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突厥人的后裔今何在?

【菜科解读】
自从1933年在中国新疆冒出个所谓的“东突国”这场政治闹剧并很快破灭之后,“东突”问题就给中国带来了不少的麻烦。
“东突”即东突厥或东突厥斯坦(斯坦多为信仰***教国家的后缀名),主要是相对于西突(主要指土耳其)而言的(如对中国最具危害性的恐怖组织之一“东突厥斯坦解放组织”就是在土耳其建立的,总部设在伊斯坦布尔,不少人土耳其对此持认同态度)。
东突分子主要由维吾尔族人构成,他们认为维吾尔人和土耳其人一样都源于突厥,是突厥的一个分支,妄图在新疆建立一个“东土耳其国”,从而实现某些土耳其人的从中国到地中海的“大突厥联邦”美梦。
那么,现在的维吾尔族人和现在的土耳其人与中国历史上所指的突厥人是一回事吗?先让我们来看看突厥民族的发展史吧。
突厥是古匈奴的别支,原游牧于中亚叶尼塞河上游,后迁徙到高昌的北山(今新疆博格多山),五世纪中叶被柔然所征服后,将其迁徙到金山(阿尔泰山)南麓一带,六世纪四十年代起开始同中原汉族发生联系。
公元553年木杆可汗即位后,先后吞并许多小部落,势力向东发展到漠北漠南和渤海沿岸,向西至里海进入中亚并同波斯发生联系,极盛时“东西万里,南北五六千里”。
其间突厥发生分裂,木杆可汗之弟佗钵可汗所领部众称东突厥,仍据大漠南北,并长期骚扰中原北疆;室点密可汗所领部众称西突厥,据今哈萨克斯坦一带。
公元582年以后,东突厥内部处于长期内乱状态,与西突厥也常处于战争之中。
公元599年以后,东西突厥均臣服于隋王朝。
唐初,东突厥势力渐起,除并吞邻近许多民族外,还奴役处于漠北的铁勒诸部。
公元629年以后,唐军连续发动对东突厥军事行动,最终将其灭亡,其余部逐步溶入华夏民族。
西突厥在唐初时占据了西域,不仅堵塞了向西的丝绸之路,而且在军事上对唐王朝构成严惩威胁。
在灭东突厥之后,唐军开始对西突厥用兵,先打败吐谷浑打通河西走廊,并在公元639??657年间的连续战争中击败了西突厥,完全控制了葱岭以东天山南北。
西突厥被唐王朝击败后,余众大举西迁(如俄罗斯顿河流域的波洛伏人即是突厥一支),其中另一支突厥人后来在中西亚建立了塞尔柱突厥帝国。
漠北铁勒诸部主要有薛延陀、契?、回纥、拔野古、同罗、恩结、白?等十五部,与突厥同属一个种族??中亚白种人。
其中,薛延陀部势力最大,在东突厥灭亡之后漠南空虚之时,薛延陀部便乘机南迁东突厥故地。
公元641年,薛延陀部首领夷男后反唐,铁勒诸部中被薛延陀部所奴役的活动于蒙古北部色楞河和鄂尔浑河之间的回纥部(相传为今维吾尔族祖先),与唐军联手打败了薛延陀部后,随之占其故地并归附唐王朝。
薛延陀余部降唐后,也逐步溶入了华夏民族之中。
公元646年其他铁勒诸部也归附了唐王朝。
在东突厥和薛延陀部被唐王朝灭亡之后,回纥部(公元788年改称回鹘)逐步领有蒙古高原大部地区直到唐末。
唐中以后,回纥势力开始强盛起来,唐安史之乱也是借回纥势力才得以平叛。
公元835年,回纥发生内乱,随后连年灾荒不断。
公元840年,位于其西北(贝加尔湖西北)的黠戛斯(即吉尔吉斯)以10骑兵入侵,回纥人四散逃亡,政权崩溃。
大部分回纥人分三支西迁:一支迁河西走廊;一支迁天山北路,包括新疆南部和中亚部分地区;一支迁西州(吐鲁番)轮台(米泉)等地。
回纥人逐渐和当地的居民(这里也包括留下来的少数突厥人)融合后,形成了后来的西域诸民族。
十二世纪末,塞尔柱突厥帝国衰落,其部将在里海南岸建立了花剌子模国,到十三世纪时国力开始强盛,领土东至印度河、西到波斯湾、北接阿塞拜疆的广大地区。
公元1219年,成吉思汗以花剌子模杀害蒙古商队和使者为由,对花剌子模国大举用兵。
公元1221年蒙古军队灭花剌子模国,此役使花剌子模国民众几乎被剿尽。
而原住在里海东南岸呼罗珊一带的一支突厥人,在蒙古军队西征的过程中不断西迁,最后迁到小亚细亚半岛上,依附于塞尔柱突厥人所建立的罗姆苏丹国,并在和拜占廷紧邻的萨卡利来河畔得到了一块封地,这一支突厥人被拜占廷人称为土耳其(突厥一词的异音)人。
公元1242年,罗姆苏丹国被蒙古军队所灭。
公元1293年,土耳其人在奥斯曼(公元1282??1326年在位)的领导下打败了邻近的部落和拜占廷军队而宣布独立。
从上面的突厥演变史中我们不难看出,突厥人源于中亚叶尼塞河上游,后分东西两支,东支被唐所灭,余部基本融于华夏(现在华夏黄种民族中,我们基本上看不到白种的突厥人影子),西支败于唐后屡屡西迁,留下的余部(数量不大)逐步融合到当地居民中去了。
维吾尔族的祖先回纥人源于蒙古北部色楞河和鄂尔浑河之间,本属铁勒人而非突厥人,两百年后,那些已经融于当地居民的西突厥余部又逐步融合到迁徙到此的回纥人之中了。
从血统上讲,留在中亚的突厥人经过两次以上的民族融合之后,基本上已脱胎换骨成为另一个新的民族了。
而位于小亚细亚半岛上的土耳其人,与中国历史上的突厥人在血统上则相对要接近些(中东和欧洲的民族融合情形远不如中国,所以出现象汉族这样的大民族基本无机率),可以说土耳其人是中国古代的突厥人的后裔。
而中国新疆地区的不少民族(主要指中亚白种人),其前身多以铁勒人中的回纥部为主体,并融合其他民族之后逐步形成,他们和中亚国家中的其他许多民族一样,虽然在血统上多多少少与古代突厥人有点亲缘关系,但总的来说,他们只是同种(中亚白种人)而非同族。
也就是说,中亚民族(包括中国新疆地区)与现在的西亚土耳其人从血缘上讲是相差甚远。
由此可见,“东突”分子将维吾尔人与西亚土耳其人同称突厥人,实在是认错了祖先。
实际上是英国人搞错在先,“东突”分子盲从于后。
第二次印巴战争期间 中国对印度下的最后通牒是什么样的
这是一场由克什米尔问题引发的战争,战争初期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战场取得了主动,印军为扭转不利局面,对巴基斯坦本土突然发起大规模进攻,取得了胜利。
巴军节节败退,一直退到了亚克尔运河。
亚克尔运河是拉合尔的最后一道屏障,巴军此时已无退路。
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下达了军队总动员令,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同时向中国紧急求救。
中国政府在外交上给予了巴基斯坦大力支持,同时迅速调派了部分现役坦克支援巴军。
在毛泽东主席的指示下,中国政府经过研究,还对可能出兵的具体位置进行了研究。
鉴于印军近年来不顾中国政府的警告,在中锡边界地区修筑了大批侵略工事,决定在这个地区展开反击,策应巴基斯坦。
1965年9月16日,中国政府向印度发出一个由周恩来总理亲自修改审定的照会。
《人民日报》在17日头版头条刊登了这个最后通牒式照会的全部内容,题为《中国政府复照印度政府提出严正要求:文到之日三天内拆除中锡边界印军入侵工事,立即停止印军一切入侵活动并保证不再骚扰》。
这个照会传递的信息非常明确,其中第三部分内容如下: “印度政府......的侵略逻辑是,凡是它已经占领了的地方,都是它的;它想要占领而尚未占领的地方,也是它的。
1962年印度政府向中国发动大规模的武装进攻是由此而起的,现在向巴基斯坦发动大规模的武装进攻也是由此而起的……只要印度政府有一天还在对巴基斯坦进行肆无忌惮的侵略,中国就一天不会停止支持巴基斯坦反侵略的正义斗争......” 第四部分严厉谴责印军在在中印边界和中国—锡金边界的入侵挑衅活动,内容如下: “众所周知,印度政府利用锡金领土对中国进行侵略活动,由来已久。
远的不用说了。
自从一九六二年九月以来,印度军队就越过早已划定的中锡边界,在中国一侧和中锡边界线上修筑了大批侵略工事。
几年之间,大大小小的军事工事直至目前还有五十六个,遍布中锡边界的重要山口,对中国的领土和主权进行肆无忌惮的蹂躏和破坏......” 照会最后说,“中国政府现在要求印度政府在文到之日三天内拆除它在中锡边界中国一侧和跨中锡边界线上的所有侵略工事,并且立即停止在中印边界和中锡边界的一切入侵活动,送回被劫走的中国边民,归还被抢走的牲畜,保证今后不再越境骚扰。
否则,由此而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必须由印度政府承担全部责任。
” 结果后来大家都知道了,印度担心受到两面夹击,不仅迅速按期撤除了在中锡边界上的全部56个军事工事,还归还了被劫掠的同胞及牲畜等。
由于印度答应了中国方面的所有要求,中国军队最终没有出兵。
9月23日,印巴双方同意休战。
次年1月签署《塔什干宣言》,第二次印巴战争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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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武宗灭佛对中国的佛教有什么影响?带来了怎么样的灾难
在这场毁佛运动中寺院经济受到严重打击,天台宗和华严宗大量经典在毁佛运动散失,导致后世僧人不得不从新罗、日本辗转获得佛经。
由于此时佛教的重心已经从印度转移到中国,会昌毁佛对整个佛教而言都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会昌毁佛不仅对佛教产生了致命性的打击,对同时流传于中国的景教、祆教和摩尼教也打击甚大。
由于这三教也是外传宗教,在会昌毁佛运动中也被连带打压。
由于这三教传入中土时间尚短,根基浅,因而在遭受武宗的打击后再想恢复以前的规模就难上加难了。
在武宗朝后,摩尼教被迫转为秘密宗教,在此后的多次农民起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次毁佛运动,使依赖于寺院经济和佛经经典的中国佛教各宗式微,但同时也为禅宗和净土宗的繁荣创造了空间。
不,发展山林道场的禅宗和宣扬念阿弥陀佛即往净土的净土宗在这次毁佛运动后成为中国佛教的主力。
史丹利·外因斯坦在《佛教——王法与佛法》中提到:“虽然唐末会昌毁佛之难和接连的战事,是成为结束中国佛教义理在史上无可匹敌的创造力的罪魁祸首,相对的,它们却为具体展开大乘思想而成为中国佛教两大支柱,迄今仍然屹立不倒的禅宗与净土宗展开一条大道。
” 会昌毁佛的积极意义在于客观上瓦解了寺院经济,在打压寺院经济的过程获得了大量的土地和财富,尤其大量土地的获得,对实行两税法的中唐政府意义重大,在与的对立中,中央政府获得了更多的政治和经济筹码。
更重要的是,会昌毁佛重新划明了世俗与宗教间的界限,在唐代寺院经济高峰时期,寺院已经成为世俗社会中重要的经济体,以寺院经济为依托的各宗派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政治筹码,世俗和宗教界线的模糊令感到担忧。
会昌毁佛虽然以失败告终,但在此之后的禅宗和净土宗都是出世特征更明显的宗派,就划分世俗和宗教间界线而言,唐武宗是做出了贡献的。
一言以蔽之,会昌毁佛是一次封建统治阶级以行政力量干涉宗教的运动,它的草草结束再次证明了神权和封建政权这一对孪生子,为了各自的发展最终还得走向合作而相行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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