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居宣长有着哪些国学理论？对日本有着怎么样的影响

复古学思潮的发端与类似，均为对本民族经典古籍的总结与再阐释，但的复古学者们在整理古籍时因时生义地添加了自己的思想。

本居宣长的老师贺茂真渊，确立了通过考据“完全摆脱中国思想”的治学目标，一直为后世的复古追随者们效法。

贺茂治学的侧重点在于治平，他将武士道的尚武精神理想化，认为儒道二家的浸染使大和民族失去了“丈夫的精神”。

本居则在文论与艺术领域用力较勤，他明确地将文学与伦理学剥离，以“物哀”作 为评判文学好坏的标准，并最终归结于日本民族固有的自然主义的艺术理念。

由此演绎，本居在神道神学方面亦有建树，初步确立了日本民族国权主义的理论基础。

以本居宣长为代表的复古主义学者，再发现并阐扬了日本民族的文化精神，其历史意义不可低估。

当然，更多的中国学者将目光的焦点集中在复古派的消极效应上，主要是为专制与排外辩护，神话感性，排斥理性，使后的日本时时走向歧途。

他出身于商业资本重要中心之一的伊势松坂的町人家庭。

在其文学研究中，他把对于封建意识形态，特别是对于儒教的道学的批判向前推进了一步。

其次，在其语言学研究中，给作为古典学的国学开辟了新的生面。

但同时，由于他崇拜古典，作为创世纪式神话的信奉者，他的神学观念达到了荒谬的地步，他把国学中合理的成分加以歪曲而塞进了这种观念之中。

一句话，国学的优点和缺点，在他身上都最明确地表现出来了。

在他的世界观中最具特点的，是他的文学——歌学论中的“事物的幽情”说和复古神道，他已经不是奈良时代文学的赞美者，而是更为成熟的平安朝文学的赞美者，从而把文学——歌学的本质同伦理学区别开来，作为评价文学的尺度，以“幽情”的观念代替了善恶的观念。

这亦是在他的世界观中最具特点的文学歌学论。

他在《源氏物语》中看到了独立于道德之外的文学的深刻的本质。

在他看来，文学既不是“为了教人”，也不是以“雄壮”与否为价值尺度的。

他认为，文学是根据事物所触发之幽情，不管好事坏事，只按内心所感而挥发出来的艺术。

说这是不合乎道的事，那是不应该有的事而在心中加以选择取舍，并非文学的本意。

大凡谏止不善，乃属治国教人之道，所以不正当的恋爱等等，当然是应该深戒的。

然而，文学与教人之道无关，是以事物的幽情为主的另一种道，所以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也要抛开事情的善恶，不应加以可否。

虽说如此，并不是把不好的行为说成是好事，只是说写出来的文学要有幽情才算最好。

一切物语文等都要按照这个意思好好玩味，来理解其中的情趣。

所以“专写大丈夫雄壮的心情，认为男女的爱情柔媚可耻而不说”，“这都是粉饰表面，不是人的真心”，因此决不能给人以感动(幽情)，作为文学，这是不可取的。

这样，单就承认艺术的独立价值，排斥了道学对艺术的评价这一点来说，本居宣长所尊重的是平安朝的文学而不是奈良朝的文学，所选择的是“弱女风格”而不是“丈夫风格”。

他的这种主张，不外是针对以儒、佛的“慧黠”矫正人情的封建道学，来肯定“直雅”之心，肯定人类的“真实心情”的权利。

这样的艺术论，就他来说，是同古代日本在没有“恶神作乱”时就“直情径行，即得中正而道自备”或者“人欲即天理”那种自然主义的伦理说——快乐说结合在一起的。

“天地自然”之道的主张，在这里明确地达到了对于人类的自然和自然欲求的率直的肯定。

这种文学论，也可以说是把近松、西鹤等俳人在创作中，在相当程度上，早已实践了的事情加以理论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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