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项族有着怎么样的军队制度?经济状况是怎么样的

由于夏国境内存在着和其他各民族,元昊一面采择宋制建立官职,一面又设党项官,两个系统并列。
同时也有了司法官,并逐渐
【菜科解读】
由于夏国境内存在着和其他各民族,元昊一面采择宋制建立官职,一面又设党项官,两个系统并列。
同时也有了司法官,并逐渐出现了法律。
西夏的政治制度受影响很大,官制的设置基本上模仿北宋。
中央行政机构有:中书省、枢密院、三司、御史台、开封府、翊卫司、官计司、受纳司、农田司、群牧司、飞龙院、磨勘司、文思院、蕃学、汉学等。
地方行政编制分州、县两级,在特殊的政治中心和军事国防要地有时也设郡、府。
西夏时期的军事制度是在党项的部落兵制的基础上吸取宋制而发展起来的。
枢密院是西夏最高的军事统御机构,下设诸司。
军队由中央侍卫军、擒生军和地方军三部分组成。
中央侍卫军包括“质子军”、卫队和京师卫戍部队。
“质子军”人数约5000人,是由豪族子弟中选拔善于骑射者组成的一支卫戍部队,负责保卫皇帝安全,号称“御围内六班直”,分三番宿卫。
另有皇帝亲信卫队3000人,是从境内各军中精选出来的强勇之士组成,皆为重甲骑兵,分为十队,每队三百人,随皇帝出入作战。
京城地区还屯驻一支训练有素的卫戍部队,共2.5万人,装备优良,是中央侍卫军的主力。
擒生军人数约十万,是西夏的精锐部队。
主要任务是承担攻坚和机动作战。
因在战斗中生擒敌军为奴隶,故此得名。
西夏的地方军由各监军司所辖,共有50万人,军兵种主要是骑兵和步兵两种。
西夏兵役制度是全民皆兵制,平时不脱离生产,战时参加战斗。
最小单位是“抄”,每抄由三人组成,主力一人,辅主一人,负担一人。
西夏出兵作战,仍保持着若干原始的风俗制度。
出兵前各部落首领要刺血盟誓。
李元昊率领各部首领在出兵前先外出射猎,猎获野兽,环坐而食,共同议论兵事,择善而从。
这实际上是一种贵族议事的制度。
党项族政权地处西凉地区,是游牧民族,经济并不发达。
其经济的来源是靠侵占宋的土地而成的。
党项在太祖(李继迁)时期占领了宋的灵州(今宁夏吴忠市)和兴庆(今宁夏银川)等地,又向西占领了凉州(今甘肃武威)和瓜州(今甘肃安西)等地。
这些地区丰饶五谷,经常种植蔬菜,水果和粮食。
党项人在这个广阔的农田里耕作,学会了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促进西夏经济的发展。
并且,党项长期与汉人杂居,农业技术也达到很高水平。
史书曰:“耕稼之事,略与汉同”。
西夏建国后,景宗李元昊更加重视农业生产的发展,大力兴修水利工程,并亲自主持修筑了从今青铜峡至平罗的灌渠,世称“昊王渠”或“李王渠”。
以后,兴庆府、灵州一带,一直是党项粮食生产的主要基地。
在发展农业的同时,党项统治者也较重视畜牧业生产。
国家专门设立群牧司负责畜牧业的管理。
西夏的畜牧地区主要分布在横山以北和河西走廊地带,牧养的牲畜以羊、马、驼、牛为主,还有驴、骡、猪等。
由于农、牧业的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迅速提高,西夏的手工业生产和商业贸易也随之迅速发展起来。
西夏的冶炼、采盐制盐、砖瓦、陶瓷、纺织、造纸、印刷、酿造、金银木器制作等手工业生产也都具有一定的规模和水平。
西夏本来没有瓷器,瓷器靠掠夺宋人来获得。
宋夏庆历和议以后,西夏与中国宋朝交往的同时学会了制瓷技术。
西夏毅宗时期,西夏开始兴建瓷窑,开始生产自己的瓷器,发展制瓷业。
西夏的制瓷中心位于"塞上江南"银川平原。
其瓷器既吸收中原地区的优点,也有本民族的特点如淳厚朴实等,形成了独具一格的西夏瓷器。
西夏瓷器还远销到海外。
西夏崇宗、仁宗时期,西夏经济大大的发展。
农业,商业,手工业逐渐发达起来,四方的物品会集到兴庆,进入了西夏经济最鼎盛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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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项族的起源是什么?最后又是如何灭亡的
自远古以来,羌人就占据着青海湖周围的草原和青海湖以南,黄河、大通河、湟水源头附近的山地。
在这一片地区的边缘地带,就是位于吐蕃东北部,习惯上称作安多的地方,早期党项和吐蕃的先民们大概都混杂居住在这一地区。
对党项语言的研究证实,就分类而言,操党项语的人可以归为藏缅民族的古代成员。
而就其文化来说,党项人则具有其他族群的许多特点。
古代羌族是一个大系,有很多的分支,有因地域划分的,如:白兰羌、宕昌羌等等;也有因族群划分的,如:党项羌、吐谷浑羌等等。
末期 南北朝末期(6世纪后期)开始活动于今青海省东南部黄河上游和四川松潘以西山谷地带。
当时还处于原始社会末期。
《·党项传》记载:党项"每为部落,大者五千余骑,小者千余骑","俗尚武力,无法令,各为生业,有战阵则相屯聚,无徭赋,不相往来。
牧养牦牛、羊、猪以供食,不知稼墙"。
[4] 也就是说早期的党项人不事农业,衣、食、住皆仰赖畜牧,无文字历法,以草木枯荣计算岁月,崇拜天神,死后火葬。
党项人尚武而勇猛。
同氏族的人须互相帮助,当受到外族人伤害时,必须复仇,未复仇前,蓬首垢面赤足,禁食肉类,直到斩杀仇人,才能恢复常态。
此外。
党项人还特别崇尚白色,故自称“大白上国”。
隋唐时期 开皇四年(584年)有千余家党项羌人归属隋国。
次年,党项族领导人拓跋宁丛等,各率部落到旭州(今甘肃临潭县境)请求内附,授拓跋宁丛为大将军。
开皇十六年(596年)党项首领进攻会州(今甘肃靖远县东北),兵败纷纷降附,并遣子弟入朝谢罪,向隋朝贡。
唐初武德年间(618—626年)党项相率归属唐朝。
党项羌中著名的有细封氏、费听氏、往、颇超氏、野利氏、米擒氏、等八个部落,此外还有黑党项、雪山党项等部落。
其中拓拔部落最为强大。
唐太宗贞观三年(629年)唐朝南会州都督郑元踌招谕党项归附,党项首领之一细封步赖率所部归唐,唐朝在其地设轨州(今四川松潘县西),授细封步赖为刺史。
其他党项部落,亦纷纷响应,又设崌、奉、岩、远四州,并以原来各部酋长分别担任各州刺史。
贞观九年(635年),唐下诏遣使开河曲地为16州,党项内附者34万口。
当时曾与吐谷浑王慕容伏允结为姻亲的党项拓跋部酋长拓跋赤辞,也在与唐作战兵败、众叛亲离的情况下归附唐朝。
唐就其地分设懿、嵯、麟、可等32州,任命归附的部落首领作刺史,以拓跋赤辞为西戎州都督,赐氏,受松州都督府节制,封为平西公。
唐初崛兴于西藏高原上的吐蕃国,日益向外扩张,北上并灭了吐谷浑,并侵袭威逼党项羌。
散居在今甘肃南部和青海境内的党项部落南迁,唐移静边州都督府至庆州(今甘肃庆阳县),辖下的25个党项州,也随着一道迁徙。
党项族原住地为吐蕃占领,留下来的党项居民为吐蕃贵族所役属,吐蕃称这些人为"弭药"。
永隆元年(680年),吐蕃人取代早先吐谷浑在青海湖地区的地位,迫使众多的党项人逃离故土。
唐广德二年(764年),河北副元帅仆固怀恩自恃平定有大功,对唐朝所给的待遇不满,起兵反叛,并煽动党项、吐谷浑等族叛唐作乱。
朔方(驻今宁夏灵武县西南)节度使为了防范党项等族受其煽动,建议唐王朝将居住在静边等六府的党项迁到银州(今陕西米脂县西北)以北、夏州(今陕西横山县西)以东一带居住;另将居住在宁朔州(今陕西榆林县境)的吐谷浑迁移到夏州以西。
唐朝宗采纳了郭子仪的建议,召党项族大首领、左羽林大将军拓跋朝光、拓跋乞梅等五人人朝,亲自接见,并厚加赏赐,让他们返回各自部落,安抚部众。
从此拓跋乞梅居庆州,号东山部;拓跋朝光居银、夏,号平夏部。
即位以后,担心党项族进一步强大,会危害到唐王朝的安全,于是下令禁止商人以牛、马、军器等物资和党项族进行贸易。
贞元十五年(799年),永安城镇将阿史那思昧向党项族索取驼、马等物,并经常对银、夏一带的党项族进行骚掠,党项不堪忍受,举部渡黄河躲避。
元和九年(814年),唐复设宥州(今陕西靖边县西),以保护党项,党项得以迁回。
元和十五年(820年),唐宪宗命太子中允李寮为宣抚党项使。
自此以后,党项部落再度繁盛,远近的商人都带着货物到该地与党项族人民交换羊、马等牲畜。
唐文宗太和、开成(827—840年)年间,该地藩镇的一些统治者放任当地豪强、商人肆意掠夺党项族居民的羊、马财产,引起党项居民的极度不满,纷纷举行起义。
其中以灵州(今宁夏灵武县西南)、盐州(今宁夏盐池县北)一带的规模最大,断绝了交通,给唐朝统治者以有力的打击。
为了平息党项部民的反抗,多次下令安抚,并以侍御史崔君会、李鄂和郑贺分别为灵、延(今陕西延安市)、麟(今陕西神木县北)等地的安抚使。
党项族的起义逐渐平息。
唐末宋初以来,拓拔部和被称为平夏部的夏州部落首领,接受唐、宋封授的官职,并且入居州衙通过贡赐的方式,接受了的物质生活和文化。
他们以这种特殊的地位,在对外作战时召集各部落形成暂时的联合。
皇室也通过他们来控制党项各部落的对外掳掠。
宋朝时期 宋朝初建,夏州定难军节度使李彝殷即附宋,并助兵对北汉作战。
宋朝亦对夏州政权羁縻统治。
北宋太平兴国五年(980年)传至李继捧,发生了党项贵族内部争夺权位的斗争。
北宋太平兴国七年(982年),李继捧率族人投附宋朝,献夏、绥、银、宥、静五州之地。
宋封继捧为彰德军节度使,留居京城,党项族内部由此引起了急剧的分裂。
继捧弟李继迁采纳部下张浦的建策,率领贵族逃入夏州东北300里的地斤泽,抗宋自立。
北宋淳化五年(994年),北宋惟恐党项人“居城自雄”,下诏毁了“统万城”,将20万党项人迁到绥、银等州,也就是现在的横山、米脂、绥德一带。
从此,党项族便居于银、夏、绥、宥、静五州(一说是四州,没有静州)。
至此,拥有近600年历史的“统万城”渐渐沉寂在毛乌素沙漠之中。
西夏时期 西夏建国 宋初削藩镇的兵权,引起拓跋李氏的不满。
虽然他们一开始服从宋的命令,但两者之间的矛盾不断加剧。
李德明时,依附宋朝,转而对回鹘、吐蕃部落展开大规模的攻掠,极大地加强了党项奴隶主贵族的力量,扩展了统治的领域。
党项割据政权经李继迁之子李德明一代的休养生息,已经具备了立国的基础。
北宋天圣十年(1032年)李德明之子李元昊继夏国公位,开始积极准备脱离宋。
他首先弃,自称嵬名氏。
第二年以避父讳为名改宋明道年号为显道。
开始了西夏自己的年号。
在其后几年内他建宫殿,立文武班,规定官民服侍,定兵制,立军名。
北宋景祐三年(1036年),仿汉字创制西夏文,并汇编字书十二卷,定为“国书”。
北宋宝元元年(1038年)10月11日,李元昊称帝,建国号大夏。
西夏建国后,党项族的势力不断发展,其疆域方圆二万余里,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
今内蒙古阿拉善戈壁与鄂尔多斯草原及西部的巴盟、包头一带,皆属西夏所辖。
著名的西夏遗址有鄂尔多斯市鄂托克旗百眼窑石窟寺、阿盟额济纳旗西夏黑城、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城塔古城及巴盟临河高油房古城等。
李元昊死后,他不满2岁的儿子李谅祚成为,由其母没藏氏专政。
辽攻西夏,夏大败,向辽称臣。
李谅祚子李秉常即位后被其母梁幽禁。
西夏拱化元年(1063年)吐蕃禹藏花麻归夏。
又发动与宋的战争。
失败后被迫让权于李秉常。
李秉常死后他三岁的儿子李乾顺即位,梁氏再揽大权。
重新发动与宋和辽的战争。
李乾顺亲政后采取依附辽,于宋修和的策略。
战争逐年减少,社会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西夏雍宁二年(1115年)金朝立国,开始发动对辽的进攻。
西夏元德五年(1123年)辽天祚皇帝兵败逃到西夏。
同时金使到西夏劝李乾顺将辽帝擒拿送往金,以保障西夏不被金攻击。
李乾顺看到辽灭已不可挽回,答应了金的条件。
从此西夏归服金。
金侵北宋时西夏随其尾迹而入,获得了数千里的土地。
李乾顺死后其子李仁孝即位,西夏境内发生了强大的饥荒和地震,民不聊生,以此发生了巨大的人民起义。
李仁孝的改革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保持了社会的稳定。
从桓宗到神宗 李仁孝死后,其子李纯佑即位,政治腐败,国势日益衰落。
西夏应天元年(1206年),他的堂兄李安全,杀李纯佑。
李安全改变了与朝贡金朝的政策,开始朝贡此时不断强大起来的。
他发动了与金长达十多年的战争,使两个国家被削弱,而且,他统治时期,西夏百姓十分贫困,军队非常衰弱,政治腐败到极点,而李安全自己却十分腐败,沉湎于酒色之中,整日不理朝政,四处怨声载道。
再说李安全附蒙抗金的策略并没有给他带来蒙古的友好。
早在西夏天庆十二年(1205年)大蒙古国就开始进攻西夏。
至西夏应天四年(1209年)蒙古三次出征西夏。
夏无以抵挡。
西夏皇建二年(1211年)西夏内部发生宫廷政变,李遵顼篡位,李遵顼仍然保持着襄宗(李安全)的作风,西夏政治更加腐败。
西夏光定六年(1216年)西夏因不肯派兵帮助西征,触怒了蒙古汗国,次年大蒙古国第四次进攻西夏。
西夏光定十三年(1223年),由于李遵顼声称自己不愿做亡国之君,便让位给太子李德旺。
西夏的灭亡 西夏在襄宗、神宗一再的腐败下,终于病入膏肓,无可救药,虽然夏献宗李德旺是治国之才,仍然挽不回西夏政权覆灭命运。
李德旺打算趁大蒙古国成吉思汗西征之际抗击蒙古国。
不料机密泄露,西夏乾定二年(1224年)蒙古攻克兴庆(银川)。
李德旺向蒙古投降,送人质,才得免灭国。
西夏乾定三年(1225年)成吉思汗西征得胜后又开始对西夏的进攻。
西夏乾定四年(1226年)李德旺病死,他的侄子李睍被推为皇帝。
西夏保义二年(1227年)李睍投降蒙古汗国,成吉思汗此时已死,但密不发丧,以免西夏反悔。
李睍投降后,大汗按照成吉思汗遗嘱将其杀掉,西夏皇族乃至党项全族也被灭族。
西夏灭亡。
西夏亡国之后,夏国的拓拔贵族带领部分民众迁徙到了现在西藏甘孜一带的藏区木雅,重新建立了西吴王国。
这个历史上的西吴王国,有专家考证出就是西国的延续。
至今,西藏甘孜地区还流传着西吴王的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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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墟发掘出了哪些文物?都有着什么价值
殷墟甲骨文的发现,不仅把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可信历史提前到了,而且由于甲骨文内容丰富,涉及殷商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的各个方面,对全面复原殷商社会史具有重要意义,被称为中国古代乃至人类最早的“档案库”。
对甲骨的研究,也产生了一门新的学科——甲骨学。
青铜器 殷墟出土的青铜器,包括礼器、乐器、兵器、工具、生活用具、装饰品、艺术品等,礼器有鼎、斛、簋、觚、爵等,乐器有铙、铃、钲等,兵器有戈、矛、钺、刀、镞等,工具有锛、凿、斧、锯、铲等,生活用具有铜镜、杖首、漏、勺、箸、器座、角形器等,装饰艺术品有人面具、人头面具、铜牛、铜虎、铜铃等。
形制丰富多样,纹饰繁缛神秘,反映了殷商先民特有的宗教情感和审美观念,达到中国青铜时代发展的巅峰,在中国古代文上占有重要地位。
青铜器上铸刻的文字(金文),特别是篇幅比较长的铭文,是当时人们现实生活的反映,保留了当时的真实的面貌,因而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
殷墟出土的青铜器有四五千件。
据统计,20世纪30年代出土的青铜器中,有礼器170多件,兵器1340多件,还有工具以及其他杂器。
1950年~1986年间,发掘所得礼器650多件,兵器1400多件,还有一些工具、艺术品和杂器。
1986年以后,仍有不少青铜器被发现。
青铜器主要出土于大中型墓葬,其中出土最多的就是保存完好的第五号墓——墓,竟有468件之多,而且种类齐全。
青铜器中铸造技术工艺最为精美的是礼器。
而殷墟出土的礼器,不仅种类多,而且形制多样,呈现圆、扁、方等形状,其中以圆形器为主。
最大最重的当属武官村大墓出土的后母戊大方鼎,高133厘米、长110厘米、宽78厘米、重875千克,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全世界最大的古代青铜器,也是青铜文明的巅峰之作。
此外,侯家庄西北岗M1004号墓出土的牛鼎和鹿鼎、妇好墓出土的两件司母辛大方鼎等,也是重型礼器。
建筑特色 以宫殿宗庙建筑和大墓为代表的建筑,造型庄重肃穆、质朴典雅,反映出中国古代建筑特有的均衡感、秩序感和审美意趣,集中体现了殷商时期的宫殿建设格局、建筑艺术、建筑方法、建筑技术,代表了中国古代早期宫殿建筑的先进水平。
殷墟的洹北商城,具有高大的城墙、威严的宫殿、特别是严格的“中轴线”布局,成为数千年来中国历代城市的特征。
史学价值 殷墟的发掘,几乎完全改变了传统史观中夏商周三代历史的面貌,真实确立了殷商社会作为信史的科学地位,为商周确立了可靠的年代学基础,对于上溯早商文化和夏文化起到了基点作用;填补了以郑州二里岗为代表的中商文化和以殷墟为代表的晚商文化之间的空白,从而完善了商代的编年框架。
以青铜器、玉器为代表的殷墟文物表明,殷墟时期的手工业空前发达,不仅门类齐全,而且工艺水平极高。
一些主要的手工业生产部门,如青铜冶铸、制玉、制陶、制骨、制车、纺织等都已达到了相当大的规模。
这一时期的白陶、原始瓷等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殷墟出土的商代马车,大量使用青铜构件,独辕双套双轮,结构精致复杂,体现出高超的机械、青铜铸造等复合技术。
殷墟王陵的埋葬制度、分布格局、随葬方式、祭祀礼仪等,集中反映了商代晚期的社会组织、阶级状况、等级制度、亲属关系,代表了中国古代早期王陵建设的最高水平,并为以后中国历代王朝所效仿,逐渐形成中国独具特色的陵寝制度。
同时,以人祭、人殉、车马殉葬、兽祭等为代表的殷墟丧葬习俗,突出表现了殷墟时期以等级制度为核心的礼制,体现了当时的丧葬习俗。
考古学影响 殷墟的发掘,是中国传统金石学与西方田野考古学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近代考古学兴起的标志。
殷墟宫殿区、王陵区的发掘,大批青铜器、玉器等珍贵文物的发现,引起了中外学术界的瞩目,确立了中国考古学的国际地位; 1931年梁思永在安阳后冈遗址“三叠层”的发现,第一次从地层学上划分了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与商文化的相对年代关系,为中国考古学的地层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殷墟发掘工地成为培养中国考古人才的摇篮,从这里走出了李济、董作宾、石璋如、高去寻、梁思永、郭宝钧、尹达、夏鼐、胡厚宣等中国考古界的第一代精英。
殷墟的发掘,对20世纪初期以来,中国学术界在历史研究中盛行的疑古之风作了正面回应。
随着商王朝的存在被考古学证实,中国学术界得以展开有关文记载中的“朝”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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