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科解读】

黄河蒲津渡，曾因盐船频繁漏水沉没引发百年谜团。

1989年，永济博物馆馆长樊旺林偶然听闻此事，结合古籍记载与现代探测技术，最终在黄河底发现四尊铁牛、四尊铁人及配套设施。

这些唐代遗物不仅揭示了盐船沉没之谜，更展现了古代工匠的非凡智慧与大唐盛世的开放气象。

本文将从铁牛的发现、设计寓意、铸造工艺三方面，带您走进这段跨越千年的历史传奇。

百年谜团：盐船沉没与铁牛传说

晚清时期，山西盐商通过蒲津渡向全国运盐，却频繁遭遇船底漏水甚至沉没的怪事。

黄河中下游本无礁石，盐商多次派人下水探查均无果。

直到1989年，樊旺林从古籍《唐书志》和清代地方志中发现线索：唐代李世民曾在蒲津渡修建铁牛拉铁索的浮桥，元朝毁于战火后，铁牛可能沉入黄河。

结合村民口述，他推测盐船是被铁牛角顶破。

经金属探测仪定位，考古队在黄河底打捞出四尊铁牛、四尊铁人、七根铁柱及两座假山，总用铁量超1100吨，相当于唐代全国年均产铁量的半数以上。

这一发现不仅解开了盐船谜案，更让沉寂千年的“超级工程”重见天日。

设计深意：镇水神兽与民族融合

铁牛作为浮桥地锚，其形象源于中国古代“牛镇水”的传说。

大禹治水时，曾有神牛踏平波浪，故牛被视为镇水神兽。

更令人惊叹的是，每尊铁牛旁的牧人铁人分别代表四大民族：西北角维吾尔族装扮、东北角蒙古族装扮、西南角藏族装扮、东南角汉族女性装扮。

汉族铁人不仅性别独特，其衣领设计竟类似现代西装领，衣摆如燕尾服，暗合唐代“胡服盛行”的时尚潮流。

这种设计既体现了大唐对疆域内各民族的包容，也彰显了“万国来朝”的开放气象。

铸造奇迹：失蜡法与合金技术

如此巨大的铁牛如何一次性浇铸成型？古代工匠采用了“失蜡法”：先用黄蜡雕塑铁牛造型，外敷黄河泥制成泥模，文火烘烤使蜡融化排出，形成空心泥壳；

随后架起数十座炼铁炉，将滚烫的铁溶液注入泥壳。

更关键的是，铁溶液中加入了大量锡，形成合金，极大提升了可塑性与抗氧化性。

经化验，铁牛含锡量达15%-20%，这一技术比欧洲类似工艺早千年。

尽管历经千年黄河水浸泡，铁牛仍保存完好，成为古代冶金史的奇迹。

结语

黄河铁牛的出土，不仅解开了盐船沉没的历史谜团，更让我们窥见唐代工匠的智慧与大唐盛世的辉煌。

从镇水神兽的象征到民族融合的寓意，从失蜡法的精妙到合金技术的超前，这些沉睡千年的铁牛，至今仍在诉说着中华文明的博大与坚韧。

如今，它们静立于山西省博物馆，成为连接古今的“活化石”，提醒着我们：真正的超级工程，从不止于技术，更在于背后的文化胸怀与人文精神。

黄河之畔 丙午年二月二 龙抬头 拜酒祖

国井集团2026丙午年中国酒祖仪狄文化大典在山东淄博高青黄河之畔、国井酒文化博览园举行。

以千年酒礼敬奉酒祖、传承文脉，开启年度春酿新章。

大典现场古韵悠扬，《酒祖颂》吟诵声庄重绵长。

中国白酒工艺大师信春晖带领酿酒匠人，以春酿头酒敬献酒祖仪狄。

敬天地，感恩万里黄河生态滋养，祈愿风调雨顺、酿酒原粮丰收；

敬酒祖，赓续仪狄酿酒千年精神，恪守《齐民要术》匠心古训；

启新程，以一杯国井新酿寄寓宏图，锚定“十五五”战略航向，奋楫扬帆再出发。

酒香氤氲间，承载着国井人对自然的敬畏、对技艺的赤诚、对文化的坚守、对未来的笃行。

高青作为酒祖仪狄故里、中国酿酒文化起源地，依黄河而兴、因酿酒而盛。

国井集团深耕本土文化，将黄河文化、齐文化与白酒非遗技艺深度融合，已连续多年举办二月二拜酒祖仪狄文化典礼，成为行业标志性文化IP。

本次典礼严格遵循古制，以庄重仪式彰显对自然的敬畏、对匠心的坚守，更以活态传承推动中华酒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仪式期间，同步开展春酿开窖、原酒封藏、非遗技艺展示等系列活动。

国井集团将以酒祖文化为根、以品质为魂，坚守古法、守正创新，持续打造黄河流域酒文化标杆，以更高品质的美酒回馈市场，助力中国白酒文化走向更广阔的舞台。

春启新章，龙耀征途。

此次酒祖仪狄文化大典的圆满举行，既是酿酒文化根脉的唤醒与传承，更是国井集团“十五五”奋进的号角与起点。

未来，国井集团将以酒祖精神为指引，坚守匠心、守正创新，深耕黄河产区、彰显国香魅力，以文化铸魂、科技赋能、产业升级，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笃定前行，续写酒业发展新篇章。

明朝如何用“快递小哥”经略青藏？

街边上，一位脚户哥说着半生不熟的藏语，谈笑间，和吐蕃人交换了茯砖茶和羊毛。

1937年夏，被誉为“西部旱码头”的临夏八坊北大街。

（图片来源：临夏融媒体中心） 明洪武七年（1374年）河州茶马司设立，这里成为明廷西北茶马贸易的核心枢纽。

史料记载这里：“万马腾骧，殆成云锦”。

河州能成为明代“秦陇以西，繁华称首”的“旱码头”，因它位于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的过渡带，处在河湟走廊的核心要冲。

这也造就了当地独特的运输需求——陆路需翻越海拔近4000米的拉脊山垭口，水路则需渡过黄河的急流险滩。

支撑起这座“旱码头”百年繁华的，不是某一位巨商，而是河州的“运输三杰”——脚户、牛帮和筏子客，他们贯通了河湟地区的经济血脉。

临夏八坊十三巷的河州茶马司。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河州二十四关图，是迄今为止发现的由河州官府绘制的一张临夏原始地图。

（图片来源：临夏州信息档案网） （一）河州脚户哥：沟通中西部贸易的“二传手” 脚户是西北地区人们对驾驭牲口运输的从业者的称呼。

当地人都称他们为“脚户哥”。

“北乡的骡子，南乡的马”，道出了脚户的地域特色。

脚户哥主要来自河州北乡（今永靖）和南乡（今和政、广河）的回族、东乡族和汉族。

河州脚户哥。

（图片来源：临夏青年） 脚户的装备极为简单：一头骡马、一副鞍架、一条毛口袋。

他们驮运的货物品种繁多，几乎包括各种关乎社会民生的物资。

长途贩运，他们可以到达青海、四川、陕西、湖北、甘肃、新疆等地；

短途贩运，则以驴驮为主，往返于各县之间。

“走罢凉州走甘州，嘉峪关靠的是肃州”，这首“花儿”唱出了脚户常走的路线。

据统计，河州脚户的运输路线多达15条，分东南西北四个方向。

东线从河州经锁南坝至兰州，连接着回汉商贸；

南线经土门关深入甘南的藏族聚居区；

西线渡黄河至青海循化、化隆，沟通撒拉族、藏族、回族聚落；

北线经平凉、固原到达银川。

脚户行走四方，足迹遍布西北。

在明清两代，这些走南闯北的脚户，常常拉着大批骡子，把棉布、茶叶、食盐、纸张、铁器，日用杂货从千里之外的云贵、川陕运至本地，加工后再销往青海、西藏。

返程时，又将当地的药材、羊毛、皮张等土特产运出来，成为西部地区经贸发展不可或缺的纽带。

明代茶马司版画。

（图片来源：中国临夏网） 行走在寂寞的山川沟壑间，脚户们即兴歌唱，抒发对家乡的思念，对旅途的感慨。

他们将河州“花儿”的旋律和唱词，带到了甘南、青海，甚至四川松潘，成了河湟地区汉、回、藏、土、撒拉、蒙古、保安等民族喜爱并共享的民歌。

为了与沿途的各族贸易伙伴顺畅交流，脚户们大多掌握了“双语”。

因此，河州方言中参杂了大量藏语词汇。

从古至今，河州脚户在与青藏高原上的各民族经济往来中，既熟悉了他们的生活习俗，又适应了青藏高原的气候环境，因此成为高原牧区同中原农区物质交换的最佳“二传手”。

河州八坊商队驮运路线。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于八坊十三巷河州茶马司） （二）牛帮：连接汉藏贸易的“中间人” 如果说脚户是山地的轻骑兵，牛帮则驾驭着被称为“高原之舟”的牦牛，组成河州历史上规模最庞大、组织最严密的商队。

牛帮的黄金时代在清末至民国初期，一个完整的牛帮由数个“锅子”组成，每个“锅子”10人管理100-200头牦牛，他们住在一起，吃饭在一锅，故名“锅子”。

河州牛帮。

（图片来源：《临夏老照片》一书） 牛帮的贸易路线主要是来往四川，分为松潘帮、马尔康帮、黑水帮。

按运输时间分为冬帮和夏帮。

冬帮从河州出发时间是每年农历十月，于次年正月返回；

夏帮每年农历五六月出发，七八月返程。

牛帮生活本身，就是一幅多民族协作交融的画卷。

他们的队伍中，锅娃是整个牛帮的总负责人，通常由管理经验丰富、对藏族十分熟悉、懂藏语，且经济实力强的回族掌柜担任，负责整个牛帮的管理与指挥，与路途中各藏族部落联络，处理牛帮内一些日常具体事务；

沙娃多由熟悉地形的藏族向导担任；

索娃通常由回族或东乡族担任，主要负责整个牛帮的后部安全。

从甘南的黄库尔出发到达四川松潘要经过好几个藏族部落，拜访部落头人是牛帮最重要的一件大事，它关系到整个牛帮的安全和行程顺利。

牛帮每进入一个部落前，都议定拜访时间、参加人员、礼物准备等相关事宜，并派熟悉该部落头人的人带着礼物前去，礼物产生的费用由各个锅子承担。

串乡牛帮穿行于几个部落之间做生意，到了夜晚就在部落中住宿。

如果在部落中交易，要获得部落首领的许可，并得到首领的保护。

当他们返回河州后，会把买来的皮子加工成藏袄，再销往藏族聚居区。

这种深入的生活互助与文化互鉴，远比货物交换更为深刻。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考察西北后指出，回族商人（牛帮）正是沟通高原与内地，完成这一“互补”使命的关键队伍。

（三）筏子客：助力解放军顺利渡黄河的“摆渡人” 河州筏子和筏子客，曾名扬西北及黄河流域。

清末民初，从青海到内蒙古包头，千里黄河上漂流着浩浩荡荡的牛羊皮筏子，把青海的羊毛、洮岷的药材、兰州的水烟、河州的粮食、太子山的木材运往包头，再用火车运到北京、天津、上海、武汉等地。

从事筏子运输的人被称为筏子客，以保安族、撒拉族、回族居多。

筏子的历史久远，据说汉代赵充国将军经营河湟屯田时，就用这种水上交通工具“转粟湟中”。

筏子分为羊皮筏和牛皮筏，其制作工艺堪称绝技。

宰杀后的羊或牛，从颈部剥下整张皮，去毛，鞣制后，灌入盐和胡麻油防腐，最后吹气扎口。

一只羊皮可承重300斤，将数十乃至上百个皮胎捆扎成排，便成为能载重数十吨的巨型筏子。

河州筏子客。

（图片来源：中国临夏网） 行筏是玩命的活计，技术高超的舵手被称为“峡把式”。

他们熟知黄河里每一处暗礁险滩，靠着一杆桨，在“狼舌头”这样的险地穿梭。

一首河州“花儿”唱出了他们的豪迈与艰险： “黄河上度过一辈子，浪尖子耍花子哩；

双手摇起个桨杆子，好像是虚空的鹞子。

” 筏子客的航线是河州通往北方的水上动脉。

从莲花渡（今炳灵寺附近）启航，经兰州、中卫，最远可达内蒙古包头。

日常贸易中，他们将河州的羊毛、皮货运往包头，返程时装载津京的百货、布匹。

八坊十三巷。

（图片来源：中国临夏网） 筏子客不仅在和平年代承担商贸重任，更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发挥独特作用。

1949年8月，为解放青海、新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的10万大军要渡过黄河天堑。

河州各族筏子客在短时间内筹集牛羊皮筏子150多个，500余筏子客从永靖、大河家、循化三路抢渡黄河，向青海挺进。

经过连续五六天日夜奋战，筏子客们协助10万解放军官兵和2000多匹战马、粮食、大炮等武器装备顺利渡过黄河，谱写了一曲“羊皮筏子赛军舰”的传奇。

今天，高速公路与铁路取代了当年的骡马古道，现代化的海铁联运替代了古老的“运输三杰”。

但“运输三杰”的历史不该被遗忘。

他们以血肉之躯和非凡的勇气，在西北大地编织了一幅活态的、流动的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画卷，共同铸就了河州旱码头的百年繁华。

千千万万脚户、牛帮与筏子客，通过货物交换促进了各民族经济共生、文化交融、情感相亲，让这条古老的河湟走廊、河州这座“旱码头”获得了超越时空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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