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人就是犹太人吗？以色列人和犹太人有什么关系

中国的手下败将，却能灭亡欧美人至今引以为豪的罗马帝国，民族自豪感是不是油然而生了?告诉你，这不过是一个有趣的故事而已。

史学界所谓的“内亚”，通俗地说就是亚洲内陆，广义的“内亚”指东起亚洲东北海岸线即今俄罗斯的阿穆尔州、滨海边疆区，西至中亚里海之滨的广阔区域，狭义的“内亚”则指的是古代中国的北部边疆地带。

从地理上来看，从俄罗斯远东地区到中亚以至俄罗斯欧洲部分，在古代是一片连绵不断的大草原——蒙古草原、哈萨克草原、东欧大草原即钦察草原，水草丰美，从而在亚洲北部形成一条游牧民族迁徙的坦途。

亚洲大陆两端的文明帝国，通过内亚草原的传导相互影响。

与内亚的坦途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亚洲中南部一系列的山脉与高原，如喜马拉雅山、喀喇昆仑山、帕米尔高原、兴都库什山尤其是青藏高原，使东西方从这一地区沟通的难度倍增。

当然，这些障碍的存在也阻止了东西方文明早期的直接交锋，使东西方文明沿着各自独立的路径演化直至近代。

内亚这一通道的存在，使中国北部少数民族在与中原王朝或别的少数民族的争斗中失败后多了一个选择，即西迁。

史书中记载的最早西迁的少数民族，即是秦汉时期的月氏，原本生活于祁连山一带的月氏被匈奴击败后西迁中亚，在月氏西迁过程中又击败了生活于今敦煌一带的乌孙，迫使乌孙西迁今伊犁河谷一带。

最晚西迁的少数民族，要数末年的蒙古土尔扈特部，在蒙古准噶尔部压迫下，土尔扈特部西迁伏尔加河下游，到清年间又在沙俄的压迫下回迁伊犁河谷。

东汉时期，经历汉朝自汉武帝以来一百多年的持续打击，匈奴分裂为南北匈奴，南匈奴选择了内迁归附汉朝，北匈奴则在汉朝的打击下西迁中亚草原、高加索、伏尔加河下游等地。

公元3世纪末，一个草原民族突然在东欧草原上兴起，在欧洲文献中称之为“Huns”，即“匈人”或“匈奴人”，人们通常认为匈人即是中国史书中的匈奴人。

匈人在东欧草原兴起后，在其压迫下原本生活于这一地区的日耳曼部落哥特人、汪达尔人、盎格鲁人、撒克逊人、勃艮地人、伦巴第人等纷纷西迁，形成欧洲史上有名的“蛮族入侵”，不断冲击罗马帝国，类似于中国时期的“”。

公元5世纪，当有“上帝之鞭”之称的匈人领袖阿提拉建立起强大的匈人帝国时，统治包括罗马帝国本部意大利在内的西罗马帝国，其军事上的支柱实际已经是所谓的“蛮族”人。

时任西罗马瓦伦提尼安三世，所依赖的主要军事将领埃提乌斯即是源于东欧草原的斯基泰人。

公元449年，瓦伦提尼安三世因妹妹霍诺利亚和侍卫长私通被发现，怒而将妹妹关进修道院。

谁料想，霍诺利亚写信给阿提拉，并送给阿提拉一个戒指，表示对他的仰慕之情和愿意以身相许。

阿提拉随即向瓦伦提尼三世求婚，并要求割让一半国土为嫁妆，瓦伦提尼安三世断然拒绝。

451年，阿提拉以此为借口，亲率50万大军进攻西罗马帝国。

尽管埃提乌斯率领西罗马帝国、西哥特王国联军在今法国西北部的卡隆平原战役中击败了阿提拉，但次年阿提拉攻入意大利，攻陷西罗马帝国首都拉文纳，瓦伦提尼安三世逃往旧都罗马。

随后，阿提拉在与以教宗利奥一世为首的西罗马帝国代表团达成协议后撤出意大利。

453年，阿提拉在迎娶罗马妻子后突然神秘死去，强大的匈人帝国瓦解。

两年后，西罗马帝国首都又被汪达尔人攻陷，此后二十多年西罗马皇帝不断被蛮族俘虏、驱逐、杀死，终于在476年帝国覆亡。

可以说，西罗马帝国的灭亡与阿提拉、匈人关系极大，正是匈人压迫下的蛮族西迁，最终瓦解了西罗马帝国。

而在阿提拉进攻西罗马帝国前，就曾兵临东罗马帝国都城君士坦丁堡，迫使东罗马帝国签署了，向匈人帝国年年纳贡。

由此，如果匈人就是中国西迁匈奴人，匈奴人灭亡罗马帝国就可以成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学界也确实认为匈人极有可能是由中国匈奴人演化而来。

自称是匈人后裔的匈牙利，其著名诗人裴多菲曾这样写道：“我们那遥远的祖先，你们是怎么从亚洲走过漫长的道路，来到多瑙河边建立起国家的?” 那么欧洲的匈人是否就是中国的匈奴人，目前争议极大。

支持者如自称是匈奴人后裔的匈牙利人，其英文名字“Hungarians”的前缀“Hun”即是英文中的匈奴，匈牙利人的名字也是姓在前名在后，与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圈一致，与西方的名在前姓在后完全相反。

21世纪初，三位法国学曾对1943年发现于蒙古北部一处匈奴时代墓地的骸骨进行DNA检测，结果表明匈奴父系血统主要包括三个类型：Q、N3、C。

Q是印欧白种吐火罗人基因，N3是黄种芬兰-乌戈尔语系民族基因，C是棕种北亚人基因。

随后，三人又对古代匈牙利贵族尸体进行了DNA检测，结果显示他们都是N3基因，从而在基因上证明了匈牙利人与古代匈奴人有着密切关系。

反对者则认为，从历史来看要说匈人就是匈奴人，既缺乏史料支撑也有些逆世界文明发展的潮流。

首先，从匈奴西迁中亚到匈人的兴起之间两百多年的历史是一片空白，东西方史籍中都没有记载。

东西方关于匈人最早的记载，是公元4世纪匈人击败今高加索地区的阿兰人，当然在中国史籍中称其为“匈奴”，在西方称其为“Huns”。

两百多年的历史空白，是匈奴人与匈人绕不开的。

此外，就社会发展的程度来看，匈奴人的文明程度远高于匈人。

就政治制度而言，匈奴人已经进入奴隶制国家阶段，单于时期形成了中央集权的专制体制，单于之下左右两部王侯分治。

而匈人从史料来看尚处于部落阶段，阿提拉最初也是与兄长共同担任领袖，直到杀死兄长后阿提拉才建立起集权体制，但阿提拉死后匈人帝国的崩溃表明，阿提拉的所谓集权是个人集权并非建立中央集权体制进而形成奴隶制帝国体制，因而在政治文明上匈人是大大落后于匈奴人的。

就经济军事而言，中国的资料表明，匈奴人已经学会了冶铁，所使用的铁制武器非常精良。

这一点在中国电视剧《大汉天子》中就有体现，匈奴人的铁制刀剑比汉军的更为精良，在汉武帝的悬赏下汉朝才冶炼出足以匹敌匈奴的铁制兵器。

此外，匈奴人对于后世的骑兵还有一大贡献，即发明了划时代的单脚马镫，从而提升了骑射的准确性。

但从欧洲匈人的考古结果来看，匈人用的是骨做的箭头，最初甚至连盔甲都没有，更别说什么马镫了。

在武器装备上匈人同样落后于匈奴人。

如果说匈人就是西迁匈奴人的后裔，那么两百多年的时间里究竟发生了什么，足以使一个已经进入奴隶制帝国与铁器时代的民族倒退到部落与骨箭时代?又是一个难解的谜题。

当然，所谓的“内亚视角”、匈奴人西迁，也给某些国家提供了便利。

比如说，土耳其在构建其民族国家时也将祖先追述到匈奴人，声称其民族来自东方，并将这些写入了教科书。

然而，2006年法国与匈牙利学者对古代匈奴贵族骸骨以及现代的蒙古人、雅库特人、土耳其人进行的DNA测试却表明，古代匈奴人与现代蒙古人在DNA上有传承关系，而现代土耳其人与蒙古人除了文化上的交流，DNA上没有任何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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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第一代身份证直到1984年才正式发行,在这之前承担证明自己身份这个“艰巨任务”的是林林总总的单位介绍信。

那么,中国古代有身份证吗?如果没有,人们要如何证明“我是我”这个难题呢? 中国古代并没有身份证,倒是有两样与身份证相似的证件,那就是符牌与传信。

相较而言,符牌侧重于表明身份,传信侧重于准入通行。

从功能层面看,似乎可以得出“符牌+传信=身份证”的等式,但从内涵渊源来看,符牌、传信与身份证只是形式相近,本质却大不相同。

符牌:都是有身份的人 先说符牌。

符牌最早是兵权及君权的象征。

《·五帝》所记载的“北逐荤粥,合符釜山”里的“符”其实就是兵符。

《周礼》的记载则更为清晰:“珍圭以徵守,以恤凶荒;牙璋以起军旅,以治兵守。

”珍圭代表君权,牙璋代表兵权,其内涵都是权力的物化与延伸,大有金庸小说《笑傲江湖》中“见黑木令如见本人”的意味。

当然,这些符信还带有防伪功能,《说文解字》称其“分而相合”,也就是先将一整块符牌,使用时双方各执一半,合在一起以验真伪——现代汉语中的“符合”一词,也正渊源于此。

秦汉以后,符牌逐渐衍生出节、虎符、竹使符等门类。

持节出使匈奴,所持的节也属此类;虎符与竹使符则一主发兵、一主征兵。

随着岁月的流逝,这种符牌渐渐与官员的身份有了交集。

时,朝廷为了“明贵贱,应召命”,根据官员不同的品级发放金、银、铜制的鱼符,其中五品以上的官员还佩有专门的鱼袋。

时鱼符被废除,但鱼袋保留了下来,文豪便曾被赐以银色鱼袋,以代表着他朝廷命官的尊贵身份。

到了明清时代,符牌渐渐褪去了唐宋的古韵森森,最终演变成牙牌与腰牌。

牙牌上除了朝臣的姓名和官职,有时还会刻上使用范围与禁令。

腰牌就更为完备,还加上编号、年龄、相貌特征、发牌年代等,在形制上和后世的身份证已经大同小异。

即便如此,牙牌与腰牌也不宜被视为中国古代的身份证。

符牌所证明的并不是某一个体的身份,而是某一阶层的权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牙牌、腰牌与朝服一样,代表了官员的等级地位,而防伪功能只是基于这种等级地位的自然延伸。

手握符牌的人,不是“有身份证的人”,而是“有身份的人”。

传信:留下凭证才能过 再说传信。

古代中国的人口流动并不算频繁,但终究不可避免。

为了保证这种流动的正常进行,传信便应运而生。

传信是古代过关津、宿驿站、乘驿站车马的凭证。

与符牌不同,传信一般是由普通吏民所使用的一次性证明,上面所记载的信息更详细。

传信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出现,《·说林上》中讲述到:“田成子去齐,走而之燕,鸥夷子皮负传而从。

”陈奇酞作注道:“传,信也,以增帛为之,出入关合信。

”从这两段记载来看,传信有些像是身份证、介绍信、预付卡的混合体,而且其防伪方式与符牌一样都是“两相堪合”。

任选官员使用察举征辟制,受到征召的人持有传信,可以免费乘坐朝廷车马。

不过与陈奇酞所说的“以增帛为之”不同,汉朝的传信多以木制,上面记载相关信息再加盖御史大夫的印章——两汉四百年间,不知有多少出身寒门的子弟在这种小木条的指引下成为国家栋梁。

与传信相似的还有过所。

过所在唐朝最为盛行——唐朝商业兴盛,幅员辽阔,为了有效打击偷漏国税、逃避赋役等活动,过所的申请手续颇为繁复:申请者要将人数、身份、申请理由、携带货物、行经路线等详细说明,必要时还要附交有关证件。

吐鲁番曾出土过一份《石染典过所》,上面密密麻麻写了24行文字,加盖了好几个地方印章,可以清晰看出持有者的出行目的、行程路线等信息。

传信制作繁琐,在流动人口较多的边关使用颇为不便,于是便诞生了“简易版”的传信:繻。

守关的官吏将帛撕开当证物,需要时只要对比一下撕裂口便能确定真伪。

虽然少了几分仪式感,但功效一点不差。

除了上述传信之外,还有棨这一皇亲国戚和高级官员才可以使用的特殊传信。

棨分为信与戟,棨信是丝质的信件,可以悬挂起来作为徽帜;桨戟为木质,官吏出行时可作为仪仗,这自然是一般百姓所无福消受的了。

以上的传信,同样也不能看作身份证的滥觞。

传信所针对的重点是“出入”这一事件而非使用者本人,如果没有人口流动,传信便没有了存在的必要,这与身份证的人身属性有着本质区别。

户籍:民不迁农不移 为什么古代中国诞生了符牌、传信,却没有孕育出身份证制度呢?这个问题,倒是可以在古代户籍制度中找到答案。

早在春秋时期,各诸侯国便费尽心力将户籍制度与土地、赋税制度相结合,以预防人口流失:楚国的户籍册详细记录了居住者的居住地与身份;宋国的户籍册配有相应的地图;秦国更是实现了“国境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生者著,死者削”的精细化管理。

可见,在古代君主眼中,人口只是活动的“财产”,所以户籍制度也就成了朝廷管控人口的工具,与公民权利毫无关系。

自变法后户籍制度愈加严格,每个人的户籍信息中甚至附有由画师所画“照身贴”,人口迁移时不办理“更籍”即为“阑亡”。

当人口成为“财产”,的划分自然也不可避免。

秦国的户籍政策已经有了“宗室籍”“爵籍”等“高阶户籍”。

西汉《户律》更进一步按资产将民籍划分成了“小家”“大家”“高赀富人”等户等,人口本身的“财产”属性进一步得到强化。

朝廷对人口的管控直到唐朝实施“两税法”才渐渐放松。

其后经过明朝的“一条鞭法”、清朝的“摊丁入亩”层层推进,户籍政策与赋税制度愈加渐行渐远,人口的流动也由此摆脱土地的束缚。

而只有当户籍政策不再成为朝廷管控人口的工具时,作为公民权标志的身份证制度才有可能逐渐孕育出来。

古代中国只有符牌与传信却没有孕育出身份证制度,其原因也在于此。

按照明清两朝的发展趋势,身份证制度很可能在人口与土地、赋税脱钩的前提下逐渐发展出来。

清末在“参考东西各国之良规”制定了《户籍法》。

这部《户籍法》只是来得及实施,但它在中国法制史上的地位却不容忽视:在此之前,中国历朝的户籍制度都只是朝廷管控人口的工具;在此之后,户籍制度渐渐成为公民权的象征,最终孕育出了真正意义上的身份证制度。

身份证虽然轻巧,但它身上却承载着中国几千年的户籍发展史,以及东西文化碰撞时那一段斑驳破碎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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