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授称生养战略没有宜齐邦1刀切皆没有痛快死孩童了

到了汉武帝时，国家强大起来，和亲政策发生了变化。

在公元前127年、公元前121年和公元前119年，汉武帝三次派大将、等率兵反攻匈奴，彻底解除了匈奴的威胁。

这时候，匈奴打算和亲，让还像原来那样臣服于他。

汉武帝不同意，他要求匈奴派儿子到汉朝做和平人质，而且要反过来向汉朝称臣。

双方在地位方面没有达成协议。

到时，匈奴国势力衰落，加上内部战争，匈奴王单于决定归顺汉朝，他派儿子到汉朝做人质。

后来在时，元帝派嫁给他，双方实现了和平。

同时，汉朝还和乌亲，乌孙在现在甘肃的祁连山和敦煌一带，后来迁移到巴尔咯什湖东南、伊犁河一带。

汉朝和乌孙和亲，联合乌孙夹攻匈奴，最后在公元前71年使匈奴受到致命打击，从此衰落下去。

汉朝的和亲政策对维持北方的和平起到了很大作用，也促进了双方的经济和文化交流。

西汉王朝与乌孙的和亲，同历代统治集团之间的联姻一样，其本质都是一种政治行为，是为一定政治利益服务的策略和手段。

在国家民族的旗帜后面，却是和亲执行者个人意志和人生命运的扭曲贬损。

当我们赞扬封建帝王雄才大略时，切不可忽视了那些远涉流沙的深宫闺秀们的自我牺牲，她们应受到称道和同情。

这种政治婚姻，显然是对女性的摧残，是反人道的。

但在客观上，却达到了联姻双方的政治目的，加强了西汉王朝与乌孙的经济文化联系，对于西域的安定和建立多民族统一的国家，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大战略 寓攻于守攻防兼备 经历了白登山之围，刘敬首先向汉高祖提出了“和亲”的建议：“如果能把皇后生的大公主嫁给作妻子，给他送上厚礼，而他知道是这是汉帝皇后亲生的女儿又陪嫁丰厚的礼物，粗野的匈奴一定也会高兴并且把大公主作正妻，那么她生下的儿子必定是太子，将来接替君位。

为什么呢?因为匈奴毕竟目光短浅，一定会贪图汉朝的丰厚财礼。

陛下拿一年四季汉朝多余而匈奴少有的东西经常安抚赠送，顺便派能言善辩的的人用汉朝的礼节来开导发他。

冒顿单于在位，必是汉朝的女婿;他死了，他汉朝外孙就是君主。

哪曾听说外敢同外祖父分庭抗礼的呢?军队可以不出战便使匈奴逐渐臣服了。

如果陛下不能派大公主去，而让皇族女子或是假冒公主，他也会知道，就不肯尊敬亲近她，那样就没什么好处了。

”虽然后来高祖终究没有派出亲生的大公主，还是找了个宫女以大公主的名义，嫁给冒顿君主作妻子。

刘敬被派遣前往与匈奴订立议和联姻盟约。

后世一直有人认为，堂堂大汉却要向匈奴蛮夷低头，甚至的送去汉家女子给匈奴单于为妾，既不能缓解匈奴对于汉的军事压力，也没有达到通过通婚节制匈奴的目的，因为西汉前期大多数送去和亲的“公主”都只能作为单于的偏房小妾，没有成为正妻并且生下亲附汉朝的太子、储君。

如果单单从这一个方面来看，是否就认为汉政府的和亲政策已失败呢? 其实，评价和亲政策的成败需要多个方面来分析。

第一，从汉朝内部而言，派遣的所谓“公主”多不是皇室真正的大公主，最多也就是皇室宗亲的小公主，更多的甚至就是民家选送的宫女。

但即使是这样一些“和亲公主”，对于地处偏远的匈奴而言，其所代表的先进的宫廷文化以及优雅妩媚的汉女气质，都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

早在白登山之围期间，就通过向当时的冒顿单于之妻阏氏传达了打算用汉朝美女献给单于而夺其恩宠的消息，才使得阏氏同意说服单于放高祖逃生。

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即使在匈奴人看来，汉家女子比之于匈奴女性，仍具有更大的魅力。

也是因此才保证了，即使匈奴明知不是正牌的皇室“公主”，可对于这些“和亲公主”还是愿意接受的。

从这点来看，汉政府不需要花费很大的代价，就能够以汉公主的名义把这些“和亲公主”及其使节送往匈奴，这个和亲计划本身也就具有很高的执行价值。

第二，汉朝虽然要为和亲安排大量的陪同人员和陪嫁物资，但这些陪同人员在远赴匈奴的过程中，可以了解沿途的和自然条件，更可以深入匈奴的腹地得到他们生产、生活的第一手资料。

这对于汉政府的进一步战略决策，都是非常宝贵的信息。

至于陪嫁物资，就像刘敬所说的，无非也是汉朝多产而匈奴所无的东西，并不会对于汉朝造成过于沉重的经济负担。

同样的，每次向匈奴输送物资的过程，也是进一步加深了解敌情的机会。

在对匈奴作战中，汉军遇到最大的问题就是匈奴军队和部落漂移不定的行踪。

通过和亲以及之后的和亲物资运输，汉政府恰好可以掌握匈奴军队和主要部落的准确方位及其驻扎习性，为武帝时期积极的对匈奴进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第三，和亲不仅仅是人员的交往，从刘敬的策略出发，更是利用汉朝的物产逐步改变匈奴上层阶层的欣赏和消费方式的一种渐进的手段。

所谓汉多有而匈奴不长的东西，实质上就是汉朝经济上具有优势的东西，用来引导进一步改变匈奴的游牧经济习性固有的消费结构，使得其上层社会习惯并且乐于接受汉的消费文化和强势的经济地位，最终在经济上达到控制匈奴的目的。

这一点还可以从另一个人口中得到印证。

是西时陪嫁公主的侍者，也即是西汉王朝和亲政策的执行者，他对政策的目的理当十分清楚。

但是处于对汉政府强迫其出使匈奴的不满，他到匈奴之后就投降了匈奴，还把汉政府和亲背后的战略意图向兄目单于进行了揭露。

中行说告诉单于曰：“你匈奴区区之众，甚至不过汉朝一个郡的人口，可为啥汉朝惧怕你们呢?就是因为你们有完全不同于汉朝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对于汉经济不存在依附关系。

现在，汉政府利用和亲的机会，输入这些汉的衣食美物，无非就是要你们改变风俗，喜欢上汉的东西。

不过，这点东西你们匈奴自己又不能生产，最终必将要仰赖汉的供给，这么下去，匈奴迟早要被汉给吞并。

”其实，《.匈奴列传》记载这段话，目的不是为了说明这个中行说如何高瞻远瞩，也不是证明匈奴单于因此放弃接受汉的和亲，而是从另一个方面补充说明了西汉政府对匈奴所谓和亲政策，外面柔弱，实际上包藏了进攻的意义，即利用汉经济上的优势逐步改变、收服匈奴。

毕竟，此后的几个单于仍然没有停止接受和亲，彻底放弃汉向其输入的人员和物资。

第四，汉政府的和亲政策，不仅仅对匈奴实行，而是也利用“和亲”政策来笼络西域其他重要的少数民族政权-乌孙。

汉武帝时期先后送细君、解忧两位公主嫁给当时的王成为正妻，陪同解忧远嫁乌孙的婢女也嫁给了乌孙位高权重的右将军。

她们为汉在西域争取到乌孙这样重量级的盟友，在配合汉军征讨匈奴的作战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对于汉而言，和亲在道德上的问题远远不能够高于和亲作为一个整体战略对于国家利益的重要性。

两位公主都经历了丧夫和改嫁夫弟甚至继子的伦理困境，汉武帝都是以“入乡随俗”为理由要求她们依据乌孙民族的礼俗继续其和亲的使命。

这在以后儒家正统观念笼罩下的王朝，特别是两宋的理学主导的时代，根本是无非想像的事情。

第五，西汉政府对于匈奴的和亲本身，也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以武帝大举讨伐匈奴并取得战略胜利为界限。

前期和亲重在守，但也起到为武帝的战略进攻积极准备的作用。

后期的和亲，重点就变为“亲”，使得分裂之后的匈奴部落归顺和亲附汉政权。

众所周知的昭君出塞，就是在汉灭郅支单于之后，韩邪单于为了进一步密切与汉朝的关系，于公元前33年，亲自入汉，请求和亲，以结永久之好。

此时，匈奴和汉之间的攻守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化。

和亲已从西汉主动变为匈奴主动要求，实质是分裂的匈奴单于企图利用西汉政府的实力来巩固自身的地位。

纵观西汉和亲政策的推行，有力保证了西汉对匈奴长期战略的实施，并且最终实现了双方攻防地位的根本性转变。

这难道不是西汉和亲政策成功的证明么? 到了两宋时期，鉴于西汉和亲的历史实例，不断有官员提出仿效西汉同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缔结“和亲”之好，但也不断被宋的以各种理由拒绝，最终未能付诸实践。

一方面，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也有提出和亲要求，辽兴宗宗真曾派刘六符等南下议割地、和亲事宜。

但在宋当时的政治气氛之下，宋君主一律婉言拒绝。

本质上，两宋时期的士大夫阶层基本上自恃为文化优越的民族，断然排斥和北方辽、、金等少数民族政权结亲，甚至认为，一旦和这些“夷狄”结亲会被视作“自取羞辱”，比打败仗还没有颜面。

另一方面，在这种礼教文化下培育的女性，也无法担当起“和亲”和结盟的重任。

比起汉代女性自信和果断，任何一个外嫁到北方的宋朝女性中都出不了王昭君、冯夫人之类的巾帼人物。

和亲也就起不到应有的政治效果。

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两宋已失去汉代的民族自信和积极进取：一味自我封闭的结果是失去了了解对手的机会;单纯用经济好处收买、安抚北方少数民族政权而不思进取的结果，就是彻底丧失了战略上的主动地位，最终被动地等待崛起于大漠的草原民族在巧取豪夺之下逼入亡国丧权的悲惨境地。

如果那些强调“华夷之辨”的士大夫知道宋和汉民族最终遭受到被草原民族征服、奴役的命运，司马光们还能在《》中对西汉的和亲政策嗤之以鼻么?还能够对于武帝的强征匈奴的政策斥为穷兵黩武吗? 综合来比较，西汉之强盛，不在于国力，而在于民族精神的雄性和张扬，就连西汉的女性也洋溢着大胆、自由的个性魅力;两宋的柔弱，也就不是由于国力不济，而是整体民族意识的保守和退缩，以至于连士大夫集团都留于文化上孤芳自赏、军事上消极被动、精神上封闭拘束的孱弱和压抑。

所以，象“和亲”这样的寓攻于守、攻防兼备的大战略，也只有在西汉这样开放进取的时代才能取得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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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侯争霸之时的战争，也往往与经济资源的争夺有关，而且往往也依赖于特定战略资源提供经济保障。

古代的先驱，雅典将军地米斯托克利尝言：“谁是大海的主人，迟早也能成为帝国的主宰。

”这是因为，雅典以及同时代的希腊诸城邦，多半地域狭窄，在本土缺少大片的粮食产区(希腊本土多半以种植葡萄、橄榄一类经济作物为主)，粮食供应仰仗于海外殖民点或商业船队的供应。

而东方的兵家则强调：“以灭贼之要，在于积谷。

”毕竟，东方世界有大片大片的平原及河谷地区，适于产粮，所以必须要让军队自行携带大量补给，如果不方便补给，就要以战养战，当然不可避免的要让军队成为一个大号劫匪团队，如《兵法》所言，“故智将务食于敌，食敌一钟，当吾二十钟;忌杆一石，当吾二十石。

”而且，在，无论希腊世界还是华夏世界的争霸，最后的胜利者都是可以据险自守而且还有一定农业资源的政权(希腊世界的斯巴达与马其顿，华夏世界的西周与秦俱是如此)。

但尽管如此，其他经济来源所能产出的资金，或者是对于一个政权而言十分重要的战略资源，也往往会成为促成战争的重要因素或战争补给的资金来源。

在古代社会，特别是在物资商品化供给不及地中海世界的古代东方华夏世界，情况更是如此。

以下我就对古典华夏世界的一些重要资源的争夺战分而述之。

1 盐业资源 人类与其他动物在食性上的一大不同，就是人类会通过专门获得盐类结晶产物的形式摄取盐分。

然而，丰沛的盐业资源，在广袤的大陆上并非随处可见，需要依赖于沿海地区煮盐，或内陆地区盐矿、盐湖及盐井的供给。

由于盐业资源在内陆地区稀缺，也促成了后来令地方“贤良文学”与中央“大夫”的“盐铁官营之争”。

虽然这一论争以中央官营派的获胜告终，但中央对于民间人士控制重要战略资源的警惕性，也可见一斑。

有关盐的战争，我首先要论述的，并非是东方靠近海滨的燕、齐、越诸国，而是地处内陆的巴蜀地区。

蜀人的先君蚕丛，有“纵目”之特征，三星堆出土的古代蜀人面具，也有对“纵目”这一相貌的夸张描述，所谓“纵目”，即是由于饮食缺碘所造成的一种眼部向外突出的甲亢症状。

这疾病背后的原因是，当时的蜀人政权尚处在岷山山区当中，此地虽有岩盐资源，但是古人煮盐，往往只是用当地的岩石和土壤熬制而成，这样熬制出的盐，自然不会像湖盐、海盐一般具有足够的碘成分，所以甲亢也就成了当时蜀地的一种流行病。

也许，对于外来资源(包括盐)的渴求，也是蜀人与其他西土政权(如早期西周)结盟或对外战争的一大因素吧。

譬如，在秦国哀公-孝公这段内部不稳定的时期，蜀人就先后与秦人争夺褒斜道与陈仓道的交汇要点南郑(今陕西汉中市)，并且在最后还占了上风，直到最后，才被秦人利用了苴国封君与蜀国中央的矛盾，同时新开了由关中中部直达汉中的金牛道，一举夺回了南郑并且更进一步，消灭了巴蜀二国。

在此之前，巴国还曾经一度成为了蜀国的盟友，所以蜀人可以仰仗巫溪一带质量更高的盐井补给盐业，在巴蜀联合的时代，甚至蜀人还途径巴地，沿着长江一举深入内部的兹方劫掠一番，害得楚国人在长江边上筑了一座捍关以抵御巴蜀联盟。

而最后巴蜀的灭亡，也与二国后来走向敌对，被秦国加以利用有关。

图：蜀人之“纵目”面具 此外，起初巴人所获得的巫溪一带盐井，也是在与秦、楚瓜分庸国以后得到的。

在此之前，巴人(此时的姬国与楚国同在襄阳-邓州一带地区，并未西迁)也与楚人在襄阳附近地区展开过一系列争夺战。

可能也是为了争夺巫山地区盐业资源的对外输出通道吧，毕竟在那时，华夏世界的诸侯邦国，还都是一片片居民点的集合，远没有形成领土国家。

盐业资源也为、乃至内陆拥有盐湖的晋国走向了强国道路，提出了“官山海”的国家控制战略产业策略，使得齐国收入颇丰。

燕国自秦开东征(公元前300年前后)以后，也获得了获利颇丰的辽东滨海盐场(在今辽宁盖州一带)。

这也为后来燕国能在五国伐齐战争中横扫齐国提供了有力保障。

图：沈阳市燕国名将秦开雕像 对盐业资源利用的政治性，在春秋时期还曾经引发过一次争议，即晋景公时期有关迁都的争议，一代霸主晋国在那时候准备迁都，毕竟那时晋国都城绛城附近发生了山崩，此乃大凶之兆，而且等旧贵族势力在绛城附近地区盘根错节，让公室十分为难。

于是一批人便主张迁到运城盐湖附近的郇瑕氏之地，认为此地“沃饶而近盐，国利君乐，不可失也”。

但强烈反对，认为郇瑕氏之地土薄水浅，很容易让人生病，心情郁郁不快，不如新田(今山西侯马一带)，“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浍以流其恶”。

足见卫生条件的重要性还要胜过对盐业资源的仰赖。

此外，韩厥还认为：“国饶，则民骄佚，近宝，公室乃贫，不可谓乐。

”足见丰厚的财源也会损耗人的意志，致使骄傲情绪难制，这也不利于国家的发展。

最后晋国人还是采纳了韩厥的意见，并且在新田建立了新都“新绛”，晋国也在都于新绛的悼公-平公时代，走向了霸业的巅峰。

而事实上，在献公时代“假途伐虢”，也是一是为了夺取关中通往中原的要道(伐虢)，二也是为了保护盐湖侧翼的安全(灭虞)。

后来以后，晋国霸业的主要继承者魏国，却把都城定在了盐湖附近的安邑，这一是为了获得财源，二也是为了文侯时代的西进关中战略。

但同时为了维持魏国的哑铃形版图，魏国文侯、武侯两代君主还往往往来于安邑、邺城之间，魏国哑铃的中轴，却是太行八陉当中最为险峻，有“羊肠坂”之称的白陉，不知坐在马车里颠簸于山路中时，也是否感到了自家霸业不如原来三晋一统时的霸业稳固?也正是出于地缘政治原因，一死，韩赵两国甚至一度动了瓜分魏国的念头。

总而言之，盐这种战略产业，能为霸业奠定财政根基，但若把控不好，也会使得事业难得万全。

2 铜、锡资源 青铜这种铜-锡合金在先秦时代被广泛应用，这也自然使得铜、锡两种金属矿产成为了重要战略资源。

毕竟，《左传》当中，刘康公有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这两件事务，也都要仰仗于青铜所铸造的礼器与兵器。

在三十年(前642年)，楚成赐给郑国郑文公一批铜料，但是，客人走了以后，楚成王却连忙派使者提出了一个要求：那就是希望郑文公拿到这些铜器以后，不要用来造兵器，而是要用来造别的东西。

后来郑文公回国以后，也真的拿这些铜料铸了一口铜钟。

可见那个年代人们对战略性资源应用的警惕性。

此外，西周时代的南国也屡屡遭到周王室征伐，周天子所求，也是湖北的铜矿资源，为此周厉王还不惜下令，对“铜路”上不服周天子的鄂国“勿遗寿幼”，制造了一起大屠杀，在那个时候一度称王的楚君，还被这一暴行吓得去除了自己的王号。

西周时所设置的“汉阳诸姬”这一系列诸侯，也是为了防止楚人跨过汉水，夺取铜绿山的铜业资源。

楚国自文王以后，在南方主要用兵也是分两个方向，西侧击巴国，东侧击随、唐、厉这类周天子用来监视楚国的“汉阳诸姬”，保护了铜路侧翼的安全。

可以说，楚国的崛起，与控制盐路和铜路都大有干系。

青铜既然是铜-锡合金，那么控制锡的资源，自然也万分重要，我国江西省是锡的主要产区，但江西在整个先秦时代都没有涌出过什么有名头的邦国，少数的记载也是有关于楚、越二国对此地的争夺。

大约也是因为当地土著居民一贯，谁来都做买卖，所以锡矿资源才没引起太多争端吧。

3 铁矿资源 我国历史上的冶铁技术，大约是通过河西道从中亚传来的，最早的人工冶铁产品(依靠铁矿石而不依赖陨铁)产生于西周后期，在最早的时候，贵族们甚至觉得这种金属这么锋利，这显然是比青铜还金贵啊。

不过随着冶铁技术的进一步东传，当技术碰到丰厚的铁矿资源，情形就大有不同了。

管仲曾对说：“美金以铸剑戟，试诸狗马;恶金以铸组(锄)、夷、斤 (大斧头)，试诸壤土。

”管仲所言的“恶金”，便是铸铁，可见齐国人已经把那个年代质量不高的铸铁应用于制造农具这一方面了(齐国都城临淄附近本身就有大铁矿)。

而且，铁制农具普及以后，平民们就可以去先前“野人”占据或者荒无人烟的地方去开辟新田地了。

过去人们拿着石器，对付各路飞禽走兽都应接不暇，需要躲在城里才能安全，现在有了更多更便宜的铁制工具，区区鸟兽又算得了什么，过去用石锄开垦荒地都有压力，一定要贵族找人花大力气占卜一番，找个吉日，然后再集合一大波人，才敢烧开树林，赶跑野兽，挖坑埋种子，现在随便谁扛着铁斧头铁锄头进山，大半天就可以开垦出一大块地。

这样也造成了私田的大幅度增加，致使“”这种氏族公社制度遗存走向了瓦解，渐渐培养出了一个自耕农阶级，也让华夏世界诸邦国从居民点大集合渐渐演化为了领土国家。

同时也让贵族老爷们动了从穷小子们手里抽税的念头。

最早这么干的，就是东方的(前594年“”)，“贫铁国”秦国则直到前408年才“初祖禾”。

可见技术路径对政策路径的影响。

《孙子·吴问》还记载了对属下农民收税的标准，晋国的六大领主，赵、魏、韩、智、中行、范，他们各自收的税都不同，大体是50%(这大约也是因为晋国坐拥大量铁矿资源，加上几代国君，故而私田极多吧)，赵氏收得最轻，只有44%左右。

所以赵氏治下领主和家臣都很勤俭而人民殷富，所以孙子认为晋国最后会为赵国所有。

虽然在后来的史实中，晋国被韩、赵、魏三家瓜分，而且三分后魏国最强，但赵国仍然是三晋中最长寿的一个。

但是，当时的铸铁含碳量过高，韧度还不及青铜，故而还无法取代青铜的兵器之用。

进入以后，铸钢技术出现，同时工匠们还开始知道利用淬火技术增强铁器的刚度与耐磨性，所以铁器也进入了兵器领域。

譬如战国初年的，虽然战略纵深浅薄，但是仗着拥有宜阳附近的铁山，能打造出极好的弓弩和宝剑，还是赢得了“劲韩”之美誉。

燕国在秦开东征将东胡、箕子朝鲜的势力逐出辽河平原后，不仅获得了农业资源与盐业资源，也获得了今天本溪-鞍山-盖州一带的铁矿矿脉，为燕国的扩张也奠定了基础。

据本人在辽阳市博物馆所见，虽然燕国在襄平所铸青铜货币成色远不及其余地区，但是冶铁设备倒是有很多。

“贫铁国”秦国虽然到了战国后期已经能压得关东六国向秦国称臣，但也深深认识到自身铁器冶炼技术低下和从业人员不足的问题，所以在攻破邯郸以后，不仅掳走了，还把赵国著名的钢铁企业，家族的产业，连人带设备一股脑迁到了蜀地，这次战略产业转移，也成就了后来西汉时“蜀卓氏”这一富户的名声，以及大小姐和凤凰男的爱情故事。

铁的产业兴起虽晚，但是对于军事扩张的动机性和为军事扩张提供资源的方面，这一产业也不亚于青铜。

4 马业资源 马这种资源虽然不像矿产一样依赖于地下供给，但也需要一定的地理环境才能发展起来。

而且这种资源，在汽车走向流行以前，一直重要性很大。

不要忘记周人能带领西土诸侯一举克商，不仅依靠于敌方在征服的过程中实力大损，也依靠于周人与各路“戎狄”做买卖，进口了大量马匹，所以能装备得起驷马战车，远胜于商人的二马战车。

秦国王室虽然最终一统天下，但他们在西周初年的先人，却是一伙因为附和武庚叛乱，而被周人发配到西方负责养马并负责抵御西戎的东夷人，直到时，秦人领袖非子因为其父大骆与西土大族(就是之申后的母国)联姻，加上养马有功，才摆脱了劳改犯身份成为周人之附庸。

吴国得以从一片蛮夷当中脱颖而出，最初也是依靠晋国人派出巫臣传授给吴人中原的车马技术。

此外，曾向大夫司马侯炫耀晋国的优势，有言：“晋有三不殆，其何敌之有?国险而多马，齐、楚多难。

”的确如此，在养马的方面，晋国的确是两周时代的一大土豪，早在西周时代，晋献侯就能一口气埋下105匹马为自己殉葬，后来晋献公准备借道攻打虢国的时候，也用了屈(今山西吉县，介于吕梁山与黄河之间)所产的宝马去打点虞公。

不过在晋平公的时候，司马侯见到了国君的骄纵之气，也回复国君：“恃险与马，不可以为固也。

”他也是看到了晋平公“不修政德”的荒怠之行，事实上，晋国卿家逐渐压倒公室，也在平公时代就隐约埋下了种子。

所以马政与地利虽然大利于晋国，但也不是晋国霸业的全部基础。

综上所述，虽然古代的君子们一再强调“修德”的重要性，但是，如果没有什么重要资源，国人难以自卫，也肯定会像山东半岛上的杞人一样，成天担心天塌下来，更难以建立撼动天下的霸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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