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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唐(923-936年[1] )是五代政权之一，李存勖所建，定都洛阳，历三世四帝，国祚共十四年。

它取代了后梁，不久又为所取代。

后唐的前身是唐末初期的晋国，891年，河东节度使被册立为晋王。

907年，篡唐建立后梁，成为北方最大的割据政权。

李克用拒不承认，仍奉唐天佑正朔。

908年，李克用去世，子李存勖即位。

923年，晋王李存勖在魏州(今河北大名县)称帝，改国号唐，史称后唐，同年底，灭梁，定都洛阳。

起因 同光元年(923年)，后唐灭后梁之战后，后唐实力大增，军队士气高涨，后唐庄宗李存勖欲乘胜兴师兼并前蜀，因蜀境山川地势险固，未轻举。

遂取先疲后击之策，佯与其约好。

三年六月，前蜀主果撤除边地守备，庄宗即乘机部署发兵。

过程 九月初十，命魏王李继岌充西川四面行营都统，枢密使郭崇韬充东北面行营都招讨制置使，统领风翔(治凤翔府，今陕西凤翔)、同州(治今陕西大荔)、陕州(治今河南三门峡市西旧陕县)、华州(治今陕西华县)、邡州(治今陕西彬县)兵6万，自凤翔趋大散关(今陕西宝鸡西南大散岭上)入蜀;另以高季兴为东南面行营都招讨使，率荆南兵攻取夔(治今四川奉节)、忠(治今四川忠县)、万(治今四川万县)诸州，以策应。

十月十八日，大军至散关，排阵斩斫使兼马步军都指挥使李绍深率步骑1.3万人前出攻克威武城(今陕西凤县东北)，获粮20万斛，继纵驱降兵万余人奔逃，以造蜀人恐慌之势;同时倍道尾随，直趋凤州(治梁泉，今陕西凤县东北风州镇)。

郭崇韬亦率大军兼程跟进。

十九日，前蜀守将王承捷迫于后唐军攻势，以凤、兴(治今陕西略阳)、文(治今甘肃文县)、扶(治今四川南坪东北)4州降。

时蜀主仍领妃嫔臣僚，在数万兵的护卫下巡游作乐。

二十日，巡游至利州(治今四川广元)，闻后唐军破凤州，大惊，急命随驾清道指挥使王宗勋、王宗俨、王宗昱为三招讨，率兵3万迎战。

后唐军，兵锋甚锐，蜀兴州刺史王承鉴、成州刺史王承朴相继弃城而逃。

二十六日，李绍深等大败王宗勋等于三泉(今陕西宁强西北阳平关)，击杀5000人，获粮15万斛。

二十九日，蜀主闻王宗勋等溃败，留判六军诸卫事王宗弼率重兵守利州，自返成都，并截断桔柏渡(今四川广元西南嘉陵江、白龙江合流处)浮桥，以阻遏后唐军。

三十日，李继岌兵临兴州，蜀将宋光葆以领属梓(治县，今四川三台)、绵(治巴西，今四川绵阳东)、剑(治普安，今四川剑阁)、龙(治江油，今四川平武东南)、普(治安岳，今属四川)5州降;接着，武定节度使王承肇、山南节度使王宗威、阶州刺史王承岳分别以其领地降;惟天雄节度使王承休与副使安重霸欲出秦州掩击后唐军。

及抵茂州(治今四川茂县)，随行兵马仅剩2000，且士卒饥疲，安重霸见大势已去，亦以秦(治上邦，今甘肃天水)、陇(治湃源，今陕西陇县)二州降。

高季兴乘势率水军溯江入蜀，攻施州(治今湖北恩施)。

蜀峡路招讨使张武用铁锁断绝长江航路，高季兴遣勇士乘舟斫铁锁，适值大风，舟挂铁锁，进退不得，遭前蜀兵以矢石齐攻，战败，高季兴乘轻舟逃走。

不久，张武闻北路失败，便以夔、忠、万三州降于后唐。

十一月，后唐军昼夜兼行，径趋利州，王宗弼闻风弃城西逃。

李继岌率大军向剑、绵、汉州(治今四川广汉)推进。

十五日，蜀武信节度使兼中书令王宗寿以遂(治今四川遂宁)、合(治今四川合川)、渝(治今四川重庆)、泸(治今四川泸州)、昌(治今四川大足)5州降。

李绍琛抵绵州时，民房已被毁，绵江浮桥亦被拆断。

结果 为速取前蜀，李绍琛乘蜀兵溃败破胆之机，率乘马浮江而渡，入鹿头关(今四川德阳东北鹿头山上)，攻克汉州，直逼成都。

二十六日，李继岌率大军进抵成都，翌日，蜀主出降，前蜀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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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中期以后中国进入了一个空前少雨的年代，出现全国性的大旱灾。

、崇祯年间，旱灾变得越来越频繁，大旱之年的比率也在增加。

波及华北数省的大鼠疫首先在山西爆发。

明末大鼠疫开始于崇祯六年(1633年)，地点是山西。

崇祯十四年传到河北，并随着和的军队传到更多的地区。

崇祯十四年(1641年)，鼠疫传到北京，造成北京人口的大批死亡。

明末鼠疫这场大鼠疫是的“街坊间小儿为之绝影，有棺、无棺，九门计数已二十余万。

”北京在1643年的8月到12月间，保守估计死亡人数已高达全城的五分之一。

所以当次年的4月，李自成攻进大明帝国的都城北京时，他面对的是一座“人鬼错杂，日暮人不敢行”的死城。

上海交通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曹树基根据华北地区明朝末年地方志以及一些明代人的记录，在其论文《鼠疫流行与华北地区社会的变迁》中，首次提出了明末席卷华北地区的瘟疫实际就是鼠疫。

近十年之后，他与李玉尚合著《鼠疫：战争与和平》，对前期的研究做进一步的完善，提出了“老鼠亡明”的观点。

异常寒冷的气候频繁引发水灾、旱灾、蝗灾、鼠疫等，成为波及全国范围的大瘟疫，形成“水旱灾——饥荒——瘟疫”的恶性循环，,成为明王朝崩溃的根本原因。

背景 生态破坏 历载，自明嘉靖始，明朝与蒙古边境之间常有变乱，致使许多汉人被俘或逃往蒙古草原，大面积的牧场被开垦为农田，改变了牧场的生态环境。

其中，原本生活在草原上的老鼠生存空间被压缩，人与鼠接触的机会大大增加。

气候异常 同时，明朝末年恰又是旱灾频发的年代，万历期间曾有过三次大旱且均引发瘟疫;崇祯十四年，再遭大旱且历时4年。

旱灾肆虐，逃荒保命的不只是难民，老鼠也需到处寻找食物，较大数量的老鼠进入人类的居住地也就顺理成章了。

鼠疫杆菌通过寄存在它们身上的跳蚤将病毒传染给了难民，而难民的迁徙流动又使病毒延伸到更大的地域。

华北地区作为明末农民战争后期的主战场，天灾人祸并至，明末大瘟疫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酝酿。

1618年，万历46年，广东下起了大雪，这标志着“小冰河时期”的开始，从这时开始中国遭到了持续干旱和低温的侵袭，到1638年，崇祯11年，漕河干枯，1640年，崇祯13年，黄河干枯了，而长江和淮河竟然已经全部封冻。

朝末年中国内地大部分地区进入小冰河时期，全国性的旱灾蝗灾和鼠疫长年反复上演。

对于一个庞大的农业国家根本无力抗拒这种打击。

伴随着自然灾害而来的是内部的暴动，东北和西南地区发生的叛乱。

崇祯10年-14年，中国华北地区连续4年大旱。

崇祯14年，在山西北部一个春季干旱荒野上的午后，一只因为体内鼠疫菌正在大量繁殖，而堵塞消化道无法吸血的跳蚤，跳上一只灰老鼠身上拼命的叮咬它，这时大量的鼠疫菌进入被叮咬的灰老鼠体内。

于是鼠疫菌在这个身材比跳蚤大无数倍的新家更加快速的繁衍，十多个小时以后，灰老鼠开始出现高热症状，它的内脏开始溃烂出血。

在灰老鼠死时，它体内的大量鼠疫菌开始转移到附件的其他老鼠身上，随后从一个老鼠家庭向另外的老鼠家庭传染。

常年干旱食物减少，老鼠们身体虚弱，免疫力下降，很快整个地区，都布满了鼠疫菌。

干旱缺水也导致了鼠疫菌以更快的速度繁殖。

很快成群结队的带菌老鼠由于高热导致身体炎热难忍，它们到处寻找水源拼命的喝水。

于是为了寻找水源，老鼠们集体出发，开始了向搬家的历程，在这个旅程中更多被感染的老鼠加入了搬家大军。

崇祯14年夏天，中国内地突然出现大群大群的老鼠互相咬着对方的尾巴成群结队渡过江河险阻，进入安徽，河南，河北等诸省。

50%的崇祯年份都是大旱，大旱造成粮食大幅度减产，国民体质严重下降，卫生条件极度恶化。

在这一年崇祯14年，中国内地还是普遍大旱，在河北春季几乎无雨，老鼠大军找不到水喝继续向更南的南方进军。

同时饥荒中慌不择食的人们开始偷吃老鼠藏在洞里的食物，吃成片死在路边的老鼠，横扫全国的鼠疫大爆发终于开始了。

于是在中国的史书上留下了，崇祯14年始，大名府瘟疫大行，人死十之五六，岁大凶。

广平府大饥疫，人相食。

京师大疫，天津大疫。

河南全省大疫，开封府阳武县死者十九，灭绝者无数。

荣阳，民死不隔户，三月路无人行。

山东青州，济南，德州，泰安相继发生大疫。

安徽大疫，青蝇大如枣，凤阳府，安庆府，庐州府相继被鼠疫攻陷，死者最多的地方死亡人口达到90%，于是庐州府，就是现在的合肥一带，民有绝户，繁华大街如同静夜，无人行走。

流民因素 气候变化还会导致瘟疫的流行。

由于大规模的流民出现，瘟疫在明代后期也日益猖獗。

据《》记载，从1408年到1643年，发生大瘟疫19次，其中1641年流行的一次瘟疫遍及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等。

当时著名医学家在《瘟疫论·原序》就着重指出：“崇祯辛已(1641年)，疫气流行，山东、浙省、南北两直，感者尤多。

至五六月益甚，或至阖门传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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