乃至于由秦始皇来一统天下，无疑和相对有利的地理位置存在一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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