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政奉还中日本的幕府力量和天皇力量相比 他们的实力如何

在这一历程中，1905年至1906年的，不仅直接影响了清末政局的历史走向，同时也书写了近代中外关系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成为后时代中国认识世界、加强对外联系、向世界展示中国改革形象、提升中国国际地位的重要事件。

中国认识世界的一次盛举 清末五大臣出洋兵分两路，一路由载泽、尚其亨、李盛铎为领衔考政大臣，随从人员43名，自1905年12月11日离京至次年7月23日返京，重点考察了日本、美国、英国、法国、比利时;一路由戴鸿慈、端方为领衔考政大臣，随从人员33人，自1905年12月7日离京至次年8月10日返京，重点考察美国、德国、奥地利、俄国、意大利，并顺道考察了丹麦、瑞典、挪威、匈牙利、荷兰、瑞士等国。

1905年五大臣出洋考察时合影 关于考政大臣人选，正如革命派舆论机关《民报》所评论，不是“最亲爱之天潢”，就是“极老成之卿相”。

确如其论，载泽为帝曾孙，封镇国公，戴鸿慈为户部右侍郎，端方为湖南巡抚，尚其亨为山东布政使，李盛铎曾任出使日本大臣。

尤值称道的是，考政大臣负责选拔的随从人员素质颇高，《大陆》即言“几乎将京内外知名之士搜索一空”。

据统计，两路考察团具有留学教育背景者各有12人，占到较高比例。

其中，唐元湛、温秉忠为第二批留美幼童;陈恩焘、伍光建为首批官派留欧生;陆宗舆、杨守仁、戢翼翚、唐宝锷曾留学早稻田大学，欧阳祺曾留学哈佛大学，施肇基曾留学大学、康奈尔大学。

舆论界对于留学生入选考察团颇为欢欣，《华字汇报》称欧阳祺长于公法，“此次调查宪法必能展其所长，为祖国造无疆之福”;《大公报》称陆宗舆研究政法有素，“考查各国政治必可收实效”。

其余多数随从人员亦专意经世之学且学有专门，诸如熊希龄、吴宗濂、陈琪、吴勤训、夏曾佑、关冕钧、姚鹏图等人。

另外，随从人员当中亦不乏官宦子弟，如邓邦述(邓廷桢之曾孙)、李焜瀛(李鸿藻之子)、沈觐扆(沈葆桢之曾孙)、恺(张人骏之子)、徐世襄(徐世昌堂弟)、朱纶(朱家宝之子)，展示出官场对五大臣出洋的看重。

清政府遣使谕旨虽以“考求一切政治”为言，但很明显赋予考察团的核心使命是考察各国政治制度，为中国能否乃至如何推行改革提供决策依据。

舆论界对此亦心知肚明，如遣使谕旨甫颁，《申报》即刊文将五大臣出洋与日本改革之前的出洋考察团相提并论：“此也，谓之如日本明治四年岩仓具视、大久保利通等视察欧美之举也可，谓之如明治十五年查考宪法制度之举也亦可。

”《时报》也指出五大臣出洋异于既往之处：“自以来通使诸国四十年矣，要皆以议约、报聘，专于外交，从未有以采风问俗为自强改革之资者。

”考察团的某些论调甚至走在时代前列。

以戴鸿慈《出使九国日记》为例，地表达了对欧美各国君臣平等关系的艳羡：“观欧美诸国，君臣之间，蔼然可亲，堂陛周旋，宛如宾友。

”对自由、平等的介绍，读来更是让人。

关于自由，戴鸿慈认识到“人人于其权利范围之中得以为所欲为”乃自由之真谛，但并非“放纵无节之谓”;关于平等，他写道：“上自王公，下逮庶民，苟非奴隶，皆有自主权，其享受国民之权利维均”。

除政治制度外，举凡军事、经济、社会、教育、市政，皆在考察团考察之列。

总之，较之以往的出洋考察团，清末五大臣出洋考察团具有规模大、规格高、考察国家多、考察范围广等显著特点，是近代中国主动走向世界、认识世界的一次盛举。

推动了中外交流 近代以来尤其是进入二十世纪，中国外交环境日益恶劣，国际地位一落千丈。

考察团出行之际，中国外交环境尤其严峻，如中法关系由于南昌教案一度紧张，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使美国对华门户开放政策遭到最严重的危机。

然而，考察团遍历各国时则普遍受到热情接待，并未遭到冷遇。

法国政府“并未以南昌教案为事”，美国政府亦“派员照料，接待甚优”，其他所至之国亦是“莫不推诚相待”。

推其原因，正如出使美国大臣梁诚所言：“我国家振奋图强，议行宪政，彼邦人士钦佩至诚，露于不觉。

” 1905年12月，晚清五大臣及随员在罗马合影 与政、商各界广泛交往，是考察团联络邦交最重要的途径。

载泽考察团在会晤日本天皇之前，先将及致赠日本天皇、皇后礼品托式部官呈上。

会晤当天，“(载泽)行鞠躬礼，读颂词，呈国书。

日皇手受，答如礼，敬颂皇皇上安，辞意殷挚。

礼毕，至凤凰间宴席”。

戴鸿慈、端方在拜见美国总统西奥多·时，致辞中有“颂大伯理玺天德福寿康强并大美国人民太平幸福”之言。

后者在答辞中说道：“余所以欢迎彼等者，盖欲显明吾美对待中国之真诚也”。

同时又致信光绪皇帝：“您的访问团把贵国的友好情谊带到了美国，我们也请考察团将美国人民的友好情谊带到中国去。

”在华盛顿，戴鸿慈、端方还受到美国国务卿路脱的热情接待，当日参加会见的有六十人之多。

端方在演说中表达了希冀学到更多知识以便带给中国国民的愿望，路脱在答辞中回应：“我希望你们能够在这里收获满满，因为这个世界已经从中国学到了很多东西。

”在纽约，戴鸿慈、端方参加了亚细亚协会的招待宴会并致辞，参加的二百多人当中大部分为纽约市“有势力之商家”。

教育交流也是考察团颇具特色和成效的交流方式。

在考察耶鲁大学、康奈尔大学、哈佛大学时，戴鸿慈、端方与校方积极协商，争取到上述学校的留学学额以及留学费用的资助，构成近代中外教育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

1908年端方派遣十五人分赴各校，其中即有后来成为孙中山夫人的宋庆龄。

载泽、尚其亨、李盛铎还得到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授予的荣誉博士学位。

剑桥大学校方在授予典礼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致辞：“尊敬的大清国考察团，你们跋山涉水考察世界各国，你们的使命如此之重，困难无疑将会伴随你们的考察之旅。

殿下能够访问剑桥令我们倍感荣光，我们热切希望，从今以后我们各自的国家、政府以及国民，彼此之间能够和睦相处。

”对于得授荣誉学位，载泽在日记中颇为激动地记道：“谦伯里区(即剑桥大学)为英最古之大学，笃克罗(即博士学位)乃英最高之学位，非品学端粹，著述宏富，为士林推重者，不轻相假，他国人得此，尤为荣耀。

”国内舆论界对此亦是，如《大公报》即称是举“洵可谓增使节之光宠，极海外之荣誉”。

考察团在出洋期间的各种交流活动，不仅仅是表达礼节的一般仪式，而是具有交谊功能的重要外交手段，促进了中国与世界各国的相互了解，有效地联络了邦交、改善了中国的国际环境，正如戴鸿慈在日记中所记：“相见日多，则相知亦深。

” 展示了中国改革新气象 五大臣出洋考察团的列国之行，吸引了国外舆论的广泛关注，相关报道、评论不仅仅关注到考察团行程，还涉及考察团此行对中国政局走向的影响以及将来中国推行改革要面临的困难。

戴鸿慈、端方考察宪政(1906年 芝加哥) 以端方、戴鸿慈在美国的考察为例，诸如与美国国务卿路脱的会晤、对美孚石油公司的考察等活动，《纽约时报》都做了大篇幅报道。

关于考察团考察美孚石油公司，该报除介绍具体细节外，还颇有远见地预料到中国石油工业必有兴盛之日：“毫无疑问，中国有许多石油储藏而且终有一天被开发，石油迟早会成为中国的一个正规行业，考察团今天所学到的东西极有可能推进中国石油工业的发展。

”对于考察团的考察态度，美国舆论界普遍给予好评，《教育杂志》即言：“以西方人都觉得忙乱的速度，中国代表团已经横跨了美国，并考察了这个国家的工业和政治情形，他们对这里所有的事物都表现出浓烈的兴趣。

他们的举止和品格，表明他们是其国民中的最上流一族，他们的确是对自由制度甚表认同的中国第一层级的政治家。

” 国外舆论在关注考察团行程的基础上，进而深入观察清政府的政治动向，并对清政府即将推行的改革建言献策。

在载泽考察团抵达东京后，《日本》杂志刊文介绍其目的在于“视察我国宪政，以期改善国内政治体制”。

《东京朝日新闻》指出中国推行改革与日本不同之处在于“满汉之界存乎其间”，预言革命派必将与政府大起冲突。

《外交时报》发表日本政治家有贺长雄所作《清国政体之前途》一文，指出中国以君主亲裁变为立宪政体，清政府应当尤其注意国民能否达到立宪国民资格这一关键问题。

《国民新闻》预言阻滞中国推行宪政改革的两大弊端：其一是“排外之意想盛也”，突出表现为“欲屏拒外人”;其二是“维新之主义左也”“但喜文明之外形，至其实际精神则固未尝梦见”。

进而提出三策：确立“开放进取之策”;使国民政治知识力求进步;学习各国政治文明，不能仅仅满足于模仿“表质文物”，而应当“致力于政法学理之间”“当求其所以致此之因”。

该论颇得国内舆论认同，《外交报》即称该论“抉吾国今日之弊”“其药石我也至矣”。

英国《泰晤士报》指出中国幅员辽阔、政治管理松散，而政体改革牵涉问题太多，“只能通过缓慢且痛苦的过程才能实现。

”《司葛司门报》强调宪政改革“宜行之事自甚繁夥”，建言中国学界应配合政府此举，“当有所预备，以待新政之设施”。

《外交报》称赞是论：“诚哉是言!盖在上者有所考察而归，在下者有所预备而应，则立宪之事乃易如反掌。

” 正如另一位日本政治家大隈重信所言，如果中国此次变法不是掩耳盗铃，“外国人从此就看得起中国人了”。

可以说，正是借助外国媒体的介绍宣扬，中国的改革新气象在世界范围得到展示，由此中国的国际形象、国际地位也得到有效的改善和提升。

这也给我们昭示出一个历史示：一个国家能否赢得他国关注乃至尊重，在国际社会占有一席之地，除了自身的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外，是否有求治之决心、展现求治之气象也是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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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正是在这个春天的某个清晨，安特生怀揣中国政府的聘请书，以“中国北洋政府农商部矿政司顾问”的身份，开始了他梦寐以求的中国探险考察之旅，同时也踏上了他最辉煌的人生之路。

1902年，他在瑞典乌普萨拉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06年在该校任教，并兼任瑞典地质调查所所长。

当安特生接到中国政府的邀请时，他毅然辞去了在瑞典的一切职务，从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出发，先到印度，再经过千里辗转，进入新疆，然后沿塔里木河向中国内地前进。

据史料记载，安特生进入塔里木河的时间，是1914年4月的一个上午。

那个上午，中国西部的天气很好，阳光灿烂，春风拂面。

安特生乘一叶小舟在淡淡的晨雾和暖融融的阳光中，顺着暗蓝色的塔里木河缓缓划行，飘然而下。

整个航行途中，安特生总是独坐船头，从顺水漂行的木船上观赏着两岸的景色。

在尽情欣赏塔里木河两岸风光的同时，安特生认真阅读刚刚出版便轰动了整个欧洲的考古巨著——《》。

读着这本书，安特生心中如塔里木河水一般悠悠荡起的，是对神秘中国的连连感叹和对自己姗姗来迟的遗憾。

这一年，安特生刚满40岁，但他在国际上已是一位声名显赫而又独具个性的大学者了。

安特生除了钻研地质学之外，对考古和探险有着极大的热忱和浓厚的兴趣。

1901年春，他曾以瑞典南极考察团团长的身份，亲自率团奔赴南极。

这次南极之行，在安特生的人生履历中，虽然增添了颇有传奇色彩的一章，但因事前准备不足，他的团队到达南极后，无法抵御恶劣气候的侵袭，最后只得草草返回瑞典。

不仅考察项目不尽如人意，而且研究结果也收效甚微，以至于安特生回国后，在几天的闭门沉思中，对自己的这次选择产生了深深的怀疑。

而与安特生同处一个国度、同研究一个领域的地质学家斯文·赫定，却在安特生率队奔赴南极的同时，悄悄踏上了远东的中国大陆。

斯文·赫定前往中国的时间也是1901年(清二十七年)的春天。

他此行的目的，是想通过对中国西部的实地考察，解决当时悬而未定的关于罗布泊的地理位置问题。

斯文·赫定的这次罗布泊之行，对中国的古代文化有一个很大的贡献——在罗布泊 发现的文物 西北一带，他无意中发现了被人类遗忘了千余年的楼兰古城遗址。

显然，斯文·赫定中国之行的巨大成功，对刚从南极返回瑞典本土的安特生来说，是一次不小的震动，甚至可以说是一次相当沉重的打击。

虽然安特生学识渊博，经验丰富，才华惊人而又雄心勃勃，但在探险的方向上却选择了寒冷的南极;斯文·赫定尽管学识并不比安特生高明，经验也未必有安特生丰富，但在探险的方向上选择的却是神秘的中国。

其结果是天壤云泥，大相径庭。

安特生并未因此气馁。

虽然他后悔自己选错了探险的方向，但却十分自信地认为，如果他当初选择的是中国而不是南极，一定会比斯文·赫定更加出色。

可惜，历史已经无法改写。

因此，从南极返回瑞典本土的安特生经过一段时间的闭门反思后，很快便将考察热情和寻找目光转向了中国。

就在安特生渴望前往中国的日子里，古老中国封闭了几百年的大门这时也到了在某些领域需要稍稍打开一点缝隙的时候。

事实上，自17世纪以后，欧洲各国许多地质学家、地理学家、古生物学家、政治冒险家，以及后来迅速发展起来的田野，像淘金者一样纷纷拥进了远东，尤其是中国大陆。

一时间，中国灿烂的古代文化遭到了空前的劫难——敦煌、龙门、云岗等石窟的壁画和古代石雕像，以及洛阳的古墓等大批古建筑和古遗址都被掘得破烂不堪、惨不忍睹。

直到1912年成立，迫于民众的呼声和政府的抵制，西方各国才不再地在中国进行肆无忌惮的抢掠，而是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把他们的科学家派往中国，以得到中国的矿藏资源，特别是煤矿和铁矿的第一手资料。

由于当时的瑞典被中国认为是“西方几个没有帝国野心的国家之一”，所以中国北洋政府根据当时地质调查所(隶属于农商部)负责人丁文江先生的建议，决定聘请瑞典科学家安特生前来中国担任北洋政府农商部矿政司顾问，并通过有关部门，向安特生本人发去了正式的聘请书。

这样，接到了中国政府聘请书的安特生，才终于以“中国北洋政府农商部矿政司顾问”的正式身份，踏上了梦想多年的远东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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