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路撒冷哭墙“流泪”

据《》记载，嘉靖三十六年，抚顺备御裴承祖到建州女真王城古勒寨追捕逃犯，遭到王杲伏击，被俘杀。

杀掉裴承祖后，王杲就在错误的道路上停不下来了，开始大肆劫掠，朝廷派兵清剿，王杲又设伏生擒了辽阳副总兵黑春，将其凌迟，接着又犯辽阳，劫孤山，略抚顺，前后遭他毒手的明朝将领，包括指挥王国柱、陈其孚、戴冕、王重爵、杨五美，把总温栾、于栾、王守廉、田耕、刘一鸣等数十人，辽东总兵奉命征讨。

二年，王杲纠集其他部落，大举进犯辽阳、沈阳等辽东重镇，李成梁率兵打到其老巢古勒寨，斩首一千多级，但直到一年后，王杲才被抓住，被凌迟处死于北京。

王杲伏法后，当时逃脱的儿子阿台紧接着也反了，李成梁再一次带兵进剿，这次行动，不但搞死了努尔哈赤生父塔克世，还俘虏了努尔哈赤和其弟舒尔哈齐。

据《》记载，“太祖及弟舒尔哈齐没于兵间，成梁妻奇其貌，阴纵之归”。

所谓“太祖”，亦即努尔哈赤。

这段记载说得很明白，努尔哈赤和其弟舒尔哈齐，是被李成梁妻子放走的——她见俘虏中这两个人相貌不凡，便偷偷把他们放了。

这兄弟俩的相貌，到底有多不凡呢? 万历二十三年(朝鲜宣祖二十八年)，建州卫女真人越境到朝鲜采挖人参，被朝鲜边将杀了，努尔哈赤打算报复，朝鲜方面急忙派南部主簿申忠一赴建州修好，顺便刺探其虚实，在努尔哈赤驻地硕里岗城过了一个，见到了努尔哈赤和弟弟舒尔哈齐，回去后，申忠一将一路所见所闻制成图文并茂的纪程图，取名《建州纪程图记》上交。

当时的努尔哈赤三十七岁，申忠一详细描绘了他的肖像，并配文“奴酋(指努尔哈赤)不肥不瘦，驱干壮健，鼻直而大，面铁而长……”对他弟弟舒尔哈齐的描绘则是这样的：“体胖壮大，面白而方。

” 而在《武实录》里，努尔哈赤简直是所有女人心目中的完美男人——太祖凤眼大耳，面如冠玉，身体高耸，骨格雄伟，言词明爽，声音响亮，一听不忘，一见即识，，举止威严。

这样的男子，李成梁妻子不“动心”是不可能的，不希望他们遭难，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因“爱美之心”而把他们放走，这种不顾后果的冲动之举，就有点脑残了。

而据《明朝那些事儿》的说法，李成梁和努尔哈赤是亲戚——李成梁让儿子李如柏娶了他弟弟舒尔哈齐的女儿。

如果这种说法属实，那么李成梁之妻放走他们兄弟俩，似乎多了一点合理性(其实还是不合理，李成梁都不敢放呢，她凭什么那么大胆)，但却与《清史稿》的记载不符，《清史稿》可是说得很明白，是李成梁之妻“奇其貌”而放走他们的，并非由于什么亲戚。

无论是因何放走的吧，反正这个女人闯了大祸了，因为他放走的不是人，而是一只猛虎。

这只虎一回到建州，逐渐成了其他各部的噩梦。

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靠祖、父遗留的十三副甲胄起兵的努尔哈赤，渐渐羽翼丰满、统一了女真各部、建立后金政权之后，对明朝觊觎已久的心再也按捺不住了，对诸贝勒宣布“吾意已决，今岁必征大明国”，随即发布“讨明檄文”，历数明朝“罪状”，以“”告天，起兵反明，又成了明朝的噩梦。

他找的借口，是替祖父、父亲报仇。

努尔哈赤的祖父名叫觉昌安，建州左卫枝部酋长，明都指挥使，李成梁征讨王杲时，他与儿子塔克世(也就是努尔哈赤父亲)成为李成梁的向导，为李成梁搞定王杲做了一定的贡献，后来在征讨王杲儿子阿台时，父子俩再次为明军做向导，却不幸死于战乱。

祖父和父亲被杀，成了努尔哈赤反明的极佳借口，尽管他们是被误杀的，但他不管这么多，把这笔账算在明朝头上，并把它放在“七大恨”首位——“我祖宗与南朝看边进贡，忠顺已久，忽于万历年间，将我二祖无罪加诛，其恨一也”。

杀父之仇不共戴天，何况你把我祖父也杀了，你“无罪加诛”，我当然要报仇! 讨明檄文发布后，努尔哈赤率兵两万进攻明朝，很快袭占抚顺、清河，的反应倒也不慢，立即派兵部左侍郎杨镐主持辽东防务，又是调兵又是增饷。

然而，准备了半年，虽然从川甘浙闽等省抽调的兵力大多到达了沈阳地区，却因粮饷不济和士卒逃亡等因素，导致将帅互相掣肘。

据《明史·卷二十一本纪第二十一》，万历四十七年，经明神宗再三催促，杨镐才坐镇沈阳，兵分四路围剿后金军。

努尔哈赤却不管他有几路，采取“凭你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策略，集中十万兵力对付突出冒进的明军主力。

率领明军主力的是总兵，进至萨尔浒时，杜松又将军队，大部分留在萨尔浒附近，他自己则率万人进攻吉林崖，第二天就被努尔哈赤亲率四万多人包了饺子，杜松也为他的轻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吃掉杜松和他那一万人后，努尔哈赤立即挥师北上，一举吃掉了马林率领的北路军，最终逃回开原的，仅剩主将马林等数骑。

消息传来，准备支援潘宗颜部的叶赫贝勒金台石、布扬古，已经在路上的他们，立即调头撤回叶赫，的潘宗颜拼死抵抗，寡不敌众身负重伤而死。

南路明军则由“晚明第一猛将”刘綎率领，不知西路军北路军已经的他，仍按原计划北上，他率领的先头部队在阿布达里岗中了努尔哈赤埋伏，也是全军覆没，刘綎战死沙场…… 这就是以明军惨败而告终的“”。

“萨尔浒之战”后，努尔哈赤迁都沈阳，接着又发动了收获更大的“广宁之战”，连陷明朝包括义州、锦州、大凌河在内的辽西四十余城，熊廷弼、王化贞等明朝名将，率领残部仓皇逃往山海关。

李成梁妻子肯定没想到，当初放这个“美男子”逃走时，她的“爱美之心”将给朝廷带来多大的麻烦! 直到天命十一年(1626年)，被她放走的这只猛虎，在中被的红夷大炮一顿猛揍，才暂时收起锋利的牙齿，率军退回沈阳。

之前都是，如今却冷不防挨了，这反差太大了，努尔哈赤得了抑郁症，加上身患毒疽，于当年八月病死于叆福陵隆恩门鸡堡(今沈阳市于洪区翟家乡大挨金堡村)。

这只猛虎虽然死了，但其子皇太极继承他的遗志，继续将明朝作为重点进攻目标，而且攻势更猛，很快就使明朝在关外仅剩宁远一座孤城，并且把入主中原、夺取全国政权作为他的“崇高理想”，虽然于1643年猝死于清军入关前夕，但却为儿子爱新觉罗·福临(皇帝)入关扫清了道路。

一个女人的“爱美之心”，给一个王朝带来的不仅仅是麻烦，还是彻底的毁灭! 有人说，追根溯源，的江山是一个女人“打”下来的，貌似有点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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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说的就是。

提到元宵节，除了吃外，最重要的就是要看灯。

灯，已然是元宵节的标志物了，甚至还延伸出了“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典故。

而关于元宵节最常见的三种起源，如祭祀太一说、汉明帝燃灯表佛说、三元说等，也都是从灯的角度来解释元宵的缘起。

但实际上，张灯习俗是比较晚起的。

正如台湾民俗学家王秋桂在《元宵节补》一文说，“各式各样的灯固然是元宵的主要特色 , 但在这一节日的发展史中，灯到才出现 , 算是晚出的节目内容之一 , 要到唐以后才称为元宵的标志 。

” 而在张灯之前，点火才是元宵节的真正习俗。

1.最初是火 隋文帝开皇十七年，一个名叫柳彧的御史上了条反三俗的奏章。

他对说，最近几年，每到正月十五，老百姓就知道整日玩乐，不是呼朋唤友四处浪荡，就是聚众嬉戏赌博，非但白白地铺张浪费，而且整的男女混杂，有辱斯文。

于是，他请求皇帝下道诏书，禁止一切不文明的行为。

这是目前能见到的，对于正月十五节日最详细的描述，其中，柳彧提到老百姓的节日习俗是“燎炬照地”，即当时民众过节是点火而非张灯。

实际上，直到时期，火仍然是许多地方元宵节的特色。

如清人著作《锡金识小录》提到十七年本地的过节习俗为：十五日元宵节，夜断松木为薪，架而然之朴门左，佐以爆竹银花，日火炉，盖古掺盆遗 意。

民国十九年《永和县志》则提到：十五日元宵，张灯放花爆，并院中放火，曰“打夜火”。

类似的习俗还有许多。

此外，民间流传的关于元宵节起源的口头传说，也能提供相应的佐证。

湖南临湘有这样一则故事，说古时候天鹅降临人间后被猎人射中受了伤，玉帝相当恼怒，于是打算在正月十五这天派天兵下凡放火，要把人畜都通通烧死，以给天鹅报仇。

有个仙女姐姐同情人类，便私自下界告诉老百姓。

为了逃避灭顶之灾，人们便在正月十五这天放烟火、挂红灯，装出大地着火的样子。

玉帝果然上当受骗，不再派天兵放火。

此后，每年到了这一天，人们都张灯结彩放烟火。

元宵节就这样形成了。

其他地方还有助宫女说之类。

虽然各地流传的故事不同，但却有共性：即元宵节之所以要张灯和放烟火，目的是制造出人间着火的假象。

显然，火是核心元素。

简而言之，点火是元宵张灯的缘起，张灯是点火的进一步发展。

然而，为何会发生这种转换呢? 2.燃灯礼佛? 在中国佛教典籍中，东汉明帝被刻画成了印度的中国副本，夜梦金人的典故很多人都熟悉，认为正是因为他的大力提倡，才使得佛教在中国生根发芽并流行开来。

为了提倡佛教，汉明帝下令全国，在正月十五这一天要全部挂上灯笼，以此礼敬佛祖，即所谓的“燃灯表佛”，灯节就此形成。

以上便是元宵节起源的汉明帝燃灯表佛说。

不过，这一说法通常认为是后人所编造的。

其史料来源是宋元之际的《岁时广记》所注引的《僧史略·汉法本传》，其中铁口直断，“西域十二月三十日,乃中国正月之望，谓之大神农变月。

汉明帝令烧灯，以表佛法大明。

”但《汉法本传》通常被认为是伪书。

两晋南北朝时期，佛道为了争夺信众，开始不断撕逼，为了抢占理论高度，双方都不约而同地搞潜心创作，一系列匪夷所思的伪书在此期间大量面世，道教最著名的便是传说中的《化胡经》，《汉法本传》则是佛教所编撰的伪书之一。

除了燃灯表佛故事不可信外，根据吴焯先生的研究，汉明帝夜梦金人一说恐怕也是后人所附会的，因为佛教最早传入中国大概是在西汉末年，而根据《》的记载，皇室之中最早信奉佛教的是明帝的弟弟楚王。

而即便是刘英本人，对于佛教也不太了解，只是将当做黄老一般的神仙去祭拜。

但是，转折又来了，虽然人物不对，但观灯源于佛教恐怕确有其事。

3.从火到灯 燃灯表佛之说在佛经中随处可见。

佛经《莲花面经》记载，释迦牟尼去世之前，明确告诉弟子，希望在自己去世后，信徒能为自己设七天七夜的供养大会，供养的方式便包括“种种灯明”。

另一部佛经《佛般泥洹经》则提到，在佛涅槃之后，信徒将他的舍利用金罂盛放，置于金床之上，然后“天人散华伎乐，绕城步步燃灯，灯满十二里地”。

显然，就佛教而言，以燃灯方式供养佛祖是释迦牟尼本人意愿，属于正统教义。

而根据《大唐西域记》的资料，其燃灯礼佛的时间正是在中国的正月十五日。

自两汉之际佛教传入中国以来，伴随着持续的动乱以及胡人入主中原，佛教得到迅猛的发展，远超道教而成为信众最多的宗教，上层社会也迅速投入佛教的怀抱。

基于此，许多佛教习俗逐渐被吸纳融合，成为中国本土的社会习俗，元宵观灯便是其中一例。

元宵观灯习俗较早的史料记载出现在隋炀帝时期，自诩为文学大家的隋炀帝曾有诗作《正月十五日于通衢建灯夜升南楼》，诗云： 法轮天上转，梵声天上来。

灯树千光照，花焰七枝开。

月影凝流水，春风含夜梅。

幡动黄金地，钟发琉璃台。

诗中提到的“法轮”、“梵声”显然都是佛教术语，表明在看来，元宵节的种种习俗源自佛教。

类似的诗句还有很多，比如诗人崔液的《上元夜六首》之二： “神灯佛火百轮张，刻像图形七宝装;影里如闻金口说，空中似散玉毫光。

” 这里，作者将元宵的花灯与佛火等而视之。

如果说隋炀帝时期是元宵张灯习俗的开始，那么其定型则是发生在唐代。

时期，有位名叫僧婆陀的佛教徒上书皇帝，请求在元宵节时燃灯三天三夜，皇帝批准了这一请求。

其后玄宗即位，再次下诏，以十四、十五、十六三天燃灯，并以为定式。

就这样，元宵张灯成为此后千年的惯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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