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科解读】

如何应付这场战争，清政府内部存在两派。

一派以为首，史称后党，主张求和;另一派以光绪为首，史称帝党，主张力战。

光绪虽已亲政，但重大事务决策权仍在慈禧手里。

慈禧与光绪的关系。

他们既是伯母与侄儿，又是姨妈和外甥。

光绪的父亲奕譞是慈禧丈夫皇帝的弟弟，娶慈禧的妹妹为妻，生下载湉。

慈禧的儿子皇帝驾崩后，慈禧一锤定音，过继时年只有四岁的载湉给前皇帝咸丰和自己做儿子，并立为帝，两人成为名义上的母子。

随着甲午战败，30多年的成果灰飞烟灭，康有为、梁等有识之士认识到，非革新政治不足以救亡图存。

光绪也“愤极愧极”，为了“不做亡国之君”，他逐步认识到学习西方不能“徒袭其皮毛”，必须进行根本的政治改革。

他曾当面对慈禧表示，甘愿“坏祖宗之法”，也要推进新政。

而慈禧却对光绪说：“凡所施行之新政，但不违背祖宗大法，无损满洲权势，即不阻止。

” 虽然两人都希望大清走向富强，但对“祖宗之法”的立场不同，为变法失败埋下了伏笔。

被慈禧太后扼杀的变法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年)6月11日，光绪采纳维新派康有为等人的主张，下《明定国是》诏，接连发出数十道变法命令。

除旧的部分有：废八股，改试策论;废各省书院、祠庙改为学堂;裁减绿营;裁撤詹事府等重叠机构。

布新的部分有：办学堂，首先筹办京师大学堂;设中国银行、矿务铁路总局、农工商总局，倡办各种实业;奖励新著作、新发明;设立译局，编译书籍;准许自由开设报馆、学会;编制国家预算，公布岁出岁入;，提倡上书言事等。

这些变法新政的举措，是要用西方国家和日本的模式取代中国传统的封建制度，这就大大触动了顽固派的既得利益，危及到其统治。

对于光绪的变法诏谕，只有湖南巡抚陈宝箴认真执行，湖北巡抚曾稣较为热心，其他各省督抚则观望敷衍，甚至抵制，对“谕令筹办之事，竟无一字复奏”。

新政在绝大多数省份不能推行。

光绪的变法令大都成为一纸空文。

《明定国是》诏颁布后第四天，慈禧逼迫光绪连发三道上谕：一、罢黜帝党首领、光绪老师翁同龢，逐回原籍;二、任命慈禧亲信荣禄为直隶总督，统帅京畿董福祥部、聂士成部、袁世凯部三支重兵;三、凡授任新职二品以上大臣，“具折到皇太后前谢恩”。

这对于已经归政光绪的慈禧来说，无疑是要重新控制光绪了。

在变法中，当大学士孙家鼐提出“若开议院，民有权而君无权”时，光绪

回答：“吾欲救中国耳，若能救国，则朕虽无权何碍?”即为了国家而不惜自己的权位。

事实证明，光绪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面对慈禧的一连串举动，光绪试图通过壮大自己的力量来与慈禧进行对抗，以便加紧推行新政。

他频频召见康有为、谭嗣同、黄遵宪等维新派(六品以下小臣)共商变法大计;将阻挠礼部主事王照上书的礼部堂官怀塔布、许应睽等六人革职，新任命七名堂官，其中四人是维新派;提拔维新派官员，特别给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四人以四品卿衔，担任军机章京，架空守旧的军机大臣。

慈禧与光绪的排兵布阵，使得后党与帝党两派的斗争逐渐升级，。

光绪手中没有兵权，万般无奈之下决定冒险拉拢掌握天津新式陆军的袁世凯。

而慈禧不断派人去天津与荣禄密谋，很快，荣禄调动聂士成的武毅军移驻天津陈家沟，调动董福祥的甘军移驻北京长辛店。

1898年9月15日，光绪判断事态即将剧变，召见杨锐并授以密诏，诉说慈禧反对变法，自己自身难保之苦。

康有为、谭嗣同等除拉拢袁世凯外，又幻想取得日、英、美等国支持，四方奔走，但均无结果。

9月16日，光绪召见袁世凯，“著开缺以侍郎候补，责成专办练兵事务”。

9月18日，御史杨崇伊上奏慈禧称：“风闻东洋故相，即日到京，将专政柄。

”同日深夜，谭嗣同密访袁世凯，希望他起兵勤王，逼慈禧彻底交权。

袁当面表示愿效忠皇帝，同时借口事机紧迫，须回天津部署。

9月19日夜，慈禧突然提前两天从返回紫禁城。

9月20日，光绪先召见袁世凯，后会见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

9月21日凌晨，慈禧发动政变，将光绪囚禁在中南海瀛台，宣布临朝训政。

当晚，袁世凯从杨崇伊处获悉慈禧重新训政，以为事情泄露，为保全自己，和盘托出维新派的密谋。

致使事态扩大，大批维新派被捕、被革、被逐和六君子被杀。

变法宣告失败。

仅仅持续103天，其失败的教训深刻揭示了这样一个真理：既得利益集团一旦形成，必定会顽固阻挠和反对改革。

与既得利益集团的决战，将决定改革的成败。

迟来的新政救不了大清 戊戌变法失败两年后，1900年义和团运动引发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这时，慈禧获得两个完全不靠谱的信息：一是义和团有刀枪不入神功，有敢于和“洋鬼子”血战到底的决心，二是各国公使要求慈禧归政光绪。

两个信息分别使慈禧认为，中国民心可用、“洋鬼子”可恨，决定向各国宣战，结果使中国又一次遭遇惨败。

在经受盲目排外失败的打击与西逃西安饱尝的艰辛之后，慈禧终于认识到列强远比大清强大，为了大清江山与亿万臣民，必须引进一些西方的制度和观念。

因此抛弃了保守主义偏见，决定继续光绪在戊戌变法时提出的政策，发起。

1900年8月20日，慈禧在向西逃亡途中，以光绪的名义下罪己诏。

12月1日，慈禧已逃到西安，在西安行在发布上谕：“取外国之长，乃可补中国之短。

惩前事之事，乃可作后事之师。

欲求振作，当议更张。

”要求大臣们在两个月的限期内，就政治改革问题发表意见。

然而，两个月过去了，屠杀戊戌六君子的恐怖记忆，使大臣们仍然噤若寒蝉。

1901年1月30日，一向坚持“祖宗之法不可变”的慈禧，以光绪的名义颁布变法诏书。

诏书以雄辩的文字说明，只有“变法”，才能使国家渐致富强。

祖宗之法也不是不可变的，而且列祖列宗也是在不断地变法。

慈禧明白臣民对于戊戌政变被血腥镇压会心有余悸，在昭书中作一些新的解释。

说维新派“伪辩纵横，妄分新旧”，给康有为定性为“乃乱法也，非变法也”。

尽管诏书称康有为“乱法也，非变法也”，但在实际上清末新政恰恰是戊戌变法的延续与发展。

比如，戊戌变法的变、发展工商业和要求君主立宪的呼声，在清末新政时发展为废除科举制、奖励工商业与预备立宪的实施。

不过，清末新政却始终未脱离“永固皇位”，即以保全统治者的利益为前提去实施近代化的一些措施。

而慈禧的预备立宪承诺，遇到的是革命党人举起的民主共和与武装起义的大旗，已经错过了在和平环境中进行改革的历史时机。

历史给了清末新政十余年的改革时间。

新政开始时，慈禧年过花甲，光绪正值壮年，虽然被囚禁于四周环水的小岛瀛台，但他一直坚持学习外语，关心与研究国内外时事，始终怀抱着“有意振兴中国”(光绪私下对即将离开皇宫的德龄语)之志。

1908年11月13日，在慈禧患病多日之后，光绪也“疾甚”(见《清实录》)，次日便驾崩于瀛台涵元殿，年仅37岁。

过了不到一天，慈禧驾崩。

对光绪如此蹊跷之死，百年来人们纷纷怀疑他死于谋杀。

从2003年至2006年，北京市公安局侦查人员与中国原子能科学院科研人员，从光绪陵寝提取光绪的头发进行检验，结果发现含量相当高的砒霜。

后来，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戴逸撰文称，慈禧惟恐自己先死，光绪复出尽翻旧案，故在全国大造光绪病重舆论，希望光绪因体弱多病而先死。

但事与愿违，自己先罹重病，势将不起，故临终前令亲信毒死光绪。

从检测结果与史料记载来看，这应是事实的真相。

而在光绪与慈禧驾崩后，这场在变法诏书中自称是“母子一心，臣民共见”的清末新政，却又变成摄政王载沣等人的拨弄朝政。

历史是无情的，三年后，清王朝最终无可挽回地被革命党人推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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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者网元宵解谜：左宗棠到底如何评价日本

要是猜一个人物，问是谁说了日本人“知小礼而无大义，拘小节而无大德，重末节而轻廉耻，畏威而不怀德，强必盗寇，弱必卑伏”，可能很多人都会答“左宗棠”。

开个玩笑，这不是符合形制的正经灯谜；

问题的答案，也确实不是正经答案。

2025年底，晚清重臣左宗棠正是因为谜面里的这句话，突然成了“大网红”。

日本首相对台湾问题大放厥词的“高市事件”发生后，网友们纷纷引用此条“名人名言”来形容日本。

然而，查遍《左文襄公全集》，也没有这几句话。

从网上目前能找到的线索看，至少在2017年就有人在问，为什么说日本人是“有小礼而无大义”的民族，如何看待这样的说法等等。

但当时还没有后面几句，也没有写出处。

古代典籍里比较有名的是“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修辞上有相似之处，但意思截然不同。

后面几句何时组装起来的，已不可考，部分倒是能找到出处。

比如“民畏其威，而不怀其德也”，最早出自《三国志·孙皓传》注引东晋习凿齿的《襄阳耆旧记》。

这句是评论曹操的，前面还有“功盖中夏，威震四海”，日本可不配。

唐朝魏征在《贞观政要》里，把这句话拿来形容夷狄，和曹操的功与威都没关系了。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唐纪·贞观四年》中引用了这话，但还是没提到日本。

“强必盗寇，弱必卑伏”也出自魏征，《贞观政要·卷九·论安边》里说“匈奴人面兽心，强必寇盗，弱则卑服，不顾恩义，其天性也”。

《旧唐书·列传第一百四十四上》里，则明确订为评价突厥。

《资治通鉴·唐纪九》同样是说突厥，但文本略有修改：“夫戎狄人面兽心，弱则请服，强则叛乱，固其常性。

” 因为在《资治通鉴》里出现过，所以最迟到2023年，已有人把整段话错误地归为“司马光评日本”。

后来又有好事者，不加考订，整个扣到左宗棠头上，荒诞不经。

之前，也有个别博主尝试辟谣，但淹没在各路媒体、自媒体对“金句”的传抄之中，基本没有什么人注意到。

2025年，还有新的变体产生。

有媒体除了引用这段话，还称左宗棠对日本民族性格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剖析：“臣查日本，桀骜贪婪。

其性：强则肆其盗寇之欲，弱则曲为卑服之态。

自昔已然，于今为烈。

当其贫弱，则遣使通好，貌为恭顺，效法中国之制度，汲取西洋之技艺，无非为自强之计。

一旦稍有所成，兵甲稍利，则狡焉思逞，先侵我属国（琉球），今又犯我台疆。

此其秉性，断非礼仪所能化，恩信所能结。

是故，今日之日本，为中国永久之大患，非图自强，无以制其凶锋！” 这段文本，比起先前那句不伦不类、时空错乱的话，稍微有点晚清的味了，强则如何弱则如何，与魏征的话倒有相似的地方，但暂时也找不到任何出处。

这么“鞭辟入里”，也不见学术文章引用过。

这段内容在中文互联网上能找到的、最早出现的地方，是2025年的两个营销号，一个讲股评为主，一个讲地产为主……不知道是不是AI的手笔。

晚清资料浩繁，一时找不到也不能完全确定没有，但从只有营销号的出处线索，和那篇媒体文章的其他低级错误来看，并不乐观。

左宗棠在遗折里，确实用过“思逞”一词，不过对日本没有“狡焉”的评价，完全是就事论事，而且是东西并举：“方今西域初安，东洋思逞，欧洲各国，环视眈眈。

若不并力补牢，先期求艾，再有衅隙，愈弱愈甚，振奋愈难，虽欲求之今日而不可得。

伏愿皇太后、皇上于诸臣中海军之议，速赐乾断。

凡铁路、矿务、船炮各政，及早举行，以策富强之效。

” 观察者网查证发现，晚清确实有人用“狡焉思逞”来形容日本，地位最高的，是光绪皇帝。

光绪五年（1879），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请饬南洋大臣赶办海防事宜一折”。

光绪谕：前因海防关系紧要，叠经谕令南北洋大臣实力筹办，只以经费未充、遽难集事。

近来东洋狡焉思逞，情殊叵测，若再事因循，缓急难资备御，必致贻误大局。

直到光绪十六年（1890），出使日本大臣黎庶昌在《密陈日本近日情形片》中，依然沿用了皇帝的说法，但把时间变得更明确了，1871年废藩置县就开始了：“迨西洋各国通商后，明治维新，废藩置县，始有狡焉思逞之志。

由是侵台湾、灭琉球、窥朝鲜，与我成为敌国。

” 黎庶昌紧接着说：“然二十余年来，百务繁兴，物力已竭。

国中通行纸币，银元流行出外洋，漏卮颇巨；

一朝有急，势便难支。

臣愚以为轻视日本者非，其畏日本者亦非也。

” 遗憾的是，短短4年后，难支的是清军和清廷。

回到光绪初期群臣密集议论水师与洋务的阶段，一个要员跟着皇帝用了“狡焉思逞”形容日本，他就是李鸿章。

在光绪六年，梅启照奏《请整顿水师，拟定各条，开单呈览折》，李鸿章按光绪的指示，写了《遵复梅启照条陈折》，逐条回复。

针对梅的第七条“请严防东洋”。

李鸿章奏称：查日本国小民贫，虚矫喜事；

长崎距中国口岸不过三、四日程，揆诸远交近攻之义，日本狡焉思逞，更甚于西洋诸国。

今之所以谋创水师不遗馀力者，大半为制驭日本起见…… 同一时期，陈宝琛《奏倭案不宜遽结折》，直接开骂：万一中国为俄所挫，倭人见有隙可乘，必背盟而趋利便者，又势有所必至也。

夫利害所关、形势所迫，虽信义之国不能保其必守盟约；

而况贪狡龌龊如日本者乎！使日本而能守约，则昔岁无台湾之师、近年无琉球之役矣。

江苏巡抚吴元炳《复奏球案日约可徐图折》，也说日本“贪狡”：日本为东洋蕞尔之邦，近年来与泰西各国通商立约，毅然以与国自居，妄自尊大……今忽乘中国与俄议末定之时，乃以球南荒岛给我结案，并要求改约“同沾利益”，贪狡之谋毕露、要挟之心如见。

吴元炳讲着讲着，把“狡焉思逞”用到了俄国头上：强弱之势，俄足制倭、倭不足以制俄也。

如果俄议渐次就范，两国不启兵端，则沿海各省均系通商口岸；

目前整顿海防、简兵厉卒，俄人亦既闻之，内地无可进兵。

即台湾一处，前年俄兵亦尝履其地矣，瘴疠之毒，不战而伤亡者七、八百人；

攻之不易得、得之不易守，即欲狡焉思逞，而揆时度势，臣料俄人必不敢犯其所难。

左宗棠更早时，也用“狡焉思逞”形容过俄国。

光绪元年四月的《复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折》中写道：“今之论海防者，以目前不遑专顾西域，且宜严守边界，不必急图进取，请以停撤之饷匀济海防。

论塞防者，以俄人狡焉思逞，宜以全力注重西征。

” 在罗正钧编写的《左宗棠年谱》卷六中，两处提到俄人之“狡”。

一处是：“宗棠所以有从内布置，从新筹度之请也。

就兵事而言，欲杜俄人狡谋，必先定回部，欲收伊犁，必先克乌鲁木齐。

”《年谱》里一般不是左宗棠原话，但多少也反映了其看法。

另一处则明确说是“奏言”，而且用的词就是“狡然思逞”。

“俄罗斯以回数扰其边境，遽以兵逐回，取伊犁，且声言将代取乌鲁木齐……公调徐占彪靖远军六千人，自凉、甘赴肃州。

奏言：陇中局势，自宜先规河、湟，杜其纷窜，然后壹意西指，分扼玉关，断其去路，乃策全功。

此时兴师远举，尚非稳著，然当强邻觊觎，狡然思逞之时，固未可拘执。

” 法国也有份。

在光绪十一年《密陈要盟宜慎防兵难撤折》中，左宗棠说：法人利在缓战，而不在言和；

其忽然请和者，大抵越南夏令将交，瘟疫流行，军无斗志……我若概从所请，则失地未还、防兵先撤，万一该夷狡焉思逞，而事机已失，言战则要害已为所乘、言和则口舌未能有济，悔无及矣。

而左宗棠写的名篇《序》里，提到英国“思逞”，倒没说其狡诈：适泰西火轮车舟有成，英吉利遂蹈我之瑕，构兵思逞，并联与国，竞互市之利，海上遂以多故。

另外，同治五年，左宗棠在谈到粤东军务时，对国内用了这词：“……匪徒大受惩创，谅已震慴天威，不敢狡焉思逞。

” 前面提到的那篇媒体文章里，还称赞左宗棠“敏锐地判断日本‘近在肘腋，永为中土之患’”。

观察者网查证，这完全是李鸿章的判断，出自《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17，事情背景是1871年日本一再要求缔结通商条约，引起了中国的警觉。

这比李鸿章之前跟着皇帝使用“狡焉思逞”，要早上许多年。

《左文襄公全集》里同治八年（1869）提到“肘腋”，说的是兵营变乱：左宗棠从前曾有南人用之西北，本非所宜……见在各营楚勇仍多，倘各营效尤，俱有离叛之心，则变生肘腋，其患何可胜言？ 从根本上讲，左宗棠的重大成就，多是在塞防取得的，海防并非不重要，但他长期更关心的还是塞防，更提防的还是俄国。

早年左宗棠为海防出力时，日本已经进入其视野，只是当时还没有成为重大威胁。

同治五年（1866）奏请获准成立福州船政局，左宗棠说：“防海必用海船，海船不敌轮船之灵捷，西洋各国与俄罗斯咪利坚数十年来，谋求轮船之制，互相师法，制作日精。

东洋日本始购轮船，拆视仿造未成，近乃遣人赴英吉利，学其文字，究其象数，为仿制轮船张本，不数年后，东洋轮船亦必有成。

独中国因频年军务繁兴，未暇议及。

......彼此同以大海为利，彼有所挟，我独无之。

譬犹渡河，人操舟而我结筏，譬犹使马，人跨骏而我骑驴可乎？ 当时的左宗棠，没有去分辨什么“礼义廉耻”“畏威怀德”，也没有谈论是否“狡焉思逞”，而是勾勒出一个下功夫学技术的模板。

到了21世纪，他估计自己也想不到，竟会被编造出、或者张冠李戴上一堆评价日本的“名人名言”。

确实，光绪和李鸿章的形象不够高大，更不够燃，其他几个贬斥日本的人物，则不够有名，只有左宗棠适合承载一番情绪。

但这种“借古人之口，浇今人块垒”的手法，虽能短暂引发共鸣，却无形中扭曲了历史真实的肌理，也轻慢了对先人应有的尊重。

当然，对日本来说，蛇年的这些左公谣言能够流传，也应该好好反省。

俗话说：“只有取错的名字，没有取错的绰号。

”中国民间舆论场中流传的各类评日“金句”，之所以能经久不衰、代代翻新，本身就折射出日本自身的问题。

元宵后，这个年就算过完了，蛇年的谣言也该随着本文的辟谣，就此翻篇了。

但日本对历史问题的认知，近来却在不断增加错误，还远翻不了页。

慈禧葬礼“阴兵借道”，背后隐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恐怖真相？

这位以奢华与权谋著称的末代统治者，其葬礼不仅延续了清代皇室的最高规格，更因一系列离奇现象被后世赋予了神秘色彩。

其中，“阴兵借道”的传说尤为耸人听闻：送葬队伍中数以千计的纸人纸马在阴风中“复活”，仿佛地府阴兵为慈禧开道。

这一事件究竟是历史真相，还是民间臆想的产物？本文将结合多份历史文献与考古研究，揭开这场“阴兵借道”背后的真相。

慈禧之死：权力与奢华的终章慈禧的死亡并非毫无预兆。

据《清史稿》记载，1908年10月，光绪帝与慈禧先后病重，宫廷内暗流涌动。

11月14日，光绪帝驾崩，次日慈禧亦在仪鸾殿去世，终年74岁。

作为晚清实际掌权者，慈禧生前以奢靡著称：她挪用北洋水师军费修建颐和园，为庆祝六十大寿耗资数百万两白银，甚至在临终前仍不忘命人将大量珠宝玉器陪葬。

其棺椁内铺满金丝串珠、翡翠玉雕，仅珍珠便达数千颗，堪称“移动的宝藏库”。

为筹备这场“国葬”，清廷耗费巨资。

据《清实录》记载，慈禧的梓宫（棺椁）由金丝楠木打造，外覆金漆，内衬鎏金铜椁，仅抬棺人数便达7920人，分五班轮换，从北京东直门步行至清东陵需五日之久。

送葬队伍中，除活人护卫外，还有大量纸扎的“阴兵”——按1:1比例制作的纸将、纸兵、纸轿、纸马，甚至包括西洋风格的钟表、化妆台等“冥器”，总数逾万件。

这些纸制品细节逼真，白面黑瞳，在阴风中摇曳，成为“阴兵借道”传说的直接诱因。

阴兵现世：天气、心理与视觉的共谋慈禧出殡当日，北京城天气骤变。

据《申报》1909年11月6日报道：“辰时，天尚晴朗，及梓宫出宫，忽阴云密布，狂风大作，纸人纸马随风飘动，如活物一般。

”目击者描述，数千纸兵排列整齐，面色惨白，在乌云笼罩下宛如地府阴兵。

更有传言称，纸人“面露诡异笑容”，甚至“发出低语声”，引发围观百姓恐慌，纷纷跪地叩拜，称“阴兵借道，大清将亡”。

外国记者亦记录了这一场景。

1909年《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莫理循在信中写道：“送葬队伍如一条黑色长蛇，纸人纸马在风中颤抖，仿佛被无形之手操控。

中国百姓的恐惧，源于对未知的敬畏。

”棺椁渗血：一场因老鼠引发的乌龙“阴兵借道”之外，慈禧棺椁渗血的传说更为骇人。

据太监李莲英回忆，出殡途中，他曾见棺椁底部渗出暗红色液体，散发腥臭。

这一细节被民间演绎为“慈禧阴魂不散，血染梓宫”，甚至与清朝灭亡联系起来。

1928年孙殿英盗掘慈禧陵时，这一现象得到间接验证。

据《东陵盗案汇编》记载，盗墓者打开棺椁时，发现“尸身未腐，面如生人”，但暴露于空气后迅速塌陷，口鼻渗出黑色黏液。

这实为尸体脱水与微生物分解的结果，与“渗血”无关。

历史余波：从迷信到反思慈禧葬礼的诡异传说，本质是晚清社会动荡的缩影。

一方面，百姓对清廷腐败无能深恶痛绝，将“阴兵借道”视为“天谴”；

另一方面，西方列强的侵略与科学思想的传入，使传统迷信与现代理性产生激烈碰撞。

外国记者将送葬场景描述为“愚昧的狂欢”，预言“大清将亡”，而这一预言在三年后成为现实。

值得玩味的是，慈禧生前极力维护的“天朝上国”形象，在其死后被一场荒诞的葬礼彻底击碎。

纸扎的“阴兵”无法庇佑她的亡魂，奢华的陪葬品亦未能阻止陵墓被盗。

正如《清史稿》评价：“太后嗜权如命，骄奢淫逸，卒致国破家亡，其咎岂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