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官员制度是怎么样的?宋朝官员品级一览

是故枢密院之地位,有与训政时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相近似。
武
【菜科解读】
是故枢密院之地位,有与训政时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相近似。
武穆任枢密副使,奉旨位在参知政事席上,乃在朝议事,排列席位,仅次於左右相。
调任万寿观使奉朝请,乃有官而无专守。
(二)宣抚使: 宋以任使将相重臣总师征讨之官称,无定额。
北宋大臣、,名将均曾任之。
武穆任湖北京西路宣抚使兼营田大使,在光复襄阳诸郡之後,任职四年以上。
(三)节度使、制置使: 辖诸路军务,恩数与执政同。
朝廷宗室近属,年资久者,若任除将帅,始授此官。
或以功勋显著之帅守充之。
武穆曾任武胜定国军节度使,相当於明、清之总督,民国省区以上绥靖主任。
制置使亚於节度使。
武穆曾任舒、蕲、鄂、岳、荆南、黄、复州(今皖、鄂、湘三省地区)制置使。
(四)开府仪同三司: 按武穆於绍兴与七年授「开府仪同三司],乃宋文职官阶三十七阶之首,各阶称谓、俸额如下表: (表摘录自杨树藩之文官制度,略) (五)太尉: 南宋绍兴年间釐正武职官阶,共分六十阶,太尉乃六十阶之首,为北宋政和年间新置,以太尉本秦之主兵官,遂定为武职之首。
武职阶俸,较文职为低,因宋代重文轻武,而武穆每以战功晋阶,荣宠擢拔,乃加以文阶。
武穆於绍兴七年(一一三七)已拜太尉(按天子任命曰拜),犹若现在上将,再晋几星。
按武穆文武官阶,均晋至首阶(武职自五十七阶起),兹列南宋绍兴年间釐正武职官阶六十阶称谓如下: (1)太尉,(2)通侍大夫,(3)正侍大夫,(4)宣正大夫,(5)履正大夫,(6)协忠大夫, (7)中侍大夫,(8)中亮大夫,(9)中衞大夫,(10)翊衞大夫,(11)亲衞大夫,(12)拱衞大夫, (13)左武大夫,(14)右武大夫,(15)武功大夫,(16)武德大夫,(17)武显大夫,(18)武节大夫, (19)武略大夫,(20)武经大夫,(21)武义大夫,(22)武翼大夫,(23)正侍郎,(24)宣正郎, (25)履正郎,(26)协忠郎,(27)中侍郎,(28)中亮郎,(29)中衞郎,(30)翊衞郎, (31)亲衞郎,(32)拱衞郎,(33)左武郎,(34)右武郎,(35)武功郎,(36)武德郎, (37)武显郎,(38)武节郎,(39)武略郎,(40)武经郎,(41)武义郎,(42)武翼郎, (43)训武郎,(44)修武郎,(45)从义郎,(46)秉节郎,(47)忠训郎,(48)忠翊郎, (49)成忠郎,(50)保义郎,(51)承节郎,(52)承信郎,(53)进武校尉,(54)进义校尉, (55)下班祗应,(56)进武副尉,(57)进义副尉,(58)守阙进义副使,(59)进勇副尉,(60)守阙进勇副使。
(六)开国公: 宋之爵制,区分为:王、嗣王、郡王、国公、郡公、开国公、开国郡公、开国县公、开国侯、开国伯、开国子、开国男共十二等。
郡王以上非不封,皇子、兄弟封爵谓之亲王。
亲王之子承嫡者为嗣王。
宗室近亲承制特旨者封郡王。
遇恩及宗室近亲承袭及特旨者封国公。
武穆曾封开园子、侯、及开国公。
(七)险校少保、少保: 宋制「检校官」,一共分一十九阶:太师、太尉、太傅、太保、司徒、司空、左仆射、右仆射、吏部尚书、兵部尚书、户部尚书、刑部尚书、礼部尚书、工部尚书、左散骑常侍、右散骑常侍、太子宾客、国子祭酒、水部员外郎。
武穆於绍兴五年(一一三五)加「检校少保」。
又有三公之贰,亦曰三少:即少师、少傅、少保。
武穆於绍兴十年(一一四O)加「少保」。
(八)观察使: 唐制观察使,亚於节度使,领一道或数州。
宋制视察使为兼判遥领之官,武穆曾於绍兴元年(一一三一)授亲衞大夫遥领建州观察使(今福建建瓯)。
(九)镇抚使: 南宋始置,权以招抚群盗,镇抚地区除茶盐之利仍归中央外,其余财赋听任移用。
武穆曾於建炎四年(一一三O)任通泰(今江苏南通泰县)州镇抚使兼知泰州。
(十)承宣使: 密院承旨,是曰承宣。
武穆曾任武安军及镇南军承宣使。
(十一)刺史: 宋制州刺史不赴任者,以他官知判州府事。
且以刺史职为武臣迁转之次序。
武穆曾於建炎三年(一一二九)授不赴任之英州刺史。
(十二)统制: 建炎初年,高宗始置。
乃战时武官职称,无定额,命以节制军马,统摄诸将,逐级区分为都统制、副都统制、统制、副统制、同统制。
武穆历任统制、副都统制、都统制。
相当於现在之团、师、军长暨兵团司令官。
又任河南北诸路招讨使,乃临时兼领。
相当於革命军北伐时集团军总司令或对日时期战区司令长官。
官品绍兴、乾道、庆元。
先后修定,间有官、勋已从罢省,而令仍不废,今具载焉。
诸太师,太传,太保,左、右丞相,少师,少传,少保,王,为正一品。
诸枢密使,开府仪同三司,特进,太子太师、太传、太保,嗣王,郡王,国公,为从一品。
诸金紫光禄大夫,知枢密院事,参知政事,同知枢密院事,太尉,开国郡公,上柱国,为正二品。
诸银青光禄大夫,签书枢密院事,观文殿大学士,太子少师、少传、少保,御史大夫,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尚书,左右金吾卫、左右卫上将军,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州牧,殿前都指挥使,节度使,开国县公,柱国,为从二品。
诸宣奉、正奉大夫,观文殿学士,翰林、资政、保和殿大学士,翰林学士承旨,翰林学士,资政、保和、端明殿学士,龙图、天章、宝文、显谟、徽猷、敷文阁学士,枢密直学士,左、右散骑常侍,权六曹尚书,上护军,为正三品。
诸正议、通奉大夫,龙图、天章、宝文、显谟、徽猷、敷文阁直学士,御史中丞,开封尹,尚书列曹侍郎,诸卫上将军,太子宾客、詹事,开国侯,护军,为从三品。
诸通议大夫,给事中,中书舍人,太常卿,宗正卿,秘书监,诸卫大将军,殿前副都指挥使,承宣使,开国伯,上轻车都尉,为正四品。
诸太中大夫,保和殿、龙图、天章、宝文、显谟、徽猷、敷文阁侍制,左、右谏议大夫,权六曹侍郎七寺卿,国子祭酒,少府、将作监,诸卫将军、轻车都尉,为从四品。
诸中大夫,马、步军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观察使,通侍、正侍、宣正、履正、协忠、中侍大夫,开国子,上骑都尉,为正五品。
诸中奉、中散大夫,太常、宗正少卿,秘书少监,内客省使,延福宫使,景福殿使,太子左、右庶子,枢密都承旨,中亮、中卫、翊卫、亲卫大夫,殿前马、步军都虞候,防御使,捧日、天武、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团练使,诸州刺史,驸马都尉,开国男,骑都尉,为从五品。
诸朝议、奉直大夫,集英殿修撰,七寺少卿,中书门下省检正诸房公事,尚书左、右司郎中,国子司业,军器监,都水使者,太子少詹事、左右谕德,入内内侍省、内侍省都知副都知,宣庆、宣政、昭宣使,拱卫、左武、右武大夫,入内内侍省、内侍省押班,枢密承旨、副承旨,骁骑尉,为正六品。
诸朝请、朝散、朝奉大夫,起居郎,起居舍人,侍御史,尚书省左、右司员外郎,枢密院检详诸房文字,右文殿、秘阁修撰,开封少尹,尚书诸司郎中,开封府判官、推官,少府、将作、军器少监,和安、成和、成安大夫,陵台令,飞骑尉,为从六品。
诸朝请、朝散、朝奉郎,殿中侍御史,左、右司谏,尚书诸司员外郎,侍讲,直龙图、天章、宝文阁,开封府司录参军事,枢密副承旨,枢密院诸房副承旨,武功至武翼大夫,成全、平和、保安大夫,翰林良医,太子侍读、侍讲,两赤县令,云骑尉,为正七品。
诸承议郎,左、右正言,符宝郎,监察御史,直显谟徽猷、敷文阁,太常、宗正、秘书丞,大理正,著作郎,崇政殿说书,内符宝郎,正侍至右武郎,武功至武翼郎,和安至保安郎,翰林医官,閤门舍人,太子中舍人、舍人、诸率府率,亲王府翊善、赞读、直讲,判太医局令,翰林医效、医痊,武骑尉,为从七品。
诸奉议、通直郎,七寺丞,秘书郎,太常博士,枢密院计议官、编修官,敕令所删定官,直秘阁,著作佐郎,国子监丞, 诸王宫大小学教授,国子博士,大理司直、评事,训武、修武郎,内常侍,开封府诸军事、军巡使、判官,京府判官,亦畿县令,两赤县丞,三京赤县、畿县令,太史局五官正,中书、门下省录事,尚书省都事,为正八品。
诸宣教、宣议郎,御史台检法官、主簿,少府、将作、军器、都水监丞,寺、监主簿,秘书省校书郎、正字,太常寺奉礼郎、太祝,太学、武学、律学博士,主管太医局,閤门祗候,枢密院逐房副承旨,东、西头供奉官,从义、秉义郎,太子诸率府副率,亲王府记室,节度、观察、防御、团练、军事、监判官,节度掌书记,观察支使,京府、节度、观察、防御、团练、军事推官, 为从八品。
诸州签判,节镇、上中下州录事参军,京府诸曹参军事、军巡判官,承直、儒林、文林、从事、从政、修职郎,京畿县丞,三京赤县、畿县丞,诸州上中下县令、丞,两赤县主簿,尉, 为从八品。
诸府诸曹,节镇、上州诸司参军事,节度副使、行军司马,防御、团练副使,太史局丞、直长、灵台郎、保章正,翰林医愈、医证、医诊、医候,三省枢密院主事,守阙主事、令史、书令史,为从八品。
诸承事、承奉郎,理亲民资序者,从八品,承务郎准此。
殿头高品,郊社、籍田、太官令,国子太学正、录,武学谕,律学正,太医局丞,忠训、忠翊、成忠、保义郎,挈壶正,京畿县主簿、尉,三京赤县主簿、尉,诸州别驾、长史、司马,枢密院守阙书令史,为正九品。
诸承务郎,高班,黄门内品,承节、承信、迪功郎,中、下州诸司参军,诸州上中下县主簿、尉,城砦、马监主簿,诸州司士、文学、助教,翰林医学,为从九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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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朝代都有削藩,为什么到了宋朝就没有这个情况出现了
初期的时候,还有一些分封的异侯王存在,为了掺沙子,在这些诸侯王周围分封了一些自己的兄弟子侄为诸侯王,进行控制。
还有一些朝廷当时无法直接有效控制的地区,也分封自己的兄弟子侄为诸侯王。
刘邦的本意当然是认为,在这种比较混乱的时候,自己的兄弟子侄有血缘关系,是最值得信任的,要比那些还没有血缘关系的诸侯王更可靠,有利于朝廷控制这些地区。
换句话说,就是中央集权管不到的地方,用血缘关系来提高忠诚度,增强控制力。
第一代基本上没什么问题,但是经过两三代人,问题就开始出来了。
分封的第一代宗室子弟除了血缘上比较近,还曾经有过一起生活的经历,也有一定的感情基础,相互之间也比较了解和信任,所以还不太容易出现叛乱。
到了第二代、第三代,情况就变了。
首先是血缘上就远了,以前一奶同胞的兄弟,现在只是堂兄弟了。
其次是各自都是在各自的封地长大的,没有一起生活朝夕相处形成的感情基础,相互之间也不信任,对继位的和诸侯王来说,那些遥远的堂兄弟还不如自己身边的大臣可靠。
更重要的是第三点,经过之前的积累,朝廷已经有能力对这些地方直接进行控制,不需要通过诸侯王来控制了。
而诸侯王经过之前第一代人的积累,在自己的封地上也形成了固定的既得利益,谁都不愿意轻而易举的放弃,这就是直接的利益冲突了。
所以,时期,这些宗室诸侯王对朝廷来说,是需要依赖的力量。
到了时期,一开始汉文帝入朝继位时还很怕功臣集团,就是因为有宗室诸侯在外面夹辅王室,他才能安心的在长安当皇帝。
这时候的总是诸侯也还是在发挥正面作用。
但等到汉文帝逐步把功臣集团打压下去之后,已经完全控制了长安的局面,要考虑的就不是自己的安全问题了,而是能否把诸侯王控制的地盘也纳入朝廷的直接控制范围。
但这时候朝廷的实力还达不到,所以刘濞颉抗朝廷,汉文帝也还是忍让。
到了的时候,朝廷已经不存在能够威胁到皇权的力量,就开始考虑逐步加强对地方上的控制的问题。
被杀之前之所以受到汉景帝的很大信任,就是因为他一直在为景帝削藩出主意,这是景帝最想做的事。
从这个角度说,也可以说是景帝削藩逼出来的。
七国之乱之所以能够发生,就是因为这些宗室诸侯王在地方上是完全自主的,朝廷除了进行一些政治上的监视和控制之外,各诸侯王在自己的封地上完全是自己说了算,政治、经济都是自己控制的,并且有自己的军队,战时还可以征发自己国内的老百军。
西晋是第二个让总是诸侯王领兵的失败例子。
在时期,独挡方面的将领基本上都是他的宗族子弟,比如、,到时期主要也还是、曹休、,曹操临死前甚至有意让他的儿子镇守关中。
曹操之所以这么做,就是因为这时候对其他人缺乏有效的控制手段,所以对自己的宗族子弟更加信任,让他们独立领兵镇守一方。
曹操时期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世家大族已经完全不把自己和国家利益捆绑在一起了,而是有自己独立的利益诉求,经常把家族利益放在国家利益之上。
所以,曹操任用宗族子弟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
而到了曹丕去世之后,对自己的兄弟子侄严密控制,逐步崛起,最后果然是司马懿篡夺了曹魏的皇权。
在之后,司马懿吸取曹魏防范宗室过严导致皇权旁落的教训,就开始用他的兄弟子侄掌握兵权,他的几个儿子也都镇守地方,握有兵权。
除了他的两个儿子和先后掌权之外,他的其他几个儿子也都分别掌握兵权,比如琅琊王司马伷,他的侄儿司马望,在西晋建国之前,就已经在地方上掌握兵权了。
之后,分封宗室,而且很多宗室都带有将军军号,征镇安平都有,。
这是为了防范当时的世家大族像司马懿一样篡夺皇权,夹辅王室,但结果是在中央出了问题,朝廷的权力斗争最后发展到征召外地的宗王率兵进京解决,从而演变成了,一直到西晋在中走向灭亡。
南朝时期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为了防止世家大族威胁皇权,各朝都分封宗室为诸侯王,领兵镇守地方,作为朝廷的声援。
但在皇权继承交替之际,就容易出现宗王直接率兵进攻都城,取代皇帝的情况。
当然,在南朝也出现了一些朝廷混乱的时候,宗王率兵平叛,延续国祚的情况,比如之乱后,死去,梁元帝就率兵平定了叛乱,继位为梁元帝。
初期也大量存在类似的情况,一些宗室王侯在地方上拥有兵权,但结果同样是出现了骨肉相残的情况,唐太宗时期,就出现了自己的亲儿子率兵叛乱的事情。
但在篡夺皇权的时候,一些宗室诸侯王也能起兵反抗。
一直到后,还曾试图让他的兄弟子侄率兵镇守地方,平定叛乱,但很快都被肃宗压下去了。
五代时期的情况更加糟糕,因为五代时期政治混乱,传统的伦理纲常已经难以维持正常的君臣关系,所以出现了大量的义子,但最后却出现了亲儿子继位后,被干儿子起兵夺权的情况。
比如庄宗是的亲儿子,但最后起兵反对他的是李克用的干儿子,也就是。
建立之初,人心还没稳定下来,对自己的亲弟弟也是委以重任的,但最后的结果却是他死后,被亲弟弟夺取了帝位,他的两个儿子反倒没什么好结果。
登基后,才开始改变之前厚待宗室的政策,对宗室进行严格的控制和防范,宗室不仅不能掌兵,而且不能担任实际职务,也没有封地,即便是以宗王的名义之藩,实际上也是流放,并没有什么实权。
到了初期,也大量分封自己的子弟为诸侯王,镇守地方,并以护卫的名义给以一定数量的兵权,并且沿边的秦王、晋王、燕王和宁王都有带兵出征的经验。
结果又把之前各朝代的历史又重演了一遍。
建文帝继位以后,试图削藩,却被燕王打败。
而朱棣当皇帝后,逐步废除了宗王的兵权,把在各地的宗王变成了圈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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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增加湘军战斗力,曾国藩实行了什么制度?
这次农民起义席卷中国,南方基本上全部波及,形成与清廷分庭抗礼之势。
此时清王朝的绿营和子弟都不管用,倒是为首训练出的湘军成为了救命的稻草。
后人探索湘军成功之谜,总结出了方方面面的原因。
比如纪律、策略、领导人的能力等方面,但据我看来,湘军之所以能够成功,很大原因是因为一方面给人高薪,解决了当前的最现实的问题,另一方面是给人实行了保举制度,让人看到了未来的希望。
高薪可以理解,当时曾国藩规定,湘军的饷银是朝廷正规军的三倍。
因此,在那个饥荒频发、温饱都成问题的年代,湖南人便义无反顾,踊跃参军。
那么什么是保举制度呢?这是说按战功保举一定数额的将士为国家武职官员,当然作为高级将领还能被朝廷封为文官。
虽然,曾国藩在衡阳的时候,在湘军誓师时,就喊出了“不要官、不要钱、不要命”的口号。
他虽然是理学大家,但也是一个现实主义者。
不要官、不要钱,这在保境安民时偶尔说说还可以。
要让士兵们带着这个不切实际的理想,辗转大半个中国,历时十几年,鬼才会不要命,人都会跑光了。
所以,曾国藩让湘军的将士获“利”,不仅要获利,而且还要用“名”来鼓励将士。
曾国藩鼓励部将大胆保举亲信: 鄙人前衔奏补实缺,最足新耳目而鼓士气,不可畏干部诘而预自缩手也。
至于怎么保举,当时并没有一个硬性的指标。
但湘军成立之初,就有一个不成为的,与朝廷达成默契的规定,那就是每打一次仗,一百人中可以保举三人,此后,逐年递增。
在攻克武昌一役中,湘军之中就有两百多人被保举。
这样的制度,当然能凝聚将士的心。
湘军领袖能受朝廷的封赏,升官发财,普通的士兵也能在历次战斗中分一杯羹,自然更有战斗力,更有士气。
不过后来,这个风气越来越盛,一场胜仗打下来,无论时参战的、未参战的,只要有关系就能获得保举。
都说太平天国封王太多,天京城一块砖头掉下来都可能砸到一个王爷。
当时的湘军何尝不是如此,由于是乡勇组织,裙带关系特别严重,保举之风盛行后,哪怕是在老家务农的,未成年的孩子,甚至还在肚子里未出生的都可以想尽办法冒领军功。
这个风气在的“吉字营”最为突出,这也是曾国荃笼络手下的一个方法。
曾国藩曾经也忧心忡忡的和心腹幕僚赵烈文说,保举之风增加了战斗力,也为国家埋下了隐患。
但是,在当时,太平天国胡乱封王,湘军肆意保举,都是今朝有酒今朝醉的行为,哪里还顾得明天后天的事情? 湘军之中,各营保举的武职官员共达十几万人,其中三品以上的数万人。
由于在湘军之中,被保举太容易了,不仅是湖南人竞相投奔,甚至一些文人也不惜来到湘军之中,或出谋划策做幕僚,或为湘军提供技术帮助。
比如数学家李善兰就来到湘军幕府,一住就是八年,为机械制造局解决了不少实际问题。
俞樾、吴汝纶、王闿运和王安定等士子竞相投奔。
不及第的希望能够,及第的甚至认为在湘军比在朝廷更有前途。
然而,湘军初期,曾国藩只有二品虚衔,并没有实职。
因此,湘军举荐的人都只是虚衔,绝大多数人并没有履职的机会(徒有保举名,永无履任之实)。
这样一来,在湘军后期普遍产生了厌战情绪,严重影响了湘军的战斗力。
直到曾国藩多次明示暗示朝廷,终于获得了两江总督的实职。
这样以来,湘军就有更多的将领有机会担任职位,保举制度发挥了更大的效果,吸引湘军不断向太平军步步紧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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