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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春秋》、《帝王世纪》记载，、微仲衍与帝辛三人是同母兄弟，微子启、微仲衍出生时，他的母亲尚为妾，而被立为王后之后生帝辛。

帝乙因微子启年长，想立他为嗣，太史根据礼法认为微子启是庶出，帝辛是嫡出，所以立帝辛为嗣子。

帝乙逝世后，辛继位，这就是辛帝，天下都管他叫"纣"，因为谥法上"纣"表示残义损善。

帝辛年轻时天资聪明，文武双全，口才过人，行动敏捷，接受能力也强，而且非常力气大，据说能空手与猛兽打斗。

《荀子·非相篇》记载："长巨姣美，天下之杰也;筋力超群，百人之敌也"。

《·殷本纪》记载："帝纣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

" 帝辛继位后，定都于沬，后改沬邑为朝歌(今河南淇县)。

早在帝乙时，商的国力就处于衰弱阶段。

帝辛在位时期，东夷叛乱，派大军征伐。

他继续发起对东夷用兵，打退东夷向外拓展，把商朝势力扩展到江淮一带，可结果却出现许多叛乱国。

周武王继位后四年(公元前1057年，一说公元前1027年)，得知帝辛统治集团分崩离析，王族重臣被杀，箕子被囚，微子出奔，而商军主力远征东夷，朝歌空虚，遂起兵反叛。

据史料记载该行动响应者多达八百诸侯，周武王亲率这些大军东进伐商。

帝辛惊闻周军来袭，只好仓促武装大批奴隶、战俘，连同守卫国都的军队总计十七万，开赴朝歌以外四十里的牧野(今河南汲县)迎战。

想不到这些大批夷人、奴隶组成的军队，忽然一夜之间哗变，溃不成军。

周人居然不费，，兵临朝歌城下。

帝辛逃跑，退入城中，登上鹿台，把他的宝玉都穿戴在身上，在摘星楼自焚而死。

史料记载纣王亡国是因为其，，失去了民心。

事实真相真的如此吗? 下面我们来看看商朝亡国后的发生的几件事，叔齐宁死不食周人之食;周武立后掠夺商人财富后迅速退回周地，不敢在商地多待太久，周武王甚至把商地整个还给了微子启和武庚等人;商人在时期再次反叛等等。

下面我们来看看这段记载，《史记.殷本纪》记载：“(纣)好酒淫乐，……使师涓作新淫声，北里之舞，。

”纣王引入西土胡风文化，社会风气大变，殷民嗜酒淫祀成风，纣王征伐无度。

后世记载无论是史记的《殷本纪》、《周本纪》还是其他文献，都提到纣王宫中荒唐不羁的行为。

其实这是后世的误解，纣王实际上是引入了西土的歌舞，他引入胡风文化的目的，是为政治改革营造社会氛围。

甲骨文合集·630记载：“癸酉卜，贞，多妣献小臣卅、小妾卅于帚。

”这些就是俘虏而来的西土战俘，纣王把他们组织起来表演歌舞，代替原先的祭祀仪式。

据学家研究，这种祭祀盛行于中亚地区，中土文献记载为“株离之舞”，郑玄曾说“西方之舞曰株离”。

当时殷商的西部敌人之中有吐火罗人、白狄、义渠、犬戎等等就是来自中亚的。

在纣王之前的卜辞中，这些战俘一般用来做殉葬，但纣王改革了这种制度。

不仅如此，纣王实际上也是殷商称帝的第一人。

据甲骨学者岛邦男考证，纣王采用了某种祭天帝的仪式，来祭祀自己的祖父和父亲，纣王时期的甲骨文卜辞明显表明了另一套祭祀制度。

这实际就是自我神化了，纣王引入西土风俗，将自己神化为与天帝等齐的神祗，这当然是极为大逆不道的事情。

纣王的导致的后果是殷商百姓普遍的堕落，这些堕落行为包括嗜酒成风、淫祀神祗等等。

平心而论，纣王进行这些改革并不是图谋一人之享乐，他是为了统一天下。

但他的做法太过极端，引发了贵族阶层的不安，也引发四方诸侯的恐惧，尤其是他在征伐淮夷之前在山东半岛灭掉了几个小国。

在古人心中，一个国都是有天命的，灭其国，但一定存其祀，使之绵绵不绝，自然消失于历史长河。

殷商初期也封了夏人后裔两个国，一个为杞、一个为缯，让他们继续祭祀祖先社稷。

但纣王改革了祭祀制度，当然就不可能存其祀了，于是天下诸侯就感到特别恐慌，于是在周武王举兵反叛的时候纷纷起兵响应。

在当时人们信仰神灵的时代，祭祀是特别重要的，这是一个国家宗族延续的象征。

纣王实行的统一祭祀，这本身是好的，是为了国家的统一，但是这种超前的行为严重伤害到了其他诸侯的利益，就好比的削藩政策，导致人心惶惶。

从考古学家在殷墟中发现的甲骨文来看，纣王亡国的真正原因竟然是因为他太过超前的改革方法令人产生了不安，这才发生了后来的八百诸侯反叛，这个发现颠覆了人们往常的认知，事实真相令人不敢想象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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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睿与兄弟，乃至士族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了。

为自己的弟弟深报不平，他上疏司马睿，望司马睿能够宽容王导犯下的过错，令其将功补过。

王敦这份上疏，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然而司马睿收到这份上疏后，对王敦却更加忌讳了。

他连夜将自己的叔父，谯王司马承召进宫，与他商议对策。

司马承顺承帝心，对此表现得十分愤慨，说：“陛下当初没有早点遏制王敦的势力，以至于到了今天这样的地步。

王敦一定会成为朝廷的心腹大患”。

刘隗更是在一边煽风点火，让司马睿派遣心腹出镇以提防王敦。

恰好此时王敦表请宣城内史沈充代甘卓为湘州刺史，司马睿顺势命司马承出镇。

司马承万死不敢推辞，然而行前的一番话已预示了他将来的结局。

他对司马睿说：“湘州经历蜀寇，民物凋弊，如果我过去，一定要三年才能参加战事，如果不到三年，即便我，也没有任何办法。

”果然，司马承到了武昌以后，王敦设宴款待他，对他说：“大王知书达理，恐怕并非将才。

”司马承在司马睿面前底气不足，面对王敦时却表现出十分傲气，他对王敦说：“你怎么知道我不是将才呢?即便是铅刀，也有一割之用吧!”这样的夸口，在久经战事的王敦面前未免显得有些可笑，因此王敦也并不在意，对心腹钱凤说：“他没有真正带兵，并不知道战场的可怕，不知恐惧而学人讲壮语，可见他也没什么能耐，实在不足为惧”。

因此便听之任之了。

司马承的任命于江东大局其实并无十分影响，真正引起后来整个东晋局势变化的，恐怕正是司马睿在太兴四年(公元321年)以尚书仆射戴若思为征西将军、都督司、兗、豫、并、雍、冀六州诸军事、司州刺史，镇合肥，丹杨尹刘隗为镇北将军、都督青、徐、幽、平四州诸军事、青州刺史，镇淮阴的军事任命，“名为讨胡，实备王敦”。

尤其是戴若思都督豫州军事，令原豫州刺史十分不满。

他用尽一生心血经营边疆，终于换来了十余年和平，而这一切全都要交由戴若思接管，祖逖“意甚怏怏”，又知道司马睿这次军事任命，实际是为了防备王敦，北伐就此不遂，因此悲愤发病而死。

王敦虽然擅自任命官吏，但就目前能看到的史料而言，除却史书评价说他有以外，并无任何实际事迹表明王敦有逼宫之嫌。

而当戴若思、刘隗出镇时，王敦开始也是从大局出发，写信给刘隗说，“今大贼未灭，中原鼎沸，欲与足下及周生之徒戮力王室，共静海内。

若其泰也，则帝祚于是乎隆;若其否也，则天下永无望矣”，希望刘隗不要这样步步相逼;然而刘隗不愧是政治上的矮子，断然回信说：“‘鱼相忘于江湖，人相忘于道术。

’‘竭股肱之力，效力以忠贞’，吾之志也”，以王敦心气之高傲，此时又手握重兵，先有司马承出镇湘州，后有戴若思、刘隗出镇司、青，刘隗，王导在朝中被司马睿所猜忌疏远——是可忍孰不可忍? 永昌元年(公元322年)，王敦于武昌起兵，上疏司马睿，要求杀掉刘隗。

这一次，他的上疏中带了十足的威胁之意，“隗首朝悬，诸军夕退...愿陛下深垂三思，则四海乂安，社稷永固矣”，大有你不杀刘隗，我就不退兵之意。

到了芜湖，王敦再次上表，不过这次针对的目标是刁协。

司马睿终于被王敦激怒，声称要亲帅六军诛讨王敦，能够取王敦项上人头的，封五千户侯。

朝臣们很快做出了选择。

仆射周顗的态度可以说是代表了朝中大多数人的态度。

太子中庶子温峤就王敦起兵这件事问他，周顗说，皇上不是尧舜，当然会有过失，做臣子的怎么能够举兵相胁呢!一方面，他们认为司马睿的确有很多做得不对的地方，然而作为臣子，王敦只能劝谏，而不能举兵相抗。

也因此，在王敦之乱中，我们可以看到，参与的人其实很少，大部分人都保持了中立的态度。

响应王敦的，大多是琅琊王氏子弟，和王敦的心腹宠信。

比如少时就酷爱兵书的沈充，以雄豪闻于乡里，被王敦引为参军，与同郡钱凤一起深得王敦信赖。

因此当王敦举兵内向时，沈充立刻在吴兴起兵，王敦以其为大都督、督护东吴诸军事;王敦的兄长，光禄勋王含乘舟逃奔王敦。

与此相对的，是谯王司马承与梁州刺史甘卓的拒绝。

司马承的拒绝很好理解，他原本就是忠于晋室，此番出镇乃是司马睿的授意，因此当王敦让参军桓罴前去长沙将其请为军司，司马承坚决不从，但却也知道自己势力单薄，不是王敦的对手，不免有“地荒民寡，势孤援绝，将何以济!然得死忠义，夫复何求”的感慨。

而甘卓的考量就要复杂得多。

他之前因为多次参与平叛，因功被封为湘州刺史，后迁为安南将军、梁州刺史、假节、督沔北诸军，镇襄阳。

其在任期间，免除税收，让利于民，宽政简惠，深得称赞。

王敦起兵后，曾希望甘卓能与自己一起发兵，但甘卓犹豫再三，终究还是拒绝，他与巴东监军柳纯、南平太守夏侯承、宜都太守谭该等十余人发表檄文，说王敦谋逆，应加以讨伐，又联合，并命参军邓骞、虞冲至长沙，让谯王司马承坚守。

甘卓之所以拒绝，并非为朝廷考虑，而是权衡了司马睿与王敦势力孰优孰劣后作出的决定。

因为各方都积极响应甘卓，“征西将军戴若思在江西，先得卓书，表上之，台内皆称万岁”，“陶侃得卓信，即遣参军高宝率兵下”，因此即便是王敦，心里也有些惧怕;刚好甘卓犹豫不定，屯兵猪口，王敦便派其侄儿甘仰求和，对甘卓说，“你这样选择，是尽臣节，我不会责怪你;然而我王家也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了，只能这样做”，希望甘卓能班师回襄阳。

另一方面，王敦继续行军建邺，司马睿急召戴渊、刘隗入卫京师。

刘隗回到建邺后，与刁协一起力劝司马睿尽诛琅琊王氏，然而也许司马睿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要真的对王家痛下杀手，只是恼恨臣强主弱的局面;而此时此刻的他终于明白，且不说他没有能力诛杀王氏，即便他有，一旦他尽诛琅琊王氏，天下士人必定寒心，且江东豪族绝不是他与刘、刁诸人所能制衡的。

因此在这个紧要关头，司马睿没有同意。

王导对此并不知情，见王敦起兵，他心忧如焚，率领族弟中领军王邃、左卫将军王廙、侍中王侃、王彬及诸宗族二十余人，每天早上跪在宫门外待罪。

司马睿的立场原本就已经动摇了，再加上周顗的劝解，便命王导入宫觐见。

王导十分惶恐，还不待司马睿说话，就不停磕头谢罪，说“没有想到竟然出在了臣的家族”!唯恐司马睿怪罪更甚。

司马睿对王导的话，其实是半信半疑的。

他虽然“跣而执其手”，光脚下阶，拉住了王导的手，然而却将王导任命为前锋大都督，要他大义灭亲，前去讨伐王敦;同时，以征虏将军周札为右将军、都督石头诸军事，甘卓为镇南大将军、侍中、都督荆、梁二州诸军事，陶侃领江州刺史，自己亲着戎装，率兵屯守郊外。

王敦到了建邺以后，原本想先攻刘隗，然而其部将杜弘却劝他说，刘隗死士太多，恐怕不容易拿下，不如先从周札攻起，因其“少恩，兵不为用，攻之必败”。

王敦同意了，于是转攻周札。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周札“开门纳弘”，王敦不战而胜，成功入据建邺。

究其原因，可以稍加推测。

周札素有脚疾，“不堪拜，固让经年”，而却被有司弹劾，不得已只好前去视职。

而史册所载的有司，按当时朝中局势而言，不是刘隗就是刁协诸人，因此周札之叛，也不难理解了。

然而王敦进入建邺后，并没有感觉到丝毫胜利的喜悦，反而十分感慨地说：“吾不复得为盛德事矣”!我如今起兵，虽然号称是清君侧，但不免会被当做逆臣，再也不会有什么建功立业，盛名远扬的机会了。

虽然这样感慨，但王敦拥兵不前，放任士兵到处劫掠财物，宫中诸人纷纷逃散，仿佛是无声的示威。

司马睿原本命刁协、刘隗、戴渊、王导等人连续出战以攻建邺，在几番战败后，他也丧气了，脱下戎装对左右说：“如果王敦想要我这个位置，早点说不就好了?何必要将百姓拖累到这样的地步呢?”一句话轻轻巧巧地便将前因后果全部撇得干净，仿佛王敦是因为早就觊觎帝位才起兵的。

他又遣使对王敦说，如果你不忘晋室，那就息兵吧，这样天下或可安定，否则的话，“朕当归琅邪以避贤路”。

后人多以为王敦狼子野心，才将司马睿逼到这样的地步，然而联系前后因果，可知王敦这次起兵，的确是不满刘隗、刁协干预朝政，小则损害琅琊王氏的利益，大则动摇江东豪族拥立之心，绝无不臣之意。

而司马睿对王敦这样说，其实也是威胁十足，如果不就此退兵，那么图谋这顶帽子，王敦就戴定了。

也因此王敦退兵，司马睿以其为丞相、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江州牧，封武昌郡公，王敦都没有接受，但杀掉了协助司马睿的戴若思、周顗，刁协在逃跑路上为人所杀，送首于王敦;而刘隗则携妻子亲信投奔了，石勒以其为从事中郎、太子太傅——再次体现了刘、刁二人之无有骨节。

而得知了戴若思、周顗死讯的甘卓，方寸大乱，不久就为襄阳太守周虑所杀掉了。

虽然《》记载说，当初四方劝司马睿称帝的时候，王敦就已经有不臣之心，想改立其他王储，因为王导不同意而作罢，然而还是那句话，评论不足为据，没有任何切实的事例能够表明那时候的王敦想要取晋室而代之。

但这次变乱却也让王敦反过来思考一脉是否值得拥护。

他责备王导没有听从自己的话，改立他人为帝，以至于现在差点被灭族，这句话虽然真假也有待商榷，但“几至覆族”的后怕，一定萦绕在王敦心头，成为挥之不去的一个阴影。

更何况，王敦清楚地知道，即便很多人与自己的立场相同，但出于各种考量，多数人现在对自己的定义，无怪乎“乱臣贼子”四个字。

譬如周顗死前经过太庙，大呼“贼臣王敦，顷覆社稷，枉杀忠臣;神祗有灵，当速杀之”!其族弟王彬在凭吊周顗后，勃然怒斥王敦屠戮忠良，欲谋不轨，祸及门户等等。

大概也有些破罐破摔的意味，王敦渐渐起了谋废立的心思。

他原本想废黜太子，重新迎立东海王司马越的后裔与裴妃，然而因为温峤直言相抗，群臣以沉默表示反对而作罢。

然而此时的王敦，兵权在握，其实也不太在乎朝臣的意见了。

他以西阳王司马羕为太宰，加王导尚书令，王廙为荆州刺史，进行了一次军事、行政大调动，“转徙黜免者以百数”，十分恣意。

谢鲲劝他说，您虽然诛灭佞臣，建有功勋，但入朝以来，一直都称病不去面圣，若是能去觐见天子，君臣释然，一定人情所归，天下尽乐。

王敦反问谢鲲，你能保证不发生什么变故吗?纵然有谢鲲的保证，但王敦根本不信任司马睿，终究还是没有觐见司马睿，带兵返还了武昌。

但司马睿经过此事后，忧惧成疾，不久后就去世了。

太子司马绍即位，是为晋明帝。

从这个时候开始，王敦变得渐渐和从前不一样了。

他“暴慢滋甚，四方贡献多入其府，将相岳牧皆出其门”。

虽然史载其所任用的沈充、钱凤凶险骄恣，大起营府，侵人田宅，剽掠市道，但就史册而言，跟随王敦的时候，并没有太多沈、钱二人“凶险骄恣”的实证。

相反，这两人对王敦相当忠诚。

尤其是沈充，当晋明帝准备讨伐王敦时，曾让其乡人沈祯前去劝他，许诺事成后将他提拔为司空，也许是对晋明帝的不信任，然而毕竟沈充宁死，也不肯折节背叛王敦。

反倒是王敦自己，脾气越发暴虐易怒了。

当时高官督护缪坦想将武昌城西地作为军营，太守乐凯劝谏说，这块地是百姓用来种菜的，不应该将其夺走。

王敦听了大怒，说：“若不是我来这里，会有武昌这个地方吗?人们说这里的土地都是我的!”乐凯不敢再说，最后还是郭舒不畏王敦，委婉进谏，王敦才将地还给了百姓。

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因此这时《》中对他的评价，“多害忠良，宠树亲戚”，也不可谓不客观了。

除此以外，王敦还让朝廷征召自己，以谋更大。

晋明帝心思慎密，是为深谙权术的皇帝，不欲与此时兵力强盛的王敦相抗，因此从善如流，手诏征之，加黄钺、班剑，奏事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暗地里却在谋划如何削弱王敦的势力。

虽然他曾想以流民帅郗鉴的势力为外援，自己又亲自前往王敦兵营查看地形，但这一切都比不上中书令温峤的无间道效果好。

王敦曾以温峤为左司马，温峤事事配合，深为王敦所重，并假意结交钱凤，称赞他说“钱世仪”。

温峤向来品藻人才闻名，得他一赞，钱凤也对他十分倾心。

太宁二年(公元324年)六月，王敦表情温峤为丹杨尹，希望他借机监视朝廷动向。

温峤临走前，假装酒醉冒犯钱凤，以至于他走后，钱凤对王敦说，“此人与朝廷往来过密，不能信任”的时候，王敦反而指责钱凤不应该为了温峤酒醉冒犯的事而耿耿于怀。

当知道温峤背叛了自己以后，王敦大怒，写信给王导说要将温峤抓来拔掉他的舌头。

然而此时的王敦，无疑心有余而力不从心了——他已经病到了钱凤直接问他后事如何的地步了。

王敦知道自己若是病死，手下人必定成不了大事，便以养子王应为武卫将军，王含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又给了钱凤三条建议，“释兵散众，归身朝廷，保全门户，上计也;退还武昌，收兵自守，贡献不废，中计也;及吾尚存，悉众而下，万一侥幸，下计也”。

然而钱凤政治才干也十分堪忧，认为王敦所谓的下计，乃是上上之策。

与此同时，晋明帝以司徒王导为大都督、领扬州刺史，温峤都督东安北部诸军事，与右将军卞敦守石头，应詹为护军将军、都督前锋及硃雀桥南诸军事，郗鉴行卫将军、都督从驾诸军事，庾亮领左卫将军，吏部尚书卞壸行中军将军。

又诏征临淮太守苏峻、兗州刺史刘遐及徐州刺史王邃、豫州刺史祖约、广陵太守陶瞻等入卫京师。

王导听说王敦病入膏肓，帅琅琊王氏诸子弟为王敦发丧，以至于众人都以为王敦已经去世，顿时斗志昂扬。

不得不说，没有王敦带领的军队，其实与乌合之众没有什么区别，更何况晋明帝手下诸位将领，皆是一时才俊，因此王敦部众节节败退。

当听到自己的哥哥王含战败的消息时，王敦大怒，但同时也明白大势已去，不可挽回了。

他本欲自己出征，毕竟身体已经不允许了，只好告诉少府羊鉴与王应说，等他死后，“先立朝廷百官，然后营葬事”。

说完后不久，王敦就去世了，时年五十八。

王应的确没有发丧，他所做的，是用席子将自己养父的尸体草草裹了，在外边涂上蜡，埋在厅堂下面，与诸葛瑶等日夜纵酒淫乐。

不久，王敦部将俱被击溃，而王敦的尸体也被挖出来，“焚其衣冠，跽而斩之”，与沈充的头颅一起挂在城南朱雀桁上示众，若不是后来朝廷许可，甚至都没有人敢为他收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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