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策是谁编写的战国策是谁主持编写的

战国策是谁编写的呢？它的名字叫《吕氏春秋·季冬记下·先王之政·本纪第十七·太史公自序第十七·季冬记下·先王之政·本纪第十八·太史公自序第十九九·吕后传》。这篇文章记载了刘邦的祖父刘太公在吕后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就把她嫁给了他。刘邦当时还不是皇帝，所以他的祖父刘太公只是一个小小的官员。后来，刘邦成为汉朝的开国皇帝，他的祖父刘太公也被封为侯爵。然而，在刘邦称帝后，他的祖父刘太公却没有得到任何赏赐。

在中国历史上，士人官圈里存在一些潜规则，只可意会，不可明说，比如，对于古籍中的谋略书，高官权贵、军政要人私底下读得津津有味，而在场面上却往往劝诫年轻人不要轻易去阅读，避免因受影响而萌发离经叛道的思想。

《战国策》就是这样一部古籍，它不属于经书正史，不符合儒家的道统精神，被认为是离经背道的。一些经学大儒视《战国策》为洪水猛兽，告诫应远离它。比如，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曾经重校过《战国策》，但他校此书的目的是“使后世之人，皆知其说不可为，然后以戒则明”。在他看来，此书属于“害正”之“邪说”，是万万读不得的。 参看曾巩的《重校战国策序》

《战国策》记述着纵横之术，隐藏着谋略秘密，而这种谋略智慧完全不同于儒家所主张的内圣外王之道，是很多士人官宦表面上不喜欢谈论的，但是，对于此书，历朝历代的王侯将相们却在明处规劝朝臣属将千万别去读，可是，他们在背地里却将此书细心揣摩，领略捭阖之道。

那么，《战国策》到底是怎样一本古籍呢？

第一，《战国策》所描述的时代战乱纷争、礼坏乐崩的时代

《战国策》记述了一个群雄逐鹿的时代，这个时代不同于春秋时期，在春秋末期，列国世袭的大臣靠着继承的特权，聚集财富，收养门人，其势力不断扩大，形成特殊的地位，而当时机一成熟，这些权臣便挤压君主，抢夺君王地位，导致各国内乱频起。比如，晋国便发生了韩、魏、赵三家分夺君王权力的事；在齐国，田姓大夫夺了姜姓的天下，王权掌控者易姓；就连周王室也丢了许多的土地，分裂为东、西周，而两周的君主便失去了傲视天下的“共主”地位，沦落为与宋、鲁等小国同等的卑贫地位。

当时，秦、楚整合了各派各派力量，结束内乱，将势力伸张到中原，而北方的燕国则向南显示威力，形成秦、楚、燕、韩、魏、赵、齐七雄纷争的杂乱局面。致使周王室名存实亡。世袭的大臣有的乘势力的增强而变成了君王，有的却失势衰落了，沦落到无权无势的地位。专制集权的新君王蔑视旧贵族，置之不理，他们不再那么重视出身，而是大肆重用出身贵贱不同的能人智士，原有的封建制度瓦解了。而孔子所颂扬的周朝的礼乐制度也随之崩溃。

战国时代

对于《战国策》所描绘的时代，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顾炎武有一段很好的描述：

“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不言礼和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言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春秋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春秋时犹有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邦无定交，士无定主，此皆变于一百三十三年之间。” 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周末风俗》

显然，七国争雄的年代，不再尊礼重信了，不再宗周言王了，不再重视祭祀聘享，出现了“邦无定交，士无定主”新局势，礼坏乐崩，列国纷争，这就是战国时的基本局势。

第二，《战国策》描述了纵横捭阖、伐交雄辩的策士们

首先，“士”这一阶层迅速崛起，为列国君王所尊重和重视。

战国一百四十多年，礼坏乐崩，宗周瓦解，祭祀日微，宴会无诗，轻义重利。这时候各国纷争激烈，国与国之间关系紧张，战事频繁，儒家的仁义在列国激烈的争雄中显得毫无价值，像孟子这样的儒学名士在这时期也不适时宜，得不到重用了。而代之而起的是一些有实际智谋和纵横才学的人，“士”的阶层迅速发展起来，赶上大显身手的好时机，而最热门的人就是“策士”，就是后来所说的“说客”，他们驰骋于政治舞台，纵横于国际外交活动中，捭阖纵横，呼风唤雨。

《战国策》

显然，《战国策》所反映的时代具有区别于春秋时期的显著特点，其中，“贵士重策”就是其中最明显的特点之一。对士的尊重和重用，对计策、谋略的重视，取代了原来对儒家、仁义的崇尚。《战国策》的编校者刘向在《战国策序录》中说：“孟子、孙卿儒术之士，弃捐于世，而游说权谋之徒，见贵于俗。”策士们备受重视，达到“所在国重，所去国轻”的重要程度，各国纷纷招纳有谋略的策士，希望能借助于策士的策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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