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张从正的评价是如何样的?他是怎么样一个人

作者:小菜 更新时间:2025-04-12 点击数:
简介:强调攻邪,将其归纳为汗、吐、下三法。

张氏对此三法的运用十分纯熟。

他认为,只要邪气存于肌表,尚未深入,便可应用汗法。

他所指汗法,包括灸、蒸、熏、渫、洗、熨、烙、针

【菜科解读】

强调攻邪,将其归纳为汗、吐、下三法。

张氏对此三法的运用十分纯熟。

他认为,只要邪气存于肌表,尚未深入,便可应用汗法。

他所指汗法,包括灸、蒸、熏、渫、洗、熨、烙、针刺、砭射、导引、按摩等,“凡解表者皆汗法也。

”在具体应用方面,张氏认为首先要明辨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在实际应用时,不仅表证可用,诸如有里证者,若兼有表证之象者亦可应用。

其中,张子和尤其注重辛凉与辛温发汗之间的分辨,注重从地区、季节、体质、感受邪气、禀性、脉象等方面之不同,以鉴别辛凉与辛温的不同适应证。

在使用汗法时,强调汗出之时要周身出遍,要渐渐汗出,且不宜过多,这是十分重要的原则。

对于吐法,他认为凡风痰、宿食、酒积等在胸膈以上的大实大满证均可应用。

如伤寒或杂病中的头痛,痰饮所造成的胸胁刺痛、失语、牙关紧闭、神志不清、眩晕恶心等,由于病邪在上,均可用吐法。

当然,他所称吐法,不仅仅指涌吐而言,“引涎漉涎,嚏气追泪,凡上行者皆吐法也。

”具体应用上,一般情况下,凡吐至昏眩,可饮用冰水可解,没有冰水,服用凉水亦可。

此外,有一些不适应使用吐法的患者,如性情刚暴、好怒喜淫、信心不坚、病势临危、老弱气衰、亡阳血虚、自吐不止,诸种血证等,均在禁用吐法之例。

对于下法,不仅局限于通泻大便,“催生、下乳、磨积、逐水、破经、泄气,凡下行者皆下法也。

”即将通达气血,祛除邪气,使之从下而行的多种治疗方法统归于下法。

由于张氏对下法的概念范围的扩大,因此张氏下法的适应范围亦是十分广泛的。

诸如胃肠部有各种结滞;伤寒大汗之后而因劳而复发,热气不尽者,杂病腹中胀满疼痛不止而内有实邪者;目黄、九疸、食劳及落马、堕井、打扑、闪肭、损伤等外伤引起者,均可选用下法。

此外,张氏还列举了三十味常用攻下之药,诸如大戟、牵牛、芫花、巴豆、甘遂等峻烈攻下之品均在其列,而且对一些毒性药物的应用,提出应当慎重,既强调其治疗作用,又注意其弊端与副作用,可见其应用是十分娴熟的。

张从正承袭《内经》及张仲景学说,私淑刘河间之学,创 “病由邪生,攻邪已病” 的攻邪学说,丰富和发展了中医发病学理论。

在临床上,张氏吸取和发挥了前人理论,扩大了汗吐下三法的应用范围,促进了治法理论的发展,并有很高的实用价值。

在情志治疗方面很有特色,为中医心理学的发展有所贡献。

张氏的攻邪理论突破了《伤寒论》六经辨证的常规用药规律,为后世温病学家提供了宝贵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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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从正的代表作品有哪些?有着怎么样的学术思想

在学术上继承了《内经》、《难经》、《伤寒论》诸典籍的理论与临床观点,并很推崇刘河间的学术思想。

于临床上强调六气化火与五志化火的理论,治疗火热病应从表里分治以却散火热之邪。

私淑其谈,但并不侧重于火热病机,而对于刘氏祛邪的观点很有体会,并结合前人的治疗经验,以及个人临床的体会,对汗、吐、下三法的运用有独到的见解,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扩充了三法的运用范围,并在理论上有所阐发,形成了以攻邪法治病的独特风格,为祖国医学的病机理论和治疗方法做出贡献,被后世称为金元四大家之一,又称为“攻下派”的代表。

《金史本传》对其评价很高,称赞他“精于医,贯穿《素》、《难》之学,其法宗刘守真,用药多寒凉,然起疾救死多取效。

” 张从正一生写了十余种医著,后被学生辑为《儒门事亲》一书,共十五卷,详细介绍了汗、吐、下三法的学术观点,记载了各种疾病的临床治疗,并附有医案。

此书对研究攻邪派的学术思想,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张从正将疾病产生的病因总归于外界不同邪气的侵袭。

他强调邪气致病,并非忽略人体之虚,或者忽略在疾病过程中有正虚的—面。

他认为,疾病的产生主要是邪气的作用,若先补其正气则真气未旺,反而助长邪气的作用,更损伤正气,反而使人体正气得不到恢复。

就象鲧治理洪水以筑堤之法,由于不疏通河道,反使洪水得不到控制。

祛邪之法有似于治洪水疏通河道,反而使邪气得以祛除,正气得以康复。

所以张子和提出了攻邪即是扶正的辨证关系,认为“不补之中,真补存焉”。

其祛邪理论强调了人体应以气血通达为常。

他认为,“《内经》一书,唯以血气流通为贵。

”因此,张子和从这一认识出发,提出“陈莝去而肠胃洁,症瘕尽而营卫昌”的观点,认为通过攻邪之法,可以调畅气机,疏达气血,“使上下无碍,气血宣通,并无壅滞”,从而达到恢复健康的目的。

正因为张子和十分重视邪气致病和气血流通的理论,因此,其对补法的运用十分谨慎。

强调补法的运用应当针对病情,不能滥用。

反对无病之人滥服补药,对于患病之人,认为邪未去而先投补,则往往会以粮资寇,反而助邪伤正,只有对纯虚无实的患者,才可使用补法。

至于具体补养正气的方法,张子和认为应当十分重视食补,也即“养生当论食补”的著名论点。

正因于此,张氏又十分重视人体之胃气的盛衰,认为它直接影响到食补的效果,保护胃气,使水谷得以消化,人的正气就能够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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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王清任的评价是怎么样的?他是解剖第一人吗

王清任作为一位杰出的医学革新家,在所著《医林改错》中,一是比较准确地描述了胸腹腔内脏器官、血管等解剖位置,较过去有改正,有发现;二是创活血化瘀新理论拟出许多新方,于临床颇有奇效;三则否定胎养、胎毒等陈说及综成“灵机记性在脑不在心”新说,其贡献巨大,值得肯定。

后世医家对他的评价褒贬不一,有人认为他的学说中对于脏腑进行了明确的划分,是一种形态学上的准确化过程。

但是,大部分的中医学者认为,中医学在几千年来对于“脏腑”的定义,从未真正使用过解剖学和形态学的方法,“脏腑”,在中医学的理论体系当中始终是以“阴阳五行”、“八卦九宫”等进行分类和定义的。

“脏腑”在中医学的诊断和治疗当中,始终是一种功能化的概念,而非实实在在的器官。

而《内经》当中也提到过脏腑的大小和重量等,甚至有人认为《内经》当中,甚至没有说对肝脏的位置。

实际上,很多学者在深层次的体悟之后发现,其间对于脏腑的重量、大小等数字上的描写,蕴藏着高深的数术学的内容。

在中国文化的历程中,数术学说的神秘和深奥常使得很多人认为那是一种纯意识的东西,而非现实存在,还有人始终对其抱有怀疑甚至排斥的态度。

但不论人们在主观意识上是否定还是肯定,“数术学”在中国文化的历程中占据着相当重要的位置,可以说深入到了各个领域,并贯穿始终,中医学说更是如此。

既然很多人都已经承认中医对于脏腑的认识并非形态认识,而主要是功能性的定义,那么为什么在《黄帝内经》这部奠基的理论著作中出现了类似形态学的内容呢?从该书的理论水平上来讲,与整体思想不一致的观点和论述,也决不会收载其中。

因此,我们不必把中医学描述重量和大小的数字具体画,也就不会为其中的数字是否需要修改和准确化而大费周章了。

同样的道理,肝脏的位置,也不是指现代解剖学说中的肝脏,而是一种由“肝气上升”、“肺气下降”理论,和“左升右降”的气机循行特点,共同衍生出来的“肝位居左”的功能化概念。

因此,很多医家对于王清任的“改错”持否定态度,并有“医林改错,越改越错”的说法。

而对于他的第二大理论,关于“瘀血”的学说,同样存在两方面的评价。

一方面,在理论上,有人说他创立的瘀血学说补充了中医病机学和方药学;但也有人认为是在尸场对多具尸体进行了实地的考察和解剖而得出结论的,从研究方法上来讲并不符合传统的中医认知法则,而且它所说的“瘀血”,实际上应该说是“死血”,失去了生命的人,身上的血液自然不会是流动的。

而中医理论中所讲的“瘀血”,也并不都是肉眼可见的。

但是在立法和用方上,大多数的医家对其评价却十分肯定。

他在瘀血证的治则治法上有了很大的创新,认识非常深刻,其间进行了更深透的分析,还留下了“膈下逐瘀汤”、“血府逐瘀汤”之类的优秀方剂。

但在使用时必须辨证准确,才能使用这种方法,也不能仅限于气血致病的学说,为医者时时不可或忘辨证论治的原则,灵活机变,随证加减。

虽然后世医家对王清任的《医林改错》有着褒贬不一的评价,但是他肯于实地观察,亲自动手的精神值得肯定。

他为医世者留下了宝贵的资料,在瘀血证的立法及方剂的创立上,其发扬和革新有着很大的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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