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三星堆之惑：我们如何三星堆背后的文明密码

2022年6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了三星堆祭祀区最新考古发掘成果：6个祭祀坑目前共出土编号文物近13000件，7、8号祭祀坑发现许多造型精美的青铜器，包括龟背形网格状器、青铜神坛和顶尊蛇身铜人像等。

当然，这并非三星堆考古发现首次引发关注。

早在1934年，这片位于四川省广汉市西北鸭子河畔的三星堆遗址就已经得到初次发掘，并由此拉开了三星堆考古的时代序幕。

进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数千件珍贵文物的井喷式涌现——巨大的青铜人像，近四米高的青铜神树，以及双目外突、形容粗犷的青铜人面像等引发海内外广泛关注。

这些区别于中原文化的青铜制式不仅带给人们以视觉冲击，更激发了民众对神秘三星堆文明的好奇与猜想。

三星堆文明与古蜀国、中原有怎样的关系？三星堆与外部文明是如何交融的？三星堆背后最大的谜团是什么？8月20日，新京报书评周刊·文化客厅联合汉唐阳光，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三星堆之惑》作者许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勇围绕三星堆引发的困惑展开对谈，共同探讨三星堆考古发现背后隐藏的文明密码。

三星堆博物馆内的青铜大立人。

新京报记者 吴采倩 摄

谈及第一次直面三星堆出土文物时的感受，许宏和马勇频频提到的一个词是震撼。

学者或是专家也是人，我们在看这些时和大家的感觉一样，也觉得它令人耳目一新，眼前一亮。

据马勇回忆，早在十几年前他就曾亲临川蜀，有感于三星堆遗址迥异于中原地区已发掘文物的面貌。

自那时起他便开始思考，中国文明的起源并非如我们所想的那般单一。

我们已知的东西其实远远小于那些未知，今天的人们也未必比过去的人类更牛，从三星堆反映出的文明成就看，过了几千年的我们也不过就是这副样子。

在震撼的另一侧，考古人许宏则补充道：太阳底下无新事。

即便学界暂时无法解释其中原委，但三星堆文明总体仍未超出人类的认知范畴，而考古的长处恰在于尽可能提供一种宜粗不宜细的解释。

他将自己定位于三星堆的围观者，主攻中原考古的研究站位也让他处于距离三星堆不远不近的位置，既不会离得太远而看不真切，也不会靠得太近而生出‘只缘身在此山中’之感。

不过，在许宏看来，上古史的考古的确无法给大众提供一个定论式的标准答案。

相比于解惑，他更愿意将自己的研究称之为献惑献疑，即不断提出问题的过程。

那么，在由三星堆引出的诸多困惑中，其背后的最大谜团是什么？它后来去了哪里？以及更为重要的或许是，我们究竟该如何理解文明演进中的多元一体？

三星堆之谜：有别于先秦礼乐文明的巫鬼文化从何而来？

近年来，随着三星堆多个祭祀坑的接连现世，该遗址被称为20世纪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

其中，多种造型奇特的青铜器成为关注的焦点。

许宏谈道，这些青铜器与我们熟知的先秦青铜礼器完全不同，充满浓重的巫术色彩，明显超出了以中原王朝为中心的认知框架。

而这种反差恰恰是对我们既有认知的警醒，许宏引用台湾学者王明珂的论述：当我们对我们的考古发现表示讶异、惊诧、不理解甚至觉得不可思议时，首先要思考我们认知的前提是不是有问题。

在许宏看来，三星堆留给人们的启示在于早期中国并非铁板一块，分布有多个各自独立的多元中心。

笼统而言，三星堆所处的成都平原位于长江上游，属于广义的长江文明，从长江下游的良渚到长江中游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再到长江上游更晚的三星堆文化，这一带基本上弥漫的是巫鬼文化，而与以黄河中下游为主的中原文明相比确有差异。

两者的分野在于，中原地区注重人与人的关系，而长江一带更注重人与神的关系，当地普遍信巫鬼、重淫祀，祭祀活动泛滥。

这种有别于先秦时期中原地区礼乐文明的文化范式从何而来？围绕这一话题，学界内部目前主要有两种说法。

其一是传播说，即认为三星堆文明包含有外部地区的新的文化因素；其二则是独立发生说，认为它是成都平原本土的土著文化的变异。

马勇对外来说持怀疑态度，他认为，当现有的考古发现仍无法证明三星堆与外部因素之间的勾连时，我们应当承认这种文化就是在地发生的。

人类文明的起源大体上是对所在地区自然条件的利用，因自然条件有别，于是衍生出农耕文明、游牧文明又或者渔猎文明。

在文明起源这个问题上，如今考古学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整个人类进程中也不过才历经百余年发展，想要找到彼此间的勾连，现有的出土文物还是少了。

马勇表示，文明之间的关联性或许他日可能被证实，但在那之前，我们首先需要承认的其实是每一个文明发生的主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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